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上海召开

一、反应与传播

距《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仅仅20多年，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就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游荡，一些思想敏锐的清朝外出使节、往来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前去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以及一些东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等，以猎奇的心理和客观的笔触，把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点滴信息带入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关注和兴趣。此后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加以翻译和介绍，例如梁启超、朱执信和孙中山就是维新派和同盟会里研究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家、理论家、革命家的代表。许多近代早期由传教士或洋务企业创办的刊物，也不自觉地刊登了介绍马克思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部分章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渐成风潮，在与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来自欧洲、日本等国的西方社会学说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相互纠缠与斗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激进民主主义者所认识和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那个时期最早接受并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站稳脚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在中国知识界相互激荡、相互吸收以及相互辩诘、相互论争，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且使更多的人清楚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增强了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稍后于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杂志为主要阵地，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社会的出路。由此，他们本身也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的认识。李大钊在1918年11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对各国革命的普遍适应性得到了确认，也在中国被更多的人所认知。1919年5月，李大钊又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而且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就是阶级斗争。他们由此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报道中国劳工生活状况，等等。还有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也投身于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当中，他们相继创办了大批新式刊物，刊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信息和马克思著作的部分章节，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媒介作用。

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较快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工人阶级。他们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引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迅速由一个自为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当时五光十色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意识形态?答案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样的科学认识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主革命的需要，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它是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要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唯一真理。

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比较以后，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和广州等地也分别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聚拢了中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苏联已经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并派代表来到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讨论和指导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

综上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队伍的不断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则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条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相继建立，一批思想进步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组织和干部准备。(www.xing528.com)

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和共产国际、赤色国际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即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和斗争纲领。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贫穷和灾难。按照当时知识分子的说法，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紧迫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不甘心当列强刀俎之肉，不断地奋起自救，与外国列强抗争，与专制主义抗争。在经历了以西方宗教为思想武器的太平天国和以愚昧迷信为精神支柱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以后，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样才能向何处去?传统的迷信和西方的宗教都救不了中国，而西方资本主义的蓝图在中国也行不通。尽管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学说比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要先进得多、高明得多，却依然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一个有很强历史说服力的明证。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各种挽救中国的方案都行不通，那么，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究竟什么理论学说能够成为人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19世纪后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哲学流派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学派也出现了复兴的征兆，这些风行一时的社会思潮固然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或者理论价值，却基本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或者救亡图存的要求。而当时被人们看做新社会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则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在中国知识界异军突起，成为许多人关注的对象。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社会舞台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诞生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过程。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某些国外和港台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从欧洲移植而来的，或者说是所谓“舶来品”，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这个问题在五四前后就已经有人明确提出。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冷静地加以思考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文化传统和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欧洲社会这个基础之上，自然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与地域。那么，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和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特征，与欧洲国家的国情不同、时代不同、具体问题不同，马克思主义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那就必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中国有没有植根的土壤并焕发其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可见这些问题并不只是那些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所关注的，它也不是轻易可以回答的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及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怎样结合的问题。

在早期共产主义者当中，李大钊首先接触到这个问题，并且非常深刻而及时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问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他说: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2]

这一思想认识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种主义要顺应时代、境遇和具体问题，才有其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力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领悟和理解。在李大钊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僵化的名词，而是富有鲜活生命力的、有广泛适应性的理论学说，它完全可以与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面对的具体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应用于所处的实际环境，并进而发动或参与到实际运动之中。这就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理论界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客观而言，这个时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