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泉，我们知之无多。《三国志·吴书》、《晋书》里既无其传，又无其名，其生干事迹的线索，只有如下三处极简单的记载：1.《北堂书钞》卷六三引《晋录》讲，杨泉为吴处士，入晋，"诏拜泉郎中"，会稽相朱则上书言："杨泉[为政]清操[发于]自然，征聘终不移心。"（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杨泉"介绍文字，《全晋文》卷八六朱则《上书言杨泉》文，均据《书钞》，无"为政"、"发于"四字）。
2.《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与"集部"载录杨泉著作，冠以"晋处士"、"晋征士"的称谓。
3.《意林》卷五，在《物理论》、《太元经》下，同注："梁国杨泉，字德渊。"根据这点资料，各种哲学史著作无法更详细地介绍杨泉的生平，推测他生活于吴亡（280 年）前后，入晋以后仍居留会稽，不应征聘，从事著述。
我们以为，要讨论杨泉思想，就得尽可能探明他的身世、生平；他的《物理论》存文及赋文不能忽略，应该加以利用。下面，我们试作一番综合考索。① 《意林》前，原有戴叔伦、柳伯存二序，分别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三年（787 年）。柳序称全书六卷，今所见者为五卷本。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40 页。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著），也将傅、杨合论。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第4 期。
（一）汉末梁国杨氏避地会稽
杨泉的郡望是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以前，他居于会稽。杨氏一族由梁国徙居会稽的时间、原因，与汉未黄巾起义。豫州（梁国在豫州境）兵乱有关。
《晋书·孔愉传》讲，孔愉（268-342）"其先世居梁国"，曾祖孔潜"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孔愉就称"会稽山阴人"。他的从子孔坦于东晋初"弃官归会稽"（本传）。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君平（名坦，字君平）曾造访"梁国杨氏"。按此篇排列顺序，孔坦访杨氏当在王敦反逆之前，即他归会稽期间。这说明"梁国杨氏"家族仍有人居于会稽。另外，《顾荣传》提到的杨彦明、《贺循传》提到的杨方，都是会稽人，估计也是"梁国杨氏"族人。
汉末灵帝中平年间（184-188 年），黄巾起义在豫州声势浩大，与梁国毗邻的陈国、汝南，以及北部兖州境内，讨击战事相连，必然波及到夹在其间的梁国。孔愉的曾祖、杨泉的先祖由梁国"避地会稽"，大概就在这期间。
（二）吴亡后，杨泉北徒洛下
据本传讲，孔愉于吴亡后，由会稽"迁于洛"，具体时间未明。不过，江南人士迁洛的时间，一般在太康之末。
《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平吴后，"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实际上，除吴主孙皓及其高层僚属被押送洛阳外，江南高门大族人士仍留在江南，多数人还归本郡，或闲居，或"随才擢叙"，一般仍在当地做官。例如，陆机返回吴郡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本传）；贺循回到会稽郡，先后担任阳羡令、武康令。《武帝纪》讲"吴人大悦"，就是因为江南社会秩序没有因吴亡而骚动。(www.xing528.com)
《晋书·陆喜传》曰：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这道诏书下达的时间估计在太康九年（288 年）。这一年，晋武帝下诏全国"举清能，拔寒素"（本纪）。陆机等南方人士于次年（289 年）到达洛阳，是第一批"以礼发遣"而至的南士。陆机入洛后，上疏晋武帝讲："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晋书·贺循传》）这引起了晋武帝的重视，随后征召南方人士到洛阳作官的举措付诸实施。贺循是陆机推荐后才入洛的，孔愉等估计也在这前后入洛。
