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的反考诗赋倾向

北宋英宗到神宗年间，朝廷就科举考试考什么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方主张考经史策论而不要考诗赋，另一方则认为专考策论而罢诗赋对考生来说是不公正的。争论的一方是司马光、王安石，另一方是欧阳修、苏轼。两方的理由都很充足。从治平元年（1064年）直到元祐四年（1089年），正式从法令上分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种，这是一种妥协。

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政治上的死对头、老冤家，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却有相同的立场呢？有的教育史家认为“司马光与欧阳修的争论实际上代表南北不同地域集团之争”。因为江南人士擅长诗赋，而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不善为文辞。但是，王安石呢？他是江西人，他也很善于写诗赋，所以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不全对。我认为，一个人的某种主张往往同个人的经历有关，同个人的爱好习惯有关。实际上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所以在考试内容上要重经义罢诗赋，同他们早年的读书经历有关，同他们的爱好有关。

先说说司马光。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史》本传里说他：“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正史写正面人物，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从小爱读史书，这同他后来负责撰写《资治通鉴》是有直接关系的。俗话说“第一口奶最重要”，少年时候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会影响人的一辈子。其实，司马光小时候并不是一名神童。南宋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记》里这样说：司马光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人，在家塾中听老师讲课后，其他众兄弟都已背诵复习完毕后去游玩了，只有他还在闭门苦读，“独下帷绝编，迨能背讽，乃止。”据说他曾用圆木做枕头，名为“警枕”。读书犯困时，枕着它睡觉，身体稍有翻动，圆木便会滚落，自己便可从梦中惊醒重新再读，有时用冷水洗面以清醒头脑。司马光成名后，对他的子弟讲读书之法：“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吕祖谦是北宋吕公著的后裔，吕公著在元祐时也为相，曾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最后谥号为正献。因此吕氏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可见，“勤能补拙”，即使对司马光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适用的。

司马光是以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面孔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主要以文章和《资治通鉴》出名。至少如今人们很少读到他的诗，可见他兴趣主要不在诗上。这多少同他的读书经历和个性有关。他个性喜欢朴素而“不喜华靡”，也许在读书时便对那种他认为“华而不实”的诗赋没有什么兴趣，宋代的一些理学家如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乃至后来的朱熹、陆九渊都有这种倾向。司马光在写给自己儿子司马康的家书《训俭示康》里谈到：我家本是寒族，世代以清白家风相传。所以我本性不喜欢华靡。小时候，家里大人如给我穿漂亮的新衣服，我必定怕难为情而不肯穿。二十岁那一年考中进士，按照习惯，凡新科进士都由皇帝赐宴，叫“闻喜宴”，也称“琼林宴”，皇帝要赐簪花，其他人都戴了，只有我不喜欢。同时考中的人对我说“皇帝恩赐不可推辞”，于是勉强簪了一枝花。皇帝赐“大红花”，又是金榜题名，常人受宠若惊还来不及，但他却根本就不想簪花。由此可见，他确实非常讨厌那种豪华奢侈的东西。

司马光曾有一“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联语广为人们传诵，明人程登洁编的《幼学琼林》里有两句是这样写的：“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司马光之自信；运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论兵。”一文一武，说明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事无不可对人言”多少有些夸张，但司马光为人坦荡、清廉，且不近女色（封建文人很少能做到）是出名的。苏轼在朝廷上，敢于同任何大臣开玩笑，常常弄得别人下不了台，惟独不敢戏谑司马光。“书有未曾经我读”确是实情，而且也许这便是司马光惟一的爱好了，像所有的文官一样，司马光也有个读书堂，里面置文史万卷，晨夕披阅。这些书经历数十年皆新，“若未经手触者”。这是什么原因，原来他十分珍惜图书。他曾经告诫儿子：“商贾藏货财，读书人家只有书，应当知道爱惜。”他说自己每年要选晴好日子晒书，每次看书一定要使几案净洁，用毡子铺好台面，然后读书。如果有时候坐轿子看书，就用方板托起来，从来不让书页沾上手里的汗渍。每看完一页用右手大拇指沾一点盐轻轻揭过，所以纸不会霉烂。他说和尚道士还知爱惜书本，我们儒家子弟反不如他们？这样的读书，在林语堂先生看来未免太缺少一点趣味，但我们不能要求一位极为自律的宰相，会点上一支烟，泡上一杯咖啡，两脚搁在书桌上，悠然地读闲书。况且自律成了习惯，他也不觉得苦。读书有味不但可以身忘老，心无忧，甚至还可以对旁边的女子视而不见。宋人周煇《清波杂志》里记了这样一件事：司马光未生儿子时，他夫人为他买了一个妾，有一天这位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趁闲进入司马光的书房，希望司马光能看她一眼。谁知道，司马光只管自己读书，连一眼也不看她。这个女子想搭讪，拿了一本书问司马光：“中丞大人，这是什么书？”谁知司马光拱手严肃地对她说：“这是《尚书》”。实际上，尚书是官名。女子知道司马光不高兴，只得快快而退。这种事在一些潇洒风流的文人看来又是太没趣味了，但是作为宰相之才的司马光秉性如此。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退居洛阳，一心著《资治通鉴》，他与理学家邵雍交往很深，可见他对学问家的尊重，也比较喜欢理性的东西。由此可推导他读书的兴趣也更多在经史。

