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诗》：宋真宗的古人读书生活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句话，是以前读书人的口头禅，有时人们开玩笑时也会用这句话互相调侃。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句话是出自皇帝的“金口”，是正儿八经的《劝学诗》的一种。你恐怕就要不相信了。是的，这确实是一位皇帝即北宋真宗赵恒所写，收在《古文真宝》一书的卷首，原文叫《真宗皇帝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以皇帝向士人鼓吹读书做官，真是够坦率的，比起唐太宗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更加明白，更有号召力。读过《儒林外史》，对“范进中举”故事熟悉的人可以体会到宋真宗的这首诗一点也不错。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既然朝廷提倡大家去读书去应科举，有了功名就有了一切，那么广大老百姓当然是“翕然从之”了。所以“君看为丞相，必用读书人”成为人人熟知的诗句。所以，当代有的教育史家评论宋代文化时说“科举支配学校”是宋代的一大特点，两宋读书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宋代读书和科举已结下不解之缘。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里谈到，饶州风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从中央官学的国子学、太学到地方府州军、监和县设立的学校，以及书院、私塾，从京城到边远地区，无不强调读书应举，许多名儒硕士也到处讲学，蔚为壮观，极一时之盛。譬如宋代的太学生生活非常清苦，简直就像吃素的和尚，所以有“有发头陀寺”的雅号。但人们都愿意进太学，太学名额有限，每年补选一部分学生，待补选时，人们往往趋之若鹜，特别在南宋，参加补选的士人，动辄有上万人，竞争非常激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进太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因为太学的课程和科举考试要求完全吻合。此外，太学地处京畿，既有名师授业，又可获得考试的最新信息，而最重要的是参加考试的名额多。宋代参加考试由州郡解送，一般数十人解送一人，而太学生则每十人中送三人。关心当今教育的人，只要看看全国名牌大学和省市一级重点中学为何门庭若市，就会明白当年宋代为何大家争上太学的原因。经历过当今高考激烈竞争的学生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往往有怨言，而考上大学的人也往往心有余悸地回顾那“黑色的七月”，但是如今的学生比起宋代来真是幸运得多，那时才可谓真正的“独木桥”。然而，宋人依然读得有滋有味。北宋诗人晁冲之有首《夜行》诗是这样写的：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灯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是讲荒凉的村落也有人在读书，唐代名臣、书法家颜真卿《读书诗》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描绘的情景只有到宋代才真正成为每一个士子的座右铭。宋人朱长文写过一篇文章《学校记》，讲到苏州“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种地的小孩），孰（谁）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说明沿海地区读书盛况空前。

宋代科举远比唐代公正，选拔了不少贫民子弟进入社会上层，这也促进了教育特别是乡塾村校的发展。例如宋代著名人物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从社会底层考出来的，他们父母虽或为官，但远不是贵族。北宋初年政治改革派的先驱王禹偁，小时候是“磨家儿”，家里较穷，后来“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在乡先生教导下最后得以登进士第，真宗、仁宗两朝名臣吕蒙正、张齐贤、王随、钱若水等小时候曾经跟随洛中乡先生郭延卿学赋，最后才考上进士。有名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名人，他们以私人讲学著称，他们的学生出去应举，大多能考中，成为一时美谈。

到了南宋，入乡塾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著名词人张孝祥考取状元，他十八岁居建康（今南京）跟从乡先生蔡清宇学习，这位清宇先生的弟子有百数人之多。当时有位永嘉人叫陈鹏飞的，“自为布衣，以经术文词名当世，教学诸生数百人”。福建侯官有位古灵四先生的弟子多达上千人。(www.xing528.com)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不但父兄师长督促自己的子弟读书，如上所述连母亲妻子也督促自己的儿子丈夫读书，北宋与王安石同科考上状元的杨寘的母亲自己也能读书作文，她教育两个儿子杨察和杨寘念书，非常严格，儿子们读书作文稍微不符合规矩她便要动手打。大儿子杨察参加省试，考中第二名。当报告消息的人来到她家时，她还睡着，听了消息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发怒，转过身来向着墙壁说：“这个小孩没出息，让别人压住了，使我丢面子。等到二儿子考，一定压住别人。”杨察到家后，母亲很长时间不跟他说话。后来小儿子杨寘果然考中状元，她才高兴起来。可见，读书做官出人头地成了每户人家光宗耀祖的第一要事，也是乐事。

当然，金榜题名的人毕竟是少数，这种“乐趣”也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头悬梁，锥刺股”式的读书往往失去了读书的乐趣，也使不少人感到害怕，连陆游那样通达饱学之士也要教育他的子孙们：“家塾读书须十纸，山园上树莫千回。”所以实际上读书乐的背面还有读书苦。然而正像陆游所说的：“名场未捷宁妨学？史限虽严不废诗。”（《示子聿》）读书求功名确实是一件苦差使，但不苦何来甜？况且读书开始时苦，将来必定能化为乐。中国从古到今留名的文人学者哪一个不经历过“读书苦”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宋代重视科举带动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读书的风气，促进了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像唐代考试要考诗赋、书法等，在客观上促进了唐诗和唐代书法的发展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宋代的科举比起唐代来要公正得多，平民百姓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不管宋真宗的《劝学文》在鼓励天下读书人应举取功名方面有多少消极作用，但它客观上使宋代读书人的读书劲头更大了，虽然这种读书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因而把宋代称为读书人的黄金时期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