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史学评传：深度解析评断得失

傅玄曾为史官，编撰过《魏书》，评论过"三史故事"，现存《傅子》里保留了大量有关内容，《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引用较多，且较为完整；其他典籍里零星散见，多是摘引片断，缺少上下文的照应。联系起来看，从中可见傅玄对历史人物、典籍方面的不少独到见解，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一）

关于历史人物、事件方面傅玄在自己的政论文里，经常举引历史故事，作为论证问题的重要论据，涉及到的人物多达30 余人。这种引史为证的说理方法，亦为前世当时的思想家、政论家以及文人政客普遍使用，傅玄沿用此法而已，无需特别在意。当然，他有时能根据论题角度，对同一人物作出相应的评价。例如，对辅佐秦国的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傅玄就既议其非又论其是，显示出一种通达的特点。再比如，傅玄对曹操这位乱世枭雄，肯定的地方较多，《傅子》里赞扬的文字不少，但也批评他疑诈任法的另一面。类似的例子还有。这说明傅玄的历史观中辩证的思想是较为明显的。《傅子》里这方面有价值的内容，略可见数端。

首先是对古史记载的一些新颖见解。比如他说：若谓黄帝后乃有舟揖，庖牺之时长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这是对《世本》记载的质疑。《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艺①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讨论《傅子》时引用。这段文字为《纯 常子枝语》卷三六所出。"纪文达"指《四库总目提要》的总撰者纪昀。

② 叁见《傅子·叙》。文中提到的《中论》，为汉末徐斡所撰；《中说》为 隋代王通所撰。《隋书》或《唐书》将这两种著述置于儒家类，与《傅子》不在 一类。

文类聚》卷七一引录）《说文解字》曰："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济不通。"据传说，共鼓、货狄是黄帝二臣，活到尧、舜时代。所以一般认为，舟楫的发明应用是在"黄帝后"。傅玄不相信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认为在黄帝之前的远古时代，例如人类传说中的"庖牺之时"，就应该有舟楫的利用。古史邈远，文献不足，考古难证。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傅玄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却是新颖的，值得考虑。类似的例子，又如：虢是晋献所灭。先此百二十余年，此时焉得有"虢"？则此云"虢太子"，非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虢太子死"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

又，同篇裴骃《集解》亦引，文字与此稍异。）

是时，齐无桓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下，《索隐》引）这两条文字是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的。神医扁鹊在世，当在赵简子专国时期，即春秋时晋昭公、顷公、定公在位期间（前531 年后）。而貌的灭亡是在晋献公在位时（前676-651 年）的事。所以傅玄说，扁鹊当时不可能与已灭120 年的虢之太子及不存在的齐桓侯发生任何瓜葛。

以上这些片断评论，对我们认识古代史不无参考价值。

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议论，别具只眼。比如他说：孟轲、荀卿若在孔门，非唯（子）游、（子）夏而已，乃冉（伯牛）、闵（子骞）之徒也。（《意林》）

这是将孔门后学孟子、荀卿与孔子弟子进行比较的。《论语·先进篇》记录孔子学生各有所长的情况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闵子骞、冉伯牛是孔子早期学生，孔子称赞过闵子骞的孝（《先进篇》），探望过冉伯牛并对他病重不愈深深叹惜（《雍也篇》）。子游、子夏是孔子后期学生，专心教学，有学问而不做官。傅玄这里是对孟子、荀子表示敬意的，认为二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德行。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都对孔子重仁的学说有继承有发展；孟、荀生前游说诸侯，不合当世，愤疾异说坏政，退隐著书，都显示出一种"不相与谋"的君子本色。所以傅玄以为"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的这种德行表现，其实是盂子、荀子身上更可贵的一面。又如他说：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太平御览》卷五九九）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好《谷梁春秋》，著成《洪范五行传论》，重灾异变化，以此解释人事政治，迷信思想十分浓厚；但是此公在元帝、成帝之世，却上疏直言，敢于同外戚许嘉、史高以及王凤等人的放纵行径作斗争，痛斥宦者弘恭、石显的弄权作乱，虽迭遭下狱免职的打击，但其志不移，于社稷"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汉书》本传语）的初衷不变。刘向之子刘歆既通《谷梁春秋》，又好《左氏春秋》，在学问上主张"兼包大小之义"，不可"偏绝""守残"（《汉书》本传语），显得不同异常，因而"诸儒皆怨恨"（《汉书》本传语）；但是他不肖其父，缺乏斗争精神，害怕人生风浪，当王莽篡政以后，他竟屈事奸佞，成为"国师"。傅玄对刘氏父子二人的评价，兼顾德行与学识两个方面，认为各有优长之处，很难一概而论。

