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主义与汉语研究启示

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相对主义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讲师　田聪

【摘要】

文化相对主义主张，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与此一脉相承，语言相对主义反对歧视原始语言，强调不同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这两种理论对现今汉语语言学的研究都是颇有启示的。近代以后，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的，而汉语与西方语言在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照搬西方理论是存在问题的，要真实地对汉语进行描写和解释，必须建立汉语自己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文化相对主义　语言相对主义　汉语语言学

一　引　言

本文主要探讨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相对主义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启示。文化相对主义主张，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与此一脉相承，语言相对主义认为语言对思维产生决定性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都受到语言模式的支配，其精髓是:反对歧视原始语言，强调不同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这两种理论对现今汉语语言学的研究都是颇有启示的。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介绍评述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相对主义，第四部分探讨它们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二　文化相对主义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哲人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有学者认为18世纪德国哲学之父黑格尔所提出的尊重所有文化共同体的独特价值，是近代之后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渊源。文化相对主义是作为启蒙时代产生的文化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与进化论有密切的关系，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推动了人类学学科建立，整合了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演化和人类文化的演化两种研究;继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的发展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也遵循进化的原则; ⁽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则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人类社会文化的进化具体步骤。 ⁽²⁾进化论派所坚持的文化观实际上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普同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早期进化论派关心的是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很少涉及具体的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内部结构的组织和发展;(2)他们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沿着单一的线路进行的，不考虑文化中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因素;(3)他们都认为全人类的心智能力是一样的，因而，每个民族都必然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4)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文化残余和文化类比的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逻辑的排比，通过分析将不同的文化排列为高低不同的序列，用以代表全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学界出现了对文化和社会理论的重新思考，不再热衷于对全人类的历史观察，转向从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分析构造理论，承认非西方文化的客观合理性，否定文化的高低比较方法。在这新一轮文化思潮当中，又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最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

在文化人类学界，公认的最早倡导文化相对主义的人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他坚决主张研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他认为“一般社会方式的科学研究，依据我们自己文化的调查者，应从一切价值中解放其自己才对……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才能研究每种文化，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的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 ⁽³⁾

在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美国人类学流派还提出文化区研究的理论，所谓的文化区指的是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单位。他们主张人类学研究的单位应是一个部落的文化。这个文化由许多文化特质组成，相互关联形成文化丛，并构成文化类型。受博厄斯文化观的影响，他的弟子们也从文化相对主义角度从事人类学研究，最终在二战前后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推向高潮。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一些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文化群体的研究考察，发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从而否定文化价值的绝对性，反对用产生于一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应该受到尊重。这为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而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被后世公认为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典范之作。

该书对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印地安人、温哥华岛上的夸库特耳人和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三种原始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他们的是非标准和行为标准都截然不同，进而提出文化模式和文化整合理论，认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 ⁽⁴⁾

她认为这种文化的整合并不神秘，就像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样，“所有导向谋生、婚配、战争、崇拜神灵等五花八门的行为，根据文化内部发展起来的无意识选择原则，转化为一致的模式……在每一复杂层面上的文化，即使最简单层面上的文化，都获得了整合”。 ⁽⁵⁾因此，各种文化不能在一种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但却可以比拟为共存的和同等有效的生活模式。这种重视文化差异的研究方法并非是无意识的偶尔为之，而是出于强烈的理论冲动。她在该书中宣称:“现代社会思考的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充分思考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 ⁽⁶⁾在该书问世的30年代，一方面殖民主义对土著文化的歧视登峰造极，另一方面，种族主义将人类推向世界大战的深渊，本尼迪克特等人对人类文化相对性的发现和阐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尼迪克特在这一领域内的另一杰作是《菊与刀》。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走入尾声，日本的败局已经逐步明朗，美国政府急于制定出对日政策。由于他们的对手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传统西方文化范畴的国家，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盟军是否能够不进攻日本而使日本投降?倘若日本投降，盟军是否应该保存日本的政治机构管制日本?是否应该继续保存日本天皇?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开始了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无法踏上日本国土做实地的调查工作，她把战争期间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借助于大量的文献资料、日本文学和电影作品，细致而又深刻地研究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从而归纳出日本人特有的文化模式。在提交给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中，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政府需用日本的政治机构管制日本，日本天皇的位置不可侵犯。美国政府接受了本尼迪克特的提议，而这份报告也成为人类学者研究异己文化的经典之作。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呈给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菊与刀》。书中，文化相对主义的烙印跃然纸上，作者在研究中摒弃了政治目的的干扰与敌对态度，对异己文化所呈现出的宽容与理解无不体现出一位人类学家所应有的专业素养。本尼迪克特怀着尊重日本民众情感、理解日本民众的意愿进入日本风俗领域的研究。譬如，她指出日本人的所谓理义声誉的概念，除了指各种扬名的行为之外，还包括排除他人的谩骂及侮辱的行为，即报复，或者更确切的说，指的是雪耻的复仇行为。这种极端的名誉感和报复的态度在美国甚为鲜见，而日本人把它视为人品高尚的一部分，是大家广泛推崇的美德。对此，本尼迪克特并没有妄加评论;而只是认为，既然日本人认为它是一种美德，那它就是美德。 ⁽⁷⁾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公正”的解释态度，她所阐述的日本民族的民俗知识，得到了当地民众广泛的接受，《菊与刀》不仅仅是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面镜子，是学者研究本国文化和异己文化差异的典范，更是启迪我们要带有人类学独特的开放胸怀，持各民族文化平等的态度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三　语言相对主义

