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浙江省中小企业劳动用工趋势

第八章　浙江省中小微企业劳动用工趋势

第一节　浙江中小微企业用工情况

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深入了解和正确把握浙江中小微企业用工情况，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组织了11个地市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摸底，并专程赴杭州、金华、义乌、新昌、温岭、浦江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总体来看，浙江省中小微企业存在季节性用工短缺情况，部分领域出现用工紧缺现象，但未出现大范围“用工荒”现象。但与此同时，中小微企业用工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性、趋势性的变化，值得引起各方重视和关注。

一、浙江省中小微企业用工基本情况

1.开工情况普遍较好。从这几年春节后开工情况看，企业用工总体上能满足生产运行需要，但仍有不少企业存在开工晚、设备利用率低等缺工现象。据调查，全省在正月初八开工的企业约占60%；正月初十已开工的企业达90%左右；正月十六也就是过完元宵节后，企业基本实现复工。甚至，有企业春节前开始推迟放假，部分赶订单的企业在春节期间甚至不停产。在绍兴、金华等市，不放假的企业约占规模以上企业的8%。

2.用工普遍存在缺口。调查显示，全省各地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用工缺口问题，甚至部分地区的某些行业和企业一度紧张。比如，湖州用工略紧的企业占28.5%，用工严重紧缺的占9.6%；绍兴存在用工缺口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88%；丽水196家重点监测企业平均每家企业缺口13人；舟山企业用工需求明显增加，但求职人数为去年以来最低。嘉兴和衢州情况较好，但也存在用工缺口。随着元宵节后部分民工返回，缺工现象有所缓解。

3.工资待遇普遍上升。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为了招聘新员工、留住老员工，各地企业纷纷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员工待遇。全省各地节后工资比节前普遍提高10%～15%，部分企业和岗位提高15%以上。比如在嘉兴市，月薪上涨后普遍在1200～1500元之间，个别操作工岗位工资甚至高达3500元。

二、中小微企业用工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

1.产业之间缺工程度相差悬殊。一是劳动密集型、高耗能制造业普遍缺工。服装、纺织、印染、传统机械、电子、食品、化纤、造纸等劳动密集型、高耗能行业成招工难现象多发区，最大的缺口达80%。这些行业在工资待遇、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用工规范程度等方面缺乏明显竞争力。二是部分服务行业缺工现象突出。传统服务业中员工收入低的企业，如部分饭店宾馆，随着员工向制造业回流，存在招工难。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比较缺乏，要招到合适员工较难。三是装备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招工比较容易。汽车配件、纺织机械、医疗设备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基本不存在“招工难”现象。

2.企业之间招工难易区别明显。一是管理规范的企业招工情况好于管理不够规范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提高员工工资待遇，而且注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其员工稳定情况和招工复工情况明显较好。二是有准备的企业招工情况好于无准备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见事早，考虑长远，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坚持不裁员不减薪，而是组织员工培训。许多企业采取如包车接送、报销差旅费、奖励“老带新”等措施，鼓励外地员工按时返厂。那些在金融危机期间辞退或裁员的企业出现招工难。三是依靠本地员工为主的企业比依赖外地员工为主的企业招工相对容易。新昌县许多企业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0%，衢州中小微企业主要依靠本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招工和复工情况都较好。

3.工种之间紧缺状况截然不同。与2004年用工荒主要缺技工的情况不同，近年来，中小微企业用工荒现象主要是普遍性缺乏普工。这是中小微企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在各工种之间，招聘冷热不均。一是生产环境好的工种招工较容易。生产环境不整洁、噪音高、有污染的岗位招工困难。各地普遍缺乏缝纫工、挡车工、车位工、印染工、生产操作工等普工。二是劳动强度不大的工种招工较容易。经常加班加点、体力劳动大的岗位，虽然工资较高，但青睐的人少。如锻造翻砂工，月工资高达3500元，愿意做的人仍很少。三是危险系数低的工种招工较容易。而高危性岗位，如冲工，新生代民工中愿意从事的人很少。四是技能要求高的工种招工较难。技工、研发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仍供不应求，而作为大学毕业生的普通性人才求职找工作仍较难。

4.代际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一是追求目标出现多元化。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以追求工资为第一目标，多干活多赚钱养家糊口；而新生代民工，不仅有工资的要求，还有休息时间、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考虑。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吃苦精神淡化。老一代农民工为了能多赚钱，愿意加班加点、愿意干脏活累活，能吃苦耐劳；而新生代农民工吃不起苦，不愿干体力活，不愿加班加点，喜欢轻松岗位。三是就业观念发生改变。老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基本都在一线操作岗位，而且不觉得没有面子；而新一代农民工，受过一定的教育，尤其是技校、职校毕业的学生认为自己有文化，不愿做普工，不愿去一线岗位，都想坐办公室。

我们分析用工荒出现的新现象，存在以下几个矛盾和问题：一是工资水平与民工期望存在差距。总体上看，劳动工资有所提高，但许多企业的工资仍偏低，与民工的心理期望存在差距。二是招工方式与企业发展水平存在差距。许多企业规模不小，用工量大，但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仍旧采取等人上门、马路边“举牌”或到本地劳动就业市场招人的被动式招工方式。三是用工方式与法律法规要求存在差距。一些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为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经常要求员工加班而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与《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不相符。四是用工观念与转变发展方式存在差距。一些企业主对农民工缺乏尊重、缺少人文关怀，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改善不力，存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法，不适应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出现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当前用工荒是多种因素交错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逐步回暖，企业用工需求恢复性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浙江很多企业为保生存而大幅裁员，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回流。近年来，全球经济尽管还有多种困难，但总体上出现回暖趋势，外部需求有所增加。而浙江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外部市场的回暖，为广大企业带来订单的增加，一些企业订单已排到第二年上半年，产能迅速扩大，企业的用工需求也迅速增加。尽管农民工供应在总量上并没有减少，但用工需求的恢复性增长导致企业短时间内难以招满工人。加上春节因素的影响，很多农民工延长假期，推迟外出打工的时间，导致前段时间企业用工荒问题凸显。

