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师尊重：程门立雪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我知道宋代的一批理学家，大多为治世之良臣或循吏，学问之专门家，他们尤以严格的自律、刻苦的读书治学成为后人的楷模。他们在道德、文章两方面，往往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至于他们的理论为统治者所用，成为统治者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则要另当别论了。

譬如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他以一篇《爱莲说》成为当今中学生以上读书人皆知的人物，世称“濂溪先生”，正史上赞扬他“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他的政绩就非常突出，尤以善于断案著称。他任南安（在今江西）军司理参军时，有一名囚犯罪不当死，但是，当时的转运使（府州以上行政长官）王逵要杀他。王是有名的酷吏，其他人不敢争，只有周敦颐与他争辩，王不听，周敦颐说：“像这样还当官干什么，杀人以讨好上司，我不干了。”准备辞官，王逵也被感动了，结果那名囚犯被免死。这真有一点“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风骨，为了一名死囚，为了维护法律，宁可辞官，这种精神在今天也是少见的。后来他每到一个治所都留下良好的政绩，黄庭坚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当然，他最出名的还是教学与写作。他与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是朋友，程珦深知易子而教的道理，亲自把儿子交给他。

再来说说张载。张载与二程是亲戚，论辈分还比二程大一辈，世称“横渠先生”。年轻时喜欢谈兵，十八岁那一年去拜谒范仲淹，范仲淹感到张载是能成大器的人，对他说：“儒家读书人自有名教可以学习，何必要学兵！”并给他一本《中庸》让他读。回去以后他刻苦读完《中庸》，感到不满足，又找来佛教和道家的书，穷年累月，最后感到还是儒家的经典有道理。后来他给人家讲《易》，听他课的人很多。有一天二程来拜访他，谈起《易》，他感到二程比他更懂《易》，于是自己不讲了，请他的学生都去听二程的《易》。考中进士以后，他做过一个阶段地方官。后来回到朝中待命时，因病辞官，当朝廷又要召他出来做官时，他又推辞，一心读书著述。《宋史》本传里说他“移病屏居南山，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生活极其简朴，敝衣素食，与自己的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追求学习圣人。他写过许多书，有《东铭》、《西铭》、《正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堪称崇高的目标，为宋以后读书人奉为最高原则。张载自己喜欢读书研究学问，而且留下了许多关于读书方法的议论。最有名的是关于“读书有疑”的论点，他说：“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须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这个思想后来到朱熹、陆九渊手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人读书的传统理论之一。

当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二程”：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世称“大程子”、“小程子”。大程被后世尊为“明道先生”，小程被尊为“伊川先生”。他们是河南人。大程考中进士，官做得很出色，有政绩，而且为人正直。王安石当宰相时，准备变法，朝中有很多人反对。有一次程颢被邀请到中堂议事，王安石正在发怒，对反对者加以抨击。程颢慢慢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一家之事，可以由几个人说了算，希望你心平气和听听别人的意见。”王安石被说得不好意思。小程子却没什么功名。十八岁时已胸罗万卷，游太学时，正遇到胡瑗（著名教育家、经学家）在讲学。胡在考问学生们：《论语》中谈到的颜子喜爱什么学问？程颐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呈上，胡瑗见到文章后，非常惊异，特请他单独见面。以后几十年间屡有大臣推荐他出来任职，都被他婉辞，连司马光等人对他也十分推重，要他做国子监的教授，他也坚决推辞。直到五十多岁才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负责校勘图书，后来又到崇政殿为皇帝讲论文史。

程颢，特别是程颐，除了一小部分时间做官外，其余时间都花在读书讲学上，他们有很多弟子。兄弟两人关系非常好，但在治学和性格上却各不相同。大程子比较和气，《宋儒学案》里这样形容他：“先生资禀过人而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而写小程子则相反：“先生容貌庄严，虽上前亦不少假借。”该书的附录上还说，大程子有时还与人开开玩笑，而小程子则完全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坐间无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他们两人只相差一岁，年少时曾在汉州一个僧寺借宿，进寺门后，大程子从右边走，小程子从左边走，家里的随从都跟着大程子走。可见两人性格，哥哥平易，兄弟谨严。也许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两兄弟的风格之异：有一次兄弟两人同赴一宴；程颐见到席间有一妓女，便拂袖而起。而程颢则照样喝酒畅谈，实在潇洒了一番。第二天哥哥去弟弟处，弟弟脸上还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责怪哥哥不该与妓女一起喝酒。谁知程颢对程颐说：“昨天我喝酒时，旁边有女子我心中却无女子，今天我们身旁无女子，你的心中却还有。”着实幽了兄弟一默。

