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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日本传统文化:寺子屋与日语启示

时间:2024-07-0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日语“寺子屋”一词来看日本的传统文化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朱玲莉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其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本文通过对日语“寺子屋”这一词来剖析日本传统文化。一“寺子屋”一词的源流前近代的日本是身份制社会,其教育也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寺院对儿童进行世俗教育,是中世时期日本教育的特色,也是“寺子屋”这一名称的起源。寺子接受教育的场所称作“寺子屋”。

揭示日本传统文化:寺子屋与日语启示

日语“寺子屋”一词来看日本的传统文化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朱玲莉

【摘要】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其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官学和平民教育不断发展,其中“寺子屋”教育以平民子弟为教育对象,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从“寺子屋”一词出发来考察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寺子屋 江户时代 阶级性 道德教育 传统文化

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炸的时代”。作为平民教育机构的“寺子屋”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遍布日本各地,规模达到15500多所。它与当时的幕直辖学校、诸藩校等武士教育机构以及私塾、乡学等平民教育机构同时并存,成为江户时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和教育普及的主要形式。本文通过对日语“寺子屋”这一词来剖析日本传统文化。

一 “寺子屋”一词的源流

前近代的日本是身份制社会,其教育也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在律令制时代,日本人仿效唐朝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地方设国学,但是,只有贵族、官吏以及地方豪族的子弟才有入学的资格,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武士掌握了政权、建立镰仓幕府以后,由于大学寮和国学等公立教育机构衰落,寺院开始在教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提高文化修养,许多武士家庭送子弟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入寺学习的子弟被称作“寺子”。寺院对儿童进行世俗教育,是中世时期日本教育的特色,也是“寺子屋”这一名称的起源。后来,随着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扩大,寺子屋这种教育形式超出寺院而扩大到社会,成为从事平民基础教育的主要机构。最早的寺子屋出现于日本室町时代中期的文明年间(1469—1487)。到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1716—1736),寺子屋数量开始增多,逐渐得到普及。由于寺子屋教育脱胎于寺院教育,因此,其名称沿袭了中世纪寺院世俗教育的称法——“寺子屋”。

“寺子屋”一词是“寺子”和“屋”的合成词。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寺子”一词的由来。“寺子”,即学生。它最早出现在元禄八年(1695) E山梅庵纂写的《寺子制诲之式目》中。该书记载了当时“寺子”的情况:“寺子去寺子屋之前将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和服前后对齐,认真系好腰带,注意牙齿白净。这些细节也反映了父母尊重师匠,师匠严格要求寺子之情。” (1)此后,“寺子”一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以“寺子”为标题的教材也开始问世,如正德四年(1714)刊行的《寺子往来》、享保十四年(1729)刊行的《寺子宝砲》、宽延四年(1751)刊行的《寺子节用宝砲》、安永五年(1778)刊行的《寺子重宝记》等等。与此同时,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寺子”一词。例如,净琉璃作家竹田出云(1691—1756)在延享三年(1746)刊行的《菅原传授手习砲》中就使用了“寺子”一词:“因为寺子人数众多,是这位,还是那位,在回家的途中一边掰手指一边琢磨”。在江户时代戏剧作家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风吕》(1809—1813年刊行)中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寺子们放学后在澡堂里淘气顽皮的场景。

当时的学生除“寺子”这一称谓以外,还有“手习子”和“笔子”等称法。江户时代,有许多文人描述了当时寺子屋的情形。江户时代改革派新官僚新井白石(1657—1725)在回忆平民教育时写道:“习字(てならい)的转义为寺居(てらい),系指在寺院中学习书写。古昔儿童入佛寺就学,故学者称之为寺居。至今世,入教授书写之师家曰入寺,寺院为师家;师家曰寺子屋,学习者曰寺子。” (2)也就是说,寺子以习字为主,入书法师匠之门为入寺,师匠之家为寺子屋,在此学习的儿童为寺子。小说家高井兰山(1762—1838)对寺子屋也进行过描述:“古昔儿童入寺院学习习字。其弟子称之为寺子”,“年轻人和僧侣一样学习习字,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即便在偏远农村也不例外”。“从前,儿童学习习字都在寺院。即便是乡间农村,大部分儿童也入寺学习。但现在,在繁华的都市出现了专门以教授书法为职业的教师,教师之家被称为寺屋,前来学习的儿童被称之为寺子。” (3)

