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日本传统文化：寺子屋与日语启示

从日语“寺子屋”一词来看日本的传统文化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朱玲莉

【摘要】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其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官学和平民教育不断发展，其中“寺子屋”教育以平民子弟为教育对象，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从“寺子屋”一词出发来考察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寺子屋　江户时代　阶级性　道德教育　传统文化

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炸的时代”。作为平民教育机构的“寺子屋”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遍布日本各地，规模达到15500多所。它与当时的幕直辖学校、诸藩校等武士教育机构以及私塾、乡学等平民教育机构同时并存，成为江户时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和教育普及的主要形式。本文通过对日语“寺子屋”这一词来剖析日本传统文化。

一　“寺子屋”一词的源流

前近代的日本是身份制社会，其教育也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在律令制时代，日本人仿效唐朝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地方设国学，但是，只有贵族、官吏以及地方豪族的子弟才有入学的资格，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武士掌握了政权、建立镰仓幕府以后，由于大学寮和国学等公立教育机构衰落，寺院开始在教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提高文化修养，许多武士家庭送子弟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入寺学习的子弟被称作“寺子”。寺院对儿童进行世俗教育，是中世时期日本教育的特色，也是“寺子屋”这一名称的起源。后来，随着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扩大，寺子屋这种教育形式超出寺院而扩大到社会，成为从事平民基础教育的主要机构。最早的寺子屋出现于日本室町时代中期的文明年间(1469—1487)。到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1716—1736)，寺子屋数量开始增多，逐渐得到普及。由于寺子屋教育脱胎于寺院教育，因此，其名称沿袭了中世纪寺院世俗教育的称法——“寺子屋”。

“寺子屋”一词是“寺子”和“屋”的合成词。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寺子”一词的由来。“寺子”，即学生。它最早出现在元禄八年(1695) E山梅庵纂写的《寺子制诲之式目》中。该书记载了当时“寺子”的情况:“寺子去寺子屋之前将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和服前后对齐，认真系好腰带，注意牙齿白净。这些细节也反映了父母尊重师匠，师匠严格要求寺子之情。” ⁽¹⁾此后，“寺子”一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以“寺子”为标题的教材也开始问世，如正德四年(1714)刊行的《寺子往来》、享保十四年(1729)刊行的《寺子宝砲》、宽延四年(1751)刊行的《寺子节用宝砲》、安永五年(1778)刊行的《寺子重宝记》等等。与此同时，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寺子”一词。例如，净琉璃作家竹田出云(1691—1756)在延享三年(1746)刊行的《菅原传授手习砲》中就使用了“寺子”一词:“因为寺子人数众多，是这位，还是那位，在回家的途中一边掰手指一边琢磨”。在江户时代戏剧作家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风吕》(1809—1813年刊行)中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寺子们放学后在澡堂里淘气顽皮的场景。

当时的学生除“寺子”这一称谓以外，还有“手习子”和“笔子”等称法。江户时代，有许多文人描述了当时寺子屋的情形。江户时代改革派新官僚新井白石(1657—1725)在回忆平民教育时写道:“习字(てならい)的转义为寺居(てらい)，系指在寺院中学习书写。古昔儿童入佛寺就学，故学者称之为寺居。至今世，入教授书写之师家曰入寺，寺院为师家;师家曰寺子屋，学习者曰寺子。” ⁽²⁾也就是说，寺子以习字为主，入书法师匠之门为入寺，师匠之家为寺子屋，在此学习的儿童为寺子。小说家高井兰山(1762—1838)对寺子屋也进行过描述:“古昔儿童入寺院学习习字。其弟子称之为寺子”，“年轻人和僧侣一样学习习字，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即便在偏远农村也不例外”。“从前，儿童学习习字都在寺院。即便是乡间农村，大部分儿童也入寺学习。但现在，在繁华的都市出现了专门以教授书法为职业的教师，教师之家被称为寺屋，前来学习的儿童被称之为寺子。” ⁽³⁾