傅玄对前代拨乱反正的帝王为政特点，也有言简意赅的评价。比如：三皇贵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后义，三王先义而后辞。（《意林》）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傅子》里多处用到"势"与"机"这两个字眼，所谓"势使然也"、"应机而变"云云，就是强调要顺应时势，成无定法的意思。三皇五帝也好，汉魏开国之君也好，他们成就王治霸政的功绩虽然近似，但手段策略各异。从这个意上来讲，傅玄的概括也比其他史家之论有独到之处。《韩非子·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傅玄所谓"势"、"机"之义，似乎有综合韩非四方面内容的意味，区别只在于："势"侧重于外部客观的因素，"机"侧重于内在主观的因素，所以"势"可"使然"，"机"要谋运。试看：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也。（《意林》）二 汉之臣焕烂如三辰之附长天，长平之卒拓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势使然也。（《意林》）??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口与心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意林》）"势"要借，"机"要发，审势而运机，这是胜败安危的关键。《傅子》里记载郭嘉为曹操分析打败袁绍的十条有利条件，正是这一原则成功应用的典范。傅玄为司马氏谋"南面术"时，也有借鉴历史的成分在其中。

傅玄对帝王用人的得失，也有所评议。比如，《举贤》篇就提到刘邦创业，困于巴汉，萧何荐了韩信这位"饿夫""怯子"，使刘邦的事业如虎添翼。又如，《傅子》记三国事，主要突出曹操周围聚集的人才，不单有豫州故旧，还"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征用荆、扬、雍诸州名士，确实有"不间远近"、"至心待人"（郭嘉语）

的气量。在这一点上，刘邦、刘秀都远不及曹操。傅玄对刘秀用人是这么说的：光武凤翔于南阳，燕雀化为鹓雏。（《意林》）

东汉开国，刘秀对南阳乡里感情太深，功臣外戚几乎是青一色的义军故旧网络。这种模式在东汉前期凝固不变，大大地限制了这个政权的生机。"燕雀"得志而尊，实际上是新王朝的劫数。

最后，《傅子》所记，有不少内容可补正吏之缺，它的吏料价值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太平御览》卷三八○）

蒯躬其人，史书无传无名。从《傅子》的这段记载里，虽仍不得其详，但反映出傅玄选材记事时自有体例的特点。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大量注引《傅子》文，正是注意到它在当时超越他处所见的优长，引用50 余处，七八千字。后来，选材谨严的《资治通鉴》在反映三国政治、军事的历史时，不少材料直接取自《傅子》，而且大段移用，几乎一字不动。比如：郭嘉陈述袁、曹十败十胜之言，傅斡说马腾、谏曹操南征，刘晔巧诈言伐蜀，马钧发明指南车等，这些极重要的资料都是《傅子》中独有而他处不见的。除正史资料外，《通鉴》记叙建安至正始一段史事，取材裴注《傅子》的文字，在数量上是最多的。

此外，我们还能注意到《傅子》中关于风俗、交往方面的逸事记录。例如：汉宣帝时范延寿奏处三男娶一女之讼事，汉末西域火烷布、苏合香相继传入中原事，曹操倡节俭表现在王公服色简易，嫁女不奢等细微之处，魏明帝时竟有已死去30 年的妇人复生的可疑事在京城传扬，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傅玄的注意，大概在《傅子》中原有大量采撷，略可见记录怪异的另一特点。①以上我们只能从《傅子》现存文大体推测判断其史料性质。大量的文字不存，使我们无法深究。我们可以确信，傅玄的《魏书》是独立完成了的，它在《傅子》中或为中篇里的主体部分，其篇幅肯定远远超过今可见到的零星记载。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唐刘知几《史通·序传》所议，傅玄曾写下过一篇"自伐"，"夸尚"的"自序"。刘知几看到过这篇序文，今存《傅子》文中有述及傅玄自身家世的文字，按照严可均的意见是《魏书》的组成部分。按照惯例，自序是《魏书》的压篇之作，说明《魏书》已成，出于博玄一人之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二）关于历史典籍方面

傅玄对前代典籍的异同、优劣的辨证意见，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下面分项介绍。

1.《国语》的作者傅玄曰："《国语》非邱明所作。凡有共统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