从上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以前,寺院的僧侣承担町村子弟的习字、读书的教学任务,在寺院学习的学童被称为“寺子”。到了江户时代,庶民教育虽已超出寺院的范围,但仍沿用了“寺子”的称谓。

寺子接受教育的场所称作“寺子屋”。《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在江户时代随处可见类似青莲院入木道御家流笔学所、幼童笔学所的看板。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书法流派和书法私塾。从当时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记录了手?指南或笔道指南的某某。这些人被称之为习字师匠,在上方地区(关西)称这样的教育设施为寺子屋。” (4)在“寺子”一词后增添“屋”就构成了“寺子屋”一词。“屋”是指家的含义,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时所使用的设施。如同书店在日语中被称为“本屋”,工作介绍所被称为“口入屋”等一样,“寺子屋”是指“经营手习(习字)之家”。进入近世以后,“寺子屋”一词首先在大阪等关西商业繁华地区流行,后来向全国推广,成为庶民初级教育设施的代名词。除“寺子屋”之外,还有“寺小屋”、“寺屋”、“训蒙屋”、“手习户”、“手习所”、“指南所”、“手?所”、“笔道指南”等称谓。

二 江户时代教育具有阶级性

江户时代,不仅武士和贵族子弟几乎都以某种形式上过一定时间的学,就连此前与学校教育无缘的平民阶级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据日本教育学家乙竹岩造的推测,19世纪60年代日本庶民男子的平均就学率达到了40%,就学率的提高大幅度地提升了国民的识字率。尽管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发展迅速,但是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江户时代的教育被打上了等级差别的烙印。人们因身份不同,在教育权、教育程度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在《武家诸法度》13条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文武弓马之道,宜专精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者是武家之要枢也。兵号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 (5)德川幕府大力提倡文武两道,强调尚武精神与文化知识相结合。他们推行奖励学问、倡导学习的文教政策,并积极推行朱子学说,规定其为官学。其目的是利用朱子学的“五伦”和“五常”观来维护幕藩体制,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由此,朱子学成为了支撑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幕府大力推崇普及朱子学说。这一点体现在武士教育之中。武士是统治阶级,武士教育成为社会上有组织的学校教育的主流。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机构主要是幕府直辖学校和各藩的藩校。幕府直辖学校主要是为幕臣子弟所设置。它是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实用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代表机构是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是幕府的最早的,也是最高的儒学教育场所。它是以“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为对象,以培养辅佐幕政的大臣为目的的实施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教授的内容包括:经科、史科、本朝史科、行政科、诗文和天文,地理等。教学方式有“素读”(阅读、句读)、 “会读”、 “轮讲”(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读书,讲书)和“讲释”(教官讲解经典)。除了这几种形式以外,该学问所还开展共同调查和诗文会等教学活动。及至德川末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在授课方式上都发生改变。昌平坂学问所虽然对入学者的身份有严格规定,但是幕府默许昌平坂学问所儒官在私宅中招收学生。除昌平坂学问所以外,还有医学馆、和学讲谈所、开成所、讲武所和海军所等其他21所幕府直辖学校。