2.劳动力的结构性因素，造成企业用工供需矛盾。据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教授研究表明，现在农村劳动力约6亿多人，劳动力供应充足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国家发改委指出，从2004年开始，国内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从统计数据看，劳动力供给总量并没有减少。这其实是劳动力供给的机制出了问题。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6500万人，占56.8%，其中，21～30岁的只有700多万人，仅占6.3%。这表明，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今后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从性别分布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约占1／3。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而农村18～25岁这一年龄段内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进城。25～30岁的乡村女性劳动力又受到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转移能力受到限制。这就加剧了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从岗位匹配度来看，很多农民工不具备企业提供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出现用工需求和求职需求不匹配，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据了解，物流业、服务业等部分行业的求人倍率为1.2∶1，但实际上适合岗位要求的求职者只有37%左右。

3.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力下降，导致中小微企业招工难。调查显示，“招工难”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建筑装饰、纺织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用工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小微企业。缺工岗位主要是制造业生产线上工作环境差、风险高、劳动强度大和工资待遇低的普工和基层技工类。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对待遇福利的要求不断提高，而这些行业和企业，利润率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为节约成本，没有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导致吸引力下降，招工困难。加上“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走上舞台，他们的就业观念、工作要求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等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一些脏、累、苦等岗位的招工难。

4.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吸引农民工当地创业就业。近年来，中西部发展迅速，加上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转移效应开始显现。安徽、河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制造业蓬勃发展起来，当地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还出台了引导民工回乡创业就业的优惠扶持政策。很多农民工凭借自己在外打工学到的管理知识和技术技能，有的在政府支持下自己创业，有的被当地企业高薪聘请。这样，增强了农民工回乡的积极性，从源头上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量。

5.一揽子经济计划的实施，民生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比如4万亿的投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带动大量相关产业，直接或间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中西部的基础设施项目、灾后重建项目、援建项目等吸引大量当地农民工就业，而且工资水平不低于沿海地区，甚至更高。比如调研发现，汝南、绵阳等地参加援建项目工资为1800～2000元／月；湖南长沙很多普工工资达2000～2200元／月。此外，由于近几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支农惠农政策，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务农收入明显增加，不比外出打工低，而且又在家乡本地，生活成本降低，不用背井离乡出来打工了。

除了上面几个原因之外，还有农民工就业空间选择余地增加，从集中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中西部等全国范围内流动，劳动力资源分散；媒体过度放大炒作用工难现象，导致沿海地区之间招工竞争加剧；还有部分地方政府对劳动力输出进行控制，一些劳动中介垄断劳动力市场，这些都扰乱了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加剧了浙江省及沿海地区用工紧张的矛盾和困难。

四、化解用工荒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调研分析，增强预见性。近年来，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日趋复杂。虽然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浙江经济运行也呈现企稳回升良好态势。但是不确定因素还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显现，形势依然复杂和严峻。一是要理性看待当前用工荒现象。当前浙江省在某些地区和领域、某些产业和企业、某些工种和岗位确实存在用工难问题，但对经济发展产生多大影响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调研，理性分析看待。二是要加强经济发展形势的预测。当前企业订单增加，除了经济复苏原因外，还需要考虑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外企业补库存带来订单的增长；另一方面，当前即期消费需求的增加。当前市场需求恢复性增长到底是长期性还是短期性的，需要深入分析企业订单猛增的背后原因，加强预测分析，引导企业把握发展态势。三是要制定应对预案。近年形势异常复杂，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早作准备。建议组织开展产业岗位需求变化与劳动力需求的深入调研，对用工需求的增加和减少都要做好应急预案，确保浙江省劳动用工平衡，助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改善和改进招工用工方式。一是要改变招工方式。企业要改变当前很多企业在家门口、本地劳动力市场和马路边“举牌式”等传统被动式招工方式。各地政府可总结台州、义乌等地在劳务输出地区建立联系点或劳务合作基地的经验做法，继续探索创新的合作模式。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搭建和完善农民工就业意向和企业用工需求平台，及时快速帮助供需双方有效对接。二是要改进用工机制。为增强浙江省对全国各地劳动力的吸引力，保障浙江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要进一步改进用人机制。坚持以人为本，善待员工，除了给员工加工资外，还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优化工作环境，提供住宿、食堂、图书馆、休息运动场馆、网络等生活设施和文化娱乐配套。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帮助解决员工家属及子女的学习就业等问题，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贯彻最低月工资新标准。引导企业积极实施最低工资新标准，切实提高员工薪酬待遇，从而有效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

3.积极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一是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把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产业有序转移到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去。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等资源，也可以就近吸纳劳动力就业，既有利于降低员工的生活成本，又降低企业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腾笼换鸟”。二是加快发展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在加快低层次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加快本地产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否则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要准确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大力引导、支持和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实现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演进。三是引导企业加大技改力度。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线的技术含量，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单位时间内的经济效益，减少用工需求。比如，新昌县西米克轴承公司引进一条日本生产线，1分钟能产出160套320件，三班6个工人就够了，而用老设备，同等产量需要100人。

4.制定落实相关保障政策。一是研究制定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新政策。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研究制定农民工落户的新政策，给本地务工一定年限的外来民工以准市民或者市民待遇，使他们在医疗、养老、工伤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享有当地人同等待遇。二是制定和完善招才创业政策措施。为加快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产业和人才支撑，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吸引和留住高层次、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业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吸引高端人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以此减少对一线普通员工的需求，推动浙江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三是深入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加大《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及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就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为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提供法律政策保障。

5.重视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一是加强在校学生的技能教育和培养。当前，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与社会企业的需求脱节现象较为严重。为此，在大力发展技校和高职类教育的同时，要加强校企合作，从实际需求出发，及时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把学生培养成成熟的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普通高等院校对大学生也要加强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养，尤其要加强对新兴产业、高端产业等领域内高级人才的培养，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供人才保障。此外，还要加强学生的就业观教育，树立企业一线岗位同样出人才的观念，积极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小企业和一线岗位工作，建议政府对其养老保险等“五险”给予一定的补助和奖励。二是重视本地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在新昌县调研发现，劳动力本地化程度高的企业，员工认同度高、归属感强，员工队伍稳定，没有用工短缺的问题。为此，要针对本省的产业发展特点，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的组织和指导。通过采取“企业出单、农民选单，企业、政府和个人共同买单”的方式，加强技能培训，把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