这是现在可知的最先否定左丘明作《国语》的文字资料。司马迁《报任安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代以来，相传《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所作。其实根据后人研究的结果，这两部史书都不是左氏之作。傅玄当时是通过对比二史所记同事不同文、一虚一实的相异特征，发现了其中破绽的，认为二者"不可强合"，如果《左传》是左氏之作，则"《国语》非邱明所作"。

2.《论语》、《孟子》的成书傅玄曰："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然子舆，孟子之字也。"（《文选》卷五四，刘孝标《辨命论》注引）

关于《论语》的成书情形，《史记》记载没有具体反映。《汉书·艺文志》讲，这部书是孔子与弟子间"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就是说，《论语》一书成于孔子死后。傅玄的意见基本上沿袭班固之论，不过他突出了仲弓的作用。仲弓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出冉雍的字，他比孔子小29 岁，在《论语·先进篇》列入"德行"名单里，《雍也篇》多涉有关他的言行。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里，引用了傅玄的话，认为《论语》出自孔子不同学生及再传弟子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德行"的四位弟子中，颜渊、冉伯牛死于孔子之前，而有关闵子骞的言论，又是他的学生追记而成（据杨伯峻《导言》），他比孔子小15 岁，似乎没有着手记载他与孔子间的交往言谈。因此傅玄以为应从仲弓算起，虽不详依据何在，但确有合理的成分。

关于《孟子》的成书情形，《史记》说是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合作而成的。傅玄认为：第一，孟子本人亲自著成七篇；第二，其书受《论语》影响，是"拟其体"的产物。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孟子》仿《论语》而作，取题、成章的格式完全相同，汉代将二书同视作"传记"并立博士，可见后人也认为是同类之作。①这实际上跟傅玄的意见出入不大。只是傅玄提到孟子有字子舆一事，不知何所出。因为《史记》未出孟子有字，东汉赵歧、徐斡也不知其字，曹魏时王肃、傅玄却凿凿而言，说孟子有字"子舆"。这或有所本，但后世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

3.《管子》的作者问题傅玄曰："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困学纪闻》卷一○引）

关于《管子》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傅玄的怀疑意见，可以说是相当有眼光的。在《四库全书》编纂以前，学界普遍认为《管子》是管仲所撰，②很少有人怀疑。《总目提要》引述了傅玄的文字，也引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文字，结论是折中含混的，认为管仲手撰与他人记述笺疏，并"由后人混而一之"。真正使问题深入明朗的研究工作，是当代前辈学者罗根泽、郭沫若等人进行的。罗根泽考出战国以前没有私家著作的结论，③可以当作定论。管仲生活的时代尚属春秋前期，诸家看法虽有前后差异之别，却都赞同《管子》书的全部或一部分，均不可能有管仲自著的文字。至于《管子·轻重》篇，郭沫若认为"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据"（《校毕书后》）；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王莽时所成。④因为《轻重》篇是讲理财问题的，涉及到货币的流通管理，因此它不可能成于汉代以前，也是有根据的。

傅玄于1700 多年前发表的关于《管子》一书的总体意见，为当代学者所证实，这反过来可以证明傅玄在当时学术上的独具慧识。傅玄之后，他的这一真知的见少有人注意，长期被埋没。南宋学者朱嘉、叶适虽持论与傅玄相近，①但是否受傅玄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4.《世本》的成书时间傅玄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②（《意林》卷五）

《世本》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作《史记》，从《世本》中借鉴其体例，利用其史料，这是《隋书·经籍志》等多处记载① 参见《经书浅谈·》，载《文史知识》1982 年第2 期。

② 《汉书·艺文志》："《筦子》八十六篇。"（"筦"与"管"同）属于道 家类。《隋书·经籍志》："《管子》十九卷。"属于法家类。二志均题为管仲所撰。(www.xing528.com)

③ 参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载《诸子考索》。

④ 叁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版。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五

七、叶适《水心集》都以为《管子》非管仲所著，既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

② 严可均《全晋文》卷五○，于此段文字下加按语："'汉末，字当有误。或兼《续世本》言之。"但是，据唐刘知几《史通·占今正史》所载，《世本》"终乎秦末"。刘氏很可能是引述傅玄这段话的大意，则"汉末"应为"秦末"之误。