从上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以前，寺院的僧侣承担町村子弟的习字、读书的教学任务，在寺院学习的学童被称为“寺子”。到了江户时代，庶民教育虽已超出寺院的范围，但仍沿用了“寺子”的称谓。

寺子接受教育的场所称作“寺子屋”。《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在江户时代随处可见类似青莲院入木道御家流笔学所、幼童笔学所的看板。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书法流派和书法私塾。从当时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记录了手?指南或笔道指南的某某。这些人被称之为习字师匠，在上方地区(关西)称这样的教育设施为寺子屋。” ⁽⁴⁾在“寺子”一词后增添“屋”就构成了“寺子屋”一词。“屋”是指家的含义，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时所使用的设施。如同书店在日语中被称为“本屋”，工作介绍所被称为“口入屋”等一样，“寺子屋”是指“经营手习(习字)之家”。进入近世以后，“寺子屋”一词首先在大阪等关西商业繁华地区流行，后来向全国推广，成为庶民初级教育设施的代名词。除“寺子屋”之外，还有“寺小屋”、“寺屋”、“训蒙屋”、“手习户”、“手习所”、“指南所”、“手?所”、“笔道指南”等称谓。

二　江户时代教育具有阶级性

江户时代，不仅武士和贵族子弟几乎都以某种形式上过一定时间的学，就连此前与学校教育无缘的平民阶级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据日本教育学家乙竹岩造的推测，19世纪60年代日本庶民男子的平均就学率达到了40%，就学率的提高大幅度地提升了国民的识字率。尽管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发展迅速，但是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江户时代的教育被打上了等级差别的烙印。人们因身份不同，在教育权、教育程度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在《武家诸法度》13条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文武弓马之道，宜专精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者是武家之要枢也。兵号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 ⁽⁵⁾德川幕府大力提倡文武两道，强调尚武精神与文化知识相结合。他们推行奖励学问、倡导学习的文教政策，并积极推行朱子学说，规定其为官学。其目的是利用朱子学的“五伦”和“五常”观来维护幕藩体制，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由此，朱子学成为了支撑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幕府大力推崇普及朱子学说。这一点体现在武士教育之中。武士是统治阶级，武士教育成为社会上有组织的学校教育的主流。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机构主要是幕府直辖学校和各藩的藩校。幕府直辖学校主要是为幕臣子弟所设置。它是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实用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代表机构是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是幕府的最早的，也是最高的儒学教育场所。它是以“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为对象，以培养辅佐幕政的大臣为目的的实施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教授的内容包括:经科、史科、本朝史科、行政科、诗文和天文，地理等。教学方式有“素读”(阅读、句读)、 “会读”、 “轮讲”(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读书，讲书)和“讲释”(教官讲解经典)。除了这几种形式以外，该学问所还开展共同调查和诗文会等教学活动。及至德川末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在授课方式上都发生改变。昌平坂学问所虽然对入学者的身份有严格规定，但是幕府默许昌平坂学问所儒官在私宅中招收学生。除昌平坂学问所以外，还有医学馆、和学讲谈所、开成所、讲武所和海军所等其他21所幕府直辖学校。

