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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读书生活:《文选》烂,秀才半

时间:2024-07-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记着唐宋流行的一句谚语:“《文选》烂,秀才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读破读熟了《文选》,一半的功名已经取得了。尤其唐玄宗开元年间,《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李善的名字是与《文选》分不开的。书写成以后,上表皇帝,皇帝十分赞赏,赐绢一百二十匹,并且下诏,命将《文选》及注藏于秘阁,这成为开元之际的一件大事。

中国古人读书生活:《文选》烂,秀才半

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记着唐宋流行的一句谚语:“《文选》烂,秀才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读破读熟了《文选》,一半的功名已经取得了。唐朝的所谓“秀才”可不是明清时期的穷秀才——“生员”,在初唐它可是与进士、明经同样重要的科名,到后来,唐宋间凡参加科举考的都称“秀才”。为什么说读熟了《文选》便有了一半功名呢?原来,唐代的进士考试要求考生“杂文两首”,所谓“杂文”,是指诗、赋各一篇。由于唐朝的皇帝都雅好诗赋,诗赋在考试中作用就显得非常大。进士科的取舍往往不在经典,关键在杂文。当一样东西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时,“天下翕然从之”。但是诗赋可不像读儒家经典那样凭死功夫刻苦记忆背诵就能考得好的。诗赋讲求文词华美,声韵和谐,可以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才思,在社会生活各种场合有实用价值。这样就要求考生从词藻和形式两方面下功夫,就像杜甫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于是《文选》便成了当时读书人最重要的诗文集,当时读书人既诵读当代名家诗文,又钻研《文选》。《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下一些文人共同编选的,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它是我国现存编选的最早的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个作者七百多篇各种体裁的作品。梁以前的所谓正统的文章精华都收集在里面,这些作品包括各种体裁、各种流派和各种内容。因此,后代文人要学习前代作品都要经过学习《文选》这一阶段,大诗人杜甫就曾教育儿子要“精熟《文选》理”。尤其唐玄宗开元年间,《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社会上大行其道。

谈到《文选》不能不谈到李善。李善的名字是与《文选》分不开的。李善是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早年曾跟从著名学者、同乡人曹宪学习《文选》,正史上称赞李善为人“有雅行,淹贯今古”,也就是说他的品行高尚,而且知识渊博,学问很好。但是不善于写文章,所以人称“书簏”(书箱子)。唐高宗显庆年间有个叫贺兰敏之的推荐他,于是他被任命为祟贤馆学士。由于李善学识渊博,皇帝任命他在东宫辅导太子及贵胄子弟读书。平时他最爱好读的书便是《昭明文选》,经过多年的研读、系统的研究,他开始为《文选》作注解。李善的注解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使一般的读书人都能读得通《文选》。原书有三十卷,到他注解成此书时增加到六十卷,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书写成以后,上表皇帝,皇帝十分赞赏,赐绢一百二十匹,并且下诏,命将《文选》及注藏于秘阁,这成为开元之际的一件大事。后来推荐他的贺兰敏之犯罪,李善也受到牵连,被发配到姚州,不久又被赦免。后来他就再也不出山了,在汴、郑间以教书为业,主讲《文选》。学子们仰慕他的名声,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学习,于是形成了一个“《文选》学派”,《文选》成为一门显学。

李善的儿子李邕,在历史上更为有名。李邕是唐代名臣和名书法家,因为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人品与书品堪称一流。李邕年纪很轻,便很有名。他与父亲一样,十分喜欢读《文选》。据说李善开始注解《文选》时,常常会“释事而忘意”,也就是说将诗文中的典故注解出来了,但对诗文本身的意思解释却不妥当。这时候李善就喜欢与儿子一起探讨,开始时李邕不敢贸然回答,李善再三问儿子,李认为父亲的有些解释不恰当,想更正他。李善就对儿子说:“你就试着为我增加一些内容,写上你的解释。”李邕这才大胆地加上自己的注解和析义。李善读了儿子写的东西,心中非常高兴,认为儿子写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李邕的注解和李善的注解一起并行,成为李善注本的一部分。所谓“子承父业”,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来。当然,李邕在历史上并不是以注《文选》而出名的,他的名声主要来自政绩和书法,他的书法与颜真卿柳公权一样受到当时和后世的重视。(www.xing528.com)

天下的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朝廷中一些大臣也热衷于为《文选作注解》,除了李善父子之外,最有名的还有五位大臣,他们是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和吕向,这五位大臣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例如那位吕向,《新唐书》说他:“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能够卖掉药以后,立即在市肆上读书的人,其痴迷的劲头可以想象。这五位大臣的辛勤劳动,终于又写成了另一本《文选》的注本。在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有位叫吕延作的将五位大臣的注本进表呈上。从此以后《文选》便有了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李善注的和五臣注的。后来又有人将两种不同的本子合并起来,称为“六臣注”。

《文选》注本的流行,“《文选》学”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它也反映了科举作为一种“指挥棒”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称道的是李善,这位老先生在历史上常常因为善读书不善作文被人嘲笑为“书簏”。实际上,你不可能要求每位学者都能像韩愈那样能写文章。术业有专攻,兴趣有不同,有人善于创作,有人善于研究,李善是属于后者。从某种角度看,埋头研究,搞注释训诂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一般人都不容易做到。李善一辈子搞学问,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写成《文选》注本,他数易其稿,搜集了无数材料,其中征引的古籍达数百种,有些书今天已经散佚了。所以李善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词义典故,而且是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李善注本的缺点是偏重于释事和辞藻的溯源,对文意的解释反而显得单薄。

不管怎么说,自从有了《文选》的两种注本,唐、宋间士人除了读经书以外,有了一部重要的诗文总集,无论为了应付考试还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有了一套权威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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