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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宗教宽容,构建和谐回族社会

时间:2024-07-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宗教的教派分化有其必然性,属于宗教固有特征范畴。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回族中出现教派分化还是不到400年前的事,然而,其过程至今仍在进行。宁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这里的伊斯兰教派分化情况具有典型意义。

提倡宗教宽容,构建和谐回族社会

二、伊斯兰教派分歧情况下宜提倡宗教宽容

人类社会中有无数种宗教信仰,也有无数种宗教教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宗教的发生、发展乃至消亡,有其自己的规律,不可以人为地消灭宗教现象。其实,这一原理也适合宗教教派的情况,不顾客观事实,一味地阻止宗教的教派分化是不可能的。宗教的教派分化有其必然性,属于宗教固有特征范畴。针对这种情况,现实社会中人们必须做也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是防止因教派分化和分歧而为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宗教或教派的存在与发展,都有满足人们一定精神需要的“合理性”,其中,体现着某种“市场原理”。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不管是宗教还是教派,必定有其某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精神价值。一般而言,虽然任何宗教和教派的产生都离不开个别人的推动,似乎与他们个人的利益、名誉、抱负甚至野心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所创建的宗教和教派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却不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情况,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取决于“宗教市场”的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内在地包含着维护这一宗教市场秩序的任务,目的是使各个宗教和教派,在满足人们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在确保有益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展开公平合理的竞争。然而,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实施科学管理的情况下,宗教和教派的格局却在发生着不同以往的复杂变化,受此影响而出现的新的宗教或教派分歧与矛盾,也正对我们维护社会的稳定构成着某种挑战。当前,这种情况在回族伊斯兰教中也有所反映。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回族中出现教派分化还是不到400年前的事,然而,其过程至今仍在进行。回族伊斯兰教除有格底目、伊赫瓦尼、赛来非耶和西道堂等教派外,还有哲赫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等四大门宦,教派分化不止的情况就主要发生在这些门宦之中,前三个门宦表现尤其突出。宁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这里的伊斯兰教派分化情况具有典型意义。苏非主义的哲赫忍耶门宦自马明心(1718—1781)创始以来