另一方面，诸藩以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来建立藩校。德川初期，由于幕府和各藩以武治为主，各藩中设立学校的甚少，多半是利用儒者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祭孔用)或讲堂改建。18世纪后期，以宽政改革为契机，各藩为了培养人才，大设藩校。从此藩校迅速增多，遍布全国。藩校教育的对象是藩士子弟。在藩校虽也有个别藩如神户藩等允许庶民子弟入学，但是数量极少。藩校的教育内容因藩因时而异，藩校的学科内容由儒学逐渐向实用科学转变。在江户时代前期，教学内容主要以儒学为中心，外加武艺。至江户时代中期，藩校的学科不限于汉学、武艺，还开始重视实用性的算术、洋学、医学和天文学等，国学也成为了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除幕府直辖学校和藩校以外，部分乡校也实施武士教育。乡校由于受到官方资金援助，因而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乡校的特点是重视道德教育，通过乡校来“淳化社会风尚”。乡校的数量不多，在天保年间(1829—1843)乡校只有13所。 ⁽⁶⁾除武士的教育机构以外，平民教育机构主要有私塾和寺子屋等。进入幕末之后，武士教育和平民教育之间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帕新在概括这段时期的教育时说:“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维持其实力和地位所必须的，所以这种教育由幕府来支持并加以规制。但是对书名提供这种教育是不适当的。所以，虽然并没有禁止庶民的教育，但是幕府也不支持，不关心。担任幕府要职者认真地关注庶民教育是进入德川末期之后的事情。此时，尽管阶级差别依然严格，但是并不那么彻底。在德川末期，武士和庶民之间的交流很平凡。” ⁽⁷⁾

三　江户时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

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和平民教育在制度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轨道，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共同之处在于均把道德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加快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导致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繁重、经济萧条，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流离失所。流浪、弃子、偷盗等现象随处可见。道德沦丧日渐严重。幕府意识到不仅武士阶级，而且普通庶民的精神意识都有统一的必要。因此，如何教育庶民子弟、维护封建统治和安定社会成为幕藩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问题。18世纪以后，幕藩从加强庶民教育和陶冶庶民道德情操的立场出发，对寺子屋教育采取了一些介入和保护措施，将寺子屋教育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环。(www.xing528.com)

其中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对寺子屋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8世纪初期，幕府为了巩固已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摆脱幕府的财政危机，德川吉宗进行了“享保改革”。他把武家的贫穷归因于文弱奢华，力主节俭开支和简化繁缛的礼仪，并且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德川吉宗提倡尚武的同时重用人才、奖励实学、积极鼓励庶民教育，这一系列的文教政策推动了寺子屋教育的发展。

第一，德川吉宗鼓励并支持庶民教育的建设。据“东京府教育沿革”中记录:菅野彦兵卫上书裁判所，表明自己想建学问所。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当地上级的同意。享保八年(1723)，幕府借地给菅野彦兵卫，建学问所，招收弟子。十二月七日，赐金三十两以支持学问所的正常运营，而后拨一色町(地名)一百二十九坪，其所得租金用于维持学校日常开支。 ⁽⁸⁾德川吉宗从物质和财力上援助菅野彦兵卫建私立学校——会辅堂。菅野彦兵卫的会辅堂和私塾怀德堂(1724年以大阪町人中井庵为代表建立起来的私塾)都是在吉宗的支持下创办的庶民教育机构。所以，日本的历史学家内田银藏(1872—1919)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 ⁽⁹⁾

第二，德川吉宗注重寺子屋教材的选定。德川吉宗令翻译发行清代范軦《六谕衍义》，下令朱子学者室鸠巢编写《六谕衍义大意》，并下发给百姓，包括江户的寺子屋，意在普及朱子学的伦理道德，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室鸠巢在给武士奥村源卫门的书信中记录了《六谕衍义大意》的创作过程:“幕府命令为此书写序和跋，现在正在写。当地(江户)人向我推荐了尊元流(书法流派)的浪人石川勘助。在审定过此人的书法之后，决定采用石川来书写《六谕衍义大意》。”享保七年(1722)，他还命令京都的柳枝轩书店出版《六谕衍义大意》，并把它作为政府的出版物，通过江户町奉行，颁发给寺子屋师匠。在八年之后，德川吉宗还令编著和发行《五常和解》和《五伦和解》，并发布谕告:“习字应从御法度书开始，读懂《五人组帐前书》，熟知有关人伦道德、礼仪。应让他们临摹书写，背诵”。与此同时，德川吉宗还令人撰写《五伦名义》和《五常名义》，将其和《六谕衍义大意》一起，规定为寺子屋的习字本。他还奖励将历代的御法度书和五人组帐前书作为教材，不仅重视文字教育，还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各地区社会集团的伦理道德。在享保年间，《诸职往来》、 《四民往来》等寺子屋教材纷纷出版。寺子屋教育的性质从此也逐渐发生转变，它不再是单纯教授文字的寺子屋，而且逐渐成为宣扬人伦道德、加强民众文化道德修养的场所。