另一方面,诸藩以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来建立藩校。德川初期,由于幕府和各藩以武治为主,各藩中设立学校的甚少,多半是利用儒者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祭孔用)或讲堂改建。18世纪后期,以宽政改革为契机,各藩为了培养人才,大设藩校。从此藩校迅速增多,遍布全国。藩校教育的对象是藩士子弟。在藩校虽也有个别藩如神户藩等允许庶民子弟入学,但是数量极少。藩校的教育内容因藩因时而异,藩校的学科内容由儒学逐渐向实用科学转变。在江户时代前期,教学内容主要以儒学为中心,外加武艺。至江户时代中期,藩校的学科不限于汉学、武艺,还开始重视实用性的算术、洋学、医学和天文学等,国学也成为了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除幕府直辖学校和藩校以外,部分乡校也实施武士教育。乡校由于受到官方资金援助,因而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乡校的特点是重视道德教育,通过乡校来“淳化社会风尚”。乡校的数量不多,在天保年间(1829—1843)乡校只有13所。 (6)除武士的教育机构以外,平民教育机构主要有私塾和寺子屋等。进入幕末之后,武士教育和平民教育之间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帕新在概括这段时期的教育时说:“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维持其实力和地位所必须的,所以这种教育由幕府来支持并加以规制。但是对书名提供这种教育是不适当的。所以,虽然并没有禁止庶民的教育,但是幕府也不支持,不关心。担任幕府要职者认真地关注庶民教育是进入德川末期之后的事情。此时,尽管阶级差别依然严格,但是并不那么彻底。在德川末期,武士和庶民之间的交流很平凡。” (7)

三 江户时代教育以道德教育为核心

江户时代的武士教育和平民教育在制度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轨道,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共同之处在于均把道德教育置于核心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加快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导致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繁重、经济萧条,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流离失所。流浪、弃子、偷盗等现象随处可见。道德沦丧日渐严重。幕府意识到不仅武士阶级,而且普通庶民的精神意识都有统一的必要。因此,如何教育庶民子弟、维护封建统治和安定社会成为幕藩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问题。18世纪以后,幕藩从加强庶民教育和陶冶庶民道德情操的立场出发,对寺子屋教育采取了一些介入和保护措施,将寺子屋教育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环。(www.xing528.com)

其中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对寺子屋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8世纪初期,幕府为了巩固已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摆脱幕府的财政危机,德川吉宗进行了“享保改革”。他把武家的贫穷归因于文弱奢华,力主节俭开支和简化繁缛的礼仪,并且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德川吉宗提倡尚武的同时重用人才、奖励实学、积极鼓励庶民教育,这一系列的文教政策推动了寺子屋教育的发展。

第一,德川吉宗鼓励并支持庶民教育的建设。据“东京府教育沿革”中记录:菅野彦兵卫上书裁判所,表明自己想建学问所。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当地上级的同意。享保八年(1723),幕府借地给菅野彦兵卫,建学问所,招收弟子。十二月七日,赐金三十两以支持学问所的正常运营,而后拨一色町(地名)一百二十九坪,其所得租金用于维持学校日常开支。 (8)德川吉宗从物质和财力上援助菅野彦兵卫建私立学校——会辅堂。菅野彦兵卫的会辅堂和私塾怀德堂(1724年以大阪町人中井庵为代表建立起来的私塾)都是在吉宗的支持下创办的庶民教育机构。所以,日本的历史学家内田银藏(1872—1919)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 (9)

第二,德川吉宗注重寺子屋教材的选定。德川吉宗令翻译发行清代范軦《六谕衍义》,下令朱子学者室鸠巢编写《六谕衍义大意》,并下发给百姓,包括江户的寺子屋,意在普及朱子学的伦理道德,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室鸠巢在给武士奥村源卫门的书信中记录了《六谕衍义大意》的创作过程:“幕府命令为此书写序和跋,现在正在写。当地(江户)人向我推荐了尊元流(书法流派)的浪人石川勘助。在审定过此人的书法之后,决定采用石川来书写《六谕衍义大意》。”享保七年(1722),他还命令京都的柳枝轩书店出版《六谕衍义大意》,并把它作为政府的出版物,通过江户町奉行,颁发给寺子屋师匠。在八年之后,德川吉宗还令编著和发行《五常和解》和《五伦和解》,并发布谕告:“习字应从御法度书开始,读懂《五人组帐前书》,熟知有关人伦道德、礼仪。应让他们临摹书写,背诵”。与此同时,德川吉宗还令人撰写《五伦名义》和《五常名义》,将其和《六谕衍义大意》一起,规定为寺子屋的习字本。他还奖励将历代的御法度书和五人组帐前书作为教材,不仅重视文字教育,还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各地区社会集团的伦理道德。在享保年间,《诸职往来》、 《四民往来》等寺子屋教材纷纷出版。寺子屋教育的性质从此也逐渐发生转变,它不再是单纯教授文字的寺子屋,而且逐渐成为宣扬人伦道德、加强民众文化道德修养的场所。

