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鹅湖寺会里的另一主角——陆九渊,他出生在江西金溪,字子静,因曾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世称象山先生。传说他是齐宣王的后人,到他六世祖时才迁到金溪。父亲叫陆贺。陆家有几代人同住的传统,全家百余口人住在一起,吃“大锅饭”,这一大家族几代都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家风。陆贺有六个儿子,个个都有成就,而且越是年龄小的越是名声大。弟兄六人名字中间都带有一个“九”字,老大名九思,依次为九叙、九皋、九韵、九龄、九渊。兄弟中以九龄、九渊最有名。九龄考中进士后,一生未做大官,以教授学生为主,是个教育家。除长兄外,其余五人均从事教育。
陆九渊从小很聪敏,据说四岁时便常常问他父亲一些怪问题。例如:“天地哪里才有个尽头?”他父亲笑而不答,其实也是回答不出。九渊八岁时读《论语·学而》篇,他就提出疑问,觉得被称为孔子门徒的有子的一些话不符合圣道。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家中的杰出人物,他们被看作是孔孟儒家的正宗嫡传。有一次他听到别人在背诵程颐的一些话,他又说:“怎么程伊川的话和孔孟的话不一样?”西方有哲学家说:“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陆九渊从小便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他有质疑精神,从不盲从。十一岁那年随五兄九龄在疏山寺读书,身边只带了一部《论语》,他把孔子的话和他门人的话分别抄录出来,互相比较。十三岁那一年,有一次读古书读到“宇宙”两个字,里面的注解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忽然彻悟了:原来宇宙是无穷的,人与天地万物都存于无穷之中,于是提笔写下两行大字:“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从这些记载看,陆九渊读书方法与朱熹确实不一样,他比较喜欢思考问题,强调内心的明白,有点像禅宗中的“顿悟”,尽管他不承认。十六岁开始读三国、六朝史,见到历史上常有一些民族侵扰汉族的事,加上他常听长辈谈论“靖康之耻”,所以非常愤慨。于是他剪去指甲,学习弓马之类的武功,准备日后有机会随时投笔从戎,恢复中原。实际上,他从年轻时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报国的雄心壮志,他决不甘心于仅仅做一名文弱书生。为此他作过一首《大人》诗,在诗里面说:“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宜。”可见他原本并不想做一介书生,而欲像当年班超那样为国建功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从他经历看出,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他与几位哥哥一起读书,讨论古学,对于应举做官并不热心。但是毕竟环境决定人,在宋代那样的社会里,一个聪明的读书人岂可不去应举。家长、兄长们、亲戚们会来劝告你,这种压力犹如当今的高中生考大学要承受的压力差不多。于是,他二十四岁那年参加乡举,考了个第四名。直到十年以后,他三十四岁才登上进士第,取得最高学位。这一则可能是机会不好,另一则也许他志不在当官。他在京城与一些理学家交往,也有很多人慕他的名,跟他学习,其中最有名的是杨简,被称为“陆学”的第一传人、“陆氏功臣”。
乡试不久,他就回到了家乡金溪,开始讲学。他的讲学与朱熹不同,他不立学规,强调学生发明本性,犹如今日所说要学生有自觉性。据说他的学生容仪庄重。而且他善于推测学生的心理,常常讲到学生心里去,会使人“愧汗浃背”,说明他重视开导学生。三十七岁那一年他应吕祖谦邀请,与朱熹在鹅湖寺相会。这次相会便构成中国哲学史、教育史上光辉的一章。四十三岁那一年,朱熹在南康军(在今江西)做官。朱熹邀请陆九渊到庐山白鹿洞书院作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经过鹅湖寺相会,虽然朱熹受到了陆九渊的批评,心中也未必同意对方的批评,但他对陆九渊留下好印象。所以这次讲座时,朱熹自始至终坐在下面旁听。据史书记载,那次朱熹听得深为感动,当时天气比较冷,而朱熹竟然出汗了,还要拿扇子扇。讲座结束后,朱熹还请陆九渊把讲义写出来,最后还将它刻在石碑上。由此可见古时候学者重道义而轻个人成见。