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世本》15 篇，这是西汉未刘向校定而成的。这部书的作者，刘向说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③，不免笼统，而与傅玄同时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是"左邱明所作"④，则反映出刘向以后附会的流行看法。

令人佩服的是，傅玄又是独发高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所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作"，不仅为唐代刘知几认同，而且时至今日似乎仍不失为的论。5.《桓子新论》的内容评议傅玄曰："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

桓谭于《后汉书》有传。他是西汉未、东汉初一位知名学者，曾受业于刘歆、扬雄，晚年仿刘向《新序》、陆贾《新语》，著成《新论》29 篇，呈送给光武帝刘秀，"光武读之，敕言卷大"（《后汉书》本传引《东观记》）。《隋书·经籍志三》"儒家类"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而成三卷。

《新论》一书问世后，不仅光武帝"善焉"称道"卷大"，而且同时代的学者，例如刘歆、扬雄、班固都各在自己著作里征引其中不少内容；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是多处推崇，认为当代著作里"君山（桓谭字）为甲"。总之，桓谭《新论》在东汉初年赢得盛誉，号称博学多通。

傅玄对《新论》评价不高，第一说它烦杂，第二称它"旨诡"。从现存《新论》遗文来看，其中有论政事的，有述见闻的，有读书笔记，也有随笔杂感，还有不少自矜的文字，确实涉及面广泛。桓谭在政治上主张尊王贱霸，个人经历上有过屈事王莽担任掌乐大夫的一段发迹史，并在自己的著作里津津乐道。这可能是让傅玄反感的原因所在。漫无边际的烦杂内容，在《新论》一书里是存在的；言行相诡的内在缺陷，质诸桓谭，也是不可否认的。①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玄对前代典籍的评议，大大超出了当时人的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的见，这对后人仍具有不能低估的参考价值。

（三）"三史"得失

傅玄在世时，"三史"指《史记》、《汉书》与《东观汉记》。他对这三部史书特别是后二史发表了相当出色的见解，从中可见他的史学观。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说的：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卷五）③ 见《史记集解·序》中《索隐》所引。

④ 见《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

① 另外，清人秦嘉谟在《世本辑补·诸书论述》里按语曰："《世本》为 周初至战国时史官相承而作。"此说亦有一定影响。相比较而言，傅玄之说显得 稳妥一点，因为他当时见到的资料比后人要多。"相承说"从时间跨度上讲有数 百年之久，可能性较小。

① 关于傅玄评论《新论》的意见，钱钟书认为尚难令人信服。《管锥编》第 三册第976、977 页指出："通观《新论》，桓氏识超行辈者有二：一、不信谶纬，二、不信神仙"；"窃意《新论》苟全，当与《论衡》伯仲"；"傅玄??自应持之 有故；然据残存章节，吾尚未甘傭耳赁目，遽信斯评"。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守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意林》卷五。又《史通·书事篇》所引，去首尾二语）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未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史通·核才篇》引）

以上这三段话联系起来看，傅玄的看法是：《汉书》既是一部有成就的"命代奇作"，又有严重的缺陷，与《史记》相比，"非良史"；《东观汉记》历次修撰，每况愈下。这些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就傅玄所言，逐项考察一番。

第一，班固《汉书》讳言其父修撰之功，盗名作弊。《史记》与《汉书》修撰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父子二人相续而成的。但是，司马迁《自序》里明确交代，他完成《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而班固《叙传》不仅只字未提其父班彪修史之功，而且在《汉书》中多处作手脚，冒为己功。史家于此多有揭露。《后汉书·班固传》讲，班固是在其父死后，"以彪所续前史未详"，"欲就其业"的，后来他因事下狱，其弟班超向明帝"具言固所著述意"，又得以继续完成《汉书》。刘知在《史通·古今正史》里指出，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续修当中入狱，"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因此，后人统计《汉书》中有90 余人篇是因袭《史记》之文的，加上班彪所撰65 篇，合计150 余篇，占了纪、传人数的一半。现可知出于班彪之手者，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明标其名，而《元帝纪·赞》、《成帝纪·赞》所称"外祖"、"姑"显然是班彪口吻。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指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追。"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第二，从三个方面力贬《汉书》非"良史"。傅玄虽然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汉书》的成就为"命代奇作"，至于"奇"在哪里，他并没有具体言及，我们不好细论；但是从内容上贬低它的价值，却是明确有所指的，认为"论国体"、"叙世教"、"述时务"，都是有意用曲笔，掩盖事实真相的。

