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传法，旅行史上伟大的冒险

鉴真东渡传法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生于扬州，俗姓淳于。14岁时，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受具足戒。在长安期间，他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4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鉴真的名声远扬，也传到正在长安的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耳中。当时，日本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阶段，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寺院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不堪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人民纷纷逃进寺院，或自戒为僧，或连人带产投靠寺院当僧祗户。这样，寺院的势力不断扩展，世俗奴隶主的剥削利益则受到损害。代表世俗奴隶主利益的朝廷急欲整顿教团，肃清僧尼伪滥的状况，但政令屡颁，收效却很小。于是有人提议要向中国学习，严格受戒的条件和程序，立刻得到朝廷的批准，决定派人赴唐朝聘请高僧前来传戒。荣叡和普照就是肩负着聘请高僧的使命，于日本天平五年(733年)随第10次遣唐使入唐留学的。

鉴　真

荣叡和普照在长安学习时，听到鉴真的大名，认为是理想的传戒者，便决定设法邀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他们事先请到了长安大安国寺僧道航、澄观，洛阳僧德清和高丽僧如海，又约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一齐来到扬州。当时，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叡和普照至大明寺向鉴真顶礼膜拜，说:“佛法东流到日本，有寺有僧，却没有传法受戒之人，希望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听了二僧的陈述，觉得他们很有诚心，便答道:“我曾听说往昔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领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话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确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啊。那么，我的法众当中，有谁肯应此远请，到日本国传授戒法的呢?”堂上众僧，对于鉴僧的发问，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时冷场。过了好一会儿，鉴真的弟子祥彦才打破沉默，答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以此之故，众僧都默然无对。”鉴真一听，不觉动气，斩截地说:“我们此去，是为了传播大法，何惜身命?你们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祥彦连忙说:“如果师父要去，我也跟着去。”结果有道航、如海等21僧也都表示愿随鉴真同赴日本。鉴真见众多门徒愿意追随自己赴日本传法，转怒为喜，于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愿。

第一次东渡

鉴于朝廷海防甚严，他们决定暂不公开渡海目的，宣称准备供具前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在这一幌子下，加紧打造船只，备办干粮。荣叡、普照在长安时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书信，请他们在扬州任仓曹参军的侄儿李凑帮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凑的支持，进展顺利。

743年，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台州、温州、明州海边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断行。在此形势下，鉴真一行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减少阻力，避免误会，他们亟须加强团结，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道航提议:“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

如海听了道航的话，愤怒异常，当即上采访使衙门诬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盗勾结。总共若干人，已备好干粮，分布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又有100名海盗已经入城。”采访使得报，即发兵搜捕鉴真等人。经过审问，证明鉴真等清白无辜，但所造舟船被没收，第一次东渡因此失败。

鉴真东渡图

第二次东渡

荣叡、普照两僧矢志不移，经此磨难，毫不气馁，辗转找到鉴真，商量再次东渡之事。鉴真安慰他们说:“不用发愁，等到合适时机，必遂本愿。”并拿出上好官币80贯钱，买到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得水手等18人，又采办了各种食物、用具、经卷、佛像等物，备足钱帛，携带僧祥彦、道兴、德清、思托等，连同荣叡共17人，玉匠、画师和其他各类工匠85人，于743年12月再度扬帆东下。但船刚出长江口即被飓风击破，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www.xing528.com)

第三次东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才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东渡

荣叡、普照二人为了求法，前后所历艰难难以形容，然而坚固之志，毫无退悔。鉴真深受感动，也一往无前地要实现东渡传戒的愿望。因此又遣僧法、进和两位侍从，携带钱帛往福州买船，并采购粮食杂物，作第四次东渡的准备。自身则率祥彦、荣叡、普照、思托等30余人，翻山越岭，餐风宿露，从陆路向福州进发。但在台州始丰县境，被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追及，护送回扬州。原来鉴真的弟子灵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担心鉴真渡海遇到不测，于向官府报告了鉴真一行的动向，故使此次东渡计划又夭折了。

第五次东渡

748年春，荣叡、普照两僧从安徽来到扬州，与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事宜。此次东渡同行者有僧祥彦、德清、荣叡、普照、思托等14人，水手18人，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崇福寺出发，经瓜州运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风急浪高，水米断绝，九死一生，飘泊至振州(今海南崖县)地界始得靠岸。这样，第五次航海又失败了。鉴真等受到当地地方官的供养，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资送回扬州。归途中，日僧荣叡和鉴真的高足弟子祥彦先后逝世，鉴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上不适应海南炎热的气候，患了眼病，视力大受损害。

第六次东渡

753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日本国遣唐使藤原清河、留学中国多年已任中国秘书监兼卫尉卿的阿倍仲麻吕，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他们告诉鉴真，日本遣唐使已正式向唐玄宗奏请让鉴真到日本传戒，但被玄宗拒绝了。鉴于这种情况，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随遣唐使的船只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有66岁高龄，眼睛又不好，而唐朝官府对于私自过关出国又有明文禁止，但鉴真坚持渡海传法的初衷，不顾千难万阻，欣然允诺随遣唐使船赴日本。经过一番安排，鉴真和尚终于在十月十九日离开了扬州龙兴寺，踏上了第六次征程;并于十一月十六日乘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的船，从扬子江口驶向日本。携带的物品除各种佛像、菩萨像、舍利、经卷、律典、幡幢之外，还有各种金、玉器皿、饰物、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书法家的字帖等。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之船到达鹿儿岛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国土，实现了鉴真12年来的心愿。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鉴真在日本传法，成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最高峰。

唐招提寺

日本天平宝宗七年(763年)五月六日，鉴真于所住唐招提寺结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岁。他的一生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东渡，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冒险精神，将永远成为中日乃至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