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琅琅书声

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在讲袁枚《续诗品》时，谈到清代“乾嘉学派”时说：清朝人的学问不得了，清朝读书人最喜欢批评人的一句话是“××人读书少”，连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大家在他们眼里读书还是太少。当时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创作文字和研究是两码事，正像袁枚所说：你有一肚子学问不妨去考据、训诂，何必来写诗文？后来读的书稍微多了一点，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譬如乾嘉史学方面的两位代表人物赵瓯北和钱竹汀，他们的读书经历和读书方法实在是很令人钦佩的。

赵翼（1727-1814年）字云松，又署云崧、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只因他的名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被选入各种教材，所以他的名字也为今天的许多中学生所熟悉。他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乾隆时期三大有名诗人。赵翼自幼聪慧，据说三岁便识字，十二岁便能作文，有一天写了七篇文章，“人皆奇之”。十五岁继承父业在教馆中教书，边教书边钻研诗词古文，“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二年中所著不下五六寸，皆无师之学也”（《瓯北全集年谱》）。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后在军机处任职，进奏文字，多出其手。由于他才华横溢落笔如飞，受到多位大学士的倚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参加会试中式，阅卷大臣大多为军机大臣，难免有偏私，当时朝野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的议论，所以有的大学士劝他不必希望考中状元。但赵翼自视甚高，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高中状元。殿试时评卷只糊名（犹如今日密封考卷，不让阅卷者知道考生姓名），不誊录（誊录是将试卷派人重抄一遍，防止阅卷官认出笔迹）。赵翼担心读卷大臣认出他的笔迹，为避嫌而故意抑置他的试卷，所以他在殿试对策时故意改变字体，用欧阳询字体。结果他的试卷水平超群，也未被识出，阅卷者九人皆公推此卷为第一。按惯例，前十卷要送皇帝亲自披阅定名次。拆封后，乾隆皇帝见赵翼为江南阳湖人，第二卷胡高望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第三卷王杰为陕西韩城人。清朝在本次考试前，历年状元有47人，其中江浙籍占44人，考虑到地域关系乾隆不想再取江浙人，结果将王杰与赵翼的名次对调。这样，他便由“状元”变成了“探花”，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但是“探花”的荣耀也不是寻常读书人所能梦想到的，接下来赵翼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官位虽不高，但却是读书人的荣耀，他一呆就是六年。后来他被派到镇安（治所在今广西德保）任知府，政绩也颇佳。他最后官至贵西兵备道。中年以后他便辞官归里，专以读书著述自娱。

在京期间，对赵翼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结识达官汪由敦。汪是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家里藏书甚富。赵翼入其幕府后，有机会阅读汪的万卷藏书。赵翼读书善于捕捉重点，汪由敦在《瓯北全集》“序”里说他：“尝见其阅前人集，一过则不复省视，然其中真气息、真境地，已无不洞烛底蕴。间出一语评骘，辄如铁铸，覆按之卒无以易也。以是所见愈广，每数日辄获一进境。”

退隐以后，赵翼读书更有味了。乾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经、史、子、集四部各有研究的人才，赵翼的主要兴趣在史。他边读书边做札记，他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说：“闲居无事，翻书度日。……惟历代史书……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廿二史劄记》小引）写成了著名的《廿二史劄记》，这一本书和同时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成为清代考据史学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下了另一本著名的学术考证之作《陔馀丛考》，此书也是他辞官后奉养父母时的著述。本书书名中的“陔（gài） ”，意思是田间的土岗。《诗经·小雅·南陔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养……有其义而亡其辞”，晋代束皙《补亡诗》：“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后来人们把“南陔”“循陔”作为奉养父母的典故。在《陔馀丛考·小引》里作者叙述自己这一段读书写作经历时说：“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循陔时所辑，故名《陔馀丛考》。”可见手不释卷有所得辄写札记是他终身的习惯。

由于赵翼勤奋读书，所以被时人称为“硕学淹贯，通达古今”的大家。对自己辞官归隐，他很满意。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经历时说：“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确实如此，赵翼活到八十多岁，著作等身，一辈子未曾遭遇宦海风波，真是够幸运的了。(www.xing528.com)

另一位是钱大听（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据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记载：钱大听周岁时就会讲话了，祖母拿出书本让他认“玉”“而”二字，换了另一本书，他居然能识得这两个字。盘中杂陈诸物，钱大听只取笔。祖父非常高兴，认为“此儿他日必有文誉”，所以特别宠爱他。这一故事正与贾宝玉抓周时抓女红相反，虽然不免带有一点腐朽的说教味，但看来钱大听从小便聪明总是事实。钱大听五岁开始读经书，十岁开始跟随祖父学八股文和音韵训诂，十五岁成秀才，当时被称为神童，乾隆十九年（1754年）举进士，入仕途，官做到詹事府少詹事（专管太子事务衙门的副长官），后来又出任过河南乡试主考官，广东提督学政。四十八岁那一年，因父丧，休官回乡，定居苏州。从此以后到七十七岁去世，把全副精力用于读书、讲学、著述。先后在著名的钟山书院、娄东书院和紫阳书院里做山长（相当于首席教授、院长之类角色）。清代乾嘉之际，考史之风盛行，钱大听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公认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生专在治学上，结交很广，学问渊博。无论年轻时做官，还是后来退隐，主要的兴趣都在学问上。他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经学家惠栋、戴震、段玉裁，史学家王鸣盛、洪亮吉，文学家方苞、姚鼐，校勘学家顾广圻、黄丕烈等都有交往，甚至和封疆大吏毕沅也有来往，但来往的目的都是为了学术。在经、史、训诂、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各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写下很多著作。当然，他最大的兴趣在治史，据说他读《资治通鉴》诸书，晨夕披览不辞辛劳，对《南史》《北史》等，几乎可以背诵，在阅读中他对各史记载出入、矛盾错误之处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和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作了部分考订。穷年累月，“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廿二史考异》序）。到七十岁时写定了《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所考“二十二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

钱大听的好学渊博在有清一代中也是少见的。人家不愿读或不屑读的书，他都去读。例如他开创了研究元史的风气，由于元代比较特殊，当时学者研究元代的较少。他还把野史、笔记、小说、墓志铭、家传等一些文字材料引入为修史的资料，也开了风气。据说他还努力学习西方的东西，人们称他为学贯中西的鸿儒。所以虽然钱大听埋首蓬窗几十年，却不是一位腐儒。清人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里赞誉他：“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在清代读书人中，得到这样高的评价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除了《廿二史考异》，钱大听还写了许多其他书，最有名的也是一本学术考据名著《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是钱大听书斋名。这个室名取义于荀子《劝学篇》中“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他自比驽马，努力不懈以求成功。“养新录”中的“养新”是什么意思呢？它取自宋代著名学者张载的《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在七十二岁高龄编定此书时，钱大听写了自序。他在自序里面谈到：他年幼时随祖父读书，祖父曾经写了“养新”两个大字挂在书房里，并给钱大听朗诵了张载这首诗，勉励他要温故而知新。几十年来，自己就遵循祖父教诲，读书治学有所得辄笔录，积累既多就仿顾炎武《日知录》体例编定此书。这本书成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与赵翼一样，钱大听对自己一生以书为伴，从官场里退出，很感幸运。晚年他有几句题自己画像的话，很能反映出他的心情：“插架图书，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确实如此，以书生之政治上的幼稚、学术上的痴迷去投入宦海中，难免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去，真正热衷于读史治学的人，如能甘于寂寞，远离官场，也许更能“因拙得安”。近百年历史，殷鉴不远，实在值得后来的读书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