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春官落榜的改变

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项脊轩志》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归有光的文笔在明代确实是十分杰出的。可谁知道这位被称为上继唐宋、下开清代的名作家却在科举场上屡遭挫折，差一点与蒲松龄一样，一辈子考不上进士。为了得到进士这一“文凭”，他竟然从三十六岁考到六十岁才如愿以偿。

归有光出生于江苏昆山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然而很不幸，八岁时，他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是个穷书生，但是穷困反使归有光更懂事，他犹如长征一样，开始攻读诗书。他自幼聪敏过人，九岁便能写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便“慨然有志古人”。他虽然学识不错，文章更加优秀，但在科举场上却一直不顺利，二十岁才中秀才，虽然考了第一名，毕竟年龄不小。此后他参加六次乡试，到三十五岁才以第二名中举。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中举”是怎么回事，也许哪一位座主忽然慧眼识英才，读出了归有光文章中的妙处，才看上他。但是此后他又不顺了，从三十六岁起他开始参加会试，三年一次会试，他连续八次都未考中。《明史·归有光传》里说他：“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春官”是礼部的别称，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六十岁的归有光才考取进士。据他自己的估计，这九次考试行程共七万里路，岁月蹭蹬，白头才博得功名。明代画家文徵明有首感怀诗云：“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归有光一心求功名，真成了受困的“神鱼”了。归有光文名满天下，翰林院里的那些大学士也素知其名，然而就是考不中。是他的文章不符合八股要求？想来归有光是科场中老手，不至于不会做合辙的诗文。也许他名声太大，文章又有特色反而给他招来麻烦？也许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盛行，有后台或宗师提拔的人总是容易出人头地。例如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论文章显然不如汤显祖，但他们却考得名次比汤好，而且先录取。其实历代都一样，唐代有行卷、温卷，宋代有请托，明清有通关节，只要是专制社会，特权就不可避免。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考场上的一套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坚守正道，绝不靠开后门挤入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赏识，他为归有光屡试不第而深感惋惜，想帮助他，但归有光坚决不去投老师门下。明穆宗尚未登位时身边有个得宠的宦官，他仰慕归有光之名，让自己的侄子去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来见面，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个宦官权势更大，但归有光仍旧拒绝与之往来。一个读书人耿直而有骨气、敢于不怕冒犯权贵，是要付出代价冒风险的，也许这个代价就是归有光屡试而不中。

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入仕是下层文人的惟一出路，所以归有光虽“八上春官不第”，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科举人仕的念头，这固然由于信念坚定意志坚强或者说功名的诱惑力之大，但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归有光对读书的爱好。不少文章称他“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三十五岁中举时已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类无所不读。他的老师张文毅称赞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这个评价是非同一般的，有这样能力的人必然自视甚高，当然不愿放弃科举。在第一次考进士落第后，他移居嘉定的安亭江上，开始了边读书边准备应试边讲学的生活。他读书讲学，妻子王氏料理家事。归有光专心读书并且讲论文史，四方慕名而来的学子很多，海内文士都称他为“震川先生”。他的文章更是为天下文人喜爱。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里讲到一件事：嘉靖末年，山阴（今浙江绍兴）状元诸大绶官翰林院学士，曾设宴招待同乡徐渭。入夜后很久徐渭才姗姗来迟。诸问他为什么来迟，徐回答说在人家家里避雨，见墙壁上悬挂着归有光的文章，读后感到很好，不忍心离去，故迟到了。诸大绶吩咐手下人立即去把归有光的文章找来，两个人一边读一边评论，直到天亮。诸大绶是状元出身，徐渭是诗书画文章俱佳的才子，又是出名的狂士，要得到这两位的赞赏是很不容易的。可见归有光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当时，昆山的三位才子都各有特点，一位叫俞仲蔚以诗歌出名，另一位叫张子宾以“制艺”（八股文）出名，加上归有光的古文，人称“昆山三绝”。

书读得多了，文章出色了，加上个性耿直，总要对看不上眼的人和事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归有光有位同乡叫王世贞，是当朝的刑部尚书、文坛领袖，是明代著名的“后七子”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文章诗歌理论主张复古，对此归有光很反对，他就写文章批评王世贞的一些观点，并称他为“妄庸巨子”，意思是狂妄而平庸的大人物。归有光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用钱谦益的话来说归有光只是一名“独抱遗经于荒江墟市之间”的“老举子”。对归有光的批评，王世贞当然不服气，他说：“说我‘妄’确实有一点，说我‘庸’，我不同意。”归有光却说：“只因为‘妄’所以才‘庸’，未有‘妄’而不‘庸’的。”当然，王世贞表现得还是很有气度的，照理凭藉他的地位和声势，他完全可以压一下归有光。后来归有光死后，王世贞还为归有光的像写了《归太仆赞》，称他：“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言词中有些后悔，他已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归有光用他的文章与理论使对手服气，而王世贞则表现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雅量。(www.xing528.com)

由于归有光考中的是“三甲”（等于进士中的第三等），所以他不能留在翰林院做官，只能到僻远的浙江长兴当知县，六十三岁那一年被升为顺德通判。他在那里利用通判这一闲职，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并且到民间采访掌故，修成了一部《马政志》，正像杨慎在云南时修地方志一样。中国封建社会一部分恪尽职守的循吏，总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除此之外为端正民风，往往还要拜谒孔庙，倡导办学，而修地方志也是他们热衷的事业之一。

晚年的归有光最得意的一件事是留在北京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这使得他有机会入内阁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各类图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事，归有光常“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烈书之”，如今可以一遂平生之志。然而，也许由于早年艰苦环境，勤奋苦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被病魔所缠绕，六十六岁那一年便去世了。一个为功名奋斗了几十年的读书人，只扬眉吐气了六年。一生精力花费在举业上，真是一个悲剧，如果让他把读书与考试的时间用到创作上，读书研究学问上，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大。然而时移事异，我们当代人又怎么能以今日的眼光去判断古人呢？我们身边不是充满了为文凭而奋斗的青年“举子”吗？对归有光而言通过读书考官是再正当不过的事了，再说他保持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在明代官场腐败、士风颓丧、学风不正的社会现实下，他八次落第而不沮丧；一辈子在做八股文，而为人并不迂腐；有机会可以走捷径却坚决拒绝权贵的笼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中国后来读书人留下了不少优秀的古文。对于这样的读书人，后人除了钦佩外，是不该有更多的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