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谈学习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孔子那位得意门生颜回,居住在穷乡僻巷,过着清贫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是逍遥自在得很。这在今天有些好慕荣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文化大名人看起来真是傻得可以。但是,也许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少还保持着这种清高的传统,才使宋代刘挚那句名言“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打上折扣,“文人无行”才没有成为普遍的真理,才使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些值得传颂的人物和值得后人阅读的书籍。东汉便有许多这样的“傻”文人,他们一辈子读书著书,“皓首穷经”,不求速成,不需别人炒作,并且不依靠权势,声名自然传之于后。本节要谈的两位名人——贾逵和许慎,便是这样的人物。
贾逵(30-101年)字景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他是西汉著名文章大家贾谊的九世孙,所以可以说他身上流着文学家的血。到他出生时,大约贾家已经家道中落了,传说他年幼时,他的姐姐常抱着他到隔壁人家去听一班读书人念书。时间长了,不知不觉贾逵也能念书了,由于他聪慧过人,静听别人念经书,他虽不作声,却能默记在心里,到十岁时已经能背诵《六经》,这六部经典,即使是正规的读书人也很难完全记诵,而他却背得非常熟练。据说他后来以桑皮为牒(记事的木片),边诵边记,过了一年功夫把经书中“传”(注释)也读通了,知道的人无不称奇。他的姐姐当然很高兴,她对弟弟说:“我家很穷,请不起老师,从来没有人教你读书,你怎么知道天下有《三坟》《五典》这样的书,而且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这些书?”他回答说:“正是我小时候,您抱我到邻居家听人家读书时记住的。”
贾逵后来年纪轻轻便入太学读书,因为埋首在经典中,不谙世故,凡事都要询问别人,而别人又因为他长得人高马大(史书记载:“身长八尺二寸”),所以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问事不休贾长头”。这种“问事不休”的性格既帮助他了解了世事,也帮助他在学问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一名学者,曾经跟随著名学者刘歆学习《左传》,又学习过《古文尚书》《毛诗》等,在这两门学问上积累了不少知识。贾逵成年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并且有所发展。由于贾逵名声越来越大,朝廷任命他担任侍中及左中郎将等职。汉明帝时,朝廷里非常相信谶纬神学,有一次,异鸟栖集在宫殿中,汉明帝感到很奇怪,便召问博学强识的贾逵,这些鸟在宫殿官府中栖集有什么征兆,贾逵认为这是戎狄(少数民族)归顺的征兆,明帝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叫贾逵作一篇《神雀颂》,而贾逵则趁此机会上书汉明帝,说《左传》的内容可与谶纬相结合,可以立一博士职位,让人们研究,结果此事办成了。到汉章帝时,贾逵又在朝廷里与一位研究今文经学的叫李育的人进行辩论,从而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贾逵在求学中不厌倦不知足的精神是惊人的,虽然他利用异鸟集于宫殿而说什么“戎狄归顺”的话不免有迷信的味道,但他确实是为了学问而不是谋求什么实际利益。后来他在天文历法方面进行了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在历法计算中应按“黄道”来计日、月的运动,并阐发月球的运动是不等速的等原理。这些知识在东汉时期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我想假如一个担任了官职的文化人汲汲于功名富贵,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学术上作出这么大的贡献的。也许贾逵正是孜孜不倦于学问中,才使他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也许正是后者才使他的学问更出色,这是互为因果的。
不过有一种传说证明贾逵确实能保持读书人的独立性,据晋人王嘉《拾遗记》(卷六)说贾逵:“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舌倦,世所谓舌耕也。’”这就是说,贾逵凭自己博学多艺,吸引别人来学,门徒云集以致别人所献粮食堆满仓廪,所以被称之为“舌耕”,后来人们称教书为“舌耕”,也许即得名于此。只有经济来源有了保障,才可以保证读书人安心做学问。不过从贾逵的经历看,他只管诵经授徒不事生产,所以家里常常很穷。据说,他母亲生病,汉章帝曾派颍阳侯马防送二十万钱,对马防说:“这位先生在外没有应酬,常常贫困,恐怕要像古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一样饿死在首阳山下了。”可见“舌耕”并没能使他“富起来”。而且他写了那么多书,也不像今天有些名人可以靠版税“发”起来。
下面再说说另一位学者——许慎。
谈到许慎,中国的读书人大概都知道,正是由于他撰写了一本《说文解字》,才使中国的文字学、辞书学走上了正规的道路。《后汉书·儒林传》里是这样介绍他的: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www.xing528.com)
