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身登上珠穆朗玛峰
意大利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凭借个人之力孤身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世界冒险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他的壮举和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以下是他自己写的登顶时的日记:
当晨曦照亮珠穆朗玛的时候，我能够辨认出沿着东北山脊的每一个起伏不平的山峦。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在1924年作勇敢的攀登顶峰的努力时就是在这里遇难的。
现在，我正沿着他们的路线，朝着这座山峰进发。但是我是独自一个人。没有搬运工，没有登山伙伴，也没有氧气瓶，更没有无线电设备。我试图完全靠我自己攀登这座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7月中旬，我的朋友、加拿大的一名登山运动员和记者尼娜·霍尔金和我一起登上了6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设立了大本营。1980年8月18日这天清晨5时，天还没亮，我从这里出发开始进行我的最大的冒险。
莱因霍尔德·梅斯纳
几分钟后，这次攀登几乎就以大难临头而告终。我正走过冰隙上的一座雪桥，桥突然垮了，碎成了粉末和冰块。
我跌下去了。当我在冰隙壁上撞来撞去时，我觉得好像是慢慢地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过了一会儿，下坠突然停住了。我的头灯不再发亮。我的周围一片漆黑。“天哪!也许我将死在这里!”
我通过一个不到一棵树干那么宽的缝隙往上瞧，瞥见了星星在顶上闪闪发光。要是我带来了话机，我就可以向尼娜呼叫。她就会带一根绳子爬上来帮助我。
我摸了摸头灯。它突然又亮了起来，照得冰隙的壁上发出蓝绿色的光。截住我的雪台面积不到一米见方。我尝试着用灯照照脚下黑黝黝的空间。看来那里像是个无底洞，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如果这个雪台在我的重压了塌下去，我就会猛跌进那个深渊里。已经来不及从帆布背包里取出冰爪来绑在靴子上了。
求生的本能显露出来了。我迅速地寻找逃离这个冰牢的办法。沿着冰隙壁往上，又一个又陡又窄的斜坡。我一手拿着破冰斧，一手拿在滑雪杖，开始爬这个斜坡。我小心地使身体保持平衡，在冰上一步一步地蹬着往上爬，一直爬到冰隙口时，我仍然是在下坡的这一侧。
在明亮、清新的晨光下，我又回到了10分钟前我开始跌落时所在的地方。原先的雪桥是越过这个冰隙的最好地点。这个冰隙把北坳下的这个300米高的冰壁斜劈成两半。
这次只身探险，我既没带铝梯，也没带绳索。我唯一的登山器具是滑雪杖和一把破冰斧，加上一个冰螺钉和一个有眼岩钉。带这两个钉是为了万一遇到猛烈的风暴，可以用它们来固定帐篷以至我的身体。
在冰隙的那边，雪堆成了一个峭壁。我把滑雪杖扎入这个峭壁的高处作为支撑物，借助它，我身体一摆就越过去了。
当我向上攀登剩下的50米时，旭日的光辉已照射到北坳的山顶。向东极目望去，我可以看见巍峨的干城章嘉峰(位于尼泊尔和锡金边界处，是世界第三高峰)在一片白天之间耸出，气象万千!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正好是早晨7点。在离开尼娜和我们的营地仅仅2小时后，我就站在这里的山脊上了。尽管我掉进了冰隙，我还是打破了马洛里走这段路所创造的纪录。
上午9点左右，高度计指在7360米上。在我从北山脊较低处的山梁往上爬时，我心想:“要抓紧时间。”我不时地奋力穿过一个个被风吹得积成的齐踝深的小雪堆。雪花在头顶飞舞，阵阵狂风开始消耗我的精力。
在7500米处，我感到自己的步伐大大缓慢下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不能弄得精疲力竭。以后两天我还要艰难得多呢。
我顺着山脊的最安全路线向上攀登时发现了一截红绳子，在一块大岩石附近的雪堆里露出来有1米长。这条绳子很新，无疑是日本人在1980年登山时留下的。他们在通常的大登山队活动的情况下，会在两个营地之间的陡峭通道上拉起绳子，确保安全而迅速地上下。
这次我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一个单独的登山运动员要独自对付喜马拉雅高峰等自然条件，他就像蜗牛一样。他的背上背着他的家，缓慢地但却稳步地往上攀登。没有接替人员，没有人向上输送供应品;没有人在越来越高处搭建一系列营地;没有突击顶峰的小分队在为最后的冲刺作准备。
我需要的一切东西——帐篷、睡袋、火炉、燃料、食物、登山准备——都必须背在背上。我必须支起帐篷睡觉，第二天起后又得把它卷起来随身带着。我不带氧气，因为供氧装置太重了，同时我自己的理论也排除使用这种装置。我想体验一下这座山的真实情况，想了解一下我的身体和精神对山上的自然条件产生怎样的反应。
