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批判：通向花园的漂泊者

通向花园的漂泊者——书面访谈

林童:我本打算给你的诗集《时辰与花园》写评论，但我在阅读之后，觉得还是作一次访谈更有意思。请问，在你的诗中，“时辰”与“花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庞清明:主要是《时辰与花园》诗集里有《日子》和《永恒花园》两辑。《日子》主要是写我在南方乡镇岁月的磨练，我写了几十首。日子与时辰都是时间概念，后者更让我想到岁月的流动与星空的浩瀚，人生的相对弱小，收在诗集里的日子有23首。花园与我生活的东莞大岭山镇政府花园有关，这个袖珍花园确实给我带来不少乐趣与安慰，让我在枯竭的南方生活中找到一丝亮点，也寄托了我放飞诗情画意的理想空间。本来我最初的书名是《内审与彰显》，这比较贴近我的诗歌精神，但责编说她太理性化了，结果就换成现在这个书名。

林童:你是四川人，现在在南方工作。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一向很浓，而我发现，你以漂泊者自居，你是怎样看待这种意识的?它在你的诗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庞清明:乡土意识一直是我摆脱不掉的诗歌写作源泉，是我的命根。事实上，不管我在四川达州、福建福州、还是在广东东莞，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与乡镇，本质上我永远是乡土的，我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的东西永远比匆忙的现代物质生活给予我的还多。说穿了，乡土意识就是我灵魂的重要归属，它不断地敲打着我，并挖掘隐藏在内心世界的秘密与巨大潜力。而乡土与漂泊互为因果，对乡土的怀念一定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使我的漂泊显示出厚度与宽广。

林童:巴蜀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氛围一向很浓，可以说是沃土。你写了很多亲情诗，这种地域性文化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庞清明:巴蜀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一统。巴蜀文化是个大概念，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在我的出生地——四川大巴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一个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青年作家群——谭力、雁宁、宋小武、李祖星、凸凹、张建华、林童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诗人崭露头角。评论家张炯曾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青年作家群能形成集团冲锋态势的两个地区是新疆的石河子与四川的达州。对于在这块土地上渡过了贫穷而快乐的童年，健康成长的学生时代，以及最初走向社会的青春年少的我，一拿起笔，骨子里就有一种好高务远的冲动。我的书写语言、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抒情品质无不打上故乡的深深烙印。尽管现在我一般用普通话与人交谈，但内心独白时一定用的是四川方言。至于对亲人的思念也与故土交织在一起的，这个亲情不仅仅是家庭成员里的恩爱，它更多的是一种指向，一种大爱与慈悲为怀。

林童:在《时辰与花园》中，你对日子特别关注，以日子为题，写下了系列组诗。你是怎样来认识日子的?

庞清明:是的，我写了许多《日子》，我把它称为《日子》系列。作为大众中普通一员，抛开浪漫的情怀、理性的思索，我们都得居家过日子啊。每天面对的是作为一个南方乡镇记者的命运:采访、报道、划版、校对、发行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具体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为司库的殷实，为老婆的花衣、小儿的玩具、学业，为孝敬年迈的双亲，我每天奔忙在东莞大岭山镇方圆1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此日子对我来讲是艰苦的隐忍的有时甚至是渺茫的，是线性的有时又是交叉的，有着极大的空悬的叠加的概念。它吸纳着我包容着我但却又挤压着我，有时我真感到无处藏身。它使我若老牛拉破车必须得全力应对，方能耕耘一片灿烂云霞。

林童:你把写云的诗命名为“音乐的云”，在浪漫主义诗歌中，云是很重要的情感对象，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受到了影响或启示?现在人们谈论诗，都认为诗与歌分家了，你觉得音乐与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庞清明:我同意也早就说过:诗与歌分家了。诗更多的偏向于阅读、默记，长久传承，而歌就需要当场演唱，需要舞台、灯光与五彩缤纷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应该潜入光明的内部、大地的深处，而不是寻求一时之快，这也是让中外诗人深为清高、自信乃至糊涂的根源。至于我把诗命名为“音乐的云”，其实这仅仅是出书时的方便，里边既有音乐又有关于云的诗，而“音乐的云”这个意象很美，或许它们都有流动性吧。我写了多首云的诗，主要受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影响。他被尊为诗人中的诗人，是语言的变化大师，是缥缈意境的制造者。90年代初期，我在福建接触到史蒂文斯，我的诗一度写的虚幻空灵应该与他有关。云作为漂泊的象征，作为游子的精神家园，一度让我联想翩翩，这与我把蟋蟀象征为孤独的琴手一样。我曾在福州马尾，不断地观察云的迁徙与流云的变化，在一首诗中，我把云比喻成——“黄昏的影子舰队”。当然音乐与云在其他诗人那里一定发生了看不见的秘密关系。

