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语篇批评分析：直接引用的研究成果

文革语篇批评分析——直接引用研究

【摘要】

本文从批评语篇分析的角度，讨论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论中直接引用的语言特征及其效果。作为读者接收和理解领导言论的重要中介，直接引用一方面介入读者的视角，加强社论对读者的引导;另一方面留给读者一定的自由度，增强领袖(毛主席)对读者的影响。通过对视角的控制，直接引用将读者置于特定的出发点，限定读者按照既定方式认识领袖及其言语活动，从而端正读者的政治立场，这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宣传效果。

【关键词】

文革语篇　直接引用　批评　视角

一　引　言

对中国人来说，文革不仅是刻骨铭心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也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文革语篇”由于集中体现了政治社会、思想意识、言语行为三方面的紧密关系，因此具有特殊的历史学、文化学、社论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对文革语篇特征进行了大量分析。Ji Fengyuan ⁽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将文革语篇视为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人们观念的话语工程。Lu Xing ⁽²⁾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文革话语对人们思想和体验的影响，着重讨论口号、大字报等语篇类型的特征和宣传效果。祝克懿 ⁽³⁾关注文革样板戏的语言风格，认为样板戏虽然具有的独创性、鲜活性，但在词法、句法和修辞手段三方面存在板腐陈旧感。刁晏斌 ⁽⁴⁾集中讨论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句法、词汇和修辞特点。另外，雷亚平 ⁽⁵⁾和刘可可 ⁽⁶⁾还从叙事学角度分析文革小说，发现叙述方式的全知性和谕示性叙事模式能够有效地引导读者理解，树立个人对政治权威的依赖。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希望从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角度分析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论的引用手段，突出语言手段与效果之间的“认知环节”，解释文革语篇对读者认知状态的改变和塑造。

二　批评语篇分析的认知观

本研究选择批评语篇分析(CDA)作为宏观的理论视角。这里的“批评”指通过语篇分析揭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力图纠正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的扭曲。换言之，CDA揭示语篇建构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控制社会大众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语篇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

在语篇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方面，CDA提出了“中介观”，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是由中介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某语言结构在不同社会场所反映不同的社会意义，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理解 ⁽⁷⁾。在对中介的研究过程中，CDA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其中Chilton ⁽⁸⁾提出的“认知中介观”认为认知要素作为中介联系话语和社会两个层面。该研究模式的原则是，人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只有与认知能力相结合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发挥作用。基于该观点，本文希望通过认知视角(perspective)来分析社论中直接引用的作用。作为认知方式(construal operation)的一种，视角是主体人观察事物所选择的位置，体现了观察者与观察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观察对象所处的环境。就本文而言，直接引用表达包含了两种视角。一种是引述人的视角，即文革社论观察和表述所基于的出发点;另一种是当时人(或说话人)的视角，即领袖毛主席发表言论时所处的角度。这两种视角同时在直接引用中出现，相互关系折射出文革社论的宣传作用。

三　语料介绍

本研究的语料为1966年5月至1971年12月的《人民日报》社论，简称为“文革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和主办者对重大新闻事件或时事政治问题发表的权威性评论，集中反映并传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对即时发生的新闻事实或现实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因此是文革时期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文革社论的年限之所以定在1966年至1971年，主要是基于MacFarquhar和费正清 ⁽⁹⁾和高尚斌 ⁽¹⁰⁾以及Huang ⁽¹¹⁾的观点。该观点将从1966年5月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这段时期视为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阶段体现得最全面、最充分、最彻底。此后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前一阶段派生出来的，目的是解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文化大革命的延续。因此1966年到1971年期间的文革社论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有效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特征。

本文收集到的文革社论共407篇，从中抽选150篇作为样本，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文本通过软件Ant Conc 3.3.2检索关键词“毛主席”和“毛泽东”，从相关搭配中析出引用表达共367处并进行分类。对社论中引用的分类基于Leech和Short ⁽¹²⁾的“介入程度”。介入程度反映的是引述人或转述人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声音掩盖或改动当事人的声音。按照介入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我们得到下列四类引用:引语式间接引用、自由式间接引用、引语式直接引用和自由式直接引用。引语式间接引用也就是间接引用。这类引用转述原话内容，因此要以转述人自身、转述时间和地点为中心来确定指示关系。在间接引用中所有声音均来自转述人，没有当事人的地位。自由间接引用虽然坚持转述人的角度，但去掉了引导语和保留了一些当事人原有的语气、时间指示关系等要素。因此这种转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事人说话的情景，转述人介入程度降低。引语式直接引用也就是直接引用。这类表达用引导语和引号将引述人声音与当事人的声音截然分开。引号外的内容以引述人的角度确定指示关系，引号内的内容则以当事人为参照点，再现当事人的原话。直接引用是两种声音并存，介入程度大幅度降低。最后，自由直接引用不仅还原了当事人的原话，还彻底去掉了引号或者引导语，这使当事人彻底摆脱了引述人的限制，获得了与后者平等的地位，介入程度因此也最低。经过统计文本发现，文革社论中直接引用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以65%的比重成为社论最主要的引用类型。间接引用数量不及直接引用的一半，仅占不到30%的比重。自由直接引用的数量则更少，只有25处，自由间接引用则从未出现过。结合介入程度来看，社论的主要引用类别既不是介入程度最高的间接引用，也不是介入程度最低的自由直接引用，而是有条件地介入的直接引用。