第二节　浙江的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资源丰富，用工成本低廉，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近几年浙江频频出现“民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贵越来越成为困扰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难题。种种迹象显示，浙江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一、“刘易斯转折点”及其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转折点，也称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过剩向供给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一）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即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转移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二）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汉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扩展，构建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图8-1的线段AC）。在第一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产出不受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者人均收入不变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对工业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第二阶段是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图8-1线段CD）。在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农村劳动者平均收入，因而农业劳动者转移不会影响到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但农业总产量会下降，粮价上涨开始出现，并引起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第三阶段是一体化阶段（图8-1D点右边区域）。在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已全部为工业部门所吸收，传统农业部门将转而按商业化原则经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都将由边际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整个经济完全商品化，二元经济形态结束，经济发展进入一元经济形态。对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是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图8-1的C点），即劳动力由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是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图8-1的D点），即有限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进程被称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图8-1线段CD）。

通常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图8-1　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三）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四大特点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具有四大特点：一是转折点不是一个时点。它作为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有可能持续数年，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时点或者一年来标志它。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概念是相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不是指劳动力在总量上是无穷尽的，而是指工业部门用固定不变的工资就可以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工业部门，即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供给弹性无限大。三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管理人员等的供给在经济发展任何阶段都是有限的。四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四）“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转折点”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一个时点的表达，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含义，“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不再能够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雇到需要的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中国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以及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运行的。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将使依靠物资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将面临改革要求。与此同时，对劳动者素质提升、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建设等社会制度改革也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进程的判断

（一）判断刘易斯转折点依据

一是人口转变。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农村劳动力剩余、“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开始改变生育行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将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此时，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和比重开始下降。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理论上，只要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发生，直至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趋于一致，二元经济消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完成转移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的重要依据。

三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刘易斯模型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中，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典型特征是长期不变。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的“刘易斯转折点”，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才能获得充足劳动力。因此，普通劳动者真实工资水平是否上升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我国即将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分析显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

1.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人口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降至2010年的11.9‰，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下降至2010年的4.79‰，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后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2010年出生人数比2000年减少176万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使我国在未来十年内面临老龄化水平迅速提高，劳动人口供给过早下降的局面，进而导致“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

表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逐步上升，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07年我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联合国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7%，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表8-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及预测

续 表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2015年后将维持在1.85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0～2035年左右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2015～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4%的平均速度减少，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从72%下降到64%。

表8-3　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未来走势的估计和预测

数据来源：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8Version）。

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变化。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36%，增幅比2010年下降1.06个百分点。分年龄段看，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另一份调查显示，自2003年开始，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持续下降，截至2009年末，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为2.97亿人。根据国内人口学家和有关机构的测算，在不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情况下，支撑我国第一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需求大约在1.5亿～2亿左右。粗略估计，目前我国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大致在1亿左右。中经网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9年七年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年均减少1023万人。假定未来每年转移的平均数量保持在1000万左右，同时充分考虑劳动力供给下降带来的加速效应，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2020年前转移完。

3.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快。

近几年来，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1799元，比上年增长14.4%，增速分别比2010年和2009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2001～2011我国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幅为12.5%，比上个十年（1991～2000年）的年均增幅高5.1个百分点；二是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增速超过同期城镇职工工资增速。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加359元，增幅为21.2%。其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幅分别为21.0%、22.9%和21.1%；三是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全国各地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2011年全国最低工资调整，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一些省份甚至达到25%以上。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近三年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快速提高，增速已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919元、6977元和6778元，实际增长10.9%、11.4%和12.3%，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9、3和2.5个百分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将吸引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逐步回流，进一步加剧工业部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用工紧张的局势，推高用工成本。

与以往我国经历的几次经济调整相比，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仍保持了较快增长。这虽然有国家政策调整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用工情况的变化。根据预测，我国将在2015年左右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三、浙江省已率先步入“刘易斯转折点”

（一）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2011年浙江出生人口51.7万人，出生率为9.47‰，比2006年下降了0.82个千分点；死亡人口29.5万人，死亡率为5.40‰，比2006年下降了0.02个千分点；自然增长人口22.2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07‰，比2006年下降了0.8个千分点。最近六年，浙江人口出生率均在10.5‰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5‰以内。自1997年以来，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15年基本控制在5‰以内，个别年份甚至低于4‰。浙江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率先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

同时，浙江的人口年龄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领先其他省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浙江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1%，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7.45%，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34%，分别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高2.95个百分点、高0.47个百分点。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相比，十年间浙江常住人口增长16.37%，而同期60岁以上人口增长30.96%，65岁以上人口增长22.91%，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

表8-4　人口年龄结构判定指标及浙江历次普查浙江人口年龄类型变化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局分析报告。

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得益于外来人口的大幅度增加。2010年，浙江的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其中15～59岁的外省流入人口为1057.2万人，占流入人口的89.4%，推高了全省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浙江是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外来劳动力回流现象比较明显。2011年，全国15863万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为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占比上升了3.2个百分点；而在省外务工人数则比上年减少了244万人，下降3.2%。

根据统计预测，浙江常住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数2012年达到峰值，在总人口中的比重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均将逐渐下降。

（二）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变化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浙江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251.76万人，其中农村常住户中外出从业劳动力为413.42万人，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的529.03万人的外出规模相比，本省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数量有所减少。相应地，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人数增加，2006年浙江省农村返回的劳动力为27.15万人，比2005年增加9.91万人。

2011年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537万人，比上年增加324万人，增长2.0%，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34万人，增长8.1%，占农民工总量的17.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215万人，比上年增加370万人，增长9.6%，占农民工总量的16.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在浙江等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速大大低于中西部地区，增速和比重都开始下降，东部地区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减弱。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和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下降速度加快。2003～2011年八年间，浙江第一产业人口年均减少36.4万人，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3年的18.14%下降至2011年的11.2%。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至11%～12%即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三）浙江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变化

