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40《三字经》和《困学纪闻》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凡是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这几句话出自《三字经》。《三字经》对中国人来说，它太有名了，以至真可以用得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两个形容词。它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从宋代至今，不少人小时候读过，终身不忘。《三字经》一共仅千余字，却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被人誉为“千古一奇书”，它可以用三百字概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帝王兴废。有人称之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意思是一本可以随身携带的历史教科书。在旧时代，《三字经》是人人必读的蒙学课本。但是要说起是谁首先编撰了这一种教材，却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相传《三字经》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所编撰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字经》是另一位学者区适子所写。这里谈谈王应麟。

王应麟是宋元之际著名的儒家学者、经学家和考据学家。记得当年大学老师对我们说，中国历史上以博洽著称的人不少，“其中有几位你们要记住，宋代的王应麟，明代的杨慎、焦竑，以及清代的纪晓岚，这些人的学问不得了，此外陶宗仪也不错。”老师讲到他们时不禁露出赞叹的神色，他还添了一句：“可惜世上人只知道诗人、文学家却不知道学者，包括你们这些大学生也只知李杜、苏黄，而不大晓得中国文人中，学问淹博的往往是学者。”当时我们都笑了，而且也明白老师的言外之意。

王应麟确实是个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据史书记载：他九岁通“六经”，跟从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学生王埜学习，后来考中进士，又考上博学鸿词科——专选学问渊博、擅长文章之士的考试。官做到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等职。然而多读书且又敢于直言之士，往往不见容于权贵，王应麟也不例外，他为人正直敢言，也喜欢提拔忠良之士。例如宋理宗宝祐四年，皇帝亲临集英殿主持殿试，命王应麟任覆考官，皇帝要把排第七名的一份试卷放到第一名，王应麟详细读了试卷，对皇帝称贺说：“这一份试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我敢于为天下士人祝贺皇上将此人列为状元。”所谓“古谊如龟鉴”是指文章表现出来古风明明白白，这位状元就是著名的文天祥。可见“心有忠义”也是“一点通”的，所以说起来王应麟还是文天祥的“座主”。但是后来王应麟得罪了权臣丁大全、贾似道，最终仍被罢斥。然而，“失于此，则得于彼”，他索性辞官回乡，一位真正有学问的人，辞官不怕没事干，只有“不学有术”的贪官污吏，才害怕丢了乌纱帽，即刻门前冷落车马稀。学者自有那万卷诗书相伴。王应麟对当时学术界空疏固陋学风非常不满，他发愤要研究古今典章制度之学，继承了吕祖谦扎实的学风，他一头埋在书斋中。《宋元学案》的作者全祖望称赞他：“不主一说，不名一家，而实集诸儒之大成”，“独得吕学之大成”。这就是说他不固守某一家学说，也不自称为哪一家哪一派，对经史百家、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各方面知识无所不究，非常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尤其长于考证之学。写成了被后人称为宋代著名的四种笔记之一《困学纪闻》，并编写了大型的工具书——类书《玉海》。特别是《困学纪闻》一书得到了后世很高的评价，清代著名学者纪昀主持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这本书共有二十卷，实际是他读书札记考证文章的汇编，内容包括经、史、天文地理、诗文及各种记闻杂志。简直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困学”一词便很有意思，“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有位著名特级教师沈衡仲先生便写过两本《知困录》，也是取“读书、教学、知不足知困而后能自反自强”的意思。王应麟在该书卷首叙述自己求学经历时说：“幼承义方，晚遇艰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正是有了这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他才能够写下此书。除这本书以外，他还写了二十多种著作，六百多卷，除了《困学纪闻》一书外，还有《玉堂类稿》《诗考》《诗地理考》《汉书·艺文志考》《通鉴答问》《词学指南》等。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人写书完全用毛笔，必须一字一字写出来，而且不像如今的电脑可以保存和调整，他一辈子花了多少功夫？他是何等的勤奋！

那么他为什么要去编写《三字经》一类的小儿科读物呢？打个比喻，他写的那些著作就类似今日大学非常专门的学问，你能设想陈寅恪、钱钟书先生来编我们的小学课本吗？就是一般的大学里那些“博导”们也不大愿意去编小儿科式的教科书。当然如今教科书是由国家主持编写的，大学教授不可自作主张，也是原因之一。但是编蒙学书不上大学者眼目也是事实。而王应麟则不同，他属于宋代“浙东学派”的一位继承者，这个学派反对宋代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强调事功，强调学问要能经世致用。这个学派有位代表人物叶適就说过：“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这四点很能表达他们一派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假如读书做学问不能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点实事，那么文章再好，学问再深又有什么用呢？可能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应麟才有兴趣、而且是兴趣盎然地参与编写蒙学教材的事。据《宋史·艺文志》著录，他还编写过《蒙训》四十四卷，《小学讽咏》四卷，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两部书我们早已见不到了。但另外两书还是传下来了，这两书是《姓氏急就篇》《小学绀珠》，两书一直流传到清末。他还为著名的蒙学读物《急就篇》作过补注。这大概也是宋代一些大学问家们想通过教育来改变民风的一种努力。朱熹、吕祖谦等人都编过类似的蒙学教材。蒙学教材中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中除千字文外都出于宋元之际，《神童诗》也大约在此时问世，可见此时有一种大学问家编蒙学课本的好风气，其中王应麟实在功不可没。(www.xing528.com)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人们，除专门学者之外，很少有人去读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其他著作，而《三字经》却成为家喻户晓的一本书，历代都受到重视，如明朝的学者吕坤就把《三字经》当作增广见闻的一种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民国时重新考订《三字经》，他在“题辞”中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一种蒙学教材得到后世如此重视，这真是王应麟始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大部分青少年并不知道王应麟，但看来《三字经》还会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