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41元代的读书工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程”是报刊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之一：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菜篮子工程，这是带有时代特征的词，因为如今是和平建设年代，就像过去常用“战斗”“战役”“夺取……胜利”一样。但当有人提出“读书工程”时，我感到有些不解，因为读书纯粹是个人的事，读书要思考，要日积月累，个人读书不一定有统一教材、统一进度，如果要称工程必定要赶速度、抢时间。对个人而言，难免出“豆腐渣工程”，当前报刊经常披露的学术不规范、名人博导剽窃等，也许同赶速度抢时间的“读书”方式有关。

然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倒确确实实有将读书作为一种“工程”建设看待的。而且这个“工程”出现在文教事业并不发达的元代，它是由一个名叫程端礼的理学家制定的，名叫《读书分年日程》，也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元史》上称之为“读书工程”。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称读书计划为“工程”的。

程端礼是何许人？他是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与著名的王应麟是同乡人，生于1271年，卒于1345年，字敬叔，他的先世情况已不太清楚，根据黄溍为他所作的墓志铭来看，其祖上是由鄱阳迁到鄞县来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为官。据《元史》本传载：程端礼“幼聪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青年时代求学的情况已不易查考，似乎未进过正规的学校，如太学、国子学之类。在出仕前，最有名的事便是跟着当时著名学者史蒙卿学习，史氏是朱熹学问的继承者和发扬提倡者。也许正是继承了朱熹严格的学风，所以程端礼学风也严谨。他当过学官，当然奠定他在教育史上地位的是他做过信州稼轩书院和建康江东书院的山长，这是他一生最辉煌时期。正是在江东书院期间他写下了论学著作《读书分年日程》。

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学生制定这个《读书分年日程》呢？首先，南宋以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官学腐败，师道不立，学校制度不完备，学校失教。这些当然同统治者的政策有关，但同知识分子本身也有关系。由于官学不振，一些知识分子就热衷于创办和发展书院，所以元代虽然教育不很景气，但书院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元人吴尚友有篇文章《回澜书院记》里描写当时一些书院读书风气说：“萃生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订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不少书院都请一些硕儒名师为山长，亲自讲学直接教授生徒，而学生们仰慕大师之名，不远千里，以入门墙为荣。所以当时书院里读书讲学的学术气氛倒颇浓。为了在书院里倡导一种务实的学风，程端礼觉得有必要制定一整套系统的读书计划供人们使用。其次，他在书院以及任学官时发现许多学校和有些塾师和家长，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参加科举考试，一味要孩子学文背文，模仿应试文章，忽视基础知识的积累。结果造成了“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局面。他认为对一个学校而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让学生学有目标方法，教师教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登堂入室，最后学生能够做到读书明理、参加科举考试两不误。

《读书分年日程》有些什么东西呢？它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总纲，遵照朱熹制定的目标：“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然后具体规定了一整套私塾的教学程序和计划。所谓“分年”，先将青少年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八岁前为启蒙教学阶段；八到十五岁为上学阶段；十五到二十三四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所谓“日程”是指每日每周的具体读书学习计划。这个“日程”制定得非常具体而周密，它将每天分为早、晚和白天三个单元；将数日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日为一周，其中三天读经书，一天练字作文；读史每五日为一周，其中三天读史，两天温习经、传、注；读文每六日为一周，其中三天看文，两天温习经、传、注，一日温习史；作业十日为一周，九天读书，一日作文。这样一周周循环往复，每读一书，按单元、日、周一一登记，逐项检查。

八岁以前的启蒙阶段，其学习内容主要是读理学家程逢原改编的《性理字训》。程端礼将此书称为“医家脉诀，最便于初学”。所以要求学生用此书替代世俗常用的《蒙求》《千字文》，每天读《字训》三五段，另外辅以朱熹的《童子须知》。这些训练目的是为儿童今后上学作好准备。“通经必先识字”是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之一，程端礼要求学生读《字训》，目的正是通过早期教育多识字。

八岁入学以后到十五岁为小学教育。先由老师教学生读朱熹的《小学》，然后再读“四书”及《孝经》。读书的先后顺序按朱熹的计划：“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些书读好以后，再依次读“六经”和《春秋》三传。程端礼以及当时宋元间学者都认为只有将这些儒家经典读熟，才能掌握其精髓，做人才有根本。(www.xing528.com)

十五岁以后的成人阶段，在学校里进行读书，首先让学生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所谓“成人”阶段，按朱熹的说法，此时读书须要求学生达到穷理、养心、力行、泛应、节礼、和乐这六项标准。程端礼认为，“成人”是学生的“志学之年”，要以学道、学圣作为自己做人治学的志向。在具体日程安排上，程端礼要求学生不断地抄读、复习各经书以达到“温故而知新”。成人阶段读书的面扩大了，要求读史书，如《资治通鉴》，同时参读《通鉴纲目》，还要参读《史记》《汉书》《唐书》《唐鉴》等史书，学文的则要读韩愈的文章及《楚辞》。

二十岁以后为专力学文阶段，由于书读多了，基础扎实了，要求学生集中两三年时间学做文章，同时作科举应试文章，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读书而不去应举，则一切都成为空话。程端礼认为有了前两个阶段扎扎实实的读书功夫，此时学作文，无论写古文还是写应试文章都比较容易了。程端礼引用史蒙卿的话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

程氏的《读书分年日程》有个根本指导思想——朱熹提出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这个日程比起历来强调读书要“博”“约”结合等要具体得多。程端礼除制定各年级计划外，还注意每天的教学进度。他设计了五种表格：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习字演文日程。学生每人准备一本簿子，每天注明当日各门功课学习进度，次日交老师审阅。教师则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加以考查，然后奖勤罚懒。“日程”不但规定了识字读经、读史、读文这样一个系统大计划，而且十分强调循序渐进的原则，它用朱熹的话为纲：“以二书言之，通一书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以字句言之，须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以进度言之，“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总体要求点滴积累、逐步深化。在读书方法上强调读、背、写字、作文互相结合，要求各个环节达到“烂熟”的地步。

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从总体上看，在各方面已超过前人制定的教学计划，比起朱熹的要细密深刻得多，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极大。尤其从语文教学法角度看，它有许多做法不但总结了中国人的读书经验，而且符合现代西方教育心理学规律。它是宋元之际理学家在教育上成功的典范。因此，这个日程一出现便受到了欢迎，它的影响远不止私塾，如元代官学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给都邑学校。它还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官学和私学，甚至许多书院也将此书作为教材。清代有名学者、教育家陆陇其还将它特别刊行，以广流传。因此，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可视为元、明、清三代学校教育中一个影响巨大的教育文件。

当然，在今天看起来，程端礼的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统治人的‘第一等人’”（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第18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它是以“宣扬理学思想为宗旨，以闭门穷经为手段，以读书做官为号召”（同上书），有它消极一面。然而它注重读书基本功训练，把读、背、写字、作文贯穿于教学全过程，注重文史结合，大处着眼、细处着手的读书方法，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