近几年，浙江省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速逐步提高。201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6660元，比上年增长12.42%，增速分别比2010年和2009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二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602元，2005年为1534元，2004年为1481元，2003年为1297元，三年间平均增幅为7.29%。三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有所缩小。浙江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11年比全国平均高3328元，但差距从2005年的高39.3%，逐渐缩小到2010年的11.7%和2011年的9.9%。2011年浙江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速比全国同期低2个百分点；四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工资增速已经超过了同期工业增长的速度。2011年和2012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工资增速分别为16.9%和15.4%，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高6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29.4个百分点。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速逐年提高，已经背离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的规律，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

表8-5　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情况

浙江人口结构变化、职工工资变化情况，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省外流入务工人员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在了劳动就业市场上。2011年浙江省劳动就业市场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第一季度为1.87，第二季度为2.06，第三季度为1.97，第四季度为2.08，用工缺口基本为需求人数的一倍。浙江持续的用工紧张状况，表明了浙江省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劳动用工进入了成本快速上升的短缺时代，已较全国整体先步入“刘易斯转折点”。

第三节　刘易斯转折点对浙江的影响及对策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转变，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倒逼着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将引起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二元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一元经济发展转变。这些转变，对于浙江工业经济发展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但对当前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必须要有转型升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一、“刘易斯转折点”带来的机遇

（一）工业经济增长仍可维持较高水平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在1960、1975和1968年前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虽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依然延续至1973年，并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型区间经济仍可保持高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推动。在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虽然上升，但由于初始水平较低，投资能保持较高的回报率。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促使企业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使用新技术代替劳动力，推动技术进步。类似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资本积累贡献率的提高，经济增速在跨越转折点后也依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北欧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50年老龄化率就已高达13.4%，2005年达到21.1%。但近40年来，北欧GDP平均年增长率为3.1%，高于发达国家的2.8%，甚至高于美国的2.9%。《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北欧国家具有极强且稳定的国家竞争力，特别是丹麦、芬兰、瑞典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从未滑出过全球前十名，在相当长的年份里稳居前五。究其原因，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重视科技兴国战略，注重自主创新是主要原因。

借鉴发达国家成功转型的经验，浙江如果能够在教育投入和科技创新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抓住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快“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的实施，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经济仍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并能创造出新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快形成

我们将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总抚养比下降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结构变化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率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快和总抚养比上升，“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但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推动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制度红利”将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少儿人口占比降低，接受教育的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我国教育资源的制约情况逐步改善。国家、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为提升，对教育的投入大大增加，有能力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和劳动技能水平，改善人口素质，从人力资本提升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有研究表明，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全体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进一步提高到大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再提高66%；二是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而提前准备的养老投资和储蓄，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如果其在资本金融市场上投资，还能获得新的收益，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三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0年的74.83岁，比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长5.23岁，到202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如果在退休年龄上做相应的调整，与国际同步和接轨，老年人拥有的宝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可以进一步地发挥，从而弥补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三）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是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持续上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逐步增强，带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消费层次的不断提升。同时，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虽然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但他们的消费支出仅占全国消费支出的20%。随着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市民化进程加快，将推动消费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拉动工业经济发展。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达到105.5%，其中消费又占了内需份额的55%，拉动GDP增长4.24个百分点。2011年内销对浙江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87.4%，当年1～11月贡献率又提高到96.9%。

二、浙江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挑战

（一）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根本性影响在于以投资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浙江工业发展原有的低成本低价格比较优势和竞争力逐渐削弱，出口导向战略实施受到冲击。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企业很难再在工资待遇不变的情况下雇用到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传导到原材料价格上，导致原材料成本的同步上涨，大大挤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我国的1／3，产品的加工成本只有我国的60%左右。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尤其是低端的加工环节有加快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例如，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鞋业巨头纷纷关闭了中国工厂，转而将生产线投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国制造”正在被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所代替。这对于浙江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极大的冲击。根据海关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浙江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纺织服装和鞋类出口同比下降1.27%和1.64%，分别比同期全省出口增速低4.27和4.64个百分点，也成为浙江同期出口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低4.4个百分点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增速下降，也导致了浙江工业发展的增速下降，企业盈利能力减弱。2011年前三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全国同期平均低4.1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4%，降幅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2.2个百分点。(www.xing528.com)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唯有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工业才能保持和赢得新的竞争力。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受阻，产业结构亟须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企业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形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上升，浙江产业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日渐突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受到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浙江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扩大，具体体现在：（1）2010年，浙江第二产业的单位GDP所需要的劳动力为0.13人／万元，位列全国各省（市、区）的第28位，仅少于广西、贵州和安徽三个省份。这说明，生产同样的GDP，浙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2）反映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三大标志性指标工业增加值率（反映工业新创造价值能力，体现附加值高低）、全员劳动生产率（反映全员生产效益）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投入产出效益），浙江从“十五”开始在全国的排位逐年走低，工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高于全国平均，下降到2007年的全国倒数第一（2008年以后统计局不公布工业增加值，推测排位应该变化不大）；成本费用利润率从2000年的全国排名第八，下降到2010年的倒数第三。（3）根据国家科技部的综合评价，2010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47.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列全国各省（市、区）第十二位。横向比较看，2010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只有广东的1／6、江苏的1／5和上海的1／2；与山东比，浙江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2006年比山东多4.3%，但到2010年却仅相当于山东的2／3。

（三）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难以支撑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要求

就业人员中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浙江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难以摆脱“低端陷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低下，受教育程度较低。二、三产就业人员的总体文化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和部分省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浙江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经济大省身份极不相符，也导致了浙江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具体体现在：一是二、三产就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所占比重超过五成，比全国的平均水平38.2%高14.5个百分点。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也明显低于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省市；二是在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中，高、中、初级技术职称所占比重分别低于全国0.8、2.1和1.3个百分点；在具有技术等级的人员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所占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0.3、1.6和1.6个百分点；三是2010年浙江从省外流入的1182.4万人中，劳动年龄人口超过90%，但这部分外来劳动力学历层次很低，大专以上学历仅占4.0%，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5.6%，其中小学及以下劳动力占28.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浙江每十万外来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学历的人口分别比全国的8930人和14032人少5101人和4080人。

表8-6　全国及部分省市单位就业人员学历情况比较

表8-7　全国及部分省市单位就业人员具有技术职称情况比较

表8-8　全国及部分省市单位就业人员具有技术等级情况比较

（四）人口结构加速老化，“未富先老”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即使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

