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阅读生活：包罗万象的大典与各家观点

喜欢读读古书的人，常常会发现一个词：“郑笺”。例如金代诗人元好问有两句诗：“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什么叫“郑笺”？二十余年前，我在读大学时，讲解此诗的一位老教授说：“郑笺，是指东汉郑玄为《诗三百》，也就是《诗经》所作的笺注。在郑玄之前有汉代的毛亨毛苌为《诗经》作了‘传’……记住！郑玄的学问可是非常非常大的。”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脸上便露出了钦佩的神情。这种神情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

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字康成，出生于北海（今山东省高密县）一个衰落的地主家庭。汉代文教事业很发达，有钱人家的小孩，往往从小便开始读经书。郑玄天资聪颖，当然也不例外，他十三岁时便能背诵“五经”，年轻时，他曾经当过“乡啬夫”，负责处理乡里的民事纠纷以及打官司、交赋税一类的杂务。虽然也算有些小小的权力，但这种工作对一位一心只想读书做学问的人来说，当然不合心意。于是他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去向学官求教，他父亲对儿子不安心做事一心求学很不满意，屡次责备他，但郑玄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好。后来，有位北海太守叫杜密的来高密县视察，发现了郑玄。杜密也是位名人，他与东汉名士李膺被当时人称为“李杜”，人品学问皆很好，自然很赏识郑玄，于是选送郑玄到京城洛阳的太学里去学习。到京城后，郑玄在太学首先拜博士元先为师，掌握了《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经学和《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历算知识，接着又跟从名儒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

读了这么多年书，他已学完了这些经典，山东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名人可以做他的老师了。于是他西行入关，通过另一位学者卢植的介绍，投奔名儒马融门下，成为马融的入室弟子。当时马融的地位很高，一般的读书人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何况要成为他的弟子。然而，郑玄并不怎么愉快，甚至有些不高兴。什么原因？原来郑玄虽然成了马融的入室弟子，却见不到自己的老师。这位马先生出身于“外戚豪家”，用今天的话来讲，出身高干家庭，自己的学问又大，名气更响，行为举止不免有些狂气，史书上说他“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挂在他名下的学生有数千人之多，实际能听到他讲课的不过五十几个人。他采用的办法是“以次相授受”，即每次由他教一部分水平高的学生，再由这些弟子去教其他人，正如批发商一样，高水平的学生到他这边批发一些东西，再去转售给其他人。而马融这位“总批发商”每次讲课还要挂起绛色的纱帐，不让别人窥到他的真容，也算是“真人不露相”吧。非但如此，纱帐后还配有唱歌的女子和伴奏的乐队，场面奢华得可以。据说在现在的湖北省江陵城偏西南，还保留着一个古迹，叫“马融绛帐台”，相传这个地方曾是马融讲学的地方。

一位从山东来的年轻人，虽然满腹经纶却没有什么名气，来到繁华的京城，拜的又是这样一位“名师”，其受压抑的心情可以想见，因为“重名不重实”，世态炎凉实在是人类社会的“通行法则”。这样，郑玄虽拜马融为师，却三年未睹老师尊容。然而，这并未使郑玄感到气馁，反而更激起了他求知求学的热情，因为他的目的是读书求学问，并不在乎拜什么人为师、举一块什么招牌。《后汉书》称他：“玄日夜寻诵，未尝倦怠”。毕竟，京城的读书条件比其家乡好，虽然未见硕师，同道之人切磋学问的机会还是有的，郑玄渐渐也赢得了一些同学的尊重。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马融在与他的一群得意门生讨论“图纬”，“图纬”是指两汉时期宣传迷信的图谶和纬书，这在当时很时髦。讨论中间，遇到了一个数学上的难题，马先生与他的高足们都无法解决，这时其中一位对马融说：学生中有位叫郑玄的，听说精通算术。马融下令召见郑玄，这样郑玄终于有机会见到马融。

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况究竟怎样，史无详载，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却是事实，不久，郑玄便离开马融了。也许是郑玄不满意马融对待学生的态度，也许他与马融交流后觉得马融是一代名师，声名昭著，谈到学问，不过尔尔。这些，我们后人都无法知道了，不过，“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想想也可能符合事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事，我们如今还见得少吗？而马融对郑玄的辞归，倒感到有些惋惜，他长叹着对高足们说：“郑玄如今离开我，我的学问可以传到山东一带了。”也许他在为自己亏待了一位胜过自己的学生惋惜、遗憾，也许他在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

郑玄离开马融回到家乡，这次，他心里有底了，他要自立门户授徒讲学。后来，跟随他的弟子有数百人之多。然而由于他同杜密的关系，逼使郑玄隐居起来，闭门读书。原来这便是东汉灵帝时代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是指东汉末年一些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联合起来（“结党”），结果反遭“禁锢”迫害的事件，杜密便是“党锢”中被迫害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事件并没有影响郑玄的治学、读书，他的学问反而更渊博了。据说，他曾与当时的一位学术大师何休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那位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后，对这位论敌十分钦佩，感慨地说：“郑康成进入我的屋子，操起我的武器来讨伐我了。”(www.xing528.com)

