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浙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报告

第六章　浙江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第一节　增长潜力下降倒逼企业转型

加快转型升级是“十二五”浙江经济发展的主线，而工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转型升级的主要方面。本节试从工业增长潜力变化切入，深入解析浙江工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以及工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

一、工业增长潜力明显下降

工业增长潜力，指的是潜在的可能实现的工业增长能力。工业增长潜力的判断，一般以曾经达到的工业增长水准作为参照物。工业增长潜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发展方式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近十来年，浙江工业增长潜力持续下降，以下从三方面来揭示其下降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个工业落后的农业省。1953～1978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7%，增速列各省市区第22位，1978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仅占全国总量的2.9%。改革开放后，浙江工业迅速崛起，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赶超业绩令人瞩目。1979～201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其中1979～2000年的增长速度居全国首位；全部工业增加值在各省市区的位次，从1978年的第15位跃至第4位（期间一度超过广东）。

图6-1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各时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变动图

注：“五五”时期为1978年后三年平均数。

从图6-1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增长的一大特征，即以“九五”时期为中线，增长状况展现为两个阶段，阶段性特点明显：其一，前一阶段工业增长率高（其中“七五”时期处经济调整的非常期），后一阶段工业增长率低，高低相差1倍多。其二，前一阶段工业增长冲劲足、波幅大，后一阶段工业增长冲劲弱、波幅小。由此显示，“九五”时期开始，浙江工业增长潜力趋于下降。

表6-1　浙江省工业经济增长率在各省市区排位变化表

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规模以上企业增长率。

从全国比较来看，浙江工业增长潜力下降现象是比较突出的。表6-1显示：2000年至2004年，浙江工业增长速度居各省市区前列；2004年后，工业增长速度在各省市区靠后，“十一五”后期更是落在后面，由此直接导致全省经济增长率后移。

浙江工业增长明显减速，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其一，2004年至2008年初，全国经济偏热（甚或过热，如2004年）；其二，2008年下半年以来，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冲击，全国经济降温（甚或衰退，如2009年上半年）。在经济偏热或过热时，浙江工业没有像改革开放前期和多数省那样大上快上，而是上得不快，甚至减速；在经济降温时，则下得过快过深。浙江工业增长潜力下降态势，不由分说。

（二）“十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

“十一五”时期与“十五”时期相比，浙江工业增长持续放慢，增长潜力进一步下降，直接影响全省经济发展。

“十五”时期，浙江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高于全国3.1个百分点，居各省市区第8位；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8%，高于全国4.3个百分点。工业快速增长有力拉动全省经济增长，同期浙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居各省市区第4位。“十一五”时期，浙江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86%，仅高于全国0.15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1.4个百分点，居各省市区第28位。工业增长减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省经济增长，同期浙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比全国高0.3个百分点，居各省市区第24位。

工业增长持续减速，导致浙江工业在全国的地位由升趋降。浙江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量的比重，1978年仅为2.92%，1998年突破7%，2004年达到最高点8.42%，2010年则回落到7.85%。

表6-2　“十一五”时期全国工业经济增速比较表

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三）“十一五”时期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

工业增长，不仅包含增长速度，还包含增长质量；工业增长潜力，不仅反映在增长速度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增长质量和效益上。

改革开放后直到“十五”前期，浙江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处全国前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考核指标（7项指标）常居各省市区第3位。2001年和2002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超过上海和江苏，跃升至各省市区第3位，工业增加值仅为江苏工业增加值的65%左右，生产总量小而盈利多，凸显当时浙江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之好。但“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增长质量效益明显下降，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考核指标一直在各省市区靠后，以至不再公布。

反映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有三大标志性指标，即工业增加值率（反映工业新创造价值能力，体现附加值高低）、全员劳动生产率（反映企业生产效益）、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投入产出效益）。其中前两项被国家设定为“十二五”时期全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指标。目前，浙江这三大指标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详见表6-3。

表6-3　“十一五”时期全国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表

续 表

注：国家统计局自2008年起不公布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只能算到2007年。

表6-3显示，浙江的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各省市区中最低。2008～2010年的数据未予公布，但判断依然如此。浙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也持续偏低，2010年仅列各省市区第29位。

再看体现工业效益的另一重要指标——企业利润。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从2005年的7.42%降至2010年的5.98%，在各省市区的排位退至第5位（被河南超过）。浙江企业利润在2001年和2002年比江苏还多，到2005年比江苏少314亿元，到2010年仅为江苏的53%，差额高达2796亿元，这是江苏人均收入在近年超过浙江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增长潜力呈现由高而低的运行轨迹。“十五”初期以前，工业增长潜力表现得相当充分，增长速度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八五”时期达到了工业增长的可能性边界。此后，工业增长潜力逐步减弱，“十一五”时期则明显下降。

从近两年的运行情况看，浙江工业增长持续放缓，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全国省市区的排名中依然居第29名左右，“十二五”时期工业增长潜力下降之势很难改变。

二、原有工业发展方式难以维持

如何看待工业增长潜力下降趋势，为什么会明显下降？同样在东部，“十五”期末以来多数省的工业增长明显好于浙江；江苏经济起飞更早（乡镇企业起步发展在全国率先）、经济总量更大（目前生产总值比浙江多1／3），但工业增长潜力仍明显强于浙江；更严峻的事实是，不仅是速度，浙江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指标也落在了全国后面。

浙江工业增长潜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沿袭原有的工业发展方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遇到严峻挑战。择要指出如下两点。

（一）面临发展条件变化的明显制约

1.出口导向的战略实施遭到贸易环境变化的冲击。

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是东亚地区（包括我国沿海，尤以江浙粤三省为主）的重要战略和成功实践（所谓东亚模式）。但是近年来浙江工业出口所遇困难日益增大。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多年，世界经济进入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工业增长难以像此前较大程度依赖强劲的外需。二是出口成本持续上升，目前企业出口利润率一般只有3%～5%，更低出口成本的新兴国家日益分割出口市场。三是人民币持续升值，2005年汇改以来年均升值5%，不仅削弱了出口竞争力，而且导致汇兑损失。四是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发生，浙江连续多年成为遭受摩擦伤害最大的省份。摆脱冲击影响的必要途径是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但浙江很难像东亚四小龙那样，通过“技术撬动”战略，实现突破雁行模式的华丽转身。

2.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不断削弱。

浙江企业大多采用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方式。随着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增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震荡，国内要素价格改革步子加快，制度性廉价资源逐步缩减，工业发展面临全方位的高成本约束。特别是企业用工成本持续较快上升，2010年和2011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均劳动报酬分别增加4126元和4980元，增幅分别达29.8%和19.8%；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递减，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面临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2011年美国著名的波士顿顾问公司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迅速削弱，五年之内沿海城市生产的很多工业品将只比美国有些地区多约10%～15%的成本优势。

3.大量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的粗放增长难以为继。

多年来，浙江受到比其他省市区更明显的生产要素和生态环境制约。由于显现“刘易斯拐点”，企业用工短缺长期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日趋递减。创新人才偏少，创新投入不足，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仅10.5%建有科技机构。2009年企业研究开发人员仅占从业人员的2.3%，研究开发经费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81%，远低于国际上公认3%的起码标准。长期粗放式的消耗和转化物质资源，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电力紧张在全国较突出（2004年起工业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电，拉限电量曾占到全国一半）；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相比，浙江的生态环境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工业增长已经到了环境约束的边界。

4.投资驱动式的工业发展受到多方约束。

原有工业发展方式的核心，就是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如图6-2所示，近十年来，浙江工业投资增长呈现明显的减速过程。2003年限额以上工业投资（此指标在该年首次发布）增长率高达54.9%，2006年陡然下滑，整个“十一五”时期工业投资增长始终上不去，年均增长率仅为10.4%，远低于“十五”时期。

进一步比较浙江与全国工业投资增长状况，可以看出，“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投资增长在全国明显偏低。作为工业主体的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4.0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19个百分点，处各省市区第26位。浙江各年度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在各省市区排位：2006年第16位，2007年第27位，2008年第26位，2009年第27位，2010年为最后的第31位。浙江制造业投资占全国总量比重2004年创下9.88%的最高点，2010年骤降至4.92%。

图6-2　浙江省限额以上工业投资增长率变动图

表6-4　“十一五”时期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长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浙江工业投资上不去有诸多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企业创新能力较弱，首要因素是缺乏好项目；二是土地制约突出，尤缺工业空间发展大平台，且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三是工业投资大量外流，浙江成为资本（包括巨额本地银行贷款）净输出省；四是国内外战略性投资较少进入，即浙江较少被大型中央企业、台资企业及跨国公司定为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没有有效投入就没有有效产出，没有高质量投入就没有高质量产出。“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投入明显不足，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十二五”时期的工业发展。

