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许南吴：中国古代学者许衡与吴澄的传世学术

元朝虽然在文教方面不如两宋，但也出了不少名人，尤其南宋的理学传统仍然没有中断。要谈书法绘画，当然要推赵孟頫，但要论读书做学问就要数所谓的“北许南吴”两位。他们两位是可以与宋代第一流学者抗衡的人物。

“北许”是指许衡，出生于北方——河内（今河南沁阳）。实际上他出生时，北方还在金朝统治下。他七岁入学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老师教他读儒家经典，所谓授章句之学，他问老师：“读书为了什么？”老师回答说：“读书当然是为了考功名。”“难道读书仅仅为了这个目的？”他又问。老师感到非常惊奇，就对许衡的父母说：“这个小孩聪明异常，他年必定出人头地，我不适合做他的老师。”辞职不干了，他父母勉力挽留也留不住，像这样换了三次老师。换老师的原因都是因为许衡常常要提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使老师回答不出。许衡生长的年代正逢乱世，他虽然到处流离，但仍然“嗜学不辍”。人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也有一些人跟他读书。有一年许衡去访问学者姚枢，得到了“二程”遗书，回来后就对他的一些门徒说：“我以前教给你们的那些东西太轻率和粗疏了，如果你们要跟从我读书，就要学‘二程’的进学之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丢弃掉，从文字和平时洒扫、应对做人的基本功学起，将来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他还曾经拜赵复为老师，赵复在太极书院主讲，将南方的“朱学”传到北方来，因此许衡同时接受了朱熹的学问还有陆九渊的某些思想，后来他被人称为“朱子之后一人”。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对待汉人是采取歧视政策的，但许衡却是少数几位得到重用的特例，原因在于他的学识与名望。重用他，有利于元朝的统治，也可以通过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后，许衡出任中书左丞，并且数度为国子学祭酒（国家大学的校长），参与制定元朝的官制、朝廷礼仪，修定《授时历》等重要文献。史书说因为有了他的参与，元朝统治者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政策，书院在元朝大大发展，民风也大为转变。

许衡读书做人时时以朱熹为榜样，自律很严，据《元史》本传里记载：有一次许衡路过河阳，又热又渴，众人见到道边有梨树，争着摘来吃，只有许衡端坐不动。别人劝他：“世道混乱，梨树无主，只管吃没关系。”他说：“梨树无主，但我的心有主。”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能热心帮助后学。据说元代著名诗人虞集初到京城大都（今北京）时，成了许衡的门客，虞集总是喜欢午后外出，去会晤自己的好朋友，许衡总是找不到他，觉得这样频繁出游对虞集的学业功名不利，便留下了一张字条：“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谁知，虞集归来见到条子，当即就在条子下面写道：“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一个说：你夜夜出游，看来不可改正毛病了。一个答道：你时时来打扰，真是一点不怕烦啊。两句话成为一副幽默的对联。但是许衡对虞集的才学个性十分欣赏，就竭力向朝廷推荐他为官，后来虞集成为皇帝的经学顾问，不久升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假如没有许衡的举荐，虞集不可能有这么幸运。

许衡虽然当了元朝的大官，但他的志向仍然在宣传儒家的一套学说，他的热情在关心教化。他曾经亲自去祭祀孔子，学生们都称他为“鲁斋先生”。这位鲁斋先生经常对人说：“纲常不可亡于天下，假如在上位者不能够胜任维护纲常的责任，那么居下位者应当勉力去做。”在读书治学上他服膺朱熹，但并不排斥陆九渊的一套。正是由于他的缘故，元朝后来举行科举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而这直接影响了明清的考试。据说许衡病重时，拄着拐杖走到门边，说：“我的心总在怦怦地跳，看来不行了”，然后闭目养神了好长一段时间，睁开眼睛时忽然背诵起朱熹的一首诗：“睡起林风萧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凉池馆。”唱罢，就去世了。一位久享盛名的学者，居然在临终前还要念一念他心爱的诗，可见他对朱熹是何等的敬重。(www.xing528.com)