对于如何才能读好书，司马光也有深刻的见解。他对人说：学者读书，很少有能从第一卷读到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往往读不完。我用心比较专一，还担心如此。所以要专心读一本书，放到桌子上，这一本不读完，誓不读其他书。现代词学大师夏承焘曾经说：“案头的书要少，心头的书要多”，差不多与司马光是同一个意思。

再来说说王安石。王安石因为变法失败，人们对他的政绩从来是毁誉参半。林语堂《苏东坡传》里写到王安石时带有偏见。但后人对王安石的为人和文章大多比较赞赏。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史》本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的朋友曾巩拿了他的文章去见欧阳修，欧阳修非常赏识，到处为他说好话。据说，欧阳修有一次宴客，让客人赋诗咏一幅《虎图》，当时王安石也在座。其他人还未落笔，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欧阳修读其诗后，叹赏不已。(www.xing528.com)

按王安石对诗歌的爱好以及对诗赋的熟悉，照理他是不应该在科举考试问题上反对诗赋的。推想起来，他唱反调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他的考试经历有关。据宋人王铚的《默记》一书记载，王安石考进士时本来是中状元的，谁知道他的赋中有个别句子令皇帝不满意，所以殿试时被调到第四名，原来第四名的杨寘被擢为状元。王安石对这件事的反应如何，史无记载。但按常理想起来，他一定心怀不满，由此也可能引起他对诗赋过分要求词句的修饰产生反感。也许他觉得做官应当有所作为，不应把精力放到空疏无用的东西上。二是同他的个人志向和秉性有关。应该说王安石的雄心很大，决不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诗人。据说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曾有诗句赞扬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在他人看来，这个评价真是荣耀之至，谁知王安石并不领情，还以为欧阳修并不真正知道他。所以他答以“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以孟子自期，而把欧阳修当作韩愈，实在狂得可以，也直率得使人赞叹。他酷爱读书，对生活小节却一点也不注意，他刚中进士任官职后，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每天只睡一会儿，甚至来不及洗漱就急急忙忙上官府办公事，以致上司韩琦怀疑他夜晚外出放荡去了，就教训他：“年轻人不要放弃读书，不可自暴自弃。”弄得他很不高兴，私底下对人说：“韩公不是了解我的人。”后来韩琦了解了后，非常看重王安石。苏洵在《辨奸论》里攻击王安石矫情作伪，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一贯不注意修饰自己，也不追求享受，更不敛财。据说有一次包公宴请同僚赏牡丹，连司马光也喝一杯酒，他就是不肯喝；蔡襄精于品茶，而王安石随便放一些茶叶在水里便觉得味道很好；有人发现王安石吃饭时总是把獐脯吃尽，而不吃其他菜，就传说开来。他夫人让人换另一盘菜放在他近处，结果他只吃近处的菜而不再吃獐脯。做宰相时，一次约亲戚萧氏的儿子吃饭，席间没有果蔬，只有简单的饭菜，这个年轻人不快，不吃其他东西，只吃了烧饼的中间部分，王安石就把剩余的部分吃了，弄得萧氏之子很惭愧。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到：王安石不修边幅，同僚韩维等人说他一年之间不换新衣了，就约他洗澡，等洗完了，他穿上新衣，也不问一问衣服从哪里来的。与他同属新派的吕惠卿说王安石脸上有黑斑，可以用一种叫芫荽的植物洗去。他说：“我天生是个黑炭团，芫荽又能拿我怎么样！”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弄得别人都笑起来。

他就是这样一个率直的人，所以他一定对种种繁文缛节感到头疼。他又是一个性急的人，办事雷厉风行，作诗作文往往下笔一蹴而就。

关于王安石在政务之外如何读书的，历史上记载不多，但他饱读经史那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赠外孙》诗说：“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有几件事可以看出他一定是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一、他为了统一思想有助于改革，亲自主持编撰训释三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和《周礼》，并将它定为天下士子必定学习的教材，虽然这套书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仍证明王安石对经义的熟悉。晚年退休在金陵时，写有《字说》，虽多穿凿附会之处，但至少也说明他对文字训诂类“小学”的熟悉。二、他喜爱作诗，集前人句，知识非常渊博。据说苏东坡《咏雪》诗有两句“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其中“玉楼”“银海”二词是道家用语，当时没有人能说出它们的出处。后来王安石读到这两句时说：“道家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苏轼说：“只有王安石知道出处。”因此对他非常叹服。至于他勉力改诗、改词、作文的故事是非常多的。例如宋代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作的《桂枝香》词有三十余首，苏东坡一首也看不上眼，惟有读了王安石那一首后非常叹服，说：“此老乃野狐精也”。苏东坡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不合，但对王安石为人和诗文还是非常赞赏的，以苏轼那样的高才，要使他佩服，还真不容易哪！

我想也许正是由于王安石会作诗，深知作诗文之甘苦，而使他觉得做官之人不该把太多时间花在诗文修饰上，而应以道德、文章、经济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在《上神宗皇帝言事疏》中说：“课试之文，非博颂强学穷日之工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光竟然殊途同归，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