以上所说四方面约束，各省市区多多少少也存在。比较而言，浙江在出口和投资方面的约束更为突出，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工业增长潜力的变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中，广东与浙江遭遇的严峻挑战和工业增长态势比较接近，但广东的对策措施力度明显大于浙江。多年来浙江和上海的工业增速均不快，但上海制造体现着中国装备制造的最高水准；重质不重量，上海有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产业底气。

（二）面临“低端陷阱”和“三明治陷阱”的风险

目前，浙江工业发展还受到两大风险影响的困扰：

1.“低端陷阱”的风险。

所谓“低端陷阱”，指的是产业长期处于低层次而难以升级。浙江工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以低端产业和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结构特征明显。由于工业结构没有重大变化，工业增长潜力受到较大制约。以下情况可以证明：

一是主要产业变动。“十五”时期工业总产值居前6的行业是：纺织、电气机械、通用机械、化工、交通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十一五”时期工业总产值居前6的行业是：纺织、电气机械、通用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工、金属制品。十年间变动不大，其中作为工业化起步阶段主导产业的纺织业依然是第1大行业；在信息化时代，电子设备成为全国第2大行业和广东、江苏的第1大行业，而其在浙江的行业排序已退至第7位。

二是市场占有率变化。“十一五”时期，浙江30个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上升（即市场占有率上升）的，只有2个行业：仪器仪表和黑色金属；利润占比上升的也只有5个行业。而“十五”时期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上升的，多达25个行业。也就是说，“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的市场占有率全面下降，这也意味着市场竞争力全面下降。

表6-5　“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制造业经营指标占全国同行比重变化表

续 表

三是高技术高成长产业状况。多年来工业增长主要依靠传统加工业，高技术高成长产业尚难形成较大规模。浙江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2010年和2011年前三季度分别只有4.77%和3.97%。高精尖加工能力和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设备制造薄弱，高端装备领域难见浙江身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缺乏核心能力和重要增长点、“新瓶装陈酒”（将原有产业包装）等突出问题。作为高成长产业代表的汽车，浙江2010年的整车产量仅居各省市区第16位，汽车及零部件产值也只占第7位。

四是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浙江工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底端，出口构成中贴牌加工产品甚多，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产品比重很低，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2.“三明治陷阱”的风险。

所谓“三明治陷阱”，反映的是实体经济较差的生存环境。类似三明治的两边分别是成本和售价，中间层是实体企业利润。在成本明显提高和售价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实体企业利润迅速变薄。落入“三明治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一般都会快速泡沫化。

近年来，浙江也可见“三明治陷阱”的阴影。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生存环境不佳，企业利润率越来越低，在虚拟资本过高收益预期的诱惑下，脱实向虚的倾向明显。不少工业企业（尤其是多数大企业）将工厂作为融资平台，将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包括冠以好听名目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商业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炒房炒钱风行。

脱实向虚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一是伤害了实体经济。大量资金从实体领域流向虚拟资本市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和投资扩大，进而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2010年和2011年，房地产投资对全省固定投资的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60.4%和51.7%，在国内冒尖（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倍左右），而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长贡献率分别只有22.8%和19.7%（以前常在50%左右）。常闻道“做过房地产后什么都不想做”，还会谋创新发展吗？二是形成了经济风险。在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今天，房地产投资依然是最大的投资推力，潜存着系统性风险；民间借贷则出现温州等地企业资金风波。三是影响了基本民生和商务环境。全省综合房价在全国冒尖，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吸引人才和稳住创业者？

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发展之本。如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根基不稳，则后患无穷。近者有美国房地产市场违约引爆次贷危机，继而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酷警示；远者有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失去10年”和“又一次战败”的惨痛教训。

三、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应该说，浙江工业原有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如果再沿袭原有工业发展方式，不加快转型升级，那么先发优势将进一步削减，工业发展路子将越走越窄，不仅难以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存在持续落后的可能。

加快转型升级，是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处于工业化时代，工业是转型升级的主要方面。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当前矛盾和长期积累问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转型升级？概而言之，转型升级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经济转型，二是产业升级；实质讲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什么是工业转型升级？国务院批准印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明确指出：“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浙江工业转型升级，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力争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较大突破

转型升级包含两方面，但现实中许多人偏重或只重产业升级，实际上推动经济转型，即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要。可以说，一定的发展方式决定了一定的产业结构。

所谓转变发展方式（还有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等概念，实质差异不大），就是要从增加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主的集约式发展转变。以下强调两点。

1.转变发展方式是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没有经济体制的突破性改革，不可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这可从理与事两方面加以证明。一是理证：转变发展方式体现了经济转型的内涵，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体制变革。国际上所用经济转型概念，专指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在20世纪后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转型国家。二是事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开道。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当时说是从粗放型经济转到集约型经济），但是直到解体都没能转变，因为苏联不敢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单纯加大科技投入，投得再多也转不到位。20多年前，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曾有“转轨变型”和“两个根本转变”等提法），但久推难转、欲变不快，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

现在影响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仍然突出。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没有多大改变，保增长常常成为保数字；各级政府保留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权，寻租成为不少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要素价格市场化进展缓慢，价格扭曲诱使高投入低效率项目扩张，并形成泡沫经济；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造成特殊的利益集团，限制了竞争活力和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教育和科技体制缺陷明显，影响企业创新资源保障；市场规则制度不健全，致使市场秩序较混乱等。必须坚持以改革开道，着力突破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非此发展方式转变不了。

另外，经济转型的基本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基础，衡量转变发展方式成功与否，最终还得看新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能否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2.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行创新驱动。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指出，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具有比先发国家发展更明确的阶段特征。第一阶段是充分利用低成本要素，实现要素驱动的增长；第二阶段是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大量投资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和提升生产率，实现投资驱动的增长；第三阶段是随着产业经验的积累和技术能力的增强，开始通过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提升到创新驱动，实现从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根本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虚幻的亚洲经济》中证明，单纯依赖动员和投入更多资源，而不是依靠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将因资本报酬递减而具有不可持续性。如今的浙江工业增长潜力下降，正被资本报酬递减所困扰。

实行创新驱动，主要是推动体制创新和企业创新。体制创新以政府为主导，核心任务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特别重要性，前面已经陈述。企业创新以企业为主导，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对此强调三点：

第一，企业创新首要是激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所谓企业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成本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过程。“实施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家”，这是创新理论首创者熊彼特的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系列首创活动增进了浙江经济的先发效应。但近年来，部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在减弱，企业重大创新成就较少展现。失却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失却了浙江经济的灵魂。必须从制度创新和环境优化切入，持续激活和发挥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第二，企业创新的先导是加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涵盖从新工艺、新产品产生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追求的是“索洛余量A”，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着力挖掘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竭源泉：一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政府尤要重视支持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二是实施好适合企业的创新战略和行动。进一步支持具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引导多数企业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实行模仿创新，并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合作创新，实现基于核心技术创新的工业技术路线优化。三是政府要进一步制定相应政策，创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

第三，企业创新的保障是加大创新投入。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节省的是物质资源的投入，但不能节省创新资本的投入。创新驱动本身必须由足够投入加以保障，创新成果的实现较大程度取决于创新投入的状况。要以加快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优化企业投资结构。进一步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注重增大对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的投入，注重增大对关键设备、核心技术和增值环节的投入，注重增大对工业设计等软技术的投入。

（二）力争在产业升级上有较大突破

就工业来说，产业升级就是由低技术、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业演进的过程。要把推动产业升级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要点，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就产业升级，择要阐述以下四点。

1.产业升级的实施类型。

对产业升级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理解。国外学者Humphrey和Schmitz在Gereffi分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产业升级是以企业为中心、分层次从低级到高级的升级过程。具体分作四个层次：

（1）流程升级。也可称为过程升级。即通过重组生产过程、改善生产系统，或者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管理方式，取得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

（2）产品升级。实现从生产普通产品到生产复杂和优质产品的转变，开发出更高端、更有潜力的产品线，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进行产品质量提升，明显提高新产品、新品牌的市场份额。

（3）功能升级。也可称为部门内升级。即不断提升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及组织管理能力，改变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专注于高价值环节，外包或外购一般业务，实现从基本加工、贴牌生产向自主设计制作、自有品牌制造的转换。

（4）部门间升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高附加值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即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包括制造业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软化”（服务化）等。二是从一个特定环节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价值链（也称为链的升级）。如把在制造电视机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应用到制作显示器，并因此转向计算机产业，便属于链的升级。

2.产业升级的要素重组。

产业结构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升级首先依赖于要素优化。一个经济体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是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别，根本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产业升级，体现了从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向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演进。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关键之招是实现要素重组。长期以来，浙江工业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红利，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随着这些红利逐步消减，工业发展必须更加仰仗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的支撑。

市场竞争，人才为王。坚定不移地实施企业人才战略，着重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建设，充分挖掘人才第一要素的潜能。围绕培养、吸引、使用三个环节，从制度创新入手，建设好企业人才队伍。大力引进各方人才，集聚高端要素。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3.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

