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52座曝书亭与带经堂

清代康熙年间，有两位名人是以爱书、迷书、读书、藏书而出名的。

一位是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彝尊是明故相朱国祚的曾孙，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明末，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幼而好学又聪慧，十一岁那年，浙西大旱，家贫无粮，但他仍然读书不辍。据说他早年曾参与反清复明大事，失败后为避祸，远走他乡多年。《清史稿》本传称他：“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可见，即使在客游南北之时，他仍在读书钻研学问，真可谓“断碣残碑留意读，尚余秦汉好文章”，在此期间他一直不肯出来应科举试。在家乡以及广东、山西、山东一带以教馆、游幕为生。

朱彝尊一生的转机在五十岁。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最成功的政策之一是能笼络读书人，也即“能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其中最有名的是设立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1678年），发布上谕，决定在正常科举之外另外开设制科，目的在进一步网罗人才，收拾民心，这个科即“博学鸿词科”，也称“己未词科”。他在上谕里说：“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当时内外官员共举荐一百八十六人，陆续到京。次年正式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四十三人。朱彝尊也参加了考试。应试诗的题目是《省耕诗》，朱诗中有“杏花红似火，菖叶小于钗”之句。康熙问：“ 菖叶安得似钗？”阅卷官们也认为“此句不甚佳”。但康熙认为“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将他列为一等录取。说明康熙的目光及见识远远超过那些自以为是的阅卷官。

考中以后，朱彝尊立即被授以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又称南斋，在北京故宫乾清宫的西南，是康熙读书处，在里面当值是替皇帝讲学，有时还要撰写文字，起草诏令，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朱彝尊又入史馆，参与纂修《明史》。朱与其余三位——李因笃、潘耒、严绳孙等本来都没有官职，一下子被选入纂修《明史》，故而他们四人被人们称为“四大布衣”。

朱彝尊嗜书如命，他本是平民，入史馆后结交了京师名流，有机会读到不少秘藏。他生了私心，他见史馆所藏书以及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者，必定借来抄录之。每次进史馆必定带了书童，抄录四方进献之书。这是典型的假公济私，因而被人告发，朱彝尊被弹劾降职。好在那时康熙帝比较开明，未给予重罚。而朱彝尊自己倒很是得意，“私心不悔也”（《曝书亭集》）。当时人也称他的被贬是“美贬”。他曾为自己作“书椟铭”：“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宁可被降职也要求得好书读，朱彝尊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他不但喜爱前代典籍，对同时代人写的好书照样喜欢。有位藏书家钱曾写了一本《读书敏求记》，这是一本目录学著作，共著录了六百三十四种书，专记宋元精妙刻本和抄本，并有作者的考订和评论。朱彝尊在任浙江典试官时，听说了这部书，他求而不得，于是以宴请当地名流为掩护，出重金收买钱氏的书童，叫人连夜抄书，这成了藏书史上有名的佳话。

古人为了防止图书受潮生虫，往往有在夏秋之交晾书的习惯，称为“曝书”。朱彝尊相传早年时曾有“袒腹曝书”的故事。当官以后，经过数十年访求抄录，他的收藏越来越多，归田后他建起了自己的藏书屋称为“曝书亭”、“古书屋”，家藏逾八万卷，这些书凝聚了他的心血，所以他刻了一方图章：“购此书，颇不易，望子孙，勿轻弃”。晚年他搜求图书更勤，在曝书亭里潜心读书做学问。他不但喜欢藏书，而且喜欢刻书校书。有本《鸡窗丛话》笔记，说他“凡刻书，写样本亲自校两遍，刻后校三遍。其《明诗综》刻于晚年，刻后自校两遍。精神不贯，乃分于各家书房中或师或弟子，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他的这种精神连皇帝也感动了，据说康熙皇帝亲赠他“研经博物”四个字，在当时这可算是最高的褒奖了。当然，朱彝尊活到八十一岁，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作，如《经义考》有三百卷，并著有《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另外还编了有名的选本《词综》《明诗综》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产品。(www.xing528.com)

