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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传记:重才用者,成就他人

时间:2024-07-0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二)"因人以致人"求贤要诚,这是大原则。举贤会因人而异,仍不能忽略。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傅玄根据汉魏以来官制的变化,针对选举中出现的弊端,还强调"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原则。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削弱三公权力,剥夺他们的议政权、执行权,有利于曹氏政权。

傅玄传记:重才用者,成就他人

傅玄要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术,对选贤任能的官人法也是十分重视的,入晋前入晋后都有所建言。他的思路是:天下不乏贤,但选贤最要紧的是专任良佐,即宰相,这样才会有保证。

(一)"天下不乏贤"

傅玄在《举贤》篇里写道: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诬一世,岂不甚哉!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这就是说,时势需要什么样的贤才,就会有所需的贤才出现,只要真心相求,则"求无不得"。所谓今不如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傅玄特别举了韩信的例子,说明未被人识的不显眼小人物其实正是建功立业的"奇材"。后人津津乐道的贤佐,例如傅说、吕尚、陈平,如果不遇明君,也不过是"疏贱"之辈。但是他们被发现了,启用了,委以重任,"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如果"抵掌而言",空论能否,百般挑剔,以偏见去求贤,那么就会神化贤愚之分:① 参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长人数丈,身横九亩,两头异颈,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变化,阿益于贤愚耶!(《意林》卷五)

贤才是有德之人,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没有特殊的标志,不能随意想象成异于常人的怪物;他们超出常人的地方是见识与才干,这要靠发现。傅玄设喻明理道:必得昆山之玉而后宝,则荆 璞无夜光之美矣;必须南国之珠而后珍,则随侯无明月之称矣。(《意林》卷五)

发现贤才与识别珍宝一样,不能以凝固不变的标准作茧自缚,像"郑人买履"那样,刻意相求。

傅玄提出求贤问题,当然用心在于向司马氏进言,要大胆破格起用新人,以成王霸之业。但是,曹魏时期选举中出现过的种种议论,却无疑继续妨碍着举贤用人的顺利进行,所以必须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魏明帝时期讨论才性问题,黜浮华,议考课,归根到底是想物色一批德才兼备的新人,但是收效不大,以致使明帝感到失望,慨叹"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三国志·杜恕传》)。正始中,曹爽一伙"不应时务""依古正本"(《三国志·傅嘏传》),追踪上古之制,改定官制,也行不通。当时政论家议论纷纷,认为天下无才可选。比如,蒋济《万机论》里主张"拔奇求异";桓范《世要论》则明讲"庸才众而贤才寡";袁准《袁子正书》攻击吏部尚书之设的同时,得出"人才难得"的结论。嘉平初,王昶又提出用考试行选举的建议,其实也没有实行。司马氏执政以后,急需一批人才。怎么求呢?按照以往的做法,求全责备,不可能求到。所以傅玄提出了"任诚"的原则。《举贤》篇曰:开至诚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人乎!"大象""建帝王之业""任诚""不以小疵忘大德"。圣人不世而出,贤才求无不得。这就是傅玄要说明的核心问题。

(二)"因人以致人"

求贤要诚,这是大原则。举贤会因人而异,仍不能忽略。人主要审择良佐,挑准主选的宰相。《授职》篇曰:??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筒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德为宰相,此国家之栋梁也。审其栋梁,则经国之本立矣。经国之本立,则庶官无旷,而天工时叙矣。

宰相要用"大德"之佐,他是代替帝王选用贤才的大匠,是立"经国之本"的栋梁,首先要重视他的作用。《举贤》篇举例说明道:??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项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

发现人才而致之的是咎陶、伊尹、萧何等相佐,而不是舜、汤、汉高祖等圣王,所以"致人"必先"因人",取士必先择佐。这其实是荀子的主张。荀子讲,"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明主急得其人"(《荀子·君道》);"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致士》),关键"慎取相"(《君道》)。

傅玄根据汉魏以来官制的变化,针对选举中出现的弊端,还强调"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原则。《举贤》篇承前而议曰: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听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听二人,何以霸也?任术而设疑也。听三人,何以仅存也?从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专,故邪不得间;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汤未得伊尹,而不求贤,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这番议论重点是说选举权分散之失的。本来,汉代宰相是三公,主选的是司徒。但是,汉末、曹魏时期,宰相权力逐渐由三公向尚书转移,主选的不仅有吏部尚书,还有侍中尚书,尚书仆射也参与其事。所谓"录尚书事",等于是总揽朝政,代行帝王职权的。另外,九品中正制实行以后,中正由中央官吏兼任,对选举的影响非同寻常,尚书省不能自行其是,还得充分考虑中正的意见。"任人之道不专""人人自用",选举中的混乱就不可避免。追溯起来,这是曹氏"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政自己出的产物。削弱三公权力,剥夺他们的议政权、执行权,有利于曹氏政权。曹操在邺城设丞相府,大权独揽,自成体系,先由东曹椽,后由尚书掌管选举。入魏后沿袭成制,所谓"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三国志·高柔传》),宰相己不是三公,而是尚书,遂成定局。所以傅玄讲,"三公者,为天子阴阳"(《御览》卷二○六);"尚书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北堂书钞》卷五九)。高平陵之变前,曹爽录尚书事,司马懿不录尚书事①,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皆用为尚书,《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就讲,"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邓)飏之不公忠",说明除吏部尚书何晏主选外,侍中尚书邓飏也在发挥作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父子相继录尚书事,尚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典选举"的职责不是专任一人,而是更混乱了。先是卢毓。王基、袁侃三尚书替代何晏等"三狗",卢毓再为吏部尚书主选。正元三年(256 年)卢毓逊位,陈泰继为吏部尚书,荀、羊瑾、裴秀、何曾、陈骞、王沈等都有尚书之职。傅玄著成《傅子·内篇》前后,正值操宰相权柄的尚书不断增加的时候,主选之责不专任,必然是"谗说起而异心生",又使致人之道不博,造成"殊途塞而良材屈"的局面。(www.xing528.com)