我国人口众多且收入差异明显，生产力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产业结构多层次性的长期存在，也决定了产业升级的途径不同和难度较大。在推进产业升级中，既要培育新兴产业也要改造传统产业，既要发展高端制造也要提升中低端制造。

但要把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上。理由之一，国际经验证明，在资源禀赋和技术、组织制度既定的前提下，生产率水平高的产业比重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而这些产业主要是高技术、高成长性产业。理由之二，目前世界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主流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也在重点培育发展这些产业，以争抢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理由之三，浙江省传统产业大量显现低端锁定状况。众多企业受制于国际产业分工，难以突破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专利标准、国际品牌和市场网络的强势操控，难以改变贴牌代工地位。由于低层次需求庞大，低端制造有着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需求不变，产业难变。

在实际运作上，要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与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正确引导现有企业向新领域、新价值链拓展，向高附加值环节和产品提升；大力推动产业“腾笼换鸟”，扎扎实实地淘汰落后，发展先进。

4.产业升级的制造基础。

推动产业升级要立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在高端制造和精益制造上狠下功夫。

现在要注意防止轻视制造的倾向。常有人说：我国工业制造能力强，加工制造产品的实物质量与国外名牌相差无几；薄弱的是研发设计和营销，增值重点应在“微笑曲线”的两端。这些说法亦正亦误。我们多数企业研发设计薄弱，需要加强，这是事实。营销则有个疑惑，企业那么多低端产品甚至问题产品都能卖出去，营销还不行吗？擅长做生意，不正是浙商的强项吗？真不行的，其实是国际品牌营销。

与制造强国相比，制造远不是我们的强项。多数企业只能制造没有高技术的大批量、大路货产品，精益制造的意识和高端制造的能力很弱，这在装备工业表现得最突出。我国已是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国，但较高档汽车的发动机和大部分关键元器件都是外企的；我国是电脑第一生产国，但作为最核心部件的主板，几乎没有企业能制造。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不发达？主要问题出在制造领域，多数企业或是组装合成或是贴牌加工，怎会产生强劲的高端服务需求？

工业的核心是制造，这是将工业主体称作制造业的原因。研发设计的目的是制造，设计远不只是外观设计，更关键的是功能设计，即制造工艺设计。研发设计要靠制造来实现，没有先进设备和优质材料，没有富有敬业精神的高技能操作工人和现场科学管理，是制造不出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的。我们的企业很会模仿也惯于模仿，能将产品造得与国外的很像，但内在质量难以完全达到，这差异就在制造。营销也是围绕工业制成品来营销的，不是好产品的营销，说难听点是在“忽悠”。

要倡导向日本和德国企业学习，扎扎实实做精制造。日德制造业堪称世界超强，重要原因就是做精制造。如日本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追求“日本第一”“世界第一”为目标，在制造上精益求精。多数中小企业数十年如一日，钻研一门技术，打磨一项工艺，生产一种产品，涌现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世界小巨人”企业。日语有个词叫“职人气质”，其第一含义就是精益求精。多数日本中小企业家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在不断追求把产品优质率从99%提升到99.99%直至100%，真可谓孜孜以求高品质。日本经济学家说得好：“竞争力的基础在于生产现场，如果生产现场搞不好，无论采用什么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此言值得深味。

第二节　浙江工业产品的市场势力

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起步早、举措实。早在20世纪就确立了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的工作主线，此后以“凤凰涅槃”的勇气、“腾笼换鸟”的举措、“浴火重生”的气魄积极推进，又提出“标本兼治、保稳促调”，坚持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和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看，主要原因是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低价格竞争、低水平扩张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其根源是产品市场势力还不够强。产品市场势力的经典定义是“高于市场平均价格而不失市场与盈利的能力”（Lerner，1934），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利润获取能力，取决于品牌认可度、渠道调控力、市场议价能力等，也就是企业的市场话语权。本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建立数据模型和问卷调查，分析浙江产业、产品的发展态势，研究提出了着力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势力、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路和对策。

一、浙江企业市场势力的基本评价

根据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对浙江工业产品的生产及其在省内主要商场、超市销售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总体上看，浙江工业尤其是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工业产品具有特定的竞争力，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有相当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浙江企业并没有与市场份额相应的市场话语权，产品市场势力也没有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国际市场

从国际市场看，浙江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其中纺织服装等产品市场势力相对较强。浙江出口金额最大的两类产品是机电和纺织服装，2010年机电出口金额为791亿美元，纺织服装大类出口487亿美元，出口目的地分别是美国、东盟、德国和日本等。采用国际通用的豪尔（HALL）模型计算得到，μ值（出口产品价格与行业边际成本之比值）结果表明，布、服装、农业机械、仪器仪表、通用机械、基础机械、包装机械等μ值都大于1，说明这些产品具有一定国际市场势力，尤其服装μ值最大，达到2以上，具有较高国际市场势力。但是，纱锭、汽车两类产品μ值分别为0.737和0.955，说明这些产品国际市场势力不足。

（二）国内市场

从国内市场看，浙江产品市场势力处于中等水平，国内市场影响力有限。根据对丝绸、服装、金属制造、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与设备、仪表与文化、办公机械、革类制品、日用品、棉纺等行业的产品分析表明，它们的豪尔模型的μ值都在1～1.5之间，说明浙江产品定位接近行业边际成本，其市场势力处于平均水平，市场影响力、品牌认可度和渠道控制能力有限。

（三）产品类型

从产品类型看，浙江消费品市场势力好于中间产品，中间产品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浙江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好的品牌认可度，一方面是浙江企业越来越重视品牌的作用，75%的企业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形成了一大批知名品牌，产品具备较好的品牌优势，如美特斯邦威、浪莎、雅戈尔、红蜻蜓等；另一方面，浙江企业掌握了较强的营销渠道能力，并且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好的销售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企业在营销渠道与网络上的优势，为提高浙江消费品的市场势力奠定基础。而浙江中间产品80%以上市场定位于中端客户，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受到国内外市场龙头企业的双重挤压，九成以上企业面临激烈的成本、价格竞争。它们缺乏营销网络，依靠直销和代销，生存空间相对狭小。

图6-3　浙江抽样调查企业品牌情况

（四）细分市场

从细分市场看，浙江产品主要面向中低端客户，客户反映良好。被调查企业的30%产品销往华东地区，纺织服装产品销往西北、东北地区的比重比较高。被调查企业反映，浙江产品主要定位中低收入区域，78%企业的产品定位中低端客户，对高端消费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省内高端商场销售浙江产品的份额低于广东省产品。直销、代销、专业市场是浙江省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议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有限，对消费者的引导能力不足。但是，客户和消费者对浙江产品的认可度、忠诚度比较高，90%以上企业得到客户好评，70%左右产品得到客户高忠诚度。

（五）省内市场

从省内市场看，本地商场对浙江产品反映良好，市场认可度较高。根据对浙江119家商业企业调查发现，浙江产品与兄弟省份比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强于山东、江苏的产品。70%左右的商业企业认为浙江产地产品的消费者反映、品牌和质量认可度都处于较好以上水平，尤其浙江产纺织品、服装等日用消费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被调查浙江商业企业反映，浙江产品的价格、质量都得到消费者认可，接近两成的商场认为，浙江产地商品的竞争力体现在价格上，浙江产品价廉物美，性价比较高。不到两成的商场认为，浙江产地商品的竞争力体现在营销渠道的优势上。调查结果显示，浙江产品客单价略低于商场平均客单价，说明浙江产品价格偏低，以小商品为主，定位中低端消费者，而且在区域品牌、质量等方面都逊色于广东。

图6-4　本地商场浙江产品与其他省份产品竞争优势比较

图6-5　本地商场浙江产品单价与商场平均客单价比较情况

二、浙江企业市场势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个区域的企业市场势力，主要由两个环节的因素决定，一个是制造企业自身，另一个是流通领域实力。从浙江实际看，两个方面的制约都明显存在，即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够高，缺少大品牌大企业，其背后是自主创新与经营模式创新不足；流通领域掌控力更弱，缺少大物流大连锁，直接影响了浙江产品市场势力的增强。

（一）大品牌大企业少，市场引导力有限

除了纺织服装等产业以外，浙江大品牌和大企业数量非常少。就算在这些有大企业的优势行业，行业集中度也很低。因而，浙江产品市场定价能力十分有限，市场影响力、控制能力以及营销网络渠道能力不够。纺织服装、食品轻工、汽摩配、家电四个行业的产品与国内外高水平同类产品的价格差距较大，大多数产品价差在10%～20%，尤其家电和纺织服装与国际品牌价差很大，并且定价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图6-6　浙江各行业集中度曲线