与“曝书亭”主人相映成辉的是清代著名的“神韵”派诗人王士祯。王士祯（1634-1711年），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人多称他为王渔洋。相比朱彝尊，王士祯的道路要顺得多。据说王士祯八九岁时已经很聪敏好学了。有一次他祖父带他一起陪叔祖饮酒，这位叔祖喜欢喝酒，尤工于草书，有草圣张旭的风度。祖父对王士祯念了一句：“醉爱羲之迹”，王士祯应声回答：“狂吟白也诗”。祖父非常高兴，当场赏给孙子一幅名人画的扇面。王士祯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便中了进士，那一年还是顺治当皇帝，到康熙当政时王士祯官至国子监祭酒、刑部尚书，出任《明史》纂修官。王士祯以诗出名，论诗推崇盛唐，创导“神韵”，由于他的地位显赫，俨然是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尽管他官做得很大，但平生志趣在读书作文赋诗研究学问上。他也极爱藏书，搜罗极富，他的书屋称为“池北书库”，时人称他藏书“与曝书亭称盛一时”。对此，他自己一点也不讳言，他自称有“嗜书之癖”，曾说过“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惟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辄借抄其副”。在书摊上遇到好书，往往不惜典衣买回来。他很自负地说：“古称书淫、书癖，未知视予如何？”他在京城里的时候，得到官俸，大多用来购书。有位读书人想去拜谒王士祯，但去了几次也见不到他，就把此事告诉王的老朋友徐乾学。徐告诉这位读书人：“每月十五这一天，你到慈仁寺书摊上去等他，必定能见到他。”后来这个人果然在那里见到了王士祯。著名的剧作家、《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此写过一首诗《燕台杂兴》：“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恩寺里寻。”孔尚任在诗的注解里说：“王渔洋龙门高俊，人不易见，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康熙乙巳（1665年），王士祯从扬州离任时，随身所带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后来从北京辞官回山东老家时，“柴车载书以行”，当时曾请宫廷名画家禹之鼎绘《载书图》以记其事，传为佳话。据说此图传入翁方纲手中，被视为瑰宝。

假如购书纯为藏书，那便没有什么意思。王士祯聚书之余，更喜欢读书，所以他对宋元版图书喜爱的同时，并不轻视明版和当世刻本。每收到一本，他必定仔细阅读加以点校，并且写上题跋，这些题跋写得非常精彩。由于他见多识广，识鉴精到，所以他的许多题跋被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所征引。据说由于王士祯地位高又善鉴别版本，当时的一些书贾要抬高书价，必定对外声称此书经过王渔洋鉴赏。

王士祯地位很高，但他为人倒颇旷达随和，尤其喜欢提携别人，相传蒲松龄文名著于当时，但却屡试不中，只得在家乡做塾师。王士祯闻其名，很欣赏他，曾三次登门拜访蒲松龄。无奈蒲松龄为人耿介不肯与达官贵人交往，所以王士祯吃了三次闭门羹。以一位具有“部长级”身分的高官三次拜访一位穷书生，他的气度可见一斑。后来他听说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但蒲松龄不同意，王士祯托人几次同蒲商量，蒲松龄鉴于王士祯的诚意，就让人把书稿送去请王看，王士祯一夜之间便读完，并略加评语，仍由原人带回，这也可算是高官与布衣之间交往的一段佳话，联系他们的纽带仍然是书。

王士祯的学问和诗名使康熙皇帝对他很看重，据史载，他曾经被召到康熙帝面前试才，虽然考试时表现并不出色，但康熙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赐他“带经堂”三字匾额和一副楹联。“带经”是取《汉书·兒宽传》“带经而锄”之意。兒宽是汉武帝时人，曾受业孔安国。因家贫曾经“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康熙赐“带经堂”，便是褒奖王士祯读书勤奋的意思。王士祯身历顺、康两朝，可谓“身经二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事”。他死后还享有殊荣，据说乾隆皇帝与著名诗人沈德潜论诗，谈到王士祯时大加赞赏，赞他“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便追谥他为“文简”。当然，由于王士祯的地位以及与皇帝的关系，他的诗多点缀太平之作，成就其实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