召陵在今河南省。所谓“五经无双”就是说:研究“五经”的人中无人出其右。像东汉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许慎来到世上便遇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激烈的辩论,两派在辩论中都以文字的解说作为武器,攻击对方、捍卫自己利益。例如:今文家攻击古文是“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他们把当时汉代流行的隶书说成是仓颉所造,“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而古文家则对文字进行分析,想以此证明古文经才是真正的“圣人所作”,今文则已被后人窜改过,大家都在争“正宗”的地位。争来争去无非为利益驱动。
许慎十三岁那一年,经学界举行了一次大讨论,由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当时一批有名的学者如广平王刘羡、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桓郁、李育、鲁恭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京城白虎观举行,后来班固整理了此次盛会的内容,写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议奏》,又叫《白虎通德论》,后人称之为《白虎通》。许慎当时虽然年幼,但这个盛会对他影响很大,他努力读书,希望有一天也能参加这样的盛会。于是他拼命地熟读各种儒家经典,越读书,疑问便越多。关于《诗》的解说,当时盛行齐、鲁、韩三家,后来又出现《毛诗》,究竟哪一家是“正宗”的孔子删定本?许多经学家解经都借助于“纬书”,为什么对同一个字,不同的纬书有不同的说法。许慎不满足于这种随心所欲的解释,于是他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恰巧这时候有一个机会,贾逵接受皇帝的命令选一部分水平较高的儒生授《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于是许慎便从家乡来到京城洛阳准备拜贾逵为师。那一年他十八岁,按规定,凡入选的经生可以拜为“千乘国郎”,这时候的许慎不满二十岁,还未行“冠礼”,照例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但由于他为人淳笃,对经籍又熟,所以为贾逵所赏识,贾逵破格收下了这位学生。从此以后,许慎在学问上如鱼得水,他不但跟从老师学习古文经,而且学到了贾逵踏实的学风,不迷信权威的精神。
跟着贾逵学了六年,许慎的学识早已超出他那些年长的同窗,他依旧保持着那种勤学好问。在读书过程中,许慎深深感到对文字的意义与用法有必要进行整理,因为当时经学界对经籍的不同理解,往往源于对文字意义的不同理解。社会上只有一部比较公认的工具书《尔雅》,而《尔雅》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早年的想法这时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计划,他决心写出这样一部工具书来,他的想法得到了老师贾逵的支持。因为贾逵接受了皇帝任命,充任侍中,常在皇帝左右,出入宫禁,又领秘书近署,负责修理旧文。这样使许慎有机会跟着老师接触到皇家图书馆——“东观”里的秘籍。于是许慎开始为自己写书作准备,他借助于古文——壁中经,找到了当时流行的古文字书《史籀篇》的残篇,“一个一个地描摹其中的文字,一个一个地体会其中的涵义。他又取来《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等流传的字书,与古文、籀文相互对照参考。”最后,他以小篆作为分析字形的主要依据,兼顾古文籀文。他博采众人之长,而且更多地与老师贾逵进行讨论。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说文解字》。而第二年,贾逵便去世了。古人称赞有的读书人“毕生自修,一人知己”,以此来评价许慎正恰当,因为老师一去世,国家图书馆里再无人可与他讨论书稿了,许慎携带自己的书稿,回到家乡,担任功曹一职。
汉代的功曹是郡守的总务官,除管人事外,还参与一郡的政务,权力实在也并不算小,但许慎志不在此,在他任郡功曹三年间,他并没有去官场钻营,而是保持了一位学者的风范,史书上称他“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后来他受到汝南太守张敏的赏识,被推举为孝廉。几年以后,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刘珍、马融等奉命在东观进行校书,一起参加的有五十多人。许慎以太尉府南阁祭酒的身分被召,于是他又一次来到东观参加这次校书活动。正是这次校书活动,他与马融相识了,马融对许慎的才学非常敬服,说了那句被载入史册的名言:“五经无双许叔重”。以马融那样的地位、渊博的学识,高傲的性格,说这句话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第二年,许慎便写下了《五经异义》一书,记录了今文学家学说,表现出他开阔的胸襟,可惜此书后来散佚了。《说文解字》一书虽然写成了,但直到二十二年以后,许慎才派他的儿子许冲将定稿的书献给朝廷,从此得到官方的承认,得以通行天下。
距许慎去世一千七百多年的1985年4月,在许慎的家乡河南郾城县东的许庄,竖起了一座许慎的塑像,在河南召开了一次“隆重纪念许慎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美、日、加拿大、瑞士、东南亚诸国、香港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到许庄,大家一起来凭吊这位学者,而许慎开创的学问早已成了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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