图6-7　浙江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差距

（二）大物流大连锁少，市场影响力缺乏

浙江没有形成大物流、大采购、大连锁商家，商业流通企业对工业生产的引导作用不足，工业企业与高端流通企业的互动不够，限制了工业产品的市场定位和市场影响力。如家电行业，企业数量很多，但形成不了像美的、海尔、格力等大品牌厂商，也没有国美、华联等大连锁网络商家。因此，浙江产品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产品营销对生产的引导和带动不足，绝大多数企业是被动适应市场变化，随市场变化而波动。

（三）研发营销投入少，市场把握力不强

浙江中小微企业中贴牌加工和零部件生产比重较高，企业衍生速度较快、规模较小，单个企业难以保持对研发和设计持续性投入，更难以形成自己的营销网络和品牌。浙江有一部分企业拥有自主定价权，这样的企业分布在浙江纺织服装、化工等具备市场势力定价能力的行业内，他们以超过边际成本以上的价格销售产品，获得市场溢价带来的额外收益。但大多数企业采取客户协商定价，价格由消费者引导，是典型的市场竞争定价，这也反映出浙江工业产品的定价能力并不是很强。很多贴牌加工企业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最终到哪里销售、消费者层次如何、国外竞争对手情况等等，只是被动地接收订单、接受产品定价。

图6-8　浙江企业主导产品的自主定价程度

（四）生产经营模式趋同，市场标杆能力较低

浙江工业各行业普遍进入门槛较低，没有进入壁垒，虽然在浙江各地形成了各行业的产业集聚，理论上存在规模效应，但众多的进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内部同质化竞争现象十分严重，行业内各企业不得不进行“价格战”以维持市场份额，行业标杆难以树立，虽然很多地方出现行业协会等组织，以规范企业竞争秩序，但是收效十分有限。这种同质化竞争现象，大大压缩了浙江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

三、提升浙江企业市场势力的对策建议

提升浙江企业市场势力，是浙江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要牢牢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在品牌创新、经营创新、制度创新、渠道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上下功夫，重点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一批小型巨人企业、一批现代产业集群、一批电子商务平台，在拓展产业链、价值链中提升产品市场势力，努力形成“浙江制造”的新优势。

（一）统筹谋划“浙江制造”品牌建设，让“浙江制造”成为品质和信誉的象征

单个企业单个产品的形象，直接受国家和地区整体制造水平在市场定位的影响。要借鉴德国制造等国际先进经验，整体上来谋划“浙江制造”的品牌建设，从浙江主要优势产品起步，从地方标准制定和推广入手，引领浙江民营企业特别是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领域加强质量管理、采用更高标准、提升产品品质、使用统一标识，共创“浙江制造”品牌。分类推进“浙江制造”品牌中的营销网络体系，加快建设自主渠道，提升浙江产品的市场势力。

（二）扶持商贸流通大企业，促进产供采物销的网络化、一体化、大型化

近年来，浙江省一批民营物流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大型物流企业、大型商业采购企业和连锁企业仍然缺乏，国际性物流和销售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促进流通环节的企业发展，扶持大型流通与连锁企业，以提升浙江产品市场势力、带动生产企业转型升级。要大力支持从事大型超市、连锁销售、大型采购与物流的企业发展，推动流通企业整合提升，加快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扩大浙江企业在全国市场的覆盖面、网络化程度，促进产、供、采、物、销朝网络化、一体化、大型化方向发展，努力形成浙江产品在全国的品牌影响力、定价能力、渠道控制能力。

（三）培育和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扎实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电子商务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巨大的新市场，成为转型升级的新路径。要以“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建设为载体，提升发展电子商务大平台，加快推进网络购物，建立健全支撑体系，构建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产业链，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对实体专业市场的改造提升作用。浙江中小企业互联网销售平台应用基础比较好，尤其是企业职工人数在100～500人区间的企业，互联网销售率超过20%，家具、轻工、汽摩配、服装等企业互联网销售率超过10%。要进一步发挥制造业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共同优势，培育一批辐射全国消费市场的网络零售企业，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性网上直销平台，推动浙江产品依托知名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网上销售，推进网上市场网站品牌以及产品品牌建设，进一步提高浙江省专业网站和优势产品的知晓率和美誉度，提升销售终端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浙江是专业市场大省，专业市场商业模式、市场定位对中小微企业经营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要转变专业市场的经营模式，加快建设物流中心、采购中心、配送中心。

（四）加快区域品牌、联盟品牌建设，不断增强浙江产业集群的市场影响力

块状经济发达是浙江的特色与优势。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重中之重是要实施质量振兴和品牌带动战略，提升产业集群内企业质量和品牌意识，扶持和经营区域品牌、品牌联盟。加强企业计量、质量、标准等内部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积极探索不同块状经济区域品牌建设的路径和方式，着力将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升级为区域品牌，形成浓厚的区域产业文化。把区域品牌看作准公共品，地方政府投入人力物力建设，以产品、标准、企业为载体，促进企业间合作分工与抱团经营模式的形成，提高浙江品牌的市场认可度，提高浙江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和市场势力。抓好区域品牌保护，促进品牌企业自我保护，强化行政执法力度，形成打假工作合力，切实维护区域品牌形象。

（五）积极培育小型巨人和创新型企业，引领浙江产品创新与竞争力提升

技术创新是市场势力形成的源泉，凡是技术创新做得好的企业和地区，他们的产品对市场引领作用就越强。英特尔、苹果、西门子、任天堂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创新规律分析，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浙江企业都具有相同的创新能力和成功实现产品创新，但是，具有一定数量的创新型企业建设，尤其培育一批小型巨人企业发展，是浙江产品形成市场引领能力的基础。而这些企业的创新发展，特别需要强有力地打击知识产权侵犯，建立规范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环境。同时，要通过建设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开展研发设计、质量检测、中试、新产品开发等创新活动，促进成长型企业发展，提高新产品创新能力。

第三节　浙江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战略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为浙江民企跨国并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本节针对并购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结合124宗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案例，通过深入相关企业访谈，对浙江民企跨国并购提出了新建议。

一、浙江民企跨国并购的新情况

浙江民企跨国并购正在形成一波新高潮，如何把握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构建未来经济发展新引擎，是摆在浙江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跨国并购呈现新特征

浙江企业海外并购的对象多为发达国家海外制造行业的廉价资产，并购主体多为发展瓶颈显现的成熟行业的企业，并购形式多为产业链上下游纵向控股型并购，获取和整合海外优质战略性资产意图明显。

特征一：并购规模——总体强劲，单个较小，并购对象多为海外廉价资产。

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涉及金额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据案例分析，2005年至2012年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新增并购金额增长较大，年均增长70.5%。相比总金额，浙江省民营企业实施的跨国并购大多数还是比较小规模的并购，整体上热衷于收购廉价资产。一方面是由于浙江民企整体上规模还较小，对运营状况良好、价格高昂的潜在收购对象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浙江省多数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学习和试水的心态。

特征二：并购主体——地区差异显著，成熟企业为主，企业发展瓶颈显现，海外扩张需求迫切。

从并购企业的年限特征上看，浙江省民营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成立年限主要集中在11～20年（占42.5%），另外，6～10年、21～30年和30年以上的分别占16.7%、15.8%和13.3%。调研发现这些国内并购重组经验，受国内市场饱和、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影响，企业发展遭遇“天花板”，迫切需要通过国际并购突破发展瓶颈。预计接下来若干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国内资源和发展瓶颈的制约及后金融危机触发的并购机遇的推动，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将出现新的并购高潮。(www.xing528.com)

在跨国并购主体来源地区分布上，浙江省11个地市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很不均衡。并购数量上，杭州、宁波、绍兴位列前三；并购金额上，台州、杭州、绍兴位列前三。

特征三：行业区位——制造业纵向并购，集聚发达经济体，控股倾向强烈，获取和整合海外优质战略资产意图明显。

从跨国并购投资的区位看，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位居前三）和地区（前三分别为欧洲、美洲和亚洲）。从海外投资企业行业看，浙江省民营企业实施跨国并购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业，占73%左右，接下来是信息软件行业、批发和零售业。进一步分析发现，行业差异呈现了明显的地区产业集群特征。杭州民企制造业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宁波集中在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绍兴则集中在纺织业。

调查发现，浙江民企倾向于沿着产业链上下游，在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纵向并购（占总数的56.47%），以获取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品牌、国际市场网络及研发能力等优势资源，从而控制包括高附加值环节的完整产业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升级价值链的内生性需求迫切。案例分析证实浙江省44%的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是为获取目标市场，31%的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是为获取先进技术，19%是为获得知名品牌，6%的企业是为获取自然资源等，而几乎所有（92%）的企业都有以海外并购推进全球布局作为企业国际化跳板的动机。并且，浙江民企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倾向于对并购企业控股。57.5%对并购企业实现了100%控股，20%对并购企业实现了50%以上的控股，这有利于民企对并购标的进行有效的整合，带动本土相关业务。

