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完成于1989年秋，当时的大巴山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学，可谓风光无限，笔者与时任达县师专副教授，现为四川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明泉进行了一场大巴山文学对话，得到《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的支持，刊发在该刊1990年第三期。也就是那一年，我离开了故乡达州，到了福州，继而定居东莞。遗憾的是，当时的大巴山诗歌已是卓有成效或锋芒渐露，杨牧、洋滔、陈官煊、邓文杰、李新、凸凹、徐侨、唐亚平、徐永、向以鲜、蒋登科、庞清明、杨通、邱正伦、颜广明、龙克、邓文国、文冰等已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在文中几乎只字未提。经过近20年的时间洗礼，凸凹、庞清明、蒋登科、洋滔、龙克、曾蒙、杨通、侯平章、许强、蒋楠、鲜圣、游太平、邓成彬、巴山石头、水晶花、舒雨湖等等更是呈现出一种既“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又“相互提携，彼此呼应”的“波澜壮阔”的创作态势，成为中国当代重要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打工诗歌”、“疼痛写作”的主力军和践行者。
——题记
近十年的文学实绩
庞:新时期十年，大巴山作家群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瞩目。出版有雁宁的《巴人村纪事》、谭力的《蓝花豹》、宋小武的《蘑菇云下的匪帮》、杨贵云的《血夏》、李贵的《金陵歌女》、王敦贤的《心灵的跫音》、张建华的《白鸽子和蓝色的小城》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诗集等四十多部。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萌芽》、《春风》、《星星》、《人民日报》等报刊文学奖，国际青年节征文奖、国内电视剧奖，保加利来国际讽刺电影奖。
李:频频繁获奖，显示了大巴山作家群的实力。记得一九八五年《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昌平举办进修班，评论家张炯谈到全国只有两个地区能够形成集团冲锋态势的作家群，一是新疆的石河子，一是四川达县地区。四川作协八六年特意举行大巴山文学研论会，邀请京津沪作家、编辑、评论家对这些文学现象和成果进行分析。《当代文坛》举办笔会，研讨雁宁、谭力、杨贵云、李贵等人的创作。这一切都表明，大巴山再也不是鲜为人知的蛮夷之地，空间的距离和隔膜，正在被一批大巴山作家创造的精神产品所切近所消融。
作家个体评说
庞:纵观大巴山作家的创作道路，基本上经历了“生活故事化——人物情节化——心灵审美化”的过程，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经由外部世界的机械描摹走向对心灵世界的艺术探微。雁宁的《朱丹》、李贵的《王疯子》、张建华的《火与泪》等处女作，表现了初涉文坛的惊悸，用较粗浅的艺术形式和充满激情的故事发泄对四人帮的强烈控诉，脸谱化倾向较为明显。
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他们同民族一道反思，由最初面对十年到面对三十年再到面对一千年。不论是直面现实，还是挖掘过去，抑或是观照自身，他们逐步摆脱了粗疏的表现形式，以其高度历史的眼光去审视笔下的一切，尽管这种审视还不够深邃，但毕竟使作品充溢着自己的思考。
关于雁宁
李:雁宁的《老区》就是这种将历史与现实交合一起思考的产物。当年显赫一时的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罗国亮在西藏自治区征途中掉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他骨子里一直追寻和向往革命。回到大巴山，唤起往事，他找到自身价值。然而，极左路线的严酷现实使他惊怵，两位当年西征的战友，一个以破坏大办钢铁罪被抓，一个因不堪侮辱而死，他只好再别大巴山，结束了他苍凉悲壮的一生。历史从古至今遗忘了许多东西，去保存着或铭印巨大苦难或交合伟大悸动或驰骋深刻变动的心灵投影。这里，罗国亮的心保存着对革命理想的深切眷恋，而这眷恋的艰难实现使他痛感个体的无力无助。这种对落伍者灵魂的历史内涵揭示，加深了伤口的穿透力和表现力，显示出雁宁的整体创作意识。
庞:雁宁的《牛贩子山道》、《大刀》、《中东》、《五月水》等近年的小说，从野性和人性，现实与传说的冲突中，叙述了大巴山人或悲怆或激昂或饱和血泪或缠绵悱恻的故事，透过这块独特的生存天地，他正在接近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正如周克芹所说:“大巴山属于地球的一部份，大巴山的男人和女人是人类的一部份。作家只能从自己立足的土地上去细心听取宇宙歌唱的隐约的声音，也只能在自己扎根的某一地点去倾听人类的述说。”我相信，一旦雁宁继续这种艺术探索，把时代精神贯注在自己的审美视野中，是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
关于谭力
庞:谭力的早期作品《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写出了对过去封闭式填鸭式教学体制的反叛，引起了很大反响。《蓝花豹》、《她从远方来》反映了一种艺术上的自觉及两栖性(即农村题材、城市题材)，重在表现青年的生活及心态。他的作品常出现作家本人的影子，这是其成功之处。