浙江已在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超前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全国提前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也快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据预测，浙江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加到14%仅需28年（浙江于1991年为7.01%，预计2019年上升为14.14%），而同样的增幅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为：英国45年，德国60年，美国70年，澳大利亚79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浙江人口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速度有较大偏离和超前性。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自然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同步发展。一般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时，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以上。而浙江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属于“未富先老”型。1991年浙江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人均GDP仅大约434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23。2011年浙江的人均GDP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8%、德国的12.4%。

浙江应对老龄化的难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一方面，劳动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相对弱化，产业结构必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浙江的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不具备竞争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尚不具有比较优势。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既失去了对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同时还面临过早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无论是面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我们原有的竞争优势都在削弱。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难度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劳动力市场秩序需要完善和重构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由于供大于求，资方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企业可以如其所愿雇佣和解雇劳动者，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较差，相应的劳动者待遇较低、保障制度不完善。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劳动力紧缺状况开始出现，劳动者对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提高、维权意识增强，如果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改善意愿不足的情况，必然会形成局部劳资冲突，激发社会矛盾。近年来，频频报道的类似富士康事件，反映了新生代劳动者的价值新取向和劳资纠纷的新动向。提醒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者在追求增长速度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和劳动待遇，关心劳动者发展的需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对解决新时期劳资纠纷和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应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对策建议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减，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日趋递减，中小微企业用工短缺将长期存在。浙江工业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和健全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浙江的中小微企业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做支撑，浙江工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倒逼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浙江工业的发展，必须从追求规模速度向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转变，从单纯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的集约式发展转变；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提高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创建浙江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活力和新优势。

（二）大力推动结构调整，提升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工业的整体素质和产业的竞争力，逐步改变浙江工业对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一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传统优势产业。立足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着力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和产品附加值，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引导中小微企业开展以“机器换人”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造，组织开展减员增效、减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污增效及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优质品率的“四减两提高”专项行动，打造一批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二是大力发展有规模特色优势的新兴产业。顺应全球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立足浙江的优势，有重点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家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组织实施好《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从财政投入、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人才保障、用电用能保障、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扶持和支持，构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大力发展生产性高技术服务业。立足浙江的基础和条件，有选择性地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服务的、有市场需求的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技术、数字内容、电子商务、生物技术等高技术服务业，打造浙江高技术服务业特色优势，形成与传统产业融合互动发展的格局，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主动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和业务外包，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营销中心等落户浙江，加快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逐步摆脱浙江产品低端锁定的困境。一是以创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培育创新型企业为重点，整合创新资源，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对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研发，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和服务经济能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三是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企业研究院、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积极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创新联盟和合作机制；四是支持企业收购国外知名品牌、专利技术、研发团队、引进学术带头人，加快高新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层次的提升，扩大内需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增强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等方面构建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增加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和居民的财产收入，逐步完善教育、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围绕发展经济不断扩张消费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支持和引导新消费，重视智能技术、物联网、新能源、低碳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创新产品，创新供给，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三是加快完善与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流通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改善流通环境，为拓宽城乡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四是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加大对消费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优化社会信用环境。

（五）加快提高人口素质，构建人力资源的新优势

当今世界区域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和掌握的劳动技能必须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要适应新的产业结构的需求。当务之急要加快提高劳动人口素质，建立适应浙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人才结构和劳动力资源。一是要科学合理编制好人力资源规划，逐步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的结构和数量，既要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劳动力供求的基本平衡，也要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规划好人才资源的储备和劳动力资源的储备；二是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在提高教育经费总量的同时，调整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实用型的职业教育培训支出和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教育支出，全面提升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劳动技能水平；三是针对目前浙江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村的现实，大力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育各种技能型、实用型的熟练产业工人队伍，同时要注重发展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岗位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教育，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六）不断完善用工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关注当代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是破解“用工荒”，缓解企业用工紧缺现状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引导企业实施“稳定用工制度”，建立长远的用工计划，在保证现有普通农民工稳定就业的同时，对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技术水平比较突出的农民工实施长期雇佣制，建立对农民工人才的选择性递增吸引机制。引导员工建立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在企业的发展规划中要体现员工个人成长的需求，企业要从单纯的薪酬留人，向制度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转变；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形成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政府部门应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劳动法规执法力度，促进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合理提高；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工对打工地的归属感。目前由于农民工属地化管理制度不完善，大量外来农民工普遍对打工地缺乏归属感，许多外来农民工仍然处于“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漂泊流动状态。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2011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切实解决外来农民工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为他们提供与城市人口同等的生活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就学待遇，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当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为外来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创造制度保障。

第四节　中小微企业用工趋势与转型升级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标志着今后中小微企业用工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用工成本将持续提高，用工的供需矛盾将逐步显现，劳资关系将出现新的特点。沿海地区中小微企业依靠人口红利进行低成本扩张的时代将逐步结束。新的企业用工模式已经到来，为了迎接这种新的用工模式挑战，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成为必经之路，一方面在微观上，引导企业提高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提高企业营利能力；另一方面在宏观上，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全省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中小微企业用工变化趋势

（一）用工总量增长从快速趋向平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中小微企业迅速发展，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浙江民营中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从业人员数量也随之迅速上升。1978年，浙江从业人员总数为1794.96万人。到2011年，从业人员总数达到3674.11万人，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一倍多。据测算，2011年浙江中小微企业从业人数约3130万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约占总从业人数的85.2%，是全省从业人员的主体力量。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浙江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这10年里全省从业人员总数增加了700多万人；第二次是从1999年到2010年，连续快速增长了11年，全省从业人员总数增加了1000多万人。而中间的10年，即从1989年到1999年，从业人员总数仅增长了100万人。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反映的是整体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状况。从业人员数量的第一次飞跃，应该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体制束缚逐步解除，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劳动力需求出现大幅增长，年均增长3.38%，增幅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总人口年均增长1.06%，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47.85%提高到1988年的60.02%，提高了12.1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就业岗位的增长主要出现在乡村工业，10年中乡村从业人员数量从1480.56万人提高到1988年的2004.45万人，增加了500多万人。1989～1999年，全省从业人员总数进入了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仅为0.4%。由于加强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全省总人口数增长也有所回落，年均增长为0.6%，但仍高于从业人员数增幅0.2个百分点，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10年中下降了1.26个百分点。但这一阶段，全省从业人员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乡村从业人员与在岗职工人数在这10年中均出现了微弱的下降，但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量却大幅增加，年均增长达到19.71%，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原来的0.9%上升到1999年的6.22%。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吸引了大量的从业人员。