林童:你说:“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居所，博大、平等、包容”。你更借助于花园、水池、曲桥、香径、喜鹊、燕子、鹰、蜥蜴、蜗牛、羊等作为你诗中常有的情感对象，使你的诗具有了某种象征性。这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你的诗观仍具有“诗言志”的意味。而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和谐的，常处于冲突甚至对抗之中。请问:这些意象真能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吗?你的自然观是怎样的?

庞清明:“诗言志”，相信我在初学写诗时一定有此默认，但具体落实在我的作品里就跑调了，这也是好多批评家在解读诗人作品时遇到的麻烦:诗歌与理论的严重脱节。谈到大自然，我还真有话说，是的，在当今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标准厂房、高楼大厦、购物广场、香车美女等等一切让我们沉浸在物质文明的假象中，而曾经润育了中华文明的摇篮，让古代先贤讴歌的大自然确实遭到严重的破坏，工业废水、环境污染这些东西不仅是出现在报端、电视镜头上，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是环境污染的直接责任人，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写的那些有关自然的诗就是一种良心的呼唤，而不是回归田园牧歌、小国寡民式的蒙昧年代，而是希望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太平盛世。

林童:你认为:诗是隐者的艺术;诗是被阅读的艺术;诗是节约的艺术;诗应充满神性的光芒和启示。并把这种写作当作严肃健康的写作。你能具体一点地阐述它们的关系吗?

庞清明:诗是隐者的艺术，这是我的一篇文章标题。刊发在《诗神》杂志上面，主要是针对90年代诗坛的纷嚷、浮泛、炒作而言的。我认为诗人应该像高明的导演，隐藏在诗歌的背面，让真正的响当当的作品去说话，这才是诗歌的出路;现在我已部分修改这种观点，市场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内外的统一协调，在保证诗歌品位的基础上适当的包装是很有必要的。诗是被阅读的艺术，也就是前面讲的诗与歌的分离，读与唱的分离，但诗人黑大春却一直在做将诗歌带到音乐里去的工作，这也是他的一种方法，无可厚非。诗是节约的艺术，就更好理解。诗歌是文学的轻骑兵，是艺术中的艺术，不是滔滔不绝，而是适可而止说出心中的梦想，这也是诗与小说、散文的区别所在。真正的好诗、大诗理应自觉融合哲理的思考与宗教的情怀，去照亮黑暗土地上大众的背影。

林童:人在漂泊之中，很容易产生思想情感的波动。你在1993年皈依了宗教，我常想，中国人正是由于缺乏宗教情怀而过于被世俗浸湿了心灵，所以很难产生大师。宗教情感在你的写作中居于什么位置?有何作用?

庞清明:1993年福州道山，我在作家北村、朱必圣的悉心指引下信奉了基督教。诗者的征途，艰难的负重，生命的盲目，迫使我从繁复的世间回到内心的高塔，受浸洁身走新路，寻求平衡与庇护，我的诗亦从外部热闹的风景进入本质的述求。在这个堕落、物化的时代，诗人应肩负起拯救灵魂的天职，以个体面对大众，唤醒普遍的良心，而宗教的提升与净化功能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所欠缺的。当然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也决不在此卖弄上帝与神的冠冕，人生与诗，一切在自然中进行——

林童:你和刘汉通、张敏华在搞“跨越诗歌论坛”时，编了一本诗选——《跨越》，提出的口号是“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跨越流派，跨越平庸与自我”。应该说你们是有雄心的，真要跨越这些限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问:你是怎样理解地域、时代、流派之间的关系的?

庞清明:去年初我与青年诗人张敏华、刘汉通搞了个跨越论坛，当时确实是雄心勃勃，我提出“跨越地域、时代、流派，跨越平庸与自我”的理念是有一点野心的，我们不想搞圈子，划地为牢，事实上跨越也是按这个原则去运作的。《跨越》诗选出版后，著名批评家沈泽宜先生给予评论，《文学自由谈》、《南方日报》、《星星》诗刊、《绿风》诗刊、《作家报》、《东莞日报》、《中山日报》、《东莞乡情》等都作了评介与宣传，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对于地域、时代、流派的理解我们是相对的，那就是希望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地方(比如东莞或达洲)或圈子内，那样容易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林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要参与第三条道路?你办“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时是怎样规划的?