（二）跨国并购效益显著

部分企业快速通过并购获得了战略性资源，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其对于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的战略价值，是浙江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透过强劲的民企跨国并购增长趋势，并购案例调研发现，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并购效益和重要的战略价值：

首先，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快速获取了品牌、技术、市场、渠道等战略性资产，为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吉利等民企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目标企业的国际知名品牌的使用权，然后利用知名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分销网络以及整合进来的生产体系，迅速增加母国企业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量，促进海外业务量在企业总业务量比重的迅速上升；万向等民企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先进技术、研发资源和研发团队，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取得相应技术上的协同效应；宁波华翔等民企通过跨国并购推进了分销渠道、客户关系、供应链等方面的全球布局，并通过整合全球供应链，降低了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卧龙等民企在并购扩张中形成了独特的“反向OEM模式”，即收购国外知名品牌，把产品转移到国内生产，再贴上所收购的品牌返销国际市场，实现了供应链升级。

更重要的是，跨国并购带动了民营企业家国际化经营理念的转变，推动了民营企业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的接轨，有利于打破民营企业发展瓶颈，是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必经之路，更是浙江经济未来领跑全国的新增长引擎。本土民企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内部资源和能力难以满足企业继续成长的需求，企业发展也会陷入停滞。若要突破发展的“天花板”，民营企业必须通过外部扩张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技术，以打破企业发展瓶颈，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跨国并购，民企不仅获得了海外并购的实体和相应的战略性资产，更倒逼企业接受国际化观念、思维和经营理念，强迫企业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接轨，快速网罗全球人才。从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的角度，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实行跨国并购，才能快速实现全球布局、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拓展，使企业真正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通过海外并购，企业不断改进其技术水平、组织设计和管理技能，而当这些知识和技能传递到国内并扩散至本土产业集群的时候，区域产业整体层面的竞争力都将得到提升，因此跨国并购将是未来浙江经济领跑全国的新的增长引擎。

二、浙江民企跨国并购的新问题

民企自身条件限制、国内市场配套不到位、国际环境持续恶化等因素造成目前民企跨国并购运作和整合过程中的巨大风险。

（一）民企自身：规模、技术、人才和治理等方面的局限是抑制民企开展跨国并购和进行有效整合的巨大障碍

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低。浙江民企大多是家族制企业，很多民企相对注重设备和技术的提升而忽略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考虑，企业缺乏良好的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企业制度缺位，管理水平不高，影响了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步伐。信息不对称，并购风险大。并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是导致并购失败的致命风险。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时，要获取标的企业的准确信息更是难上加难。很多民营企业自身缺乏进行海外调研的能力，过分依赖国外中介机构，即使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调查，也只能取得“相对翔实”的信息，真正的“价值底牌”永远攥在被并购方手中。专业人才少，经营管理难。跨国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会计、国际法规和惯例以及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许多领域的知识，但民营企业大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以致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并购后的整合也需要能够胜任跨国经营的管理人才。省内民营企业在成功收购国外企业后，一般都只能在国外聘请专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因为民营企业内部，很难选派通晓外语、熟悉国际惯例、有良好经营策略胆识的高级管理综合型人才。

（二）市场配套：国内中介机构、金融服务等配套的发展还远远跟不上民企跨国并购的需求增长

国内中介机构乏力。整个跨国并购的过程，从咨询、融资到评估等都离不开中介机构的参与。但是国内中介机构无论是实力还是经验都明显欠缺，部分甚至还从未接触过跨国并购业务。目前绝大多数民企跨国并购都过度依赖于国外中介机构。这些外资中介机构虽然具有专业化资质及丰富的跨国并购经验，但本土化水平不高，无法从中国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且也不排除国外中介机构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将自身经营存在问题的企业介绍给中国民营企业。缺乏配套金融保险服务。关于跨国并购中的贷款融资、投资保险、信用担保等重要环节，国内相关的配套金融机构还很缺乏，服务效率普遍较低。特别是在贷款融资方面，要受国内贷款担保额度的限制，特别是外币贷款不仅要受国内贷款额度的限制，还要受特定外汇额度的限制。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无法为境外并购项目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且，跨国并购比国内并购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境外投资保证制度来协助企业规避风险。但国内的境外投资保险尚处于试验阶段，难以满足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需求。

（三）国际环境：廉价并购资产的经营困境和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民企跨国并购后的整合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海外市场的不断萎缩，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对于并购企业的海外经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与国际上第五次跨国并购潮“强强联合”的主流不同，浙江民企的跨国并购对象常常是陷入经营困境的廉价企业。由于民企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其所急需的战略资产也带有一定特殊性，比如在发达国家已经落后但在国内却十分稀缺的技术专利等。另外就是壳公司。由于在国内上市比较困难，民企也倾向于通过跨国并购借壳上市。比如万向集团通过收购美国UAI公司，间接获取了上市融资能力。

尽管金融危机令许多西方企业资产大幅贬值，但金融危机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淘汰机制，市场竞争作为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经不起金融危机考验的企业，很可能基本面上出现了问题，或者由于不能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竞争环境，本身已面临衰亡的命运。此外，如果经营管理水平更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都难以整合，民营企业要带其走出经营困境，其难度无疑是更加巨大。

（四）政策制度：民营企业对于政府在支持政策和监管制度上进一步扶持民企跨国并购有着强烈诉求

审批程序相对复杂。虽然国家对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审批较以前有所放松，审批权也不断下放，但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目前的审批规定对于民企跨国并购上市融资、市场准入、外汇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限制，审批程序持续时间较长。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步伐。特别是在上市融资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成为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之路上的阻碍。支持政策不完善。调研过程中很多并购企业对于政府层面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海外并购企业回归的落地支持、土地支持等政策有着强烈的诉求。提出希望政府能给予跨国并购企业与引进的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并购后，支持企业将并购海外企业在本土落地，在土地政策等方面支持企业将海外研发基地、生产基地等移到本土，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有效整合全球供应链。

三、浙江民企跨国并购的新建议

政府政策支持对于民企跨国并购的运作和整合具有重要的制度影响力。如何进一步推动浙江民企跨国并购的发展，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民企在全球整合资源并反哺浙江、回归浙江是当前的政策重点。

（一）加强并购专题研究，形成学习共享机制

民企毫无疑问是国际跨国并购市场竞争中的新玩家，传统跨国并购理论和方法常常难以指导当前的并购实践，政府在指导和管理民企跨国并购活动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项目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协同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专题民企跨国并购研究，加强对国外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经验的系统梳理，开展对典型民企跨国并购的跟踪研究，不断完善和更新国外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及产业匹配等信息，不断总结发现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为避免民企在跨国并购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频频碰壁，建议构建企业间并购经验交流和分享的平台、设立促进并购企业经验交流的激励机制、加强并购企业团队和专业管理人才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学习和培训，进一步形成企业间知识或经验共享的机制。

（二）大力发展中介服务，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

浙江省金融办于2007年开始对在浙江开展IPO、再融资和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等业务的中介机构进行信誉评价，并对部分优秀中介机构进行表彰。虽然浙江非常注重为上市企业打造优质中介服务体系，但鲜有省内机构提供专业的跨国并购中介服务。省内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往往只能依赖于国外中介机构。因此，要大力发展和完善跨国并购相关的本土中介服务，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资信调查、信用评级、行业风险分析、国别信息信用管理咨询与培训等服务。培育面向企业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社会化服务机构，鼓励服务机构“走出去”设立境外服务站点，加强信息、法律、维权等境外服务。

（三）扶持民营企业组建集团，推进跨国并购，培育世界级跨国公司

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比较缺乏能带动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领军企业。建议浙江在有跨国经营需求并具备很强规模实力的本土企业中，选择一批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引导企业加快制定实施品牌、资本、市场、人才、技术国际化战略和跨国经营发展计划，加强对跨国经营的领军企业的培育，重点联系和大力支持，实施发展领军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的激励政策，支持金融、保险、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企业通过契约、协议等形式结成风险共担的跨国并购联合体或战略联盟，组建集团公司推进跨国并购，增强规模优势，共同开发市场，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

（四）支持被并购企业回归浙江，反哺浙江，支持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构建新的价值链

政府努力搭建回归发展平台，出台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跨国并购企业回归浙江、反哺浙江。建议省政府依托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国家级、省级经济开发区（园区）以及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等平台，主动引回一批拥有国际品牌、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回归投资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集“研发设计、运营管理、集成制造、营销服务”为一体的总部经济，进而推动浙江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整体价值链的提升。给予跨国并购企业与引进的外资企业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将并购海外企业在本土落地，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在全球重构企业的价值链，不断培育新的利润来源以及成长、发展空间。

第四节　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案例剖析

县域中小企业是我国实施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结合部的主要力量，更是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事业。本节在调查总结浙江省五个县（市）一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产业结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促进政策和企业变革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经验