1999年开始，浙江进入了从业人员迅速增长的第二个飞跃期，从业人员总数年均增长3.01%，绝对值增长了1000多万人。总人口增长率继续下降，年均增长0.56%，从而使得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再次大幅提升，从1999年的58.76%提高到2010年的76.58%，提高了17.8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省总人口中超过3／4的人口实现就业。同时，这一阶段的从业人员就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比重继续提高，到2010年比重达到24.16%，占全部从业人员的近1／4。乡村从业人员的绝对值开始下降，11年下降了170多万。在岗职工人数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从2000年的398.53万人提高到2010年的812.14万人，翻了一番多。

在经历了两次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长之后，浙江正在迈入低速增长时期。事实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中小微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从业人员总数的年增长率也开始下滑，2009年从业人员同比增长3.02%，2010年增长1.23%，2011年增长1.05%，是自2000年以来增长的最低点。此外，从业人员的增长还要受到总人口增长的限制，从数据上看，总人口的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估算，中国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高峰，然后总人口将开始下降，浙江的这一节点很可能提前到来。也就是说，再过20年，浙江总人口的增长率将接近于零，人口总量达到最大值。同时，浙江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几乎达到极限值，2011年占比为76.84%。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浙江15～59岁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72.9%，可见，今后20年里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继续提高的空间已经不大，这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从业人员增长速度将不可能再大幅超越人口增速，20年后，从业人员总数甚至将面临下降的可能。

图8-2　1978～2010年浙江省从业人员增长曲线图

表8-9　1978～2011年浙江省从业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续 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二）用工领域主要向二、三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决定了用工结构。浙江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基本上符合国际产业演进的规律。改革开放前浙江以农业发展为主导，产业结构也相应呈“一、二、三”分布，是典型的农业省份。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大力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和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经历了短暂的“二、一、三”产业结构分布之后，逐步呈现为“二、三、一”产业结构。目前，二、三产业更呈现出并驾齐驱之势。2011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中，一、二、三次产业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9%，51.2%和43.9%，其中二、三产业快速同步增长，1998～2011年，浙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2.3%，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2.8%，同期第一产业年均仅增长3.5%。

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从业人员产业分布也经历了从“一、二、三”分布到“二、一、三”分布，最后呈现出“二、三、一”分布格局的过程。从2001年开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超过第一产业，达到36.1%，这一年第三产业占比为30.46%，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2002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便超过了第一产业形成“二、三、一”格局。2011年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14.57%、50.86%和34.57%。

从历史数据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到1991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11年，一产从业人员数只有535.27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一直保持较快持续的增长速度，到2011年三产从业人员数达到1270.01万人，比1985年增长了4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从1985年到1999年呈小幅增长，自1999年以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到2011年二产从业人员数达到1868.83万人，年均增长7.5%。

表8-10　1985～2011年浙江省从业人员三次产业结构分布情况

续 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快速增长的这个阶段与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第二次飞跃增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看到，10年的增长周期已经到尾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二产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今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内，二产从业人员数不可能再像过去的10年那样快速增长。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将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从非农业人口的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出，2005～2011年浙江省非农业人口增加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8-11　2005～2011年浙江省非农业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后的20年，无论是二产还是三产，其从业人员的总数都不会有太大的增长，但结构会深度调整。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三次产业结构最后可能会调整成“三、二、一”格局，但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经济学原理表明，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中，劳动力的分配将从生产效率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领域。浙江的从业人员构成基本上符合这一规律。从历史数据看，通常情况下三次产业单位从业人员产出排序为三产大于二产大于一产，但在1995～2002年的8年中，二产的单位从业人员产出超过了三产。也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中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增长快于三产。但是，近10年来，二产的单位从业人员产出尽管还在持续上升，但单位产出值已经开始落后于三产，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投入相同的劳动力，从事三产能够比二产获得更大的产出，这必然会逐步引导从业人员从二产转移到三产。因此，强工业、发展实业就要提高二产的生产效率。

表8-12　1985～2011年浙江省从业人员构成及生产效率

续 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三）用工数量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中小微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制造业产业仍然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为主。根据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结构占比情况，1994年浙江的前10大行业是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和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其中纺织业一支独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2.36%；其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比6.26%。10个行业工业生产总值合计2165.05亿元，占全部工业生产总值的64.37%。

2011年，工业总产值占比前10位的行业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7年前的10大行业仍然有6个榜上有名，但重要性程度已经发生变化。纺织业仍然是龙头老大，但占比下降为10.2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仍然位居第二，但占比提高到8.96%。其他4个保留下来的行业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并且这4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均上升了。剩下4个新进的行业分别是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4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均有所提高。这个新的10大行业工业总产值合计为34444.3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1.07%。

从这近20年中不同行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情况的变化可以看出，浙江制造业行业发展更加多元化了，并且装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从1994年的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2.46%，提高到2011年的33.95%，上升了11.49个百分点；医药化工类行业的占比也有所提高，从占7.72%提高到14.15%，上升了6.43个百分点；相反，纺织服装类行业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从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1.7%下降到仅占15.13%，下降了16.5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装备制造业已经替代纺织服装业成为浙江最重要的行业，并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而化工业的重要性程度也不断上升，并呈现出超越纺织服装业的趋势。

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从业人员的结构随之变化。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逐步减弱，而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特征却不断显现。通过对2011 年30个制造业行业大类每个在岗职工的利税产出情况进行排序，前10位的行业分别是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其中有2个行业在1994年工业总产值占比排名前10位，有4个行业在2011年工业总产值占比排名前10位。在1994年工业总产值排名中分列第3和第10名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在2011年反映劳动生产效率的单位职工生产利税排名中分列倒数第2和倒数第4名。