“南吴”是指元代另一位大学者吴澄。吴澄是抚州崇仁（今江西祟仁）人，当然属于南方人。据《元史》本传载：吴澄五岁时便酷爱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每天要听私塾老师讲解千余言，母亲心疼他，担心他过于劳累，就控制灯油不许他多读书，他常常等到母亲睡了以后，再起来燃起蜡烛来看书背书。这种读书的劲头完全是出于本身的乐趣，如今社会常见独生子女在父母逼迫之下，埋头做习题，苦不堪言，弄得孩子常常阳奉阴违，握着书本心不在焉，不知读些什么，真令人感叹。

吴澄这种读书的劲头和习惯一直保持终身。后来年稍长，他到江西抚州的临汝书院读书，并拜著名学者程若庸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他在《送临汝书院山长黄孟安序》里回忆当年读书的景况：“余昔游处其中，有宿儒揭领于上，有时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谈道义论文章者彬彬也。昼之来集者如市，夜之留止者如家。”在宋元之际，天下纷乱不堪，士人失学，黎民受难之际，天下竟然有一类似世外桃源的读书之处，而且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志同道合，真是难得的好事。宋末时他曾应试中过举，到元朝时，他本不想出仕，因此决心以讲学来发展他的事业，实现他继承发扬宋代儒学的理想。由于他热心讲学，培养了不少弟子，名声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藏再也由不得自己了。元初有个叫程巨夫的汉族大官奉了忽必烈之命到江南求贤，就是要让一些宋室遗民中有学问有威望的人出来任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尊重儒家，重视儒家文化的作用，这也是忽必烈的基本国策，当时被推荐的人不少，最有名的便是书画家赵孟頫、吴澄等人。胡萝卜加大棒，这是任何一个朝代聪明的统治者所用的两把“刀子”，只有秦始皇一类暴君才不懂得这一点。程巨夫曾是吴澄的同门，所以他不得不出山。他一共四次入京，担任过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集贤院直学士、经筵讲官等，为时都不长。从这些官职，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关于文教方面的官，所谓“官止于师儒，职止于文学”。一旦有了机会，他便辞官归乡里，所以他一生大半时间居住在乡间，以讲学著述为务，保持了一位学者的清廉，做他本分内的事。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假如不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是对学术有真正的爱好，很容易陷入官场。历代都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文人一旦被任高职，便忘乎所以，丢掉了“书”这个根，或助纣为虐；或假高蹈，像明代的陈继儒那样，号称隐逸，实际是“翩翩云中一只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干些招摇撞骗的勾当，名也要，利也要，惟有不要真正的学术，更不谈气节，无论谁当权都可以左右逢源。所以像吴澄放着高官不当，一心讲学真是不容易的，而且他的讲学可不像如今有高额的出场费，著述也没有巨额的版税，当然也无被“盗版”之虞。但是他的著作如《五经纂言》《草庐精语》《道德经注》《三礼考注》等却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影响。他自己曾造了数间草屋，由老友程巨夫亲笔题写了“草庐”两字作匾额，“草庐”的本义即是一介布衣所居住的茅屋，这既表示了他的志向，也使他的弟子们明白老师的用意。后来学者都称他为“草庐先生”。

吴澄一辈子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元史》本传里称他在国子监任教官时，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就要燃起蜡炬来授业，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居所。如果这时有学者接踵而来，他也不厌烦，循循善诱，多方开导，直到深夜，一年四季都如此。正是由于先生有这种精神，才使他的学生对他十分尊重。元初著名诗人虞集出身名门，心气很高，一般人都不在他眼中，但是他从十五岁跟从吴澄学习，直到二十五岁，时间长达十年。可见吴澄对他的影响极大，如果不是吴澄的道德文章感动了他，虞集这样的学生是不容易留住的。后来虞集也像他的老师那样喜欢读书，热心在书院里讲学。

“北许南吴”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是由于有了他俩以及他们的一些门徒，才使元代的学术文化不至于变成空白，才使元代的儒家文化有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