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博学有耻,文行自傲

我们讲到爱国主义时，常常喜欢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许多人并不真正知道它的含义和它的原始出处。这话原出于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两者的区别在于，亡国是易姓改号，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兽食人，人食人”，社会道德沦丧，士大夫无耻，所以“亡天下”比“亡国”更可怕。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的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作用。

顾炎武之所以为后人敬仰，成为中国读书人人格完善的代表，人们心目中的楷模，不仅仅因为他誓不降清，坚决不做清朝之官的骨气，而且因为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他的求学精神令人感动。因此，谈读书当然不能不谈谈顾炎武，他一辈子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后人称他为亭林先生，出身于江南有名的富户。据说他相貌奇特，瞳子中间白而旁边黑，性情耿介，不大与一般人交往，只与同乡人归庄为友。归庄也是一位读书人，当时人们称他俩是“归奇顾怪”。据说，顾炎武小时候便喜欢读书，而且读书很快，正史上说他“读书目十行下”，意思是一目十行。明代灭亡后，他到北方去，一度想进行反清复明的大业。足迹遍及山东、山西，“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孝陵是指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墓，思陵是在北京的明毅宗朱由检之墓。他还在江北淮安、山东章丘等垦过田，在山西做过生意。梁启超说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并不是一个只知读书的呆子。

顾炎武读书与一般士人不一样，一是他求学问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寻求经世济民的方法；二是完全是为了求学问，是一种毕生的兴趣所在。《清史稿·顾炎武传》里说他：“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有两头骡子和二匹马驮着他的书，到了一些险要的关口，便找一些老兵退卒，询问世事掌故、山川地形。假如听到的东西与自己平时所闻不一致了，他便到附近的驿站或茶房里打开书本进行对勘。他还喜欢骑在马鞍上默诵各种经书里的注疏或古诗文。王士祯是清初有名的诗人，名气很大，顾炎武在京城里时，有一次王士祯请顾炎武到家做客。席间，王士祯对顾炎武说：“听说先生博闻强志，请你背一遍古乐府《蝴蝶行》，我才服帖。”因为王士祯知道这篇诗歌没有句读，而且韵脚又杂，没有文理可寻，最不容易背。谁知顾炎武“琅琅背诵，不失一字”，王士祯非常佩服。

顾炎武有两句名言，他认为对自己为人处事要“行己有耻”，而做学问则要“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仅是文章、文辞之文，而是各种道理。他解释说：“士人不先懂得有耻，则是无本之人；如果不是好古而多闻，则是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来讲空虚之学，那么这样的人离开圣人之道越来越远。”为了达到博学于文，他无书不读。读书时，他喜欢摘录，抄录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用梁启超的话来说，顾炎武善于抄书。按一般人的看法，顾炎武天资超人，何必再动笔抄。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里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自己也说十一岁便读《资治通鉴》。但他还是喜欢动笔摘录。为了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从二十六岁开始读书，读了一千多部书，并且抄了大量内容。他认为明代学风不正，他们的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因此“著书不如抄书”。他的名著《日知录》便是日积月累的读书笔记，但是他并不仅仅是抄。在抄录以后他还要进行研究、比对，然后自己下结论。这部书他写了整整三十年，里面涉及内容广博，提到书名无数。有人问他《日知录》又写了几卷，他回答说：“今人纂辑之书，正像今人铸钱币一样。古人从山上采铜来铸钱，今人则买些旧钱称为废铜来充铸。铸出来的钱已经粗劣不堪，而往往又将古人传下来值钱的铜币打碎了，结果是两失。”他说自己一年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仅得到十余条，差不多与到山上去采铜差不多。他把这本书定名为《日知录》也是富有深意的，用的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意思是：每天知道一点不懂的东西，一个月下来不要忘记所学会的东西。这部书一直修改到他临终为止。从来聪明的读书人往往不肯花功夫，而肯花功夫的往往又不够聪明。顾炎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花的却是旁人看起来是很“笨”的功夫，所以他做出了大成绩。

顾炎武读书治学的兴趣极其广泛，对历史掌故、地理、音韵训诂、金石文字都花了极大的功夫，只要我们看看他写了哪些书便可以知道：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肇域志》若干卷，《音学五书》三十八卷，《金石文字》六卷，此外还有其他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的许多书。一般人在某个领域写出一本书已经了不起了，他要在这么多领域里取得成就，说明他一辈子确实做到了“博学于文”。(www.xing528.com)