四　直接引用的特征

从结构上讲，文革社论中的直接引用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通常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动宾谓语句:说话者(s，sayer)+引述动词(v，verbal process)+引述内容(q，quoted content)，共153处采用这样的句型，约占全部直接引用的64%:

例1

毛主席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人、农村、机关、学校。”(《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1971.01.01)

例2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1970.04.22)

这类例句中的说话者s只有两种形式，“毛主席”或“毛泽东同志”，并通过“说”、“指出”、“教导”这三个主要的引述动词和引号标注当事人的言语内容q。从功能上看，这种引用主要为了真实客观地再现当事人的言语活动及其言语内容，并以之为依据进行论述。这类引用数量众多，且形式相对固定，其“s－v－q”结构成为社论语篇中援引领袖言论的典型套路，进而使“毛主席+言语动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种常见的直接引用是双宾语结构。双宾语是动词谓语句的一种，由近宾语和远宾语组成。近宾语是谓语动词的承受者，一般指人(人宾语);远宾语表示事情或事物，因此也叫“物宾语”。在文革社论中的双宾语直接引用共53处，约占全部直接引用的22%。所有双宾语结构几乎都以“我们”为人宾语，以毛主席言论为物宾语:

例3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伟大的风暴》1968.05.27)

例4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1967.01.26)

这里的“我们”指读者大众和社论。“我们”的作用首先是建立领袖与读者之间的直接交际关系，明确领袖言论的传递对象。这有助于引起读者的重视，加强领袖的权威。其次，“我们”把社论的视角与读者的视角完全重合，使两者都作为毛主席说话的对象，从而实现两者立场的统一，角度的一致，这不仅有利于引导读者对引文的理解，也有利于社论明确“忠于毛主席”的政治态度。

从严格意义上讲，第三类直接引用是一个定语结构。这类直接引用中的引述内容充当的是一个定中短语中的定语。定中短语由定语和中心语构成，前者描写或限制后者，往往用“的”表示。这里引用在社论中只有32处，仅占全部直接引用的13%，例如:

例5

最近，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迅速地武装了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干部。(《1967.10.21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www.xing528.com)

例6

四十几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967.01.22)

在这类引文中，引述部分作为定语修饰“指示”、“号召”、“纲领”等名词性中心语。不难发现，引述部分基本上都与“毛主席(的)”配合使用，形成双重定语的定中短语。与前面的两种类型相比，这类直接引用虽然没有使用引述动词来描述言语活动，但是我们认为这仅仅是社论选择了不同的词性而已，因此第三类直接引用本质上仍然含有引导语。从功能上讲，这类引用的引述作用不明显，目的不是还原原话，而是发挥概述和指代作用，因此这类引用的指示性质更突出。

五　直接引用与视角

在社论中，直接引用明显多于其他类型的引用，这利于社论引导读者理解领袖言论的视角。直接引用的主要功能是逐字复制，通过引号向读者明示所引用的内容是客观属实的原话，引述人没有对原话进行任何改动。直接引用重现言语活动或事件，容易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生动真实的形象，加深读者对原话的印象。作为读者接收和理解领导言论的重要中介，直接引用能够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加强社论对读者的影响，二是加强领袖(毛主席)在读者心中的权威。这两方面的效果与直接引用所框定的视角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引用体现了两种声音之间的关系:一个声音来自于当事人，另一个来自于引述或转述人。声音即为视角。视角指在句子表述中，词汇和句法结构体现出来的观察某事物所选择的角度，或者观察时选择的出发点或立场。观察的视角若不同，得到的认识、理解、态度、价值也就各异。对读者而言，理解领袖言语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基于引述人或转述人的角度，得到的理解也会因角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为了达成对观察事物的共识，保证观察视角的相似或相同至关重要。社论需要引导读者大众按照特定的视角理解领袖言论，而直接引用则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从结构上看，直接引用由引号分为引导语和引文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体现了两种视角，我们结合例句来进行分析:

例7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1971.12.01)