程颐对待自己的哥哥尚且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便有了“程门立雪”这一段传颂至今的佳话。《宋史·杨时传》载：宋代学者杨时、游酢二人原来是拜程颢为师的，程颢去世时，他们都已四十来岁，而且都已是进士，然而他们感到学问不如程颐，要拜小程子为师。他们两人来到程家时，正遇到老先生在闭目养神，坐着打瞌睡。明知有两位客人来了，老先生却依旧端坐，不言不动。他们两人恭恭敬敬侍立，一声不吭。这样等了老半天，程颐忽然睁开眼睛假装吃惊的样子，说道：“啊！你们两位还在这里啊。”由此可见，其实他是知道的，那天正是冬季，不知何时已开始下起雪来，待两人出门，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深。与程颐相反，程颢待人却一团和气，有位朱公掞的由汝州见程颢回来后对人说：“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酢从程颢处回来后对人也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月而来。”大程如果与门人讨论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会说：“大家再商量讨论”，而小程则会说：“不是这样的”。(www.xing528.com)

以程颐这样的性格自然会得罪人，所以和苏轼那样潇洒之人碰到一起自然会发生冲突。宋哲宗时，程颐在崇政殿为皇帝讲论文史时，对朝中各类事都要褒贬，当时苏轼在翰林院，程、苏门下之士互相标榜自己的老师，于是分有洛、蜀二党，互相攻击。有位谏议大夫上书弹劾程颐，称他为“五鬼之魁”，弄得他只得去国子监教书。他不高兴想请求退休，有位叫董敦逸的又说他有牢骚怨恨，所以要提出退休。最后，程颐被贬到涪州，结果可想而知，连他的那一班学生也受到牵连，他的学说被人弹劾成“邪说”“惑众”。

在我们后人看起来，总是比较喜欢程颢这样的人，而程颐显得太古板，缺乏一点人情味。这一点，程颢就知道得很清楚，他曾经这样说过：“将来能使人懂得尊师从道的是我的弟弟，但如要讲到培养后学、随各人特点教育学生，则我是不会输给弟弟的。”然而，一名学者要赢得那么多同时代人的尊重总有他的道理；像杨时、游酢等都非等闲之辈，如不是程颐在学问与人品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他们是决不会“程门立雪”的。况且，能与苏东坡那样的饱学之士抗衡的，天下会有几人？当年的社会不像现在可以由舆论“炒作”“包装”，优劣全靠口碑。史书上称赞程颐“书无所不读”，“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所以他不喜欢苏东坡，一则性情使然，一则他是以孔孟的要求去衡量别人。程颐有一段话，大约可以透出他的内心信息。他说：“如今天下农夫严寒酷暑之时要耕作，才使我们读书人有饭吃；天下各种工人造了器皿，才使我们有用的东西；天下的战士，披坚执锐守护边疆，我们得以安定。而假如我们无功泽及人，徒然浪费岁月，不啻是天地间的一个虫。所以惟有认真补缀、编辑圣人的遗书，差不多还可以看作是做出的小小的补偿。”假如今日的读书人，心中常常想想这些话，也许不至于搞得铜臭满身；或者读了几本书，编纂了几本小册子，便自我膨胀，不知自己有多少分量了。颜之推称之“轻慢同列，凌忽长者”，“以学自损，不如无学。”

在有关读书方法的论说方面，程颐留下的东西要比程颢多。例如“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学者先要会疑”。他还提倡要“思”——“人思如涌泉，汲之愈新”；穷理有多种方法——“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然”等等。

宋代理学家中还有几位如邵雍、杨时、谢良佐等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值得说的还很多。当社会形成一种风气时，人们便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宋代重视文化，理学家们自然成为人们的模范。至于读书人变痴变呆，像清代颜元嘲讽宋儒：“袖手无事谈性心，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情况，确实在一部分读书人中存在。但那是理学家中的末流，任何学问一旦发展到极点，就会出现谬误，那是怨不得程朱等人的。当然，利用程朱理学控制人们思想，尤其抑制人欲，以顺乎什么“天理”，程颐等人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这也是不必讳言的，至于明清乃至近代以理学杀人那则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