“语言相对主义”在语言、文化、思维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长期以来受到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热切关注。

语言相对主义，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其精髓是语言对思维产生决定性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都受到语言模式的支配，因而也影响他们的行为。但是，语言的差别是相对的，因而不同语言社团之间是很难沟通的。这也成了语言相对主义的经典版本。虽然后人对此说法不一，但是这个版本的真正精髓是:反对歧视原始语言，强调不同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差异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强调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经验对语言的影响很大。

说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就不能不提博厄斯。(www.xing528.com)

博厄斯重视研究美洲民族/部落文化对语言研习的意义。在研究中他深深感到:印第安人的文化、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观念等，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极为特殊;每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指出，不能套用传统的语法框架或其它语言结构来描写某种特定语言;要成功地描写该语言，必须依据它自身的结构，并且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博厄斯认为，每一种语言只反映部分思维;语言可以反映思维，但不能决定思维。语言可以反映文化差异，但不能反映认知差异。他认为，语言能够反映操该种语言的民族的精神世界。在《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中，他说:“纯粹的语言研究看起来也是探究世界各民族心理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基本的种族思想时，语言的研究似乎是最有启发性的领域之一”。 ⁽⁸⁾

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是另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和学生沃尔夫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北美印第安人语言的描写上。他们深入调研了那些与印欧语系的语言差别甚大的北美印第安语言。在调研过程中，这两位语言学家开始了对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的核心观点可表述为: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过滤着人们的感知，影响着人们组织经验和给经验分类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讲不同的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在萨丕尔看来，语言不只是一个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系统。它可以根据人们接受的有限语言形式来预告无限的多种多样的可能经验，这就意味着:语言是认识社会现实的指南，语言会制约我们的认识过程。他说:“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事实上，‘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人类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观察、感知和体验世界，因为我们所处群体的语言习惯预先设定了某些解读世界的选择”。 ⁽⁹⁾他指出:“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 ⁽¹⁰⁾一般人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他们必须戴上本民族的语言这副有色眼镜，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而是被语言所隐含的预设信息所干扰而呈现的那个“有色”世界。一言以蔽之，语言形式对人们观察世界具有支配作用，人们对外界的兴奋点、观察样式要受制于语言。

沃尔夫追随萨丕尔，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思考似乎比他的导师更深入一层。在沃尔夫看来，作为观察世界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不带偏见地来描写大自然。任何人都受着某种理解方式的制约，即使他自己认为是自由的。沃尔夫甚至这样说，“我们一生一直在不知不觉中被语言的诡计欺骗，语言结构的诱导使我们只能按某种既定方式感知现实……如果我们的语言有所改变，我们对宇宙的欣赏力也会改变”。 ⁽¹¹⁾可见，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在他看来，语言怎样描写世界，人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人类没有观察客观世界的自由。

四　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古代也对语言进行研究，那时候做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对语言的观察偏重于音韵、词义、文字，较少考虑语法结构，所以早就有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而长期以来没有语法学。中国的语言研究历来注重对个别事实的观察而缺乏对整体系统性的思考。这种现象与汉语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汉语是孤立型语言，缺乏词形变化和显性的语法标志，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表明，虚词的作用很重要，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除了词序，很多都是由虚词来表达的。而西方语言学主流的研究对象是屈折型语言，其特征是用显性的词形变化(即屈折)表示语法关系。

近代以后，西方语言学传入中国，出现了《马氏文通》这样的著作，开创了借鉴外国语言学成果研究汉语的先例。从此，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是西方的，而汉语与西方语言在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照搬西方理论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对汉语是否存在词类的争论，按照西方范式，没有词类分别的语言就是原始语言，为了否认汉语是原始语言，一些学者坚持汉语的词类区分，否认词类的区分就不可能有汉语语法学，然而划分汉语词类不一定要根据词形变化，词形变化并不是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不能用印欧语标准硬套，汉语的广义形态(词与词的组合)应该更为重要。要真实地对汉语进行描写和解释，必须建立汉语自己的研究范式。之所以照抄西方人的研究范式，部分是因为把语言单纯看作工具或形式系统，而忽略了语言属性的人文性一面。语言研究应结合相关文化，汉语研究必须结合汉文化。语言结构制约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体现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即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思维样式及文化心理，正如沃尔夫指出的，不同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是无限大的，要充分认识“全球语言系统惊人的多元性”，“必须采用全球视角来观察语言现象”。 ⁽¹²⁾

【注释】

(1) Edward Tylor，Primitive Culture: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Philosophy，Religion，Art，and Custo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3—62.

(2) Lewis Morgan，Ancient Society:or，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2009，p.29—46.

(3) Franz Boas，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Livingst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245—247.

(4) Ruth Benedict，Patterns of Culture，New York:Mariner Books，2006，p.253.

(5) 同上，p.236—237.

(6) 同上，p.271—272.

(7) 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New York:Mariner Books，2006，p.116—118.

(8) Franz Boas，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Florence:Nabu Press，2010，p.793.

(9) Edward Sapir，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ward Sapir，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0，p.14.

(10) 同上，p.585—587.

(11) Benjamin Whorf，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64，p.97—98.

(12) Benjamin Whorf，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64，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