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读书生活：书声琅琅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同两样东西联系最为紧密：一是八股文；一是文字狱。这两样东西代表了明清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政策：胡萝卜和大棒。这是他们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把刀子，一把是软刀子，用科举制来给知识分子以“出路”，让他们读经书，写八股文，听话的则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另一把是钢刀子，用程朱理学来统治思想，强迫读书人听话，做他们要做的事，稍有不从，便从肉体、精神两方面给予打击，直到毁灭，还要株连九族。

在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朱元璋和擅长弓箭奔马杀伐的清朝统治者如出一辙，或者说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差不多。他们都懂得“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世治宜用文”，征战须用霸道，统治要行王道。在一个政权建立以后，“兴文教，崇经术”，大办学校，是他们必须做的大事。所以明朝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明史·选举志上》）清朝则提出：“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为保江山万代相传，加强思想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免不了的，但在采取高压政策同时，怀柔也是必须的，办学校也是优先考虑之事，因此，明清两代的官学、私学、书院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社会安定的时代，无论穷人、富人，孩子最好的出路仍然如前代一样：读书做官。虽然能做官的概率很小，但从私塾的“三、百、千、千”开始到国子监里读经史子集，读书仍被中国人视为最正当的事。

知识分子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读书做官做帮闲，一是退隐或弃儒就贾，索性去做商人。对大多数文人来说，明清中前期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帮闲的时代”，直到两个朝代灭亡时，才闹到“做帮闲而不得的时代”。读书通经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做官，这是大部分读书人的选择，而退隐或做商人或教书塾则是少部分人的选择。

明清之际对知识分子生活影响最大的自然当数参加科举考试，也即所谓“举业”。科举制发展到明清，形成了严格的三级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子、卯、午、酉年的秋天举行，亦称“秋闱”。因为三年一次，这一年亦称“大比之年”，考中者便成了举人。会试则在“乡试”的翌年，即丑、辰、未、戌年的春天举行，因而也称“春闱”，因为考试地点在京师，由礼部组织的，会试又称“礼闱”，会试考毕合格者，接下来三月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个考试出来，便是进士。俗谓“考状元”，即指这一次考试。清代考试沿袭明代旧制，只是制度更严，方法更完备，科场纪律也更严格。旧时代有句联语称：“好消息几时来？春月桃花秋月桂。实功夫何处下？三更灯火五更鸡。”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读书人千辛万苦为的是金榜题名的一天。

明清之际，进士考是科举的终点，也是踏上仕途的起点。在明清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许多风云人物，大多由进士出身。即使不做官，进士也是一种很高的社会地位，《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曾中进士的可以叫做名士的？”明清科举考主要考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也称“制艺”、“时文”、“八比文”等。题目全出自《四书》《五经》，这一点不同于唐宋。八股文要求考生熟悉儒家经典，还要能阐释其思想，连口气也要模仿圣贤，所谓“代圣贤立言”，行文格式等都有严格规定。试帖诗是按照规定题目及韵脚作诗，题目来源很广，经、史、子、集及前人诗句中都有，考生必须了解诗句出处，写出诗篇，然后沿着这个思路写下去。总之，八股文和试帖诗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明清之际不少读书人一辈子钻在里面，为的是求得功名，将其作敲门砖，不少人为此耗费了大半生光阴。清朝有位叫徐灵胎的在一首《道情》里这样写道：(www.xing528.com)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对于科举制的利弊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但对统治者利用科举笼络知识分子，让低层知识分子有机会参与到政权中来，大多有积极的评价，至少它比魏晋九品中正制进步得多。但科举发展到明清，特别是两个朝代的末年，便显露出了不少弊端，这一点我们读读《儒林外史》便可知道。至于明清之际有人把亡国灭种之责归咎于“八股文”（如顾炎武等），显然不公允，也高估了八股文的作用。从读书人角度看，科举重八股一个最直接的弊端是：“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顾炎武《日知录》），大家不读经史子集只去读八股文选本。但即使在“举人不知欧苏，进士不读《史记》”的情况下，仍有无数读书人在读书，钻研学问。

对于明清之际读书人（尤其清代读书人）热衷功名，后人有不少批评的言辞。但是人终究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明清之际，身处那样的环境，读书人不走读书做官道路又能怎么样呢？朱熹曾经说过，假如孔夫子生在宋代，也要参加考试，谁又能跳出这个樊笼？除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傅山那样大名鼎鼎的文人敢于拒绝清廷的召试，一般人谁敢拒绝？又有几人能拒绝做官的诱惑？处在朱元璋时，你想不出来也难。顾炎武等人假如没有那么大的名声，清廷一定会找个借口治他们的罪。

于是明清之际大多数读书人依然如前代一样，从读《三字经》《神童诗》到《四书》《五经》，做制艺文章，参加科举，走着一条读书做官的正途，书声依旧琅琅。当然，在读书人中，“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傅山，如颜元等等。不过所有读书人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所以一旦踏上宦途以后，不少人选择钻故纸堆的生活，也有选择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有人趁早抽身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当然也有落魄的读书人写小说编戏剧的……于是明清读书人的学问比前代更深了，学问领域更广阔了，同时他们的创造力也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