在我的15千克重的帆布背包的重压下，我现在感到呼吸困难。每走十几步，就得停下，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的脑子轻飘飘的。每两次歇息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了。我想坐下，但随后就感到几乎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一步一步地奋力前进，直至到达7800米处。(www.xing528.com)
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在攀登中
我发现了一个合意的地方，就把雪踩平，直到把表面踩结实为止。露营的这个准备工作搞得我精疲力竭。我没有力气支帐篷了。我坐下来，卸下我的帆布背包，俯视当天早晨5点钟我离开的那个营地。我看得见一个小红点。
甚至在这个高度上，热引起的问题比冷引起的问题还要多。现在太阳却把我晒得很厉害，我的嗓子干燥、火辣辣的。我记得带了一小瓶日本草药油，我滴了两滴在舌头上，嗓子干燥立刻减轻了一些，但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这种草药油、阿斯匹林和几片安眠药是我携带的仅有药物。
我的帐篷是能够承受得住时速100千米的大风的。我难以把它搭起来。风速大概有80千米，不断地把它吹得鼓鼓的。最后我用滑雪杖、破冰斧和岩钉才把帐篷支牢固，在地上铺了一指厚的聚氨酯垫子，然后钻了进去。
这顶帐篷小得刚够我蜷着身子睡。我一边躺着一边听风呼啸声。我本应做点东西吃，但我没力气做，虽然我从早晨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我往嘴里塞肉干、奶酪和面包。仅仅这些小的动作也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点吃的。”我一天至少要喝4升水，如果脱水，可能致命。我把帐篷门帘掀开一线缝，用水壶盖取了一些雪。在这一瞬间，我的汽油炉的火被吹灭了。我重新点起火，一边想:“今晚会很糟。”
很难想象在这样高的地方弄1升水需要用多少雪、多少时间和精力。我就这样躺着一点一点勉强地往水壶里填雪。
烧完水，我就和衣躺在睡袋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8月19日光照进我的帐篷。今天天气很好。我知道，我必须在第二天到达山顶。
开始50米，我走得很慢。随后我又恢复了我迈步的节奏。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我感到精神焕发。不久，当我接近北山脊那较陡的斜坡时，我花了一个小时来穿过齐膝的深雪。
我知道，如果我要踏过这深雪去攀登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的登顶打算。因此，我寻找另一条路线。在我右边是北坡的大片雪区，新雪被吹走了，雪面也许是硬的，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开始一步一步地爬行，横穿过那长长的地段，向大峡谷走去。
到下午3时，我距离大峡谷还有200米左右。我对我的进展速度感到沮丧。
1小时后，我竭尽全力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岩石边缘支起了帐篷。我想在那里给自己拍照。但是我没有力气把摄影机固定在冰斧上，然后再去拨动自拍装置，退后10步，等候那咔嚓的一声。
我躺在帐篷里，依然穿着我的笨大的双层塑料靴。由于出汗，靴子里很潮湿。如果脱掉的话，靴子可能结冰。我不敢粗心大意。我量了量脉搏，脉搏跳得很快，1分钟100多次。
如果到天明早晨雾还不散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是否要等呢?不，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明天，我要么继续前进，要么就下山，没有其他选择。
8月20日清晨，天气晴朗，但是有几块云在迫近。我把冰爪绑在靴子上，把摄影机扛在肩上，一只手里拿着破冰斧。其他东西都留在帐篷里。穿越那个大峡谷要消耗许多体力，但在技术上并不太困难。松软的雪使我放慢了速度。我用手和膝爬行，就像一只四条腿的动物一样，缓慢而迟钝，一面黑色的岩壁挡住了去路。我向右拐了一个小弯，终于通过了这道障碍。
现在我就站在峰顶下面了。雾很大，我几乎不能辨认方向。以后的3个小时我只是本能地攀登，而不是自觉有意识地攀登。有一小会儿云块散开了，我匆匆地瞥见了蓝天下的顶峰。
突然，我看见了那个铝制的觇标。1975年，中国人把它安放在最高点，以便进行精确的测量。
我坐在觇标那儿，像石头一样。我是付出了最后的全部力量才走到那里的。此时，我没有任何感觉。我需要照几张相。照每一张相都需要花巨大的力气。天公只给我机会短暂地看到几块蓝天。随后云块再次迫近，打旋，就像整个地球都在翻滚。这是我第二次站在地球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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