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读书生活之司马迁万里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读书人要求自己的一个崇高目标，历史上究竟是哪一位读书人先做到这一点已不可考，究竟有哪一位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已不可考，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确实有不少文人力求做到这一点。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游名山大川，从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到徐霞客徒步万里考察祖国的地理风貌，他们不但游历名山大川，而且都留下了他们写下的作品，这样的文人代不乏人。这里介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无论读或没读过《史记》的青少年朋友，都会说出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要说出司马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则并不是人人知道的。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龙门，龙门在黄河中游。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古老的黄河像一条黄龙从龙门的北面奔腾向南，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形势险要，据说只有神龙才能腾越而上，故称为龙门。传说龙门是当年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时开凿的，所以也叫做“禹门口”。中国所谓人杰地灵——具有神奇色彩的地理风土哺育了神奇的人物。童年的司马迁就在这龙门西南的左冯翊夏阳城南（在今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长大的，从小他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那年他六岁，随着父亲司马谈来到繁华的京城长安。当时汉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家的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父亲要到长安去呢？原来司马迁远祖世代为史官，在史学方面有家学渊源。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编写国史的官员，他学识渊博，上通天文历法，下知地理人事，熟悉朝章典故，写下了重要的学术论著《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的各种学术流派作过综合评述。他一辈子有个愿望：想写一部史书，而且为此作了构思并准备了许多史料，可惜这件事没做成，最后由他儿子司马迁完成了，这便是后来的《史记》。

再说司马迁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便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又有父亲的直接培养。那个时代，一般人是无机会接触古代典籍的，而他从十岁开始便读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便是当时流行的今文书籍，到了长安后又有机会开始学习古文著作，据载他读了《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勤奋刻苦的学习充实了他的头脑。耳濡目染又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他再也不满足于仅仅“读万卷书”了，二十岁那一年，他怀着对祖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以及想继承父志撰写《史记》的宏图，开始了全国性的漫游，对祖国的山川地形，传说中的人事典故进行实地考察。

据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说：他走出长安，游长江、淮河一带，来到汩罗江畔，凭吊伟大的诗人屈原沉江的地方；又登上九嶷山巅，瞻仰舜的墓地；而后又登庐山，考察大禹疏导九江的历史状况；来到东南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南）山，追怀大禹会合诸侯计功封爵之盛况，循迹而探禹穴；到了吴地又去观看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故城；他又经过韩信的故乡淮阴，渡过淮河，涉过泗水，来到了鲁国的都城曲阜，瞻仰了孔子庙堂，对孔子兴教化讲礼仪的遗风十分钦佩，同时在邹峄一带考察古人的“乡射”之礼。在历史上战争频繁的地区齐、鲁、梁、楚之间，他遥想当年古战争，构思出一幅幅群雄争霸的图画，就像雨果想象拿破仑“滑铁卢之战”一样，这些地区在今天的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之后，他来到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魏国都城大梁，看到战国信陵君驾车迎请侯赢的夷门，十分感叹，对信陵君礼贤下士的行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最后，他又回到了长安，准备完成他的使命。(www.xing528.com)

回到长安，司马迁做了郎中，官职不高，但却有机会随汉武帝出巡，西至酮山（在今甘肃平凉），东至泰山，北出长城，直抵九原（在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他还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一直到达昆明，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了了解。出使回来那一年，父亲临死时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叮嘱他要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写成《史记》一书。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了父亲的官职，也担任太史令，那年他三十八岁。有了多年读书的储备，又游历了天下郡国，他对写《史记》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仍然不满足，他充分利用工作之便，摘录前代史书上的各种资料，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石室、金匮（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国家图书典籍，扩充自己的眼界。与此同时，他还访问那些熟悉历史情况的人，对史实进行订正和补充。四十二岁那一年，他开始动笔写《史记》，那正是他年富力强、潜心著述、可以出成果的时候。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灾难落到他头上。原来，天汉二年（前99年）夏五月，那位好大喜功一生不甘寂寞的汉武帝又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领兵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骑都尉李陵奉命率五千步卒深入胡地，与匈奴重兵连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汉武帝原来指望李陵能够不成功、便成仁，谁知道李陵投降了匈奴，自然心中十分不快，加上朝中有些大臣趁机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李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降的，这时汉武帝征询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便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认为从李陵平时为人看，他一定会寻找机会来报答汉朝的，谁知汉武帝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有意诋毁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替李陵开脱罪责，一怒之下，便将司马迁下狱，并在第二年将他关进“蚕室”，处以宫刑，司马迁遭受了人间的奇耻大辱。

封建专制皇帝的最大特点是不把人当人，而汉武帝是尤其突出的一个。但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并没有压垮司马迁，反而从另一方面激起了他活下去的意志，他在给朋友任安的信中诉说了自己悲愤的心情：“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他想到古往今来的许多圣贤都在生前遭受过磨难与困厄，想到自己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写成《史记》，所以他忍着奇耻大辱，等待出狱。出狱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这是一个太监任的职位，但他以“偿前辱之责，虽万般被辱，岂有悔哉”，利用一切条件阅读搜集各种资料，发愤著书，在他五十三岁那一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巨著，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司马迁一生似乎为著《史记》而诞生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他之所以能写成这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品，完全是由于他年轻时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