李:我以为《蓝花豹》在荡涤封建阴影方面相当深刻。他以凝重的笔调，通过一个“女扮男装”这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框架，注入真切可信的细节描述，把残存在大巴山男人、父辈心灵中“无后为大”、“男尊女卑”、“逆来顺受”等人性扭曲和封建意识给予了血淋淋的批判。这就归结到人的本体问题。即人的合理存在，人的价值取向，人的终极意义。“创家立业”是否就是为了生个儿子?“面子”是否是人生存的目的?蓝少和威逼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女人结婚、生孩子，这荒唐的背后是否对整个构筑在传宗接代和把女人不当人的基石上的封建观念的轰毁。
庞:谭力在保加利亚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大小夫人》更直接地面对现实，抨击官场上，社会小圈子内的封建意识，于亦庄亦谐喜笑怒骂中见真情，把枕头风裙带风撕破给人看，喜剧色彩极浓。
李:谭力的思维振幅较大，现代感较强，作品常透露哲理思辨风味。如《最后一个空难死者》揭示出小农经济观念的滋生，无论什么都讲平均、大一统的文化性格，那些情感世界的错裂，不谐和都似乎是背叛、大逆不道。要求每片绿叶都一模一样、更多地求同归一，这只能导致生命的窒息。小说给人留下许多思考，这是谭力在想象空间自由跳跃腾挪、纵横捭阖的结果。相比之下，他的农村题材就要逊色一些。如何在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的结合部里打出一张漂亮的牌，等待着谭力的运气。
关于杨贵云
庞:工人出身的杨贵云，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描写城市现实生活。处女作《小城风流》主要描写了城市青年爱恋恩怨，表现文革对当代人心灵的侵袭。
李:贵云的作品突出表现在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敏感地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其叙述语言、结构框架具有大众审美特点，情节惊险悬念迭出，白描真切语调朴实，能抓住读者。
我感到贵云是一位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这是相当可贵的品质。他的题材多是生活中的偶发事件，如安康洪灾，州河跨桥。这表明他的艺术胆识和驾驭才能。长篇《本案请你裁决》将矛盾三方汇集于州河大桥坍塌之后的“集团官司”拉锯战中，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对改革建设事业进程的滞缓阻力，具有自觉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如果贵云能跳出突发事件的狭窄圈子，面对大巴山改革开放的常态生活，在庞杂众多的人物中凸现几个典型，赋予人物以包孕性拓展性，让人不仅记住故事更难忘那人情味，我想，贵云就能够在此支点上作三级远跳。
关于宋小武
庞:毕业于川师中文系的宋小武，古文修养极高，艺术见解透彻，对文学思考独到。无论是先前的戏剧创作还是近两年来的长篇小说，他均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再现，达到以古论今，针砭时弊的功效。川剧《史外英烈》，生动有力地告诉人们“奸贼的儿子不一定是奸贼”的反血统论的真理。他的小说一开始就超越大巴山，把焦点对准人性，历史感极强。《人性的搏杀》、《蘑菇云下的匪帮》都着力写人，一反以往战争题材的模式，深入敌我双方心灵，不把敌人丑化简单化，而以人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
李:宋小武是在通俗文学的框架里施展“还原史实，切入现实，勾连心灵”的艺术创造才智的。他的小说注重讲一个故事，如“黄金案”、“救匪”，有戏剧似的完整艺术结构，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紧张和愉悦。(www.xing528.com)
庞:他的另一部长篇《贵妃窃》从历史、文化、经济各方面对中国现实作超前的剖析，交织着现实与魔幻的色彩。近作《桃花江的轶事》，写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在小城人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对保守的价值观予以冲击，对外来文明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宋小武对文学的追求近乎疯狂，想通过创作代表自己向世界说话。
关于李贵
庞:李贵的小说更多地表现活生生的现实，创造主体的参与意识较为贫弱，这与信奉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有关，他想透过自身的作品客观地再现过去的岁月。他的《萋萋草木深》是一篇血与泪的控诉，六儿“正常——变态——疯癫”的悲剧命运具有普遍意义，写出了大巴山的贫困落后以及对外面世界的深切向往与追求。
李:李贵熟悉农民，泥土味浓郁。他也试图超越本土文化，直抵人性。我看过根据他的长篇小说《金陵歌女》改编的影片《避难》，三位身受凌辱的歌女妓女为了保护还未逃出虎口的唱诗班少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肉之躯，大义凛然地踏进了侵略者的战车，拉响怀藏的炸弹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她们为活着而避难，又为死去而受难。特定历史背景及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得到了辐射状的开掘，显示出李贵对历来视为不洁不贞丑恶的妓女的人性尊严和民族气节的褒扬态度。这种超越大巴山本土的描写，拓宽了对复杂性格世界的扫描与把握，具有提升性的创作意义。即使描写脚下这块土地的生活，视界也应宏阔与高远。如山西的李锐，他的《厚土》系列如《眼石》、《假婚》等，能从具体的物象情态中抽绎出意象理性，上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来微观人情冷暖，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农民”在这里已成为人类的一分子，成为“人”的符号，成为社会、心理等学科的解剖对象，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象征。钟情于斯讴歌于斯描叙于斯振奋于斯，乃是大巴山作家的本份。
