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父子：中国古籍整理巨擘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一篇《黄生借书说》，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篇文章也写得好，许多中学教材都选了，如今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那么，什么叫“七略四库”？“四库”容易理解，即经、史、子、集四部的代称，最早起源于魏秘书监荀勖，他根据郑默《中经》作《新簿》，将古今图书分为四部，后代沿用，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始搜集天下图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到了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四库”更为人们熟悉。“七略”是什么呢？原来汉成帝时命令刘向校录群书，刘向列举各种篇目，概述要旨，其做法有点像后代纪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向死后，他的小儿子刘歆继承父业编成图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七略。于是“七略四库”也成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几种方法。刘向父子在整理中国古籍方面功不可没，可称为汉代整理古籍方面的一对父子兵，对后代的文化事业影响巨大。

关于刘向小时候如何刻苦学习的，《汉书》里没有详细记载。只说他十二岁时由于父亲的缘故，被任命为“辇郎”。他家里藏有一部《鸿宝苑秘书》，讲的都是炼金之术。这时恰逢汉宣帝大兴神仙方术之事。刘向从小便熟读此书，认为此书很奇特，按照书里的方法可以炼出黄金，他便把此书献给皇帝，汉宣帝叫下面人按照书里指示的方法试验，谁知一无所获，刘向便犯了欺君之罪，被关到监狱里。后来由于他哥哥多方营救，加上皇帝也赏识刘向的才能，被放了出来。他又被任命讲解《穀梁》和五经，后来在汉元帝时，他的官做到散骑谏大大给事中。

读书人的正直品格使刘向认为自己应当为国效劳，他以为真的可以直谏了。汉元帝初即位时，外戚与宦官勾结擅权，把一个国家弄得政治昏暗，于是刘向与萧望之、周堪等人准备上书弹劾那些权奸。孰知读书人玩政治实在是外行，事还未行，即已败露，刘向反而被诬再次下狱，他被撤去一切官爵，免为庶人。汉元帝初元二年，刘向又被征召为官，担任中郎，他并未接受教训。这一年天气异常，灾害频发，他叫一些外亲上书谈灾异之事，以此来弹劾宦官，虽然这一次上书是成功了，但却再次入狱，再次被免为庶人。

两次直谏的结果是吃了两次官司，教训够深刻的了，但是他并不明白政治这玩意儿并不是读书人可以轻易插手的。被免为庶人后，他在家并不安稳，感时伤事，他痛恨那些奸人弄权害得国家，人民不得安宁，于是写下了《疾谗》《救危》等八篇文章，借古讽今，结果被迫在家闲居十年。这十年中他正好读书做学问，直到汉成帝即位，那些宦官外戚被抓起来，他才出来重新做官。他仍然秉性未改，时常直言不讳，总是为权贵们所嫉恨，所以他虽位居大夫之列，前后历宣帝、成帝两朝三十余年，却始终不得升迁。

虽然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刘向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上却取得了成功。他写下了几本影响当时传之后世的书，这几本书是《列女传》、《新序》和《说苑》。他写这三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皇帝参考，例如《说苑》和《新序》就是采集了古人轶事编辑成书，作为皇帝行事的借鉴，其作用同后来宋代为皇帝编的《资治通鉴》差不多。

为刘向赢得声誉并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件事是刘向奉命校书。汉朝对于历代传下来的图书特别注意收集保存，因为学者讲学，皇帝询问经书都要靠图书。根据史书的记载：西汉时期储藏图书分为内外二府，外府有被称为“石渠”“石室”“延阁”“广内”等阁，而内府则有“兰台”“麒麟”“天禄”等阁。刘向就被委派到天禄阁去校书。为什么要校书呢？因为汉代许多图书是从历代断简残编中搜集而编成的，免不了发生错落的情况，有时候一本书同名而内容则相去甚远；有时候则有真伪交错，文体也不一致。于是就需要派有学问的大儒去校对。汉成帝就派刘向去校对经、传、诸子诗赋。另外一些学者，如：任宏校对兵书；尹咸校对数术书；李柱国校对方技书。刘向则是总负责。刘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在天禄阁专心精研他的学问，如鱼得水。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世俗接触，一直在天禄阁勤奋地精研。传说有一天深夜，刘向一个人在天禄阁精心地校书，有一位老人，穿着黄衣，拄着青藜杖缓缓地走进来，看见刘向这么用功，他用嘴向青藜杖吹了一口气，点燃了那根杖，借着火光，向刘向传授一部古时候的奇书，这部奇书叫《洪范五行》。传说当然有些荒诞，但也可见人们对刘向的钦佩之情。(www.xing528.com)

刘向一直在天禄阁，直到七十二岁那一年去世，才由他的小儿子刘歆来继承他的工作。

刘歆是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来到天禄阁与他父亲一起校书的。在刘向的三个儿子中，刘歆是最聪明的一位。他在校书时，遍读了国家图书馆中的藏书，同时协助他父亲校书。他们在整理图书过程中，根据书籍的不同内容，将它们分类编目，一共分成七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且编辑成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当这部目录编成时，刘向已经死了。这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图书就有了一种公认的分类标准。在“七略”之下，还分了三十八个子目，收了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它开了我国分类目录之先河，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就是以“七略”为蓝本的。这部书后来散佚了，但“七略”这个名称却沿用下来，与“四库”一样成为中国图书分类的“术语”，班固称这部书“总百家之绪”。

刘歆当然不满足于仅仅帮助父亲校书，他还精研学问。在研究学问过程中刘歆读到了一部古文《春秋左氏传》，他十分喜爱此书。当朝有位丞相叫史尹咸的专门研究《左传》，刘歆就此拜他为老师，老老实实地读《左传》。在阅读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问题。他又将《左传》与《春秋》对照起来一起读，发现左丘明的好恶同孔子是一样的，《左传》是真正解释《春秋》的一部书，它要远远超出当时流行的《公羊》《穀梁》两书。到了哀帝时，刘歆的学问与名声已经很大，他向皇帝建议，将所有的古文经学统统立于学官，并设立博士职位。哀帝要刘歆同当时的几位五经博士一起商量此事，但是另外几位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学派，他们为了把持自己的学术地位，巩固已得到的利禄，当然不愿让古文经学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同的地位，因此表示反对。为此刘歆不顾一切，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那些博士们：“缀学之士，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当时的学术界是被今文学派所把持的，而且朝中大臣大多出身于今文学派，所以刘歆的信引起了满朝的攻击。史书上说：“诸儒皆怨恨”。有位大司空叫师丹的，给哀帝上奏章，攻击刘歆“乱改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感到孤立无援，而且得罪的都是些大官，刘歆害怕遭到报复，只得上书请求调到地方上去任职，出任河内太守。因为他姓刘，属于宗室，根据法律不能任三河（河内、河东、河南）中的官，后到琢郡做太守。几年以后因病被免官。

王莽篡位以后，封刘歆为国师，并封他为“嘉新公”，地位够显赫的，王莽想借助刘歆在学术界的威信为自己服务。但是因为王莽曾经杀死了刘歆的第三个儿子，所以刘歆心怀怨恨，过了几年，起义军迫近长安时，刘歆感到时机到了，便同卫将军王涉商议准备谋杀王莽，谁知秘密泄漏，刘歆被迫自杀。一代名儒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汉代著名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称赞刘氏父子人才难得，将他们称为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一样的人，是能够做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的”一代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