通过对浙江省永康、海宁、宁波鄞州、柯桥区、乐清等五个县（市、区）近百家中小企业的调研，总结出以下几种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模式与实施路径。

（一）创新驱动型

企业在原有产业制造环节基础上，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通过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经营附加值，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永康五金、海宁皮革、宁波服装等一些企业从OEM（贴牌加工）到ODM（设计生产），再到OBM（自主品牌生产），完成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转型。

（二）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型

发展创意设计、技术研发、物流、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带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绍兴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科技创意、会展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通过轻纺科技中心、创意中心等相关服务平台的建设，为大批绍兴中小轻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工业设计、创意产业集聚区——宁波和丰创意广场，吸引国内外50多家优秀设计机构入驻，为宁波服装企业“创意化”提供发展平台。

（三）自主品牌和区域品牌联动型

受自身实力条件的限制，大批中小企业自创品牌较为困难，通过引入区域品牌准入机制，引导中小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形象和附加值上下功夫，从而带动中小企业的升级发展。同时，部分实力较强的中小企业，通过自主品牌建设实现转型升级。如海宁通过自主品牌和区域品牌联动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极大提高了海宁皮革产业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帮助海宁皮革中小企业实现新的跨越。截至2010年底，使用“海宁皮革”区域品牌企业达到40家，相当数量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包括中国驰名商标3家，中国名牌2家，国家免检产品5家，浙江区域名牌1家，浙江名牌产品7家，浙江省著名商标10家。

（四）生态发展型

地方政府主动设计和安排转型升级路径，通过工业园区的布局优化和推行企业的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实现中小企业的生态化发展，以此推动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绍兴实施印染集聚升级工程，按照“整合集聚、控量提质、节能减排”基本要求，通过退出转型、淘汰落后、兼并重组、集聚升级等多种途径，将绍兴的印染企业集聚到当地的滨海工业区，塑造“中国绿色印染研发生产基地”品牌，把印染产业集聚升级作为纺织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五）产业链延伸型

企业在原有产品的经营基础上，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来拓展经营领域，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原先以皮革制衣为主的海宁皮革中小企业，顺应国际上皮革的应用已经从服装为主向家具、汽车用革、皮革包袋方向拓展的趋势，产业链延伸到皮革沙发、皮革服装、制革、皮革制品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一些装备制造类企业从原先的单机（单套）设备的供应延伸为整个工程项目的设计、成套设备的制造（采购）、安装调试及维护保养等系统工程，实现了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转变。

（六）产业分工网络拉动型

中小企业主动嵌入到以当地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分工合作网络，借助龙头企业的优势和力量，加快自身的技术和产品提升。温州当地的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加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商网络的管理，对其供应商设定产品质量、生产工艺和企业管理标准，开展相应的管理培训，在促进当地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较好发挥了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永康尝试利用“倒逼机制”使集群内中小企业摒弃“小而全”的生产经营模式，与大企业的生产相配套，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

二、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现存的问题

（一）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传统产业，依赖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受到严峻挑战

县域中小企业大多从事传统产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机电、建材、化工等领域，并且县域传统产业的比重占到2／3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相对较低。近年来，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传统产业所面临的经营形势日益严峻，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

（二）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的不足，制约中小企业价值链的攀升

转型升级要求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而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这对当下大批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资金实力捉襟见肘的中小企业而言，虽认识到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却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调研发现，开始考虑或准备推进转型升级的企业中，75%的企业都存在着资金短缺，平均缺口近900万元。

县域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停留在价值链底端的生产制造环节，技术含量低，以中低端人才为主。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县域位置，较难吸引中高端人才的驻留，从而极大制约着未来中小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品牌等环节攀升。通过调研发现，浙江省县域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和中低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拥有的中高端人才比例较低，全省企业高级职称人才比重不到事业单位的1／3，企业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的比例仅列全国第17位。

（三）市场环境有待提高，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受挫

大量中小企业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上，产品质量不高和假冒伪劣现象并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市场监管的不完善，使得中小企业无法跳出地理上的简单扎堆、产品相互模仿、市场无序竞争的怪圈，并导致对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挤出效应”，从而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四）转型升级的支持政策不完善，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意识薄弱

当前，尽管许多地方出台了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但大多针对当地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一般中小企业很难享受现有的相关政策条件，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政策比较缺乏。同时，受企业自身素质的影响，许多中小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观念的认识不足，仍然注重粗放式增长，缺乏前瞻性的思维和经营规划，转型升级意识薄弱。据调查，80%的企业目前暂无投资计划或投资项目，准备增加主营业务投资的企业不足1%。

三、促进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上述各种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模式的共同特征是通过集聚、培育和整合产业发展的高级要素，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经营附加值。这些模式给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结合上述存在问题，未来需要在优化产业结构、集聚创新要素、打造产业环境、与城镇化融合、培育企业特色、转变宏观管理方式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优化中小企业产业结构

一是县域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途径不能简单通过关停转的方式，而是要积极主动谋划，通过产业布局规划、行业准入、政府采购、税收等配套政策与手段，重点支持大企业配套型小企业、产业集群优势型小企业、专业化经营的特色型小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型小企业、国家政策支持的环保型小企业，以及开发能力较强的资源型小企业。二是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向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转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三是要兼顾各地区之间中小企业发展层次和水平的差异，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统一协调各区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和问题，引导中小企业跨区域间的空间转移。四是加快淘汰中小企业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节约资源和能源。

（二）构建集聚创新要素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服务平台

为了能有效推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向有转型升级潜力和实际需求的中小企业配置，需要完善和整合现有各类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建集需求信息发布、中小企业能力和信用评级、项目评估、融资担保、资本运营、技术成果交易、市场推广、人才服务、管理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一是加快产融对接，创新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通过转型升级发展基金、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小额贷款公司、上市融资、债务融资等多种融资平台和途径，引领和扶持民间资本参与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整合现有的技术创新服务、创业辅导和孵化、教育培训、信息网络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各服务平台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建立快速的供需对接，提供高效的一条龙服务。

（三）打造有利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产业生态环境

一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创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运用机制，坚决打击侵权行为。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减少人才流动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挤出效应”。二是加强市场监管，营造有利于区域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发展的良好市场氛围。出台产业质量市场准入机制，设立品质门槛，及时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三是加强产业布局、项目用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引导，激励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指导和合作关系，有效建立起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和行为机制。

（四）加强城镇化战略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合

把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平台建设、自主创新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纳入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发展制度等相关政策体系建设之中，激发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动力和能力，利用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产业服务、资源供应、市场信息、劳动力等多方面的聚集优势，瞄准产业发展的方向，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引导中小企业向城镇集聚，集中力量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做大做强，推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城镇化产业基础。

（五）培育中小企业自身特色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自身“小、灵、快”的特点，选择能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细分市场来进行专业化经营，调整企业经营方向和产品结构，走以专补缺、以小补大，专精致胜的发展之路。同时企业要利用消费品生产已从大批量、单一化转向小批量、多样化的有利环境，借助量大、点多、行业和地域分布面广的特点，充分发挥机动灵活、贴近市场、对市场变化反应快捷的优势，拓宽经营网点、发展并创新特色个性经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避免现有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开辟自己的蓝海优势。

（六）转变地方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

对待县域中小企业的总体指导思想上，要实现由“抓大放小”向“抓大促小”的根本性转变。地方政府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推手，在宏观管理方式上，需要从以项目推动向以改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转变。一是着力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享受不到现有扶持政策的问题，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交叉重复，使扶持政策更具层次性、针对性和科学性。二是各地建立中小企业的运行监测点，构建和完善中小企业的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三是有效监督和评价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扶持政策的实施和财政投入项目运行的情况。四是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淡化GDP指标，增加就业率、创新率、环保率三项指标，并与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直接挂钩，切实提高政府推动县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五节　江山市主导产业引领工业转型的体系探析

本节通过对江山市主导产业引领工业转型的案例介绍，了解其如何在原有“4＋X”重点培育产业中筛选出主导产业，并采取怎样的措施培育提升主导产业，对在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中确定主导产业、促进主导产业发展、推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江山市工业产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江山市工业发展经历了从扶持单一企业，到发展传统特色产业，再到培育发展主导产业的过程。2004年，江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六六”产业工程，把江山市已有一定规模的新型电光源、机电、消防器材、竹木加工、绿色食品、纺织服装等六个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培育壮大的产业，从产业发展规划、领导、政策、平台、科技支撑、行业自律等六个方面建立配套服务体系，加速六个产业发展。此后注塑和羽毛球产业也纳入“六六”产业加以重点培育。上述产业与建材、化工两大传统产业称作“6＋2”产业。至2007年，“6＋2”产业完成产值126.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其中六大产业完成产值112.0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3.1%。2008年，在“六六”产业的基础上，江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机电、新型电光源、木业加工、消防器材以及高新技术为主的“4＋X”主导培育产业。经过三年多的培育，“4＋X”重点培育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产品升级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趋于完善，品牌建设成效明显，为全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经济总量看，四大重点培育产业已占据了江山市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2011年四大重点培育产业完成工业产值257.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5.3%；全市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属于四大重点培育产业的企业有288家，占59.6%；全市56家亿元企业中，有34家属于四大重点培育产业。从品牌效应看，机电产业中的输配电、电光源产业分别获得省级输配电示范基地、电光源示范基地称号，木业加工产业被列入省块状经济向现代化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从社会效应看，四大产业拉动增长作用突出，2011年四大重点培育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4.1亿元，同比增长25%；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的入库税金中，四大重点培育产业贡献了2.13亿元，占46.6%。从发展势头看，四大重点培育产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近年来江山市各产业发展情况详见图6-9及表6-6。

