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读大学本科时，一次上“古代文论”课，一位老教授向我们介绍“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气，他说：“清代人学问不得了，清初顾炎武是一个；后来的乾嘉学派更不得了，如戴震、钱大听、高邮王氏父子等，在他们的眼中，韩愈、欧阳修、苏东坡读书不多，学问没有他们好。”当时我心中颇不以为然，至今仍不以为然。我想也许情况确如老师所说的那样，孜孜矻矻地皓首穷经的清代一批朴学家们读的书很多很多，但是“白发死章句”又有什么用呢？唐代的李善可算书读得很多了，但是他除了能注解《文选》外，少有创作，至今还被人称为“书簏”——两脚书橱虽然精神可嘉毕竟自己的东西太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如晋代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齐时陆澄读《易》三年不解文义，硬写什么《宋书》，结果当然写不成，被人称为“两脚书橱”；宋代张大中号称“黑漆书橱”……这些人大多博闻强志而不善运用，今人大多不知道了。而欧阳修、苏轼则不同，一篇《醉翁亭记》、一篇《赤壁赋》足以敌万卷书，至今仍为妇孺皆知的名篇。所以关键仍在如何读书、用书，而不在徒然炫耀“博览”。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有谁不知道欧阳修与苏轼的大名呢？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对老师的训导表示异议，老师不过是在教育我们要尽可能地博览群书，但读书只知“獭祭”实在用处也不太大。这是我至今仍坚持的一种看法。
欧阳修在宋代的地位是显赫的，他文章之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有名的。他的文章之妙当然得益于他的读书。晚年，他在《归田录》里谈到：宋初大臣、西昆体著名代表人物钱惟演虽然出生于富贵之家（他是吴越王钱俶之子），但喜欢读书而没有其他嗜好。在洛阳时曾对部下说自己：坐着就读经史，躺着就读小说传奇，上厕所就读各种曲子与词。欧阳修还谈到有位叫宋绶的大官在国史院时，每次上厕所必定“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广远近”。当他谈到自己时不免有些得意，他说，我平生所写的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这一段精彩的记述成为书林佳话，一直流传到今天，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
读书作文竟到了“三上”的境界，则不仅有“好之”更“乐之”使然，其实，欧阳修对读书作文的爱好也同他早年读书形成的习惯有关。他后人所写的《欧阳公事迹》和《宋史》本传里谈到，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家里很穷，是自己的母亲亲自教他读书。买不起笔墨纸砚，就“以荻（芦苇秆）画地”，教他识字写字。但他天资聪颖过人，对古书尤其喜欢朗读，而且往往过目成诵。年龄稍大一点，家里没书读了，就到邻里读书人家借来读，见到好书还要抄录，常常抄录还没完，文章已经背出来了，其情景就如清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描绘自己读书抄书的一样。欧阳修后人描绘说他“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有一次他在别人的废书簏中得到了韩愈的手稿，他心慕手追苦苦探寻韩愈的为文之道，以至“废寝忘食”，一心想与韩愈并驾齐驱。
读书勤奋，且又聪敏过人，当然使他才识过人。在宋代那样的社会里，尤其北宋社会安定时，朝廷中文人掌权，很容易崭露头角，就像投资得到回报一样。虽然这样说有些低估了欧阳修读书的动机，但毕竟功名是第一重要的。机会来自贡举，而座主便是那位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词人晏殊。晏殊扮演了一次识“英才”的伯乐，尽管这个故事似乎不如欧阳修识拔苏东坡那样为人熟知。那一年晏殊负责科举考试，出的考题是《司空掌舆地之图赋》。这个考题其实是个陷阱。唐宋时科举考试试题不一定有出处，考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命题，考生如遇到题意不明处可以要求考官作解释，称之为“上请”，当天考场中有不少考生“上请”晏殊，但他们的提问都不在点子上，所以不合晏殊之意。只有一个瘦弱的青年，其中一只眼睛似乎还有点失神，他问晏殊：“根据赋题，这句话应该出自《周礼·司空》，当年郑玄作注时说：‘像今日的司空，是掌管舆地图之职，而周代的司空，其职权不止掌舆地图。’如果根据郑玄的‘今司空掌舆地之图’的解释，应当是汉司空。不知道今天的赋应当做成周司空，还是汉司空？”晏殊心中暗暗高兴，但他不露声色地说：“今天考场中，只有你一人识题，正是汉司空。”这犹如一人演奏高妙的曲子，大多数人不懂，只遇到了一位知音。原来晏殊出题的用意正在于考考举子们懂不懂这里面的区别。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加上本来就会写文章，欧阳修那一年省试得了第一名，殿试被擢为进士。从此，他登上了北宋政坛和文坛，成为领袖式的人物。欧阳修年轻时就不满宋初文坛的风气，与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一起来扭转文风，但因人微言轻，没有什么作为。当上官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与尹洙一起讨论古文，与梅尧臣歌诗唱和，文章名满天下，终于领导完成了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当然，这与他特殊地位分不开的，他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于如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且负责文教。但老实说，假如他不是胸罗万卷，不是文章高手，光凭喊口号、发号召、作报告，要完成文风的变革那是不可能的。
欧阳修得到晏殊的赏识，终于成就大名。所以他在赏识、选拔人才方面也像他的这位“座主”，他在后来主持考试时，提拔了不少读书广博、作文上佳的人。《宋史》本传称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像曾巩、王安石、三苏都是由于他的奖掖才闻名天下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一些正直文人的好风气。正像历史上许多正直的文人要遭挫折一样，欧阳修在北宋庆历年间的“党争”中也受到了打击，当然这是由于他敢于直谏的原因，据历史记载他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担任谏官起，在短短的十个月里，写了近七十篇札子进呈朝廷，对外交、内政的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由于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革新”，得罪了朝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欧阳修终于被调离京都，后来又遭到诬诌，被贬到滁州（今属安徽）。在滁州他写下了名垂青史的《醉翁亭记》。由于人们仰慕他的名声，当他的文章写成，刻成石碑以后，远近来摹拓的人络绎不绝，据《滁州志》记载：“寺库有毡，打碑（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拓片居然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人家以求免税，显示连那些小官吏、衙役们也仰慕他的名声。(www.xing528.com)