表8-13　1994～2011年浙江省制造业行业结构变化情况表

续 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四）外来务工人员增幅将逐步趋缓

浙江经济的发展与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持续增长，2000年省外从业人员占浙江从业人员总数的42.9%，低于广东（59.53%）、上海（58.22%）、北京（53.11%）。到2010年，浙江省外从业人员占比提高到59.41%，10年内提高了16.51个百分点，且除上海（70.77%）、北京（67.1%）、天津（60.41%）三个直辖市之外，浙江外来从业人员占比已经排名各省区第一。除北京和天津外，10年中浙江的省外人员占比是全国提高最快的。其中，江苏提高了12.61个百分点，占比提高到40.49%；山东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占比提高到15.44%；广东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占比下降为58.41%。从全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情况看，近10年中有18个省（市、自治区）省外人口比重上升，这些地区一般都是近10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但是，广东省省外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是否预示着，对于除直辖市的省区来说，60%的省外从业人数占比是个极限。如果这个判断准确，那么，未来的10～20年浙江的省外人口比重，就不可能再大幅上升，甚至有可能有所回落。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人口输出省外最多的5个省份从高到低分别是安徽、四川、河南、湖南和湖北。人口输入浙江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江西、贵州、四川和河南，这5个省输入人口的总数合计占浙江省外人口总数的65.79%。在10年前，这5个省外来人口占浙江省外来人口比重的72.96%。从省外人口地区的变迁来看，10年中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外省人口的省籍分布更加分散了；第二个是重心开始往西部的省份移动。近10年来，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浙江周边省份的人口比重均有下降，共下降了13.29个百分点，而其余省份中只有四川人的比重下降了，尤其河南、贵州、重庆和云南等省市的比重有较大幅度提升，占比共提高了14.01个百分点。

从省外人口的学历水平看，整体素质较低。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浙江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占全部省外人口的85.55%，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仅占4.02%。并且，近10年来，省外人口的素质并没有显著的提升，尤其是低端人才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甚至还有微弱的上升，2000年省外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比为85.11%。高等学历人口比重有小幅提升，2000年省外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为3.41%。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问题。因为2000年以后，全国各大学迅速扩招，大学生比重明显提升，但是到浙江来就业的省外大学生比例却没有相应提高。

从省外人口的产业分布看，外来人口主要分布于二、三产业。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占85.25%，这个比例与全省从业人员的产业分布基本一致，2010年全省从业人员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占84%。其中，省外人口从事二产的比例为51.82%，二产中从事制造业的占43.83%，比2000年提高了9.65个百分点。此外，在制造业行业中，省外人员更多地集中于从事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从事这4个行业的省外人员比重比所有从业人员从事这4个行业的比重要高10.22个百分点。但也应该看到，即便是省外人员，从事这几个行业的人口比重也在下降，相对于从事装备制造业的比重却不断上升。从2000年到2010年从事上述4个行业的省外人员比重下降了1.88个百分点，而从事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省外人员比重上升了5.69个百分点。

二、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与用工矛盾

（一）用工需求不断增长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优势产业一直都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也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浙江的最大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因而，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取得比较优势。事实也证明，浙江的出口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之一，由出口带动，浙江的加工制造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30多年来，浙江省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但企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却没有获得同步增长，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并不显著，多数中小微企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也较低，生产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中小微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增长，突出表现为粗放式的扩张，所依赖的仍然是低成本的劳动用工。

近10年来，浙江用工需求快速增长，同时也支撑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这一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008年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只是一个标志，它是对前几年累积因素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显示了低成本用工时代的逐步结束。2010年的“用工荒”，尽管有许多短期因素存在，如经济出乎意料地快速回暖、春节长假的因素、去库存周期的结束等，但它也是新时代来临的一种征兆。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是在未来，也不是在过去，而是正发生在当下。根据数据分析，以目前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转移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用工的过度需求。也就是说，浙江目前所遇到的用工问题，绝不仅仅是结构上的问题，还应该包括总量问题。浙江中小微企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中小微企业必须实行以减少劳动用工为特征的转型发展，否则用工越多效益越低，难以持续发展。

（二）转型升级压力加大与用工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

目前，尽管有许多中小微企业已经开始选择转型升级，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转型升级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浙江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近10年来，浙江中小微企业一路高歌猛进。然而，企业的粗放式扩张也为未来发展埋下了问题的根源。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引发问题的导火线，它迫使企业面对困境，进行转型升级。总结起来，企业困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紧缺。包括空间约束、人才约束、资源和能源约束、环境约束等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成长性非常好的企业都明显感觉到了头顶的“玻璃罩子”，这就是企业的发展极限。二是成本上升。主要是企业运营成本、用地成本、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等都出现大幅上涨。这是经济繁荣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各种要素供给日益紧缺必然导致要素价格的直线上升。三是竞争加剧。浙江30多年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低端产业的小微企业数量过度增长，尤其是同一产业集群内部，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市场需求下降，出口订单减少，宏观经济环境严峻，从而加剧了企业的市场竞争。

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倒逼浙江的中小微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然而，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市场机制遵循的是末尾淘汰制。企业转型升级的三要素：人才、资金和技术，其核心是人才。因为人是所有发展战略的执行者，不论是取得资金还是技术，都离不开人。而恰恰浙江中小微企业最缺乏的还是人才。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浙江的从业人员素质处于较低水平，全省大学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重仅占11.18%，仅高于西藏（11.0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9个百分点。事实上，浙江本省居民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水平并不太低，高于全国平均0.36个百分点，为21.65%，在全国排第9位。但是，在浙江的省外大学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却是全国最低水平，为4.0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工作的省外大学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为8.32%，广东为7.03%，均高于浙江。这个数据表明，浙江在吸引高素质人才方面不如广东和江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省的产业层次相对还比较低，人才引进环境还不够优化，培育人才的高等院校也还不够强。