图6-9　2005～2010年主要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图

表6-6　2005～2010年主要产业发展情况表

续 表

数据来源：《江山统计年报》。

二、进一步明晰主导产业的必要性

当前，江山市工业产业发展趋势明显，尤其是“4＋X”重点培育产业得到很大发展。但从近年来的发展实际看，江山市主导产业尚未真正形成，还处于培育阶段。同时，江山市“4＋X”重点培育产业存在产业定位比较分散、主导产品不突出、分类不够科学、界定边际不清晰等问题。如果不对主导产业作进一步明晰，不利于主攻产业发展方向，不利于有效整合配置资源，不利于进一步加快壮大主导产业。为此，有必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确立1～2个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作为江山市工业主导产业来倾力培育。

（一）突出主导，明确发展方向的需要

江山市“4＋X”重点培育产业概念是在原来“六六”产业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产业定位比较分散、主导产品不突出的问题。如机电产业涵盖了所有涉及用机械加工金属的行业，木业加工产业中包括对原木进行粗加工的产品，重点发展方向并不明确。

（二）科学划分，建设现代产业集群的需要

“4＋X”重点培育产业划分不够科学，存在交叉重叠、同产业中的产品关联度不高的问题。如节能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属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并不存在电光源产业；将防盗门划入消防器材产业，两者并无关联性；而LED和单（多）晶硅则属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划分不科学，产业之间关联度不强，难以培育形成现代产业集群。

（三）与时俱进，顺应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需要

江山市消防器材产业经销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但作为制造业在国家产业政策中属控制类行业，而且行业准入门槛高，生产许可证很难获得，消防器材制造的外部环境受到较大制约；电光源产业中的节能灯产品，受国家对稀土资源的管理调控，以及加大对LED照明器具的推广使用，传统节能灯的成长空间已开始受到制约；同样，输配电产业中的高电压等级产品是国家鼓励类项目，而低电压等级产品是控制类项目。这些都要求我们对重点培育产业以及产品做出调整。

（四）集聚资源要素，突出培育重点的需要

受制于江山市经济实力，加上能源、土地、资金以及环境容量等要素资源的限制，以往普惠制的扶持政策不可持续，也与培育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背离。要突出重点，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必须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主导产业。

三、主导产业的确立办法

（一）确立原则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在宏观环境愈趋复杂，土地、资金、节能减排等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只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产业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是工业主导产业确立的首要条件。

2.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工业主导产业必须充分考虑江山市实际，立足坚持既定“4＋X”重点产业培育方向，注重产业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充分考虑产业已有的规模、生产能力、产品市场等诸多方面因素，优先选择既具有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又具备一定基础和产业配套水平的产业作为江山市工业主导产业。

3.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工业主导产业要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作为主导产业必须符合市场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具有较高需求弹性、较大市场空间潜力，同时又能较快吸纳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这是主导产业选择的必备条件。

4.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工业主导产业必须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带动作用，通过主导产业的发展，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形成联动反应的加速效应，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5.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工业主导产业必须在全国、全省等一定区域或行业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特色、市场网络等比较优势，或在本地区域内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二）确立对象

按照主导产业确立原则，在江山市现有工业产业中，化工、建材两大传统产业虽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带动力，但受国家产业政策和资源环境要素制约，不宜作为主导产业培育；纺织服装、绿色食品、注塑、羽毛球等特色产业，由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带动力不强，作为主导产业培育条件不具备，因此，江山市主导产业只能在现有机电、电光源、木业加工和消防器材四大产业中进一步明晰确定。

（三）评价体系

根据主导产业确立原则，运用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结合江山市工业经济实际，建立江山市主导产业确立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共设5个一级指标，下设19个二级指标，按照各指标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设定不同权重，从不同角度对产业进行评估确立。具体工业主导产业评价体系详见表6-7。

表6-7　主导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评价指标说明：

1.产业基础。包括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规模企业产值占产业总产值比重、产业企业总数占全市企业总数比例、规模企业数占产业企业总数比例、龙头企业数量5个二级指标。

2.社会效应。包括产业带动力、财政贡献率、产业就业系数3个二级指标。其中，产业带动力是指该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带动力，重点考察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和侧关联影响，推动和诱发产业链内的上下游加工层产业和原材料、初加工产品产业加快发展，形成倍增效应，带动全局经济展开和活跃；财政贡献率，主要考察该产业对江山市地方财政贡献程度，主要计算该产业入库税金占全部工业企业入库税金的比例；产业就业系数，则是指该产业对劳动力容纳能力，主要以每百万产值的就业人数为标准，主要考察产业的民生指数。

3.发展潜力。包括产业需求收入弹性、产业单位产值增加值、科技型企业产值占比、产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4个二级指标。其中，产业需求收入弹性是指该产业市场需求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即国民收入增幅对产业市场需求的影响，我们根据相关统计学原理，并请教了浙江大学有关专家，采用产业销售收入年均增幅对江山市GDP年均增幅的对应关系来简化表示；产业单位产值增加值是指该产业每万元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主要考察产业效益水平。

4.发展可持续性。主要包括规模万元产值能耗、产业品牌建设水平、资源环境容量、产业吻合度4个二级指标。其中，产业品牌建设水平通过该产业企业（产品）所获得的省级荣誉、衢州市级荣誉，以及产业区域品牌荣誉来衡量；资源环境容量是指产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新增污染的机会，主要评估江山市受资源限制和减排要求的空间容量；产业吻合度则主要强调该产业与国家产业导向的符合程度，是否属于国家管制或限制发展的行业。

5.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区域特色、销售网络、发展速度3个二级指标。其中，区域特色指产业在国内、省内或行业内的影响度、知名度；销售网络指该产业的销售人员数量，及市场网点、协会（分会）等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度和建设运行情况；发展速度指该产业在相对一定时期内与本地其他产业所比较后反映的规模增长效应。

（四）评价方法

采用“百分制”评价法，即通过对五大类指标的19项二级指标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按照得分高低确定评价结果。具体主导产业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如下表6-8。

表6-8　主导产业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续 表

有关评价方法说明：

1.定性分析。19项二级指标中，产业带动力、资源环境容量、产业吻合度、区域特色、销售网络、发展速度6项指标，因相关数据采用的完整性不足，无法进行定量计算，因此采用定性分析来评定优、良、及、差四个等级，按不同评定等级相应给予5分、3分、1分、0分的评价分值。

2.定量分析。其余13项二级指标中，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规模企业产值占产业产值比重、产业企业总数占全市企业总数的比例、规模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例、龙头企业数量、财政贡献率、产业需求收入弹性、产业单位产值增加值、产业就业系数等9项指标，按照评价对象中的第一名得满分，其余按其与第一名指标的占比得相应分值。剩余4项二级指标中的科技型企业产值占比、产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2项指标，按评价对象中的第一名得满分，其余每递减一个名次扣0.5分；产业万元GDP平均能耗指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不得分，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按每递减10%得0.5分计算；产业品牌建设水平指标，按省级品牌每个得0.3分、衢州市级品牌每个得0.1分，每获得一项省级区域品牌荣誉加1分。

（五）评价结果

1.四大产业评价状况（如下表6-9所示）。

表6-9　四大重点培育产业指标状况

续 表

注：表中所采用的产值、增加值、企业数、能耗数据均采用2009年和2010年江山统计数据，品牌数据采用江山红盾网和衢州政务网数据，研发经费和科技型企业产值采用科技局调查数据，入库税金采用财政局关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实际入库税金的统计数据。

有关评价状况说明：

产业带动力指标。按照对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分析，机电产业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评定为优；电光源产业的外延相对较窄，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如机电产业，评定为良；木业加工产业链关联程度高，宜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判定为优；消防器材产业涉及面广，产业带动力较强，评定为良。

产业吻合度指标。按照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程度评定。机电产业符合国家产业导向，评定为优；木业加工产业产品满足国家大力发展保障用房政策，市场空间较好，评定为良；电光源产业符合国家节能政策，评定为优。消防器材产业基本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评定为良。