关于王敦贤
庞:王敦贤七十年代末走向文坛，他以灵活多变、优美细腻的散文诗笔调开辟了大巴山文学的又一领域。
李:尽管敦贤的作品不够气派，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哲理的启迪。
庞:他的散文诗没有贵族胭脂气。《筏的怀念》以竹筏为载体，折射出大巴山人坚强不屈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困难屈服的原始力量，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他的《桃园纪事》使故乡那块沉寂多年的土地在他笔下焕发异彩。发现和礼赞故园的爱与美，使之成为令人神往的圣土。
李:散文诗正走向铺陈与敏锐、瞬间与永恒、阴柔与阳刚相融合的审美极至。波特莱尔对人性的深度测试，屠格涅夫对命运的深邃洞悉，托尔斯泰对情爱的深切关注，都是对即景式、偶感受式、悬空式、溢美式、泄欲式等类散文诗的超越。敦贤继续在这块小而宏阔的艺术天地里求索，定会不断耕耘不断收获。
关于张建华
庞:张建华这个生活的热情歌手一开始步入诗坛便以他巨大的热情讴歌时代与现实，他的诗形式活泼，富于变化，抒情味极浓，较早地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揉和中西文艺的精髓。获《诗刊》八一年优秀作品奖的《她放飞神奇的鸽群》，意象独特，透过邮电职工盖邮戳的手，使我们感受到时代的步伐、深情的呼唤与美好的祝愿，力透纸背。
李:建华的诗逐渐趋于平淡，近两三年因种种原因几乎停滞了探索。他缺乏一种对人的本性的提示，把诗当成一种干预人生生活的工具，忏悔味、训导味过浓，热情有余，含蓄不足。诗思工巧而具模式化，诗味婉约而露“脂粉气“。四川的诗和诗人在全国都具有领先地位，他们能在诗歌领域不断创新，扯起大旗，掀起一股股诗潮。而建华失去了诗人的敏感锐，更多地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简单描摹泄欲上，缺乏深沉和凝重感受。我期待他能突破原有的创作模式，不断超越自己写出真正的好诗。
关于李祖星
庞:李祖星最初创作的是民歌体诗歌，象一个工匠，把诗作为产品而不是艺术品。
李:他的诗风由过去的明快走向深远，走向心灵的探微。其诗味浓郁而淡雅，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庞:祖星的诗代表了大巴山现代诗的创作态势，其对意象通感直觉的运用与把握，对人的心理透视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他的诗保持一种年轻的成熟，似有一颗鲜活的心在跳荡，给人以常青的艺术魅力。
寻找立足大巴山超越大巴山的突破点
庞:纵观大巴山文学创作，我感到欣慰。五十年代的梁上泉首开大巴山文学之先河，陈官煊、邓元杰、李新在六十年代联袂而出，以《我是青年》蜚声诗坛的杨牧远在新疆唱着乡恋，他们走出了大巴山，有过辉煌的时期。而作为年轻的一代文人，我感受到作为一种总体文化现象，去缺乏一种后劲，他们由于近年来与生活拉开了距离，使他们的创作一直停滞不前，这是我困惑和焦虑的原因。大巴山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学，应该立足本地，面向世界。那么，我们今后的出路何在呢?
李:还得谈文化问题。“大巴山文学”是一个剔除了陕西、重庆、南充等地域而专指达县地区文学的不周密概念。即使指巴渠地区方圆几千平方公里，我们迄今还还未能对这块神秘而多变，蛮荒而富饶、愚昧而现代的土地有些整体性的文化知识。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不同山川沟壑的民族民风，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更莫说，巴山文化与秦岭文化、平原文化、黄河文化等其他文化群落的差异有多少比较。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我们的思维空间中建立一个纵横交织的座标系，列出历史与时代，社会与个人，地球与地域的众多参照点，理顺各种异同关系，透彻地审视大巴山及大巴山人。一旦这种思维范式确立，我想才可能谈立足与超越的问题。
庞:避免注重道德判断、社会判断、历史判断而忽略审美判断的价值倾向，唯有以审美判断涵盖文学的丰富社会历史道德内涵，才能在“人”的终极点上找到各民族对话的一致性。不管写人世沧桑、悲欢离合，还是写建设劳动、隐情私欲，只要作品凸视人的生存状态、生命意义和性格命运，具有思想艺术性，就能突破大巴山的地域而获得外部世界的理解。雁宁的《牛贩子山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北京获奖，不仅在于他写出了巴山味道，塑造了骠勇山汉子，而在于他没有把人物作为道德、历史的符号，从而揭示出了人的一般性问题。地域的空间距离造成的新奇感又在普遍关注的亲近感受中得到了认同。
李:这次我们以谈小说创作为主。其实，大巴山的诗歌创作及其实绩引人注目的程度毫不逊于小说。对陈官煊、李新、喻德荣、杨牧等诗人及其作品以后再找机会探讨。如何?
庞: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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