第三，德川吉宗重视寺子屋师匠的管理，采取编制教材和奖励师匠相结合的政策，推动寺子屋的发展。享保七年(1722)，德川吉宗在狩猎途中经过武藏国岛根村时，在视察当地医生吉田顺庵在自家中教授近邻孩子御法度书的情况后，大为感动，当场奖赏顺庵，并赐他《六谕衍义大意》一书。 ⁽¹⁰⁾从那以后，历代将军和老中(江户幕府的职名，是征夷大将军直属的官员，负责统领全国的政务)继承了褒奖政策，使之成为一种传统。

19世纪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教化民众，继续通过表彰等手段控制寺子屋的道德教化。天保十四年(1843)至弘化元年(1844)两年中连续四次对62名寺子屋师匠进行表彰和鼓励，其中《六谕衍义大意》一书成为重要的奖品。

在幕府对寺子屋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各藩也纷纷仿效，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寺子屋教育。江户中期，在金泽藩中，藩主前田治为了“四民教导”，在宽政四年(1792)兴建了所谓的“文武之学校”——藩校明伦堂。在新建藩校之前，由于担心藩校教师的素质不高，宽政三年(1791)他派人对当地的私塾、寺子屋的教学内容和教材进行调查，不论身份选拔优秀师匠到藩校任教。 ⁽¹¹⁾后来，他更是企图将寺子屋教育纳入藩校教育之中。由于金泽藩藩校设立时间晚于寺子屋，因此，金泽藩非常关注寺子屋师匠的素质和教育内容。江户中期以后，对寺子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藩随之增多。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卷一至卷八)所载，在对245个藩的调查中，除31个藩明确表示武士子弟不能进入寺子屋学习以外，其余的234个藩都默许寺子屋教育。寺子屋开业自由，不用申报的有220个藩，占总数的94.04%;对寺子屋经营采取放任主义的有211个藩，占91.73%，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藩对寺子屋采取了默许和放任的态度。但也有对寺子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藩，他们多采取对寺子屋师匠或寺子进行奖励的政策。总之，诸藩采取了多种方法对寺子屋进行保护和奖励。当然这些保护政策的出台主要在江户后期，且以城下町为主，村落的寺子屋还很少。

幕府和各藩以儒学为中心，推行自上而下的文教政策，在加强武士文武两道教育的同时，注重和鼓励庶民教育的发展，以维持社会稳定，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注释】

(1) #山梅庵:《寺子教诲之式目》。转引自石川谦:《寺子屋》，日本:至文堂，1966年，第67页。

(2) 新井白石:《骨董杂谈(上卷)》，日本:芳文堂，1892年，第3页。

(3) 田中克佳:《“寺子屋”的起源和语源》，《哲学》第91期，日本:国际文献印刷社，1990年，第544页。

(4) 《日本教育史资料(第19·学制)》。转引自石川谦:《寺子屋》，第69页。

(5) 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日本:岩波书店，1974年，第454页。

(6) 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7) ハ$バ$ド·パッシン，国弘正雄译:《日本近代化和教育》，日本:サイマル出版会1980年，第20—21页。

(8) 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日本:刀江书院，1929年，第318页。

(9)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七卷)》，日本:东大出版社，1962年，第20页。

(10) 浅冈雄之助:《维新前东京市私立小学校教育法及维持法取调书》，日本:国书刊行会，1981年，第51页。

(11) 大冈成美:《寺子屋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日本:讲谈社出版服务中心，2003年，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