庞清明:第三条道路作为新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是不争的事实。1999年，莫非、树才就提出第三条道路，并有专文阐释，之后谯达摩、林童两位理论旗手对第三条道路做了详细的论述，并编有《九人诗选》，高扬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紧接着《第三条道路》诗报创刊，更进一步使第三条道路发扬光大。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共同推动诗歌创作，第三条道路显示了广阔、诱人的前景。(www.xing528.com)

2002年初我加盟第三条道路，这是我在诗歌写作生涯中的重要事件。林童、谯达摩编的《第三条道路》报发了我的诗歌专版和简介，2003年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也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中将我的诗歌收入。作为第三条道路重要成员，我责无旁贷应为第三条道路奔波出力。

本世纪初，由于网络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与发展，一些诗歌新人在网络上吞云吐雾，大展风采。第三条道路由于缺乏网络这种快速交流的平台，在宣传方面相对滞后，与第三条道路诗人的创作成就不相协调。有鉴于此，今年初我与林童兄商议，搞一个论坛来推动第三条道路创作。于是，2003年6月15日，“第三条道路论坛”正式创办，并与全国唯一前沿体验文学改革的大型综合期刊《伯乐》友情互动。

林童:我觉得，网络是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所以我是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网络的。现在，你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参与网络，你对网络有何看法?

庞清明:网络确实是一次传媒的革命，“跨越”与“第三条道路”创办后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时脑子里装的全是论坛上的事，总觉得自己既然是版主，就应该有一种奉献精神，要满怀热情搞好服务，多些端茶递水，不能让客人的热屁股贴在冷板凳上。我对网络的基本看法是:论坛是开放的交流与切磋诗艺的平台;论坛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众多同仁志士，第一现场发现并推出了众多好诗。当然网络也是泥沙俱下的，这需要作一些清理。我们为何要编第三条道路年刊?也就是让纸刊来沉淀论坛泥沙，去粗取精，留下精华，让纸刊来发扬光大第三条道路的诗歌精神。

林童:今年的第三条道路年刊具体由你来主办。从1999年提出第三条道路开始，已出了三本《九人诗选》;去年由于我和谯达摩要编《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就没有出年刊了，而是改成了报纸，直接就叫《第三条道路》。现在，这本年刊《第三条道路》已进入操作阶段。作为主编，更多的是需要勇气、眼光和胆略，并承担责任。能谈谈你的操作情况吗?

庞清明:第三条道路年刊的编辑工作由我来操办我显得诚惶诚恐:一方面我才疏学浅，理论素养不够，另一方面我要感谢你、谯达摩兄及第三条道路同仁对我的信任与鼓励。我希望年刊的起点一定要高，应该成为中国重要诗歌流派的文本典范。我们的编选原则是1．入选者必须认同第三条道路。2．实力展示，通过够分量的作品来加大第三条道路阵容。3．热心支持并大力宣传推介第三条道路。4．理论与诗歌并举。5．永续发展，补充新鲜血液。《第三条道路》2003诗歌卷10月正式选稿，2004年元旦前出刊。年刊为大32开，封面、封底彩色，200多页，印数1000册。

林童:你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参与第三条道路的建设，你对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前景持怎样的态度?

庞清明: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等绘制第三条道路理想的大旗，胡亮、庞华等后起之秀的理论跟进，使第三条道路摆脱了内流河不经意就消失在浩瀚的沙漠、永无天日的悲剧命运。而众多的凭借自己实力在第三条道路上一路高歌、一路狂奔的诗人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心骨与栋梁。世界上从来就没只有理论而无创作的空头巨人，只要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总是需要有人来梳理、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这就是辩证法，因此我特别看好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摒弃了知识分子掉书袋的迂腐，唾弃口语或所谓民间写作的土渣与事无巨细的伪叙述;第三条道路自觉融入时代的大潮，却与现实保持恰当的审美距离，显示了诗人的自觉、道德底线和必要的写作难度，以及自觉维护人性与诗歌的尊严清新思维，第三条道路前景一片光明。

林童:读你的诗，从选材来说，你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犹疑不定，更多倾向于传统;就风格而言，追求唯美，于是就有了放得不够开的感觉。按理说，你在外漂泊，对现实应有更直接的敏感力。能谈谈你的诗歌的美学追求吗?

