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读书：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见解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在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学术争论。辩论的双方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一方是朱熹，一方是陆九渊。讨论的主题是：人应该怎样读书治学。这场辩论，双方坦诚相见，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像现在有些所谓的学术会议，“邀些不三不四之闲人，说些不痛不痒之废话，花些不明不白之冤钱”（钱钟书语）。鹅湖寺会议经历了十余日。

那么为什么会举行这一次朱陆相会，又是谁促成其事呢？原来，南宋的理学分为三派：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吕祖谦的吕学，其中主要是朱陆两家，吕学则取两家之长而折中之。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应当通过观察外界事物来启发内心的知识，读书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则主张“明心”，“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心即是理，不必多做读书穷理功夫。淳熙二年四月间吕祖谦访问朱熹后回家，朱熹将他送到信州铅山的鹅湖寺。吕突发奇想，把陆九渊与他哥哥陆九龄请来相会，与朱熹一起讨论治学方法不是很好吗？结果就有了这一历史上有名的“鹅湖寺会”。吕祖谦原意要调解矛盾，谁知双方见面后争论激烈。朱熹认为“陆之教人太简”，讽刺陆的一套像“禅宗”；而陆氏兄弟则认为“朱之教人为支离”，是“簸弄经语以自傅益”，反而把学生的思想搞糊涂了。陆氏兄弟还写了诗讥讽朱熹，其中陆九渊有句诗说：“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不大高兴。据后来陆九渊自夸，朱熹与吕祖谦分别提出了几十条不同于陆的论据，被他逐条驳倒，但两人在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后来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时还请陆九渊来讲学。

实际上，两人对治学方法的不同看法，与两个人不同的经历与秉性有关。

朱熹的博学和认真在南宋是出了名的，他被称为二程的正宗嫡传。据《宋史》本传记载，他从小就很聪颖，有一次他父亲指着天空对他说：“这是天。”朱熹立刻问：“天上面是什么？”他父亲非常惊奇，当然也非常高兴，就教他读《孝经》，读了第一遍，朱熹便在上面题了六个字：“不若是，非人也。”据说有一次，他和一群小孩在沙滩上嬉玩，别人都在互相追逐，只有他一人呆呆地坐在沙滩上用手指画，别人一看，画的竟是《易经》中的八卦图。他发愤读书，十九岁那年考中进士，后来就任地方小官。三十一岁那一年拜一位叫李侗的先生为师，李侗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有了这样一位老师，他在儒家经典的学习方面更加刻苦勤奋了。李侗收了这个弟子后，非常满意，逢人就夸朱熹：“人极颖悟，力行可畏。”意思是人非常聪明，又能严于自律做事认真。大凡聪明人往往不肯用功，而用功者又往往性灵不够，朱熹兼有两者之长，自然使他老师感到后生可畏。

在朱熹以后几十年生活中，他读书，写书，边做官，边讲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学问家和教育家。在读书方面，最出名的是他的“读书法”，这是由宋人张洪和齐熙摘录朱熹的话而编成的一本书，书名叫《朱子读书法》，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对这六个方面，朱熹分别用形象的语言作过解释，例如第一条，“居敬持志”就是要求读书人要精神专一，注意集中，不可三心二意。他说：“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凭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这完全是要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而就只有专心才有效果这一点而言，这话是对的。他喜欢以打仗用兵来比喻读书，例如他解释什么叫“着紧用力”时说：“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读书如战阵厮杀，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无二，莫更回头始得。”后来清代曾国藩曾将读书比喻为“攻城掠地”“攻城拔寨”，想来一定受到他的影响。这样的比喻不免使人有些害怕，而朱熹自己倒是身体力行的，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的是他论“读书要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官场上发生什么事，不管自己遇到了什么灾难事，都能坚持读书治学，读书写作，为古人经典集注。最有名的当然是《四书章句集注》，他把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各种注解搜集起来进行比较鉴别，然后加上自己的看法写成这部书，而此书后来成为明清读书人的必备经典，科举考试的题目大多出自《四书》。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可以讨论，而朱熹的初衷以及他治学的劲头，着实让后人钦佩。他还写了一本《近思录》，专门搜集古代圣贤以及当代诸贤论学的话，作为给自己学生读的教材，至于他的门人编写的《朱子语类》，更集中反映了他治学的范围和思想，对后代影响极大。其他还有《楚辞集注》《朱子大全》等。