前面讲到，会稽相朱则上书晋武帝，推荐本国处士杨泉。这也应在太康末年。朱则其人，于《晋书》无传无名，其事不详。他做会稽相，这是入晋后的职事，而且应在太康后期。因为：第一，吴亡前，会稽为郡不为国。《三国志·吴书》孙皓凤凰三年（274 年）、天玺元年（276 年），会稽郡太守分别为郭诞、车浚，说明不设国相。第二；吴亡前，晋朝封投奔而至的原吴宗室成员孙秀为会稽公，并开府，平吴后，"开府如故"（见《三国志·吴书·孙匡传》），首任国相为丁乂（见《晋书·贺循传》），而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 年）篡位前，会稽相为张景（见《晋书·贺循传》）。因此朱则为会稽相的时间，当在太康中后期至晋惠帝即位初。
现在的问题是，杨泉被征不就，是仍留在会稽国，还是北上入洛仍为"处士"？这两种可能性部存在。我们的看法是：杨泉于太康末、惠帝即位初，即公元290 年左右，被征入洛，但未就其职，隐居著述。理由如下：第一，杨泉经会稽相朱则推荐、晋室征拜郎中后，离开了会稽。他在《物理论》中讲"余昔在会稽"（《御览·地部》引）云云，用的是追述口气。第二，杨泉入洛的证据，是他与吕子义（或吕义）的交往。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吕义为太子率更令，严毅清高。（《北堂书钞·设官》）
吕子义，当世清贤士，常往友人处，嫌其设酒食，怀于糒而往。主人荣其降，乃盛为馔。义出怀中干糒，求一杯冷水，食之。（《御览·饮食》。《书钞》引至"怀于糒而往"）今有吕子义，清贤士，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数之内。子义燃烛，危坐通晓，目不转睛，膝不移处。（《御览·人事》）
吕子义是"当世清贤士"，又为"太子率更令"，他赴宴带干粮、为他人借宿而守夜的奇特行为，是杨泉到达京城以后耳闻目睹了的，不会是留在会稽据远道传闻而作的记载。吕子义其人，史书无名，估计应是晋惠帝继位后所立皇太子司马遹府中的"率更令"。杨泉与吕子义之间，应有交往。
第三，杨泉北上入洛的旁证，是他提及到黄河以及京城近畿弘农、河内的有关文字。《物理论》中，说到"河水黄赤"（《艺文类聚》卷八），"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河内葭莩"（《御览》卷四二）。这似乎也可以证明杨泉写《物理论》时，已离开会稽，居于洛阳或近畿的事实。
第四，杨泉《物理论》中有批评玄学"虚无之谈"和世风浮靡的言论，这是针对西晋元康年间（291-299 年）的中朝玄学思潮而发的。如果他继续留在会稽或呆在江南异地，那么这样的议论出自于杨泉之口，就让人不能理解。
第五，杨泉的作品中，《请辞》、《蚕赋》、《织机赋》所反映的内容，跟当时京城洛阳的风尚、活动有关。《请辞》议论墓祭之礼，涉及到"京师三辅酋豪大姓""连日厌饫"的习俗"迄于今日"的情形，《蚕赋》表现皇室后宫亲蚕的隆重仪式，《织机赋》写到"名匠骋工"、"织女扬翚"的繁忙场面。这些内容当然不可能是杨泉继续隐居会稽一地的想象之辞，即便是议及古礼旧制，也透露出现实的气息。比如，《请辞》是以"古不墓祭"立论的，可晋武帝是有过谒陵举动的，①晋惠帝继位后，永平元年（291 年）正月下诏，重申先前司马懿"不得谒陵"（本纪）的遗令。帝室祭祀，以"宗庙为先"，谒陵"非礼甚焉"（《晋书·礼志上》），但是，"庶人无庙，故祭于寝"（《晋书·礼志上》），京师大族在惠帝诏文下达后，仍沿旧俗，铺张墓祭，既与古礼有悖，又于亡灵无益。杨泉此文正是有鉴于此，写作的时间在惠帝诏文下达之后。再如，《蚕赋》是有感于古人"独不赋蚕"②而作，① 《晋书·礼志中》："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犹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崇阳陵是司马昭墓，峻平陵是司马师墓，高原陵是司马懿墓。
② 语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萧绎挖苦道，"是何言欤！楚兰陵 荀况有《蚕赋》。近不见之，有文不如无述也。"其实，不但先秦时荀子写过《蚕 赋》，而且曹魏时嵇康也写过《蚕赋》。杨泉此语不符合实际。
说的是仲春二月吉日"亲桑于北宫"之礼。这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年）以后恢复施行的亲蚕时地不相吻合，③但铺写亲桑场面绘声绘色，不像是述古，倒似在记叙眼前情景。还有，《织机赋》所写京城中百工忙碌、百官设张，制机织素的活动，也不是毫无亲身感受的向壁虚构之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大体上可以确定是杨泉入洛后写成的。
综上可知，杨泉于晋惠帝继位前后，即公元290 年前后，被朝廷征召，离开会稽，北上至洛。他没有任职做官，仍为"处士"、"征士"，从事著述。这与皇甫谧这位"晋征士"的情形有点相似。杨泉《物理论》写成于入洛以后，他的有些作品也作于隐居洛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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