资源环境容量指标。按照产业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来评定。机电产业、电光源产业、消防器材产业的资源环境依赖程度较低，容量大，评定为优。木业加工产业受原木资源制约，评定为良。

区域特色指标。按照产业在国内、省内和行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来评定。木业加工产业、消防器材产业在国内、省内和行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高，评定为优；机电产业和电光源产业相对较好，评定为良。

市场网络指标。按照产业的销售人员数量，及市场网点、协会（分会）等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度和建设运行情况来评定。消防器材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人员数量庞大，市场网点、协会、分会等机构的覆盖度、建设运行情况好，评定为优；机电产业、木业加工产业和电光源产业相对较好，评定为良。

发展速度指标。按照该产业在相对一定时期内与本地其他产业所比较后反映的规模增长效应。消防器材产业、电光源产业在相对一定时期所取得的规模增长效益高，评定为优；机电产业和木业加工产业在相对一定时期所取得的规模增长效益较高，评定为良。

2.评价结果。

得分最高的为机电产业80.85分，其次为电光源产业71.47分，第三位是木业加工产业67.53分，消防器材产业64.57分（详见下表6-10）。

表6-10　四大重点培育产业评价得分情况

续 表

四、产业培育发展体系的确定

（一）新的产业培育发展体系要求

一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重点突破；二要产业定位相对明确，突出主导产品；三要产业划分相对科学，界定边际清晰；四要同产业中产品关联度较高，有利产业链的拓展与产业集群的形成。

（二）新的产业培育发展体系概念

根据新的产业培育发展要求和评价结果，针对原“4＋X”产业划分及“产业”概念范围较广的问题，新的产业培育发展体系名称概念和范围划分，有必要根据江山市产业特点做出新的相对科学的调整和界定。我们建议：

1.着力培育输配电和照明电器两大主导产业。输配电主要以变压器、互感器、开关柜为主，照明电器主要以节能灯和LED为主。输配电要突出高等级特种变压器，照明电器要突出低能耗的照明器具为主导产品，形成“一高一低”的地域产品特色。

2.发展壮大门业和消防器材两大特色产业。门业主要以中高档实木复合门、智能化防盗门、新型阻燃防火门为主，消防器材主要以智能化消防装备为主。门业要突出“三门”为主导产品，消防器材要突出智能化消防装备为主导产品。

3.巩固提升建材和精细化工两大传统产业。建材和精细化工作为江山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增量、提升存量、淘汰落后、突出特色、拓展产业链，加快产业快速发展。

4.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种类纷繁，涉及面广，近年来，江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永恒课题，可以选择有一定基础的新材料和电子信息作为江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破方向。

5.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江山市产业需求和产品特性出发，鼓励工业企业整合和重组服务流程，推动服务环节外包；推进知识、技术、信息等服务要素在工业链条上的有效应用；重视中试服务、工艺设计、装备服务以及新产品营销和知识产权运作等服务业态；鼓励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实现服务品牌与产品品牌良性互动发展。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江山市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框架为“着力培育输配电、照明电器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门业、消防器材两大特色产业，巩固提升建材、精细化工两大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五、产业培育提升的举措

（一）统一思想认识，形成产业培育发展合力

江山市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大到小，从“六六产业”到“4＋X”再到形成新的产业培育发展体系，是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再造工业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对新的产业培育发展体系概念要多方征求意见，组织论证，科学地确立界定。在讨论的过程中统一思想，以明确下一个时期江山市工业发展的重点与方向。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全市各类资源要素，大力推动产业发展。要加强组织保障，成立江山市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产业培育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产业培育发展中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制定新的产业培育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抓落实推进。建立产业动态的统计、监测和发展分析报告体系，同时要每年编排一批工作任务和项目，责任到人，并纳入市委市政府对部门、乡镇的综合考核内容。

（二）加大政策扶持，引导转型提升发展

产业培育发展既是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产业转型提升发展。要进一步梳理完善现有涉工涉企政策，制定出台《工业强市建设政策意见》《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政策意见》，完善“市长特别奖”和《扶持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政策意见》。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实行差异化的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主导产业、龙头骨干企业，突出项目投资建设，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上市，拉长产业链、专业化配套协作，做大规模，以及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创建品牌。要构建土地利用评价体系，以“亩产”论英雄，鼓励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要构建企业用电、节能和减排评价体系，鼓励先进、控制一般、淘汰落后。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性公开性，提高政策效能，发挥政策的杠杆导向作用。

（三）完善要素保障，强化新的发展支撑

一是加大工业平台开发建设力度。坚持“一体两翼、一区多园”工业平台布局体系，突出山海协作园和中部莲华山工业园重点，实施省级产业集聚大平台开发建设工程。要突破平台开发建设土地要素制约瓶颈，积极向上争土地，向内挖潜要土地，合理安排三次产业用地指标，向工业用地倾斜。要按规划要求开发建设，提升工业平台档次和配套水平，发挥省级经济开发区先导作用。二是加强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要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驻江股份制银行建立银企战略合作关系，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优先保障重点优势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项目的信贷需求。要鼓励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创新业务、开发新产品，延伸服务网点，提高服务产业集群发展能力。要支持成立融资担保机构，鼓励发展融资再担保服务，创新融资担保和财产保险组合融资服务业务。三是推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为行业领域的技术突破、装备提升提供支撑。要建立行业信息收集发布平台，为企业提供行业产能、产品、技术趋势、人才和政府政策等信息服务。要建立行业协会，为同行业企业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协作配套和制定产品标准、开展行业自律服务。

（四）注重人才引培，推动自主创新发展

一是“外引内育”并举，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鼓励企业引进强化产业项目的关键性、紧缺急需人才；要引导企业加大人才柔性引进力度，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为企业服务。要借新型城市化建设之力，提高江山知名度、美誉度，创宜居、宜业、宜游环境，增强人力资源的“洼地”吸引力。要围绕产业发展方向，鼓励重点优势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技术研发中心，选派中青年技术骨干在职攻读硕、博学位，培养自身高层次人才。二是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步伐。要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联合科研攻关，加强对外部科技资源的整合利用，构建企业自身科研创新团队，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生产工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开发高新产品，提高主导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三是大力提升装备水平。要鼓励企业针对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以提高产品经济效益、扩大企业持续竞争力、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导向，大力引进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高端装备，推进企业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更新。四是要重视高级技工培养。要以产业培育为导向，充分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作用，加速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实现增长方向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转变。

（五）加大项目投入，培育壮大产业规模

一是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借力发展。要加强产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热点研究，建立项目库，形成有效的项目前期工作机制。要创新招商方式，完善招商机制，提高招商引资的科学性、策略性、专业性和务实性，提高招商质量与效果。要围绕主导、特色产业链，注重引进事关整个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注重引进可以弥补产业链缺环缺节的配套型项目。二是加大投入推进项目建设。要扩大工业项目专项资金规模，完善项目投入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投资，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进行技术改造，扩大规模上项目。三是保障项目有序落地。要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审议制度，把好产业政策、投资强度和环评、能评、安评关口，提高项目质量。完善项目审议、供地、建设、竣工验收和绩效评估办法，提高项目投入的有效性。四是建立大项目实施保障机制。要每年确定一批重点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力争每年都有一批工业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计划。要继续实行重大项目市级领导挂联制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积极营造项目建设氛围，提高服务项目效率，保障项目有序建设。

（六）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一是培育发展龙头企业。要选择一批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行业重点优势企业，实行差异化的倾斜扶持政策，培育成为龙头企业。要鼓励龙头企业注重核心技术开发和品牌提升、做大规模、做强主业、做优产业链，发挥产业辐射、技术创新和营销渠道优势，引领产业集群建设。二是引导企业联合和上市。要鼓励龙头企业发挥规模、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以产权为纽带，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收购、兼并重组。要鼓励大企业大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资本运营能力，推进企业上市步伐。三是加强专业化配套协作。鼓励中小企业围绕主导培育产业，与龙头企业生产、质量、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协作和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配套企业进行整合重组，推动企业组织形态优化，提高产业集中度。四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发展物流业，推进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整合物流资源，发展第三方物流，培育发展专业物流市场。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创办服务型企业，推进产业集群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中介服务机构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开展工业设计、管理咨询、产权保护、品牌推介、商标代理、检验检测和教育培训等业务服务。

（七）提升服务效能，营造优良发展环境

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挥行政服务中心作用，各有关部门的审批事项要集中到位、授权到位，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商务成本。要进一步深化机关作用建设，深入开展“工作效能提升年”活动，做到一切为企业着想，敢于负责，善于变通，增强服务企业的主动性和实效性。要规范涉企收费制度，推广一站式服务，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氛围，创“四最”服务环境。要发挥企业服务平台和市优化办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机关效能动态评审制度，让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要加强新闻媒体对产业培育发展的宣传报道，营造你追我赶的工业产业发展氛围，激发全社会创业热情，参与工业产业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