陆九渊当官的时间并不长,考中进士以后当过两次县主簿,这是掌管文书图籍的闲职。四十四岁那一年他当过一次国子正,在国子监里讲《春秋》。四十八岁那一年他又回到家乡。第二年他登上贵溪应天山,在一个废弃的寺庙里建起了“精舍”(相当于书院),因为在家乡附近的象山上,所以称为“象山精舍”,并自号为象山先生。在这个精舍中,他讲了五年学,并且与学生一起在邻近开垦了数百亩荒地,师生们一面躬耕,一面讲习。他有个学生这样描述他们读书的快乐景象:“平居或观书,或诵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半农半读真是其乐也融融。
宋光宗绍熙二年,朝廷派陆九渊到荆门去担任官职,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三岁了。本来他想一人赴任,后来听说金人有南侵的意图,他决定携家眷同行,表示不惜以家殉国的决心。在临行前他把精舍中讲学的事托付给弟子傅子云。后来他在荆门修城墙,减利税,整顿吏治,易风移俗与民共同劳动,把他平生读书所学到的一切用到实际中去,当地民风、吏风为之一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循吏。五十四岁死在任上。据史书记载:陆九渊去世时,“吏民哭奠,充塞衢道”。朱熹闻讯,在家里设置灵位,并率领自己的弟子去哭奠。等到灵柩运归故里时,弟子门人奔哭会葬的将近千人。宋代理学家中有不少为官清廉而且有政绩的人,陆九渊就是其中之一。(www.xing528.com)
与朱熹相比,陆九渊在从政方面机会不如朱熹。他不喜欢著书,遗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讲学的魅力决不减朱子。有人劝他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意思是:儒家经典的“六经”都是我行动的根据,我的行动都是为“六经”作的注解。所以他公开宣称:“学习假如真正得到真谛的话,六经都可以成为自己行动的根据。”虽然他著书不多,但读书并不少,而且在循序渐进,最后达到“博”上,他与朱熹的看法并不矛盾。只是在如何达到“博”上,两人的看法不同。朱熹主张人应当先苦读达于“博”,然后归于“约”,而陆九渊则主张先要“发明本心”,并且从小处、容易处入手,然后再去博览。他把这种功夫称为“简易功夫,可久可大。”而批评朱熹的那一套是一种“支离”“陆沉”的路线。朱熹要人读书如“攻城拔寨”,不达目的不罢休,而陆九渊则批评朱熹的一套是教人“强探力索”,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还引用一位学者的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读书的看法:“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他主张读书应当取一种优游宽裕,安详恬静的态度,平平淡淡心情,细心玩味,不可太草率,功利目的不可太强,日积月累,自然有涣然冰释的一天。
从朱熹到陆九渊,我们可以看到理学家们读书的态度与方法。再看看前面谈到的苏东坡和黄庭坚等文学家,他们之间的读书态度与方法,不完全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宋代人读书之风气,他们读书之热情,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套用一句习语称之为“流派纷呈,精彩百出”也不过分。而且他们各自的做法都对后代文人产生了不少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陆九渊与朱熹两人在学术上是劲敌,在如何读书做学问上的许多看法迥然相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在讲台上互相攻辩,在生活中互相交往结成友谊。尤其朱熹他能邀请自己的劲敌登上自己书院的讲台,放下架子听讲,而且将对方的讲义刻到石头上,他可谓有“海纳百川”的境界。这使后世一些所谓学者们互相攻讦、党同伐异、视异端如洪水猛兽、学术上不能打倒对方竟至于作人身攻击等等,显得何等的渺小。
读书治学首先要服膺真理,而不要预先有个成见横于胸中,才能读出味来,才能与朋友一起和论敌辩出个道理来,这便是南宋鹅湖寺会给后代读书人留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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