班固著述《汉书》的宗旨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传》语）。

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唯心史观去评论、总结西汉一代历史的得失，因而只能写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评语）的王朝正史。这与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一家之言"是正相反的。因此在体例上，《汉书》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删掉《史记》中有的《项羽本纪》，增入了《惠帝本纪》以代《吕后本纪》，将汉未徒有其名的成、哀、平三帝也分别立纪"以显国统"（《史通·本纪》语）。在纪传里，掩盖各种社会矛盾，美化统治者，这是处处体现出来的。博玄说《汉书》"饰主阙"，那是班固修史中有意使官方色彩变浓的倾向决定了的。至于"抑忠臣"，班固在《匡张孔马传》里猛烈抨击的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等儒相，正是傅玄赞许的人物，例如匡衡、张禹，《傅子》里讲："匡衡以善《诗》至宰相，张禹以善《论语》作帝师，岂非儒学之荣乎！"（《意林》卷五）还有，班固在《晁错传》里攻击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张辅就极为不满，说班固"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晋书》本传）。

傅玄批评《汉书》"贵取容"、"贱守节"。这与后来刘宋时范晔的意见一致。《后汉书·班固传论》指出，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下，唐李贤注引了《游侠传》里班固对剧盂、郭解的一番议论以为证，其中竟有"其罪不容于诛也"之语。相反，班固却将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张汤和杜周，从《史记·酷吏传》的体例里抽出，为之另立专传，表明了回护的倾向。类似的例子，又如《王莽传》，实际上是以传代纪，编年记事，俨然是帝纪的变通，洋洋洒洒，长达4 万余字，反映出东汉初年班固、桓谭等一帮人对工莽新朝眷恋难舍之情。另外，班固将陈涉不入《世家》而入《列传》，他在诸《列传》的题目上或称名，或称字，或书官爵，在正文里有意剪裁，都是费心良苦的。这些都说明，班固修史出于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目的，不但体例变了，而且行文措词中褒贬取舍间的感情也变了，正史的面目再清晰不过了。

傅玄还批评《汉书》统御文字"谨词章而略事实"的弊端。《汉书》后来赢得了"详赡"的盛誉，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引用奏疏、赋文等文字，占的篇幅不小。当然这在保留史料方面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但是作为史书，资料引述过多，而记事部分却很薄弱，又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陷。我们读《汉书》，不难发现一些传记除了引用文字外，正文少得可怜，几乎可视作串词看待。还有一种情形，傅玄没有明确讲到，晋代张辅说到了，即"中流小事，亦无足取焉，而班皆书之"（《晋书》本传），这也同样是"略事实"的表现。

由上可知，傅玄指出《汉书》的三不足，并非罗致不实之词，而是它在指导思想、体例以及书法上客观存在的问题。傅玄说得并不过分。

第三，《东观汉记》写得很拙劣。关于《东观汉记》的详细修撰情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东观汉记》有极为详尽的考证说明。这部史书在东汉一朝前后断断续续修撰过四次。第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年间（58-75 年），由班固等人（傅玄提到的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均在其中）在兰台或仁寿阈修成《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 篇，称为《汉史》或《建武注记》，亦即傅玄所谓的"中兴纪传"。第二次是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至元初之末（120 年），由刘珍领衔续修，修史地点移至东观，任务是在班固等人第一次修出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增加有关内容，国史的面目己具，称为《汉记》。《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东观汉记》，出以刘珍之名，由此而来。第三次是在桓帝元嘉、永寿年间（约151-155 年），由伏无忌、边韶等人修撰（傅玄提到的未穆就在其中），他们新成114 篇，加上班固等第一次所成28 篇，加目录1 篇，合143 篇，《隋书》所谓143 卷之数已具备。第四次是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7 年）直到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修撰人有马日、蔡邕，还有傅玄道及的卢植、杨彪，任务主要是修订已成部分，增入的内容主要是《灵帝纪》。所以《隋·忐》讲"起光武记注至灵帝"。

刘勰指出，"傅玄讥后汉之尤烦"（《文心雕龙·史传》）。所谓"后汉"，即指《东观汉记》。①傅玄发现，《东观汉记》从一开始就问题不少，① 刘勰在同篇里，还写道："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傅玄现存文字， 只是批评《东观汉记》的体例与《汉书》相比，"尤烦""不足观"，越到后来越不像样子，继成之文"盖陋"。因此，傅玄认为这跟班固始修形态的关系很直接。如果说《汉书》可称力"奇作"的话，《东观汉记》只能说它是庸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傅玄没有深入说明，只怀疑"拘于时"是使其然的一个因素，言外之意，这不是主要因素。联系他批评《汉书》的意见，恐怕所指应在修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因为《东观汉记》不存，我们已无法加以证实。