至于“行己有耻”，他也很了不起。顾炎武为人严肃庄重，有时候近似古板。这种狷介嫉俗的性格使人不敢随便接近他，同时也往往使人忌恨他。他有个家仆陆恩，受人指使，诬告顾炎武与南明小朝廷的鲁王、唐王相通，当时称为“通海”。他把那仆人抓住，投入海中。官府急于追捕顾炎武，有位朋友替他向钱谦益求救，钱此时已是清朝的大官，钱谦益想要顾炎武自称门人后才答应。那朋友知道顾炎武打心底里瞧不起钱谦益，于是私底下冒用顾炎武的名义写了一刺（类似名片一样的帖子）送上。顾炎武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要索还这张刺，钱不肯还。结果，顾炎武立即写出一张大纸，表明自己并没有向钱投刺自称门生，并将这张纸贴到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钱谦益知道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个顾炎武怎么这么性急啊！”顾炎武结果为此闹了一场大官司，几乎送命。

一个人学问大了，名声响了，就会有人来巴结他，朝廷也想罗致他，一则可以表示皇恩浩荡，表示宽容大度，二则可以用顾炎武为榜样笼络天下读书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朝廷中一些权贵邀顾炎武出山，顾炎武吩咐他的门生说：“刀和绳子都在，不要逼迫我早死。”别人拿他没有办法。过了一年，朝廷开了明史馆，准备写明史，负责修史的总裁叶方蔼知道顾炎武的功力，特别向朝廷推荐他。他给叶方蔼回了一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如果你们一定要逼我出来任史官，那么只有以身殉之。”结果清廷里再也没有人去惹他了。顾炎武曾经引用宋代刘挚训诫子孙的话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批评文人无行，顾炎武是完全有资格的。无论哪个朝代，得到朝廷如此礼遇的人是不多见的，不少文人还巴不得有此机会，而顾炎武却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性。当然主要是他的学问渊博、名望极高，假如换一个人，也许清廷会对他不客气。

顾炎武晚年居住在陕西华阴，为什么要住到那里去呢？他认为“秦（陕西）一带人，重视读书人，喜欢经学，能有批评朝政得失的能力，这种风气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而且华阴处在潼关和黄河之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可以守险，不过十里之遥，假若有志于四方，则一出关门，也是极方便。”实际上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期待机会参与反清复明的事业。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王朝的覆灭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颓势并不是像顾炎武这样的仁人志士所能挽回的，他毕竟只是读书人。晚年，也只能在华阴继续读他的书。他的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从小由他抚养教育，后来都考上进士，徐乾学还官做到左都御史、刑部侍郎，他们在家乡昆山买了田造了屋，并致信顾炎武想叫他回家乡，但他无论如何不肯回去。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座不久，他便要回寓所，徐乾学请他等宴席结束后张灯送归，谁知他脸色一变说：“世间惟有淫奔纳贿二者都在晚上，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一句话说得其他人十分尴尬，他当然是借题发挥，看不起席上觥筹交错的那班人。这句话后来成为传颂一时的掌故，不过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不夜城”终年宾朋满座，听起顾炎武这句话来，不免显得十分迂腐可笑，但谁又能否认顾炎武的人格。这些便是顾炎武所谓“行己有耻”的地方。

当然，我们今天谈顾炎武，主要是歌颂他的人格和介绍他的读书，时代进步了，我们不可能再像顾炎武那样去读书了。1928年胡适先生在《治学的方法和材料》一文里评论顾炎武等人的成绩时说：“在中国方面，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部奇书外，都只是一些纸上的学问；从八股到古音的考证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终究还是纸上功夫。西洋学术这几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了。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葛利略（伽利略）、解白勒（哥白尼）、波耳、牛敦（牛顿）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局面。”言下之意顾炎武等学者搞的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这话固然不错，但是试问胡适之先生晚年不是流落海外，搞了那么多样的《水经注》研究，对国计民生又有何用呢？这叫形势比人强。有了宽容，我们也许不会苛求前贤了。而且不管时代如何进步，顾炎武这种高尚人格、不懈的求学精神永远不会随时代过去而失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