中国的文人有一大好处，凡在官场上受挫折了，便可把精力放到读书作文中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欧阳修当然也是一个典型。他为梅尧臣文集写序时曾说过“诗穷然后工”，意思是诗不能使人困窘，而困窘的环境反使诗人的作品写得更好。对欧阳修自己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一辈子写了无数文章，一大部分是因不满自己遭遇而写的，用现代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能量的转移。但是文章写得如此出色却并不是每一个文人所能做到的。苏轼在《志林》里记载：有人向欧阳修讨教作文的窍门，欧阳修回答说：“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勤读书，多写，自然会写出好文章。”他还说有些人平时作文少，又不喜欢读书，每写一篇文章就想超过别人，这样必定达不到目的。他常对人说：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他一辈子靠的便是“勤”。据朱熹说，有人买到《醉翁亭记》手稿，第一句原本作“滁州四面皆山”，凡数十字，最后才改定为“环滁皆山也”。可见这样一位文章大手笔写作态度是如此的严谨。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他为名臣韩琦作《昼锦堂记》一文，过了几天又用修改过的文章换回原文，后文仅仅增了两个字，即在“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的“仕宦”与“富贵”下各添一个“而”字，但朗读起来更为流畅。有时候他夫人劝他：“何必如此自苦，难道怕先生不高兴？”他说：“不怕先生慎，只怕后生笑。”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每每写好文章他总要把底稿挂在墙上，随时修改，甚至改到通篇不留原文一字的程度。再如钱惟演曾造一座馆驿，取名为临辕，他让欧阳修、尹洙、谢绛三人各作一文记之。三天后，三人将所作文章献上，欧文五百多字，谢文五百字，尹文只有三百八十字，且言简意赅，章法精妙，欧阳修和谢绛自感不如，想叫尹洙献上去算了，但钱惟演一定要他们都献上。欧阳修不甘落后便带酒拜访尹洙，向他请教，两人谈论了一个晚上，回到家里，欧阳修豁然开朗，另作一文，不仅比尹文少了二十字，而且章法更精妙。尹洙见后大为叹服，称他作文进步“一日千里”。正是这种“只怕后生笑”的精神时时促使欧阳修写文章要反复修改。
文品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源于人品高。大抵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种痼疾古今中外都难免。有两件事值得一说：欧阳修喜欢韩愈的文章，反复读，而且反复研究引用，有位叫刘敞的讽刺欧阳修为“韩文究”，并且把欧阳修直接引用韩文之语叫做“公取”，暗用韩文之意的叫做“窃取”，正是这位刘敞私底下对人说“欧阳修不甚读书”，原来有一次欧阳修写信给刘敞，向他请教三个僻典，刘敞正与客人吃饭，在座中当着客人面便回答了。后来刘敞私底下对人说“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苏东坡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欧公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办？”但是欧阳修却并不因此记仇，后来他在撰《五代史》《新唐书》时多次向刘敞询问有关史实。这位刘先生确实读书多，学识实在淹博，欧阳修对他十分推服。还有一件事说明欧阳修是极有雅量的：欧阳修与宋祁共撰《新唐书》，由欧阳修作纪、志、表等，而列传则由宋祁作，书写成后，朝廷命令欧阳修统一文体，但欧阳修没作任何改动。按规定，书上只署官位最高一人姓名，但欧阳修决不愿夺他人之功，坚持要署两人姓名，他说：“宋公是我前辈，况且他花了很多功夫，我岂能掩其名、夺其工。”后来宋祁的哥哥宋庠听说此事，感叹地说：“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前所未有”，后也少有，当今文坛上有种种怪现象：有些人既不怕先生慎，更不怕后生笑，凌忽长者，欺谩同列，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却在文坛上指手画脚，大有舍我者其谁的雄风。可见，前人古风实不可及。这里的原因恐怕是欧阳修真的读通了天地间的大“书”，称得上是“上士”——不争名于朝而名自至，他不需要靠占有别人的成果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也不怕别人的批评。这样的读书人，比那种徒夸“淹博”的文人不知高出多少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知如今还能不能有欧阳修这样的人？
欧阳修晚年更号为“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是：我家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一张琴，有棋一局，而且常置一壶酒。客人说：这里只有五个“一”，欧阳修说：“还有我一个老翁居于这五物之中，这不是‘六一’吗？”《欧阳公事迹》里这样写道：“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谬之说为多。藏书一万卷，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一个文人到了晚年，有了这样的享受，他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奢望呢？老实说，只有宋代，文人才会有如此潇洒的结局。七十七岁那一年他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接待了老朋友赵概，出席酒宴的还有知州吕公著，欧阳修已经退休了，他提议将他们相聚的地方命名为“会老堂”，并写下了两句联语：“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欧阳、赵、吕三人都是翰林学士，而欧阳、赵已“致仕”（犹如今日“离休”），故称“闲人”。不久，欧阳修便因病去世了。欧阳修在中国文坛上之名声正好借用范仲淹写严子陵的话来形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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