（三）劳动生产率较低与用工成本不断攀升的矛盾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浙江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出口加工型企业，无一例外地经历了高额利润空间迅速萎缩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一家传统出口型企业获得20%以上的利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甚至获得40%以上的利润也不算稀奇。原因是当初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存在非常大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尽管发达国家和地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品，但是相对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来说，利润仍非常丰厚。但随着中国出口企业的壮大，在国际上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在国内则企业之间恶性竞争越演越烈，同时企业劳动力成本等各项生产成本却直线上升，从而在两个方面对企业的利润形成挤压。当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利润普遍只能维持在5%左右。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向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是否仍能维持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可以借鉴表8-14。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组织的一次调查。在新兴亚洲国家中，中国的全部用工成本折合成美元为2250美元，仅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远高于印度、越南、缅甸等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第一波国际订单的大面积转移，也许这张表能说明一点问题。尤其是印度，它和中国一样是个人口大国，土地面积不小，在语言方面有着充分的优势。比较一下中印的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发现，传统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相对于印度来说，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在印度，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新德里，其月最低工资水平也仅为147美元，而浙江的杭州月最低工资水平已经达到了205美元，甚至高于北京和广州。这个劳动力成本，在1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丧失，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因为能够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出口的企业往往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大量的用工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企业的一个沉重负担，如此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不足以支持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

表8-14　亚洲新兴国家的工资情况表

续 表

数据来源：IMF Wor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0.10。

表8-15　中印最低工资水平情况比较表

数据来源：IMF Wor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0.10。

（四）省外务工人员迁移与产业非梯度转移的矛盾

尽管在过去10年中，浙江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持续增长，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不断上升，有的地方甚至超过本地人口。但是从广东经验看，当外地人口比重达到60%左右的时候，将出现回落。浙江目前外地人口占比为59.41%，这意味着，外地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再大幅增加。而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省外人员不仅在比重上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在总量上也会受到限制，出现增长趋缓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国策将继续实施，人口总量的增速在放缓，由此导致从外省迁入人口增速开始下降；二是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从沿海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扩散，从而导致浙江外来人口的省籍从周边省份向内陆转移，此外，许多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也开始起步，当地外出务工人员开始更多地选择本地就业；三是相对于西部地区，浙江的生活成本上升较快，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使得外来务工人员仅凭低廉收入，已无法在浙江安居乐业，即便对于一些高端人才，房地产价格也大大影响了他们进浙的步伐。外来务工人员的减少，必然导致民工紧缺常态化，从而进一步提升浙江中小微企业劳动力成本。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一个地区的工业往往起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廉价劳动力取得比较优势，积累一定的产业资本。但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会因为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比较优势，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区域，这就是所谓的产业梯度转移。目前浙江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大量的企业向外迁移，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腾笼换鸟”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然而，现实却是浙江真正有能力“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是成长性非常好的企业，而且也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竞争力慢慢丧失，营利能力大幅下降，一般没有能力“走出去”，或者即使走了出去，也难以获得成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产业转移的原因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谓产业梯度转移，是由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约束慢慢丧失了竞争力，若将该产业转移到廉价劳动力成本区域，便能重新获得比较优势。然而，浙江过去几年发生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转移，却并非主要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发，而是受到发展空间的制约，大量高成长性的企业在省内拿不到发展需要的工业用地，因此不得不选择迁移。因此，尽管浙江从业人员总量增速在放缓，用工价格在持续上升，但还没有成为企业外迁的主要动力。而正是由于发展空间的制约，才成为当前浙江产业非梯度转移的直接诱因。

三、适应用工趋势的企业转型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浙江中小微企业面临出口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招工难、融资难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根据中小微企业的用工趋势，积极采取应对举措。

（一）推动创新型创业，培育科技型小微企业

当前浙江的创业模式已经从生存型创业进入机会型创业、从普通民众创业转向以社会精英创业为主、从模仿性创业转向创新性创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表明，创新型创业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源头力量。要制定出台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领办和创办科技型小微企业。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今后一般不再鼓励发展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把大力培育发展科技型小微企业作为中小微企业工作的重点，使浙江小微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低端产业用低端劳动力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转变到依靠创新获得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优势上来。

（二）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结构，低端产业形成低端就业结构，高端产业形成高端就业结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优化产业结构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中小微企业突破要素供给趋紧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约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小微企业长远发展和稳定发展的治本之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意味着政府部门不再支持那些效率相对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业和有机农产品业，培育发展本省目前还没有但有国际市场的新兴轻工类产业，着力发展提升产业集群的衍生配套产业，重点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本省急需推进产业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要总结推广一批产业实现成功转型的示范企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示范企业。要帮助新兴产业培育国内市场，开辟国际市场。

（三）实施“四减两提高”行动，促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增效

浙江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效益，是全省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和现实选择。要落实夏宝龙书记提出的“机器换人”和毛光烈副省长提出的“四减两提高”的指示精神。一是鼓励中小微企业用自动化的生产线替代过去以低素质劳动为主的工艺流程，实现减员增效；二是鼓励中小微企业大力推广现代化生产的节能技术装备和工艺，实现减能增效；三是鼓励中小微企业采用系统化的智能控制，最大程度减少原材料投入和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实现减耗增效；四是鼓励中小微企业加强环保措施，控制污染源头，减少末端污染，实现减污增效。通过试点，探索路径，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广，从而全面提高浙江中小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优质品率。争取用三至五年时间全省中小微企业基本完成“机器换人”，实现“四减两提高”。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优化素质人才落户的发展环境

对于一些高端人才，除了自主培养之外，也需要从省外甚至国际上积极引进，并想办法留住。据企业反映，对于一部分高端人才引得进、留不住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高端人才对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高品质需求无法满足。尽管近年来浙江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2.3%。但城市的软环境建设并没有取得同步的发展，省内大多数城市还不能满足高素质人才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因此，下一阶段，各级政府部门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人文环境的建设。要充分利用当前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以人为本，加大在高格调的社交环境、高品位的文化环境、高水准的教育环境等软环境方面的投入力度，努力打造一批高品质的智慧城市，使浙江成为高端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的创业乐园。完善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政策，特别是住房、落户、教育、医疗等政策，着力解决小微企业难以享受人才政策支持的问题。

（五）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在引导浙江中小微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适合浙江的产业导向目录，推动产业合理有序转移，优化工业空间布局；进一步健全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和政策措施。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促进浙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抵扣政策，通过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补充和完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尽快完善有关各种资产重组的增值税税收政策，并与相关所得税处理、财务核算处理相衔接，促进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要创新中小微企业用地政策，鼓励企业集约、节约用地，建立中小微企业供地条件的评判标准，将原先以“规模”“增幅”论英雄转变为以“亩产效益”论英雄，引导企业技术增效、资本增效，真正走集约化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