我们说傅玄《举贤》篇所言有针对汉魏以来尚书权重、主选混乱的事实,还可从后来他连上二疏的用意里得到证明。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掌谏职,他向晋武帝坦诚而言:选举"不得其人",时弊"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

这是指责主选的尚书台的。尚书台是咸熙二年(265 年)八月司马昭死、司马炎继为晋王后设置的,入晋后成为定制。这个机构是从魏制演变而成的,有"八座"(即尚书令一,仆射二,尚书五)长官,共掌宰相事权。首任尚书令是裴秀。裴秀在司马炎立为太子、禅代魏室的活动中有功,所以司马炎赏识他。但是裴秀行为不端。据《晋书》本传、《李熹传》记载,裴秀作为尚书令,"交关人事",为有司弹奏;他与尚书仆射武咳、尚书山涛、司马睦等人,侵占官田,又为司隶校尉李熹所劾。晋武帝获悉后,不予追究,下诏称裴秀"有勋绩于王室",为之开脱。傅玄上疏,估计就是在晋武帝下诏以后。因为傅玄的疏文措辞激烈,"有司奏请寝之"(《晋书·武帝纪》),这其中是有名堂的。晋武帝护裴秀,傅玄直言这不是举贤,而是用"虚鄙"① 《晋书·宣帝纪》虽讲司马懿正始中"录尚书事",但《三国志》里无一处道及,恐不足信。之徒;主选的人"不格",选用百官必然会出现"用非其人"的情形。

傅玄提出"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用人方针,是为实现"无为而化"的圣人之治考虑的。他讲:"君臣易位,劳神之道也。"(《举贤》)又讲:主执非道以虏其民,民杜(按,""或为""之误)私心以事其主,公门塞于上,显议寝于下,忠臣深囗囗(按,脱二字,疑是"山林")而杖泣,贞士伏岩穴而自叹,进忠囗(按,脱一字,疑是"")君之门也,已九重矣。(《北堂书钞》卷一五○)。

不用贤佐,君主劳神,为政有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圣王明主要"以举贤为急"。这也是"任人之道"里很重要的内容。

《傅子》里举到的贤臣,都是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的"应机"有为之上,或有治国用兵之术,或有出谋划策之智,傅玄对他们称誉不已。其中,对三国时曹操手下的荀或、蜀汉名相诸葛亮,更是大加褒赏,公开评论。如对荀或,是这样说的: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黩,谋能应机。孟柯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三国志·荀攸传》注引)

又如评诸葛亮道: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遗刃,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意林》卷五)

"大贤君子""一时异人"要专任,又不可妄授滥授,要"审择其人",这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只要君主"至公"而行,是不难避免"用非其人"的。关于"致人之道博",傅玄以为,官吏数量增多并不要紧,关键是要计人置官,因才用人。他说:世质则官少,世文则吏多。有虞氏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意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吏多"是正常的。汉魏政论家大多认为,弊政是"吏多"造成的,因此要省吏约官,甚至主张倒退到"上古之朴"时代。说来说去,其实行不通。入晋之初,冗官现象依然存在。傅玄上疏晋武帝指出,冗官或"使学""归农",只要"精其防制",用"分数之法",就可以妥善解决。同时,分人而用,用人以才,也是官人法里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马钧传》里,傅玄讲,马钧应安排"典工官",发挥其巧技之长,不应该"给事省中",使其"不当其才"。傅玄还打比方说明:土不可以作铁,可以作瓦。(《意林》卷五)

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驿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意林》卷五)从实际出发,量才而用,用其长而避其短,这是很浅显的道理。"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马钧传》语)!

综上所述,傅玄著论上疏,竭力提倡"存重儒教",向司马氏政权建议"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以匡正"汉魏之失",改变"不以为急"的世风。所谓尊儒贵学,在于因德知人,因善教人,因人致人,"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刘大杰先生讲,傅玄的言论可谓特识,他折衷儒法,是当时儒家内最有见识的革新派。①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汉魏以来,儒学衰落,要想恢复儒学的地位,除大力提倡外,还应有相应的方针政策。《傅子》里提出如下的方案:① 参阅《魏晋思想论》一书中第四章 《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平分;宣德教旨,莫明乎学。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未自从。(《意林》卷五)

正位,贵人,齐分,明学,这是本纲所在。这与入晋初上疏中提出的"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援法入儒,"通儒达道",这是傅玄一贯坚持的"致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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