不久以后，党锢之禁解除了，郑玄的名声远播，朝中大将军何进慕名要召郑玄入朝，地方官也因为何进是当朝的显贵，便来胁迫郑玄入朝。被当局看中，这是许多文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郑玄厌恶卷到政治这个圈子里，他不想与权贵靠得太近，但又不敢得罪何进。不得已入朝，但不愿接受任何官职，不穿上朝廷穿的朝服，而是穿着儒服拜见，第二天便逃走了，这一点很为后世的读书人所推崇。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土里，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十分不容易，如果说“威武不能屈”有人有时还可以做到的话，“贫贱不能移”就比较难了，恐怕最难的是“富贵不能淫”。而郑玄却做到了，惟一能解释的理由是：他已看破政治这个肮脏的把戏，他更爱自己的读书和教育事业。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故意拔高郑玄，在范晔的《后汉书》本传里，还记载着这样的故事：东汉的大将军袁绍听说了郑玄的名声，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礼遇，袁派使者请郑玄，并且大宴宾客，郑玄姗姗来迟，最后一个到，袁绍却将他列为上席。来客们都是一时“豪俊”，个个皆是能言善辩之士，见郑玄乃一介寒士却被列为上宾，自然心中不服，所以不少人故意提出一些刁钻问题来为难郑玄。郑玄不但一一解答，而且所谈的学术大大超出提问者的知识范围，于是满座的人为之叹服。偏偏有位叫应劭的学者不知趣，也来凑热闹。应劭因为当过泰山太守，他对郑玄说：“我是原泰山太守应劭，想拜你为师，不知你肯不肯收我这个弟子？”你猜郑玄怎么回答？他居然笑着说：“孔子门下只考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颜回、子夏之徒不称自己的官衔。”弄得应劭满脸通红，十分尴尬。袁绍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更加敬重郑玄，推荐郑玄为“秀才”，汉代的“秀才”是“才秀异茂美”的意思，比起明清时期的“秀才”地位高得多，袁绍还任命他为左中郎将，他都拒绝了。后来朝廷又征召他为大司农，给予“安车”一乘（犹如今日可以坐轿车的待遇），而且告知郑玄，他若来往于某地，必须由当地主要官员迎送，照例这可是风光无限的待遇，但是，对郑玄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托病推辞了。

古往今来的许多读书人，往往抵不住种种名利地位的诱惑。或者读得糊涂了，或者并没有真正领会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只是把读书隐居当成沽名钓誉的手段，走的是“终南捷径”，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不忘交接权贵，一有机会便想做帝王师，绘他们的蓝图，结果稍有不慎，便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身败名裂，这种现象在动荡的年月中特别多见。好在郑玄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上“贼船”，两个邀他出山的权贵何进与袁绍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前者死于宦官之手，后者被曹操打败，都不得善终。假若郑玄跟错了人，很可能也没有好结果。

郑玄的学问源于他勤奋的读书，他的勤奋更体现在著书立说上，他平生著述达百余万字，而且每研究一样东西都要求有独立的见解，如果自己的见解与别人相同，或者别人已说过了，他宁可放弃。据说，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服虔在与人谈论《春秋左传》的注解，他听着听着发现服虔的见解和自己的相同，于是主动上去与服虔交谈，并把自己已经写下的东西送给服虔参考。这在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正因为这样，郑玄成为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假如没有郑玄一辈子孜孜矻矻地读书、写书，中国古代许多经典，恐怕已经没有人能读了。所以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里称赞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能囊括各种各样的经典，搜罗各家学说，吸收它们的长处，剔除不真实和繁杂的内容，修订其中有讹误的地方，从此后，读书人才有了治学的门径。正是有了这样的成就，郑玄赢得了当时人的称赞，人们称他为“纯儒”。连那位自视甚高才气纵横的北海相、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孔融也非常敬重郑玄，曾经专门驱车登门造访郑玄，并且利用权力为郑玄特立一乡，称为“郑公乡”，又为他建造了“通德门”，可以广开门衢，让郑玄乘高车自由出入。当然，更有趣的是在公元186年，郑玄从徐州回家乡高密，路上遇到黄巾起义军数万人，这些人听说过来的是郑玄的车马，非但没有拦住他，而且“见玄毕拜，相约不敢入县境”。一位清高的读书人，居然会使起义的“盗贼”也慑服，真是非常了不起，这是前人留下的一段佳话。

郑玄一辈子读书做学问，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晚年时郑玄写给自己儿子益恩一封信，描述了他早年读书求学的种种甘苦，他到处拜师，向那些“通”人鸿儒虚心请教，然后他在读书时懂得有所选择，采取不同的方法，他说自己通过努力“遂博通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意思是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六经”，简略地读那些书传记载的书籍，对流行的谶纬图箓之书也常常加以浏览。用今天的话说：把精读同泛读、浏览结合起来，既研究了学问，又扩大了眼界，既知道了古代，又了解了当代，博约相济的方法才使他在研究学问的领域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