庞清明:诗是隐者的艺术;诗是被阅读的艺术;诗是节约的艺术;诗应充满神性的光芒和启示。诗以其高度精炼、深度智慧、闪烁灵动呈现高翔、前倾、内审的姿态，诗人却在台后，惜香怜玉。现代诗需要调动所有的热忱认真加以对待，需要读出文字背后的面孔，时间背后的三维，表象后面的深度意境，读出人生的无穷奥义、所指、暗示、魅力。诗与读者处于拉锯战中，相互审视提醒较劲，进而完成诗文本意义上的解读，高山流水润琴音。——以上是我不很完善的诗歌美学追求。

林童:我注意到，你的长诗《殇或者碎片》的批判性很强，但是我发现，你并不是站在神性或宗教关怀的角度来批判的，而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测点，这样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论的泥潭之中，看起来洋洋洒洒，批判的锋芒很盛。二元论，比如说真善美与假恶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另一元也完全可以以此作为绝对真理来进行批判。你说:“我看得真切并非无话可说”。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个时代都有话要说，但是不是真的就看真切了呢，我表示怀疑。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首长诗，你的观点有无修正?

庞清明:长诗《殇与碎片》完稿于2000年前。那几年我的生活、家庭都充满许多变数，特别是家庭方面，一连串的变故让我喘不过气来，但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决不向命运低头，也不轻易向朋友吐露自己的痛苦与哀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我把它转化为诗歌，用诗的语言去触摸生命的痛，去鞭打世界的丑恶，揭露人类的阴暗面。在诗歌里我思考了社会、家庭、单位与个体;思考了和平、战争、性与爱、商品经济对人性的冲击;思考了一个人面对世界到底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是的，我是批判现实世界的，因为它有太多的缺陷，有太多的让人失望的东西，个体像水珠一样渺小，稍不留神，就有被社会吞噬的危险，因此我要反抗、争斗。最后我呼唤良知与自然的回归，将主题往上拔高了一些，其实也是指明一个光明、前瞻方向。但谁能站在正午的骄阳下去修改早晨的轻风?而大雁选择翱翔远天，绝不作屋脊下的麻雀。当时、现在，谁也不要怀疑!

林童:这个问题可能尖锐了点。但怀疑是必须的，就像“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不会拘泥于过去而更加轻松地飞翔。现在问你一个无聊的话题:你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

庞清明:我最初的创作冲动缘于一种“补偿学”，期望文学能挽回因财会功课普通而丢失的面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被缪斯之箭击中了脚踝。我始终以一个荒废正业、离经叛道的个体写作者自况，绕开中国主流文学、波澜壮阔的诗潮诗派，持续自己的勤奋操练，吊嗓修辞，先天跛足的文学功底使我由衷地体验到走向成功的攀爬之苦和新面孔的怯生登场。当然，我后来加入第三条道路，校正了一些作法。

林童:每个人的写作方式不同，你写作过程有何特点?近期有何创作计划?

庞清明:我是文本主义写作者，我坚持苦行僧的做派，坚持从书本与现实中去吸取营养，坚持写作的起码标杆，坚持认真而不游戏的诗歌。尽管有人对我的创作诟病，提出了一些忠告，比如看不懂或写得太熟了，我欢迎对我的批评，但我还得走自己的路——我的第三条道路——写理性与感性交织在一起的诗歌，提倡好诗主义、呼吸主义。我不能拉着头发上天喊崇高，也决不趴在泥坑里咕几个气泡。今后的计划还得等《第三条道路》年刊出版后再定。这是一项大工程啦!

林童:你对你的诗歌满意吗?能不能举出你自己认为的最满意的代表作?

庞清明:我对我自己的创作较为满意，主要是我的创作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属于实力派。我自认为长诗《殇与碎片》、《南方乡镇》系列等是我的代表作。我的写作有一个绕不开的大背景，那就是南方乡镇，自然之恋，怀乡与漂泊意识。这需要像你这样的批评家独具眼光去好好挖掘、研究，特别是站在第三条道路这个视角，那一定能找到一个真实的切入点。

(林童，第三条道路重要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