朱熹不但自己读书著书，而且热心教育事业。五十岁那一年，他访问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奏请皇帝恢复书院。他还亲自制定学规，这份学规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文件。六十五岁那一年他在潭州任官，还修复湖南的岳麓书院。白天治理政务，晚上就到书院与学生一起讲学，交流学问。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我在这里讲课的时候少，实践的时候多。事事需要你们自己去体会，自己去琢磨，道理由你们自己去究索。我只是一个引路的人，做一个证明的人，有疑难时，大家一起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界讨论学习应该“以学生为主”还是“以教师为主”时，早在宋代甚至孔子时期已有圣贤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朱熹热衷于读书以及到书院讲学，除以上提到三处外，浙江黄岩九峰书院、缙云独峰书院、福建的武夷山紫阳书院和武夷宫、福建的考亭书院、南平延平书院、庐山白鹿洞、湖南衡阳石鼓书院、城南书院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为小学生（蒙学）编写了教材《童蒙须知》、《小学》，这两部书在明清时期成为流行天下的小学课本。(www.xing528.com)

当然，朱熹严于律己，对学生也很严格，有时近乎刻板。他的学生黄榦描绘他“其色庄，其言厉，其行饰而恭，其坐端而直……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迭次颠沛未尝须臾离也。”例如他提倡“格物致知”，不愿意将现成的答案告诉学生。有个叫胡季随的学生跟朱熹谈《孟子》，有一次朱熹问他《孟子》里有句话“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一句应当怎么解释，胡回答了几次都未答对。朱熹批评他读书“卤莽不思”，弄得这位胡季随冥思苦索好几天，因此而生了病，朱熹才解释给他听。陆九渊后来知道这件事，他笑着说：“早知如此何不早一点给他讲解一下。”由此也可见朱熹对学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朱熹就是这样一位认真刻苦、踏实甚至有些刻板的读书人，在旁人看来不免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却边读书边教学，乐而忘忧，乐而忘倦。六十五岁那一年，早年仰慕他的宋宁宗当了皇帝，请他入宫担任“焕章阁侍讲”的职务，给皇帝讲《大学》，他趁机对国家大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谁知就此得罪了权臣韩侂胄。仅当了四十六天侍讲，便被罢免了。两年以后，韩侂胄一派人攻击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为伪道学，与朱熹交往的一批士大夫为“逆党”，并且奏请皇帝，公布了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姓名，严禁讲学。从此后，他的那一些弟子其中有骨气、有品行的人表面上离开他，实际上仍与他保持关系，而那些操守不定的人则投奔其他人门下。世态炎凉、人情变故使人齿冷，但是朱熹却仍然读书讲学如故。真正的学者是不怕权势的，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一样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明代魏忠贤气焰嚣张时，曾有无耻小人为他立生祠，并叫人参拜，嘉定有个叫李流芳的书画家坚决不肯拜，他认为“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这便叫文人的骨气。朱熹的书被禁也是“一时事”，不禁才是“千古事”。朱熹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他七十一岁死的时候，来自四方的弟子朋友有上千人，尽管此前朝廷中一班奸党诬蔑“朱熹的伪徒乘送葬伪师的机会，图谋不轨”，并派人加以特别监视。那时，陆游也写过一篇短文祭朱熹说：“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表示了自己对朱熹的敬重。

朱熹作为一名教育家、学问家，在历史上地位很高，他是少数几位被后人称为“子”的学者。福建尤溪县城郊南村公山之麓南溪书院内还有他的“观书第”。这里原是朱熹的旧居，里面有个“活水亭”，亭前有“半亩方塘”，相传朱熹写成的名篇《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写于此地。朱熹后裔因而在塘边建造了“观书第”以为纪念，“观书第”后来被毁坏了。1990年他的后裔台胞朱希屏等捐资重建了此第。

朱熹一生名号甚多，都与读书有关，居崇安时，在他厅上写了榜书“紫阳书堂”，故世称“朱紫阳”；又曾经在建阳的云谷建草堂，称“晦庵”，自称“云谷老人”。晚年又在建阳考亭筑室，称“沧洲精舍”，自称“沧洲病叟”，又号“遁翁”。考亭是他讲学之地，所以他的学派又称“考亭学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为人、学问、读书精神像活水一样悠悠不断地流淌在后人的记忆里，还将继续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