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一首古风诗《嘲鲁儒》，其中开头几句是这样说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几句诗主要嘲笑那些只知死读书的腐儒，只知死读经书老死在那些章句之学中，若要问他们治国之策时，他们却茫然不知。汉代这类腐儒特别多，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大变动，死读书的人逐渐少了，聪明人逐渐多起来，其中曹操父子便是很会读书的人。
这里要介绍的是诸葛亮和陶渊明的读书法。照理说诸葛亮与陶渊明两个人是互不相干的。论时代，一在东汉末三国，一在东晋；论身分，一是蜀国的相，虽是文人却是率兵打仗的军事家；一是做了小小的彭泽令，而且很快辞官务农。但两人有个共同特点喜好读书，而且读书方法有相同的地方，虽然他们读书的目的不同。
先说诸葛亮。据《三国志》载，诸葛亮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是由叔父带大的。他叔父死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他把自己比作古代的管仲、乐毅，当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实际上诸葛亮是有心机的。他后来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为刘备撑起半壁江山，同他早年认真读书和懂得读书方法是分不开的。根据《魏略》记载：诸葛亮在荆州时，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一起游学。后三位读书刻苦认真，“务于精熟”，诸葛亮同他们不一样，他读书只观其大略。每天早晨或者傍晚，他会一个人抱膝长啸，显得悠然自得的样子。对其他三位读书人那种认真钻研的样子，诸葛亮心中有些瞧不起。有一次，他对三人说：“你们三个人如果将来做官的话，大概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的官。”三位反问诸葛亮：“那么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一级官呢？”诸葛亮笑着不回答他们。其实，诸葛亮心里自有盘算。后来石广元三人果真只做到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徐元直便是《三国演义》中那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一生功名都不及诸葛亮。关于诸葛亮如何“观其大略”的，史无记载，但是很显然，他是一位真正懂得读书方法的人，他一定讨厌东汉以来那些只会固守章句之学的儒生们的读书法，他能够提纲挈领地领略书本中的精神实质，从而能快读书、多读书。相反，如果对每一种书“务其精熟”，眼光只注意那些小的地方，必然会见小不见大，甚至“小学而大遗”。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有篇文章《易或问》回答别人关于如何读《易》时说：“得其大者能兼其小，未有学小而能至大者”，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就是“得其大者能兼其小”的典范。
诸葛亮虽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但他在戎马倥偬之余不忘读书写作。位于四川剑阁县剑门关口东侧绝壁上还有个名胜叫“诸葛亮书箱洞”，相传是姜维秘藏诸葛亮遗著的地方。据说诸葛亮北征，在五丈原病危之际，把自己生平所撰的二十六篇书简（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授予姜维，姜维将它随身携带，后来降魏时就把这些书秘藏在该洞中。后人尊敬诸葛亮，将这个传说一代代传下来了。
再说陶渊明。他是以一位高尚的诗人而闻名于世的。陶渊明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早已成为中国读书人崇尚气节的典范了。他善作诗，当然也爱读书。在一篇带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这样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正是由于一句“不求甚解”使不少后人误解了陶氏，认为陶氏读书是不求甚解的，成了不少懒汉的借口。其实陶渊明读书与诸葛亮一样，观其大处，不拘小处，只是诸葛亮读书的目的是在寻找治国打仗的方法，而陶渊明则不仅仅是要求得治天下的才能（他当然也有抱负），他一生读书，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乐趣，为了悠闲。“不求甚解”，是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章句之学”中，不愿成为书本的奴隶，而是要把书本作为自己快乐的源泉。从功利这点上看，显然陶渊明要淡泊得多。后代人常常忽略了陶渊明另外一句话：“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快乐的时候竟至于忘记了吃饭喝酒，那痴迷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其实陶渊明读书确实是很痴迷的，在一首《移居》诗里，他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读到好的文章自己一个人欣赏不够，还要请好朋友一起探讨。(www.xing528.com)
陶渊明之所以受到后代人的崇敬，还在于他的归隐是真归隐，而不是像孟浩然等人那样名义上归隐，心里还想着禄位。陶渊明曾自称自己是“羲皇上人”，即伏羲时代以上的古人。他不懂音律或者假装不懂，却备有一张没有弦的琴，每次喝酒后，常常抚弄那张琴以寄托自己高远的情趣。据《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个性真率，不考虑别人怎么看，曾经用头巾滤酒，滤毕以后又戴到头上毫不在意。他以这些荒诞行为表明自己的不入俗，因而他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东晋有位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名僧慧远，慧远与当时一些名士们结成一个“莲社”。慧远写信给陶渊明，邀请陶渊明参加他们的团体，陶渊明回信说，如果允许他喝酒，他可以去看看。慧远答应了。于是陶渊明来到了庐山，但当他来到庐山见到那些名士后，又紧蹙双眉离开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也许他见到了名士中有些人并不真正是高尚的士人，“莲社”并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团体。相传这位慧远法师在庐山居住三十年，“影不出户，迹不入俗”，他送客人经过一个叫虎溪的地方，总有老虎发出啸声，此时，慧远就会停止脚步。有一次他送陶渊明和另一位叫陆修静的有道之士，讲得太投机了，不知不觉过了虎溪，三人发觉后大笑不止。后人因此还绘了一幅《三笑图》。由此可见陶渊明隐居不但躲避世俗，连一些号称高尚的隐逸的团体他也不愿意参加。日本有位作家叫三木清的写过一篇《论孤独》，他说：“为了感受孤独，西方人就会上街去，但东方人就会到自然中去。”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到自然中去享受孤独寂寞的人。
但是，陶渊明不仅仅是一位只“到自然中去”的人，偶尔他也会发出“金刚怒目”式的感叹，他有一句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人的同时实际亦是自况，这一点，鲁迅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大多数时候，他饮酒、作诗、在田园中耕作。当然，他最大的爱好仍然是读书，他不断地谈到读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赠羊长史》）；“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直到晚年他在《与子俨等疏》里又谈到自己的一生：“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可见，陶渊明完全把读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当成一种乐趣。
从诸葛亮谈到陶渊明，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两位真正懂得读书的聪明人，在他们身上决无“腐儒”“两脚书橱”的味道。可以说他们两人真正代表了两类不同儒家人物的读书风格。诸葛亮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达则兼济天下”，而陶渊明则是“穷则独善其身”，最终达到的终点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这是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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