第三,德川吉宗重视寺子屋师匠的管理,采取编制教材和奖励师匠相结合的政策,推动寺子屋的发展。享保七年(1722),德川吉宗在狩猎途中经过武藏国岛根村时,在视察当地医生吉田顺庵在自家中教授近邻孩子御法度书的情况后,大为感动,当场奖赏顺庵,并赐他《六谕衍义大意》一书。 (10)从那以后,历代将军和老中(江户幕府的职名,是征夷大将军直属的官员,负责统领全国的政务)继承了褒奖政策,使之成为一种传统。

19世纪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教化民众,继续通过表彰等手段控制寺子屋的道德教化。天保十四年(1843)至弘化元年(1844)两年中连续四次对62名寺子屋师匠进行表彰和鼓励,其中《六谕衍义大意》一书成为重要的奖品。

在幕府对寺子屋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各藩也纷纷仿效,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寺子屋教育。江户中期,在金泽藩中,藩主前田治为了“四民教导”,在宽政四年(1792)兴建了所谓的“文武之学校”——藩校明伦堂。在新建藩校之前,由于担心藩校教师的素质不高,宽政三年(1791)他派人对当地的私塾、寺子屋的教学内容和教材进行调查,不论身份选拔优秀师匠到藩校任教。 (11)后来,他更是企图将寺子屋教育纳入藩校教育之中。由于金泽藩藩校设立时间晚于寺子屋,因此,金泽藩非常关注寺子屋师匠的素质和教育内容。江户中期以后,对寺子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藩随之增多。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卷一至卷八)所载,在对245个藩的调查中,除31个藩明确表示武士子弟不能进入寺子屋学习以外,其余的234个藩都默许寺子屋教育。寺子屋开业自由,不用申报的有220个藩,占总数的94.04%;对寺子屋经营采取放任主义的有211个藩,占91.73%,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藩对寺子屋采取了默许和放任的态度。但也有对寺子屋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藩,他们多采取对寺子屋师匠或寺子进行奖励的政策。总之,诸藩采取了多种方法对寺子屋进行保护和奖励。当然这些保护政策的出台主要在江户后期,且以城下町为主,村落的寺子屋还很少。

幕府和各藩以儒学为中心,推行自上而下的文教政策,在加强武士文武两道教育的同时,注重和鼓励庶民教育的发展,以维持社会稳定,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注释】

(1) #山梅庵:《寺子教诲之式目》。转引自石川谦:《寺子屋》,日本:至文堂,1966年,第67页。

(2) 新井白石:《骨董杂谈(上卷)》,日本:芳文堂,1892年,第3页。

(3) 田中克佳:《“寺子屋”的起源和语源》,《哲学》第91期,日本:国际文献印刷社,1990年,第544页。

(4) 《日本教育史资料(第19·学制)》。转引自石川谦:《寺子屋》,第69页。

(5) 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日本:岩波书店,1974年,第454页。

(6) 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7) ハ$バ$ド·パッシン,国弘正雄译:《日本近代化和教育》,日本:サイマル出版会1980年,第20—21页。

(8) 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日本:刀江书院,1929年,第318页。

(9)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七卷)》,日本:东大出版社,1962年,第20页。

(10) 浅冈雄之助:《维新前东京市私立小学校教育法及维持法取调书》,日本:国书刊行会,1981年,第51页。

(11) 大冈成美:《寺子屋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日本:讲谈社出版服务中心,2003年,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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