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恒兀兀以穷年

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出了个善写书和文章的高中生韩寒，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韩寒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贬之者以为他只知写文章，其他功课全开红灯，不足为训；褒之者以为他是个偏才，甚至有人以钱钟书作比，认为他数学不及格不是什么大事，传说复旦大学有意网开一面“让他入学”云云。也许韩寒确实有才气（有他的书和文章为证），然而拿他与钱锺书类比，殊不可解。记得文章名家曹聚仁先生曾说过：我是不够格做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的，只有俞平伯、朱自清够格做陈先生的弟子。因为要做陈先生的弟子首先能够听懂他的课。我想，天下学者不少，作家更多，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也不缺乏，但能有资格做钱钟书学生的不知有几人？包括许多发现韩寒这匹“千里马”的伯乐们。但是，韩寒毕竟是幸运的，借助于现代传媒的热炒，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尤其高中生，真有“开口不谈《三重门》，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架势。

于是，我想起了历史上另一位姓韩的文章大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文章高手，并不需要别人炒作，也没有电视台的摄像镜头整天对着他，他大概可以算是又有“文凭”又有“文化”的人了。但是韩愈取得文凭却并不顺利。关于韩愈究竟是哪个地方的人，历来说法有不同，有的说他是河南河阳人，有的说他是河北昌黎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三岁时成了孤儿，后来跟随自己的哥哥，哥哥死后，由嫂子郑氏抚养长大。他很小就知道求学，“日记数千百言”，年长以后，“尽能通六经百家学”，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从年轻时便排斥佛家思想。青年人读了一肚皮书，但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他以儒学复古自命，看到文坛上尽是绮丽雕琢的诗文或为了应试而作那千篇一律的应试文章，他十分不满，想提倡古文，并努力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然而，虽然有李白那种“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历抵卿相”“心雄万夫”的气概（这种气概如今我们的韩寒也有），但是，正如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在唐代那样的社会你要在社会上立足，你就必须取得功名，参加考试，否则别人不承认你，除非你有走“终南捷径”的本领。韩愈以为自己胸怀大志，颇为自负，以为功名可以唾手而得，谁知参加科举考试一再被黜落，直到第四次才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并不能直接当官，还得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授官。如果这种考试通不过，只好先到节度使（掌握州以上地方军政大权的长官）那里当幕僚，助理经办各种公事和文书。于是，不少文人只能低下高贵的头投靠方镇为幕僚。据说韩愈三次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未获通过，“博学鸿词”考的是学问渊博、擅长文章之士。这两样更是韩愈的特长。不管怎样，他总是很倒霉的，恐怕问题并不是出在学问文章，很可能是韩愈文名太盛，他又不愿按照考试的标准去写，或是他的“公关”能力太差。虽然他三上宰相书，但仍未获官。他后来回忆说：“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后来由于节度使董晋叫他去做幕僚，另一位节度使张建封叫他在幕府任“推官”——掌管推勘刑狱诉讼的幕僚，此时他已三十一岁了，总算踏上仕途。直到三十五岁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又过了三年才成为国子博士，以后做过监察御史等官。终因才高，又喜欢直言批评朝政，一辈子受压抑。韩愈为官生涯中，最重要的几件事都与他仗义执言而遭贬斥有关。例如，他像白居易一样，对唐代所谓“宫市”（太监利用向朝廷进贡物品名义强抢百姓东西）十分痛恨，当时许多人上书唐德宗，德宗都不听。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认为自己应当尽职，所以写了洋洋数千言，极力论说宫市的种种弊端，谁知被贬为阳山令。最有名的一件事是“谏迎佛骨”，唐宪宗信佛，当时凤翔（今属陕西）的法门寺有个护国真身塔，塔内据说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元和十四年唐宪宗命令宦官杜英奇等宫人三十余人，持香花，赴临皋迎佛骨。搞得老百姓不得安宁。韩愈一辈子排佛，所以他上书劝谏，谁知这又得罪了宪宗，结果韩愈被贬到潮州去。潮州属今广东地区，在当时是算边远地区。后来在路上他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中两句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当然，韩愈之所以为我们后代人所熟知，主要还是他的道德文章和学问，以及关于教育、教学的种种方法。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称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语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虽然不免有夸张的地方，但多少年来仍为人们所接受，作为对韩愈的一种赞赏，人们常常会提到这两句话。要达到这种境界是不容易的，每一位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几乎都是一本读书传奇，都有一两句足以传给后世的名言警句。韩愈的警句便是出自《进学解》中的两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这两句形象地描绘了这位大文豪读书的情景，意思是一年到头埋头读书，白天时间不够用，点蜡烛来延长白天的时间。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说自己小时候“将求多能，早夜以孜孜”，所以后来才能穷究经史百家之说。

韩愈的读书有一整套系统的方法。首先，他提倡博，所谓“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对于儒家“五经”以外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他还反对读书太讲功利，也不主张速成，他对自己的学生李翊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这种思想在今天凡事讲究速成的浮躁的社会里，已经不大有人接受了，而且还会被人嘲弄，但它的确是读书做学问的正途。其次，韩愈提倡不动笔墨不看书，他要求读书时“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思是读书时一定要提纲挈领写笔记，读辑录言论的书一定要钩出精义，领会精神，这样做可以帮助记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学虽勤而不由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是韩愈所反对的，韩愈的这一些做法，到了清代大学者章学诚手里便成为一整套的教学方法，此是后话。当然，读书要做到这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要读书有味而至于入“迷”，这样才有可能深入下去，一直读到“头童齿豁”，仍然能乐而忘忧。在他那篇《答李翊书》里，他忆起自己年轻时读书的情景：“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迷了以后要达到豁然开朗的一天，便是不迷。他自称“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www.xing528.com)

除了自己刻苦读书作文外，韩愈也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势由强盛转为衰落，学校教育衰败，社会上一些学生不以师传为荣，反而以求师为耻，韩愈“抗颜为师”，敢于为师，并写下了《师说》这一篇有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教师的任务，求师的标准，以及师生关系作了论述，其中关于教师的责任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论述至今仍然有积极意义。在读书方法方面，他反对那种“明句读而不明篇章”，“小学而大遗”的学习方法，读书中见小不见大，纠缠在章句之中而不明大义的呆板学习与教学方法，历来是一种毛病，但谁也不如韩愈说得那样形象生动。

韩愈一辈子最荣耀的事，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他被授为国子祭酒，综理全国学务。在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提高教师地位，规定不精通“五经”的人，不得到国子监任教，新到的学官，必先经过考试，方可正式任用，他还推荐了有真才实学的张籍为国子博士。可惜他三年以后因病告假，被免去吏部侍郎之职，当年便去世了。韩愈的为人与学识文章为天下人钦服，他推荐了李绅、李翊等人，不少人投其门下，被称为“韩门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真正应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老话，“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春华秋实，韩愈靠的不是以侥幸名扬天下，而是凭着对读书求学的执着精神，这实在可以作为当今社会“炒作之风”盛行的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