例7的前半部分“毛主席早就指出”是引导语，后半部分由引号标示出毛主席的原话。引导语反映的是社论的视角，是社论从自身角度认识、描述和评价毛主席言语活动的表现。在阅读和理解引导语的过程中，读者接受的也是社论的视角而非自身的视角，因此经历了和社论相同的认识过程，社论对读者的微妙影响由此产生，这就是社论对读者理解的“介入”方式。社论通过引导语干预读者对毛主席言语的整体认识，确保读者按照特定方式理解当事人、言语行为、语境和交际关系等要素，从而正确理解当事人的话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当事人的称谓限定为“毛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且前者的频率远远大于后者，数量是后者数倍。这两种称呼虽然指示对象一致，但内涵意义完全不同。前者突出的是指示对象与一般人相区别的领袖特性，而后者反映的是指示对象与其他人的平级共性。“主席”能够加深读者对权威的意识，引导对权威的遵从。其次，对毛主席言语行为的描述所用的动词有的体现了领袖言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例如“教导”、“指示”等，有的所携带的评价色彩看似较少，实则更体现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例如“说”、“指出”等。这些动词的使用都能巧妙地引导读者对言语性质的认识，帮助读者建立对领袖话语的肯定态度和正面评价。第三，引导语还反映了相关语境信息，例如“早就”、“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在‘九大’”等，这些语境信息有助于引导读者认识领袖言语的社论历史意义。最后，引导语经常使用人宾语“我们”，不仅将读者的视角与社论的视角完全重叠，还向读者明确领袖言语的直接对象，强调毛主席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上述四个方面共同起作用，最大限度地力求摒除读者态度上的多元性，保证读者对领袖言论及社论所讨论的现象、事物只有“唯一理解”。

然而社论并非一味寻求控制，而是在总体把握理解方向的前提下，给读者留出一定的自由度或自主权来理解毛主席的原话，发挥直接引用的“不介入”功能。直接引用后半部分的引文由于是毛主席的原话，社论没有做任何改动，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因此在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读者可以选择自身的角度对领袖话语进行直接阐释。此时的读者与毛主席同处于一个交际语境中，成为毛主席的直接言语对象，而社论作者隐匿在引号之后，“不介入”读者的理解。这种看似“不介入”的态度向读者表明了引述人的客观公正性和对领袖的遵从态度，而更重要的是，“不介入”使读者与毛主席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一对一”交际关系，毛主席是说话人，读者是听话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隔阂”。这种认知体验带给读者的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效果，不仅强化了毛主席言论的真实性，也加深了毛主席对读者自上而下的直接影响作用。

基于直接引用的“介入”和“不介入”共存的特点，社论通过对直接引用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提升了对读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毛主席在读者心中的权威性。与直接引用相比，其他类型的引用都无法兼具这两种功能。间接引用由于完全采用社论的视角，主要发挥的是“介入”的作用。这虽然有利于施加社论对读者的影响，但由于读者无法直接接触毛主席的原话，领袖对读者的直接影响相对减弱。自由间接引用同样没有留给读者视角直接观察，即便保留了原来话语中的语气或时间指示关系等要素，但无助于提高领袖权威，更何况模仿领袖语气或方式是政治禁忌，因此从未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直接引用为主，以间接引用为辅的语言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同时提升社论对读者的影响力和领袖对读者的权威性。至于自由式直接引用，这种引用过多削弱了社论对读者视角的干预，使读者的理解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不利于引导正确的政治观念，因此出现的次数很少。

六　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文革社论中直接引用的语言特征及其认知效果。总体而言，数量多、频率高是直接引用最明显的特点。反复引用不仅被用作论据说明观点，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读者对毛主席言论的重视，实现以毛泽东思想为依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直接引用促使读者建立“领袖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领袖是现实的核心力量，领袖言论是构成现实的重要内容，与个体存在息息相关。在至高的领袖面前，个体的地位无足重轻，个人的感受、思想或利益等存在的意义都微不足道。领袖中心主义意味着一元主义，这是社论演绎出的另一种思维定式。领袖不仅是现实中唯一的中心，同时也是理解现实的唯一视角，是衡量所有个体思想行为的唯一标准。个体无需认识现实，只需接受一种特定认识，这不仅否定了任何异质思想的存在，还消除了个体思考和反思的可能，使个体认识永远处于明晰而确定的状态中。这两种思维方式相辅相成，造就了个体的权威意识、服从意识和思维惰性，最大限度地造就了盲目狂热的革命大众，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

【注释】

(1) Ji Fengyuan，Linguistic Engineering: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Honu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2) Lu Xing，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Impact on Chinese Thought，Culture，and Communication，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4.

(3) 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刁晏斌: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5) 雷亚平:意义的绝对控制——文革时期出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叙述方式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6) 刘可可:作为形式反拨的悲伤自叙传——新时期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文本形式之对比分析，《齐鲁学刊》2009年第6期。

(7) 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

(8) Chilton，P.，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hledge，2003.

(9)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金光耀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 高尚斌: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

(11) Hung Shaorong，To Rebel Is Justified: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

(12) Leech，G ＆ Short，M.，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