另外，据史书记载，董卓作乱时，献帝东迁途中，史书典籍"略无所遗"，"湮没不存"（《后汉书》的《蔡邕传》、《献帝纪》），因此有人认为《东观汉记》在这场浩劫中遭厄全亡。我们从傅玄的言论中可知，或许蔡邕撰集部分多失，而《东观汉记》总体上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傅玄于曹魏正始年问得以阅览全稿，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143 卷之数，也是真实情形。

（四）傅玄的史学观

傅玄不仅有关于对历史人物、前代典籍以及"三史"得夫成败方面的言论，而且他有撰写《魏书》的实践，从中可见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他认为，"良史"应该具有直笔的特点。他不满《汉书》、《东观汉记》的书法，就是因为其中曲笔大重，"拘时"陋习太浓，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颠倒了忠好是非。他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首发之论。晋代张辅、刘宋时范晔、唐代刘知几等批评班固及其《汉书》之失的意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傅玄议论的思想高度。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傅玄那样，兼及《东观汉记》。如果说《汉书》还多少受到《史记》的影响，只是"续前史"而作出增删调整的话，那么《东观汉记》就是另起炉灶，从中更能反映班固史学思想的偏失。因此，观察《汉书》应该而且必须联系《东观汉记》编修的指导思想。傅玄这样做了，而上述其他几位史学家却缺少这一环节，尽管他们当时都有条件看到《东观汉记》。

傅玄撰成的《魏书》，今可见存文不多。刘知几大概看到过这个完本。

他在赞同傅玄批评《汉书》意见的同时，讥讽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史通·书事》）这话既针对班固，又有挖苦傅玄的意味。刘知几总的倾向是崇扬《汉书》的，他捎带着批评了傅玄，是说傅玄所成《魏书》也并不见得高明。这里应该先说明白，评论与写作是两码事，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就《傅子》中所记三国事，作点粗略考察。傅玄记叙三国人物，内容较完整的，今存《刘晔传》和《马钧传》。刘晔在曹操时作为谋士，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帝时作为辅臣，心计太盛，自我暴露。傅玄记这个人物，既显示其机智的一面，又揭示其巧诈的一面，赞其美而叹其伪，写得很有特色。至于马钧其人，巧于工艺，拙于言辞，功不可没，用不可妄，立传书其事，就很不寻常。通过这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发现傅玄传人重事实的特点。刘晔也好，马钩也好，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既不应以长护短，又不能以长攻短。

再看其他零星记载。如记曹操，写他南征孙权失利之误，记他北代袁绍不好，似乎不及文字"尤烦"的问题。刘勰当时或 另有所见，可惜傅玄关于"尤烦"的具体内容，文字已不存了。

前"欲讨之，力不敌"的犹豫，表现他广延有识之士又事事咨询的虚心态度，反映他在"天下凶荒"之时裁帛为蛤的简易处境，点出他受人（丁仪）离间诛杀名士的草率行径，等等，这些内容是《三国志》未载入的，从中可见曹操其人既力统帅又为凡人，既是英雄又是枭雄的双重性格特征。又如记魏明帝，写他防范大臣，下令改变舆服之制；傅玄攻击何晏好着妇人之服力"服妖"，其实也是言及魏明帝的，因为这是明帝僻好，此风是他刮起来的。再如记吴、蜀之事，写东吴孙策、孙权治下人才济济，境内安宁；叙蜀汉刘备手下有"三杰佐之"，而诸葛亮又是。"一时之异人"，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出天下三分的历史实际，并不因曹魏挟天子之重而轻贬其他割据政权。傅玄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论，如管宁之"醇德"、胡昭之好学、荀彧荀攸之贤、袁涣华歆之清、郭嘉之谋、傅嘏之识、曹仁之勇，以及何晏，邓飏一伙的朋党无行，等等，有的材料充实，有的仅留只言片语，但不管怎样，这些点滴所见仍是我们了解把握这些风云人物的少见线索，也是理解曹魏史实的重要依据。

因此，仅从《傅子》今存有关曹魏史有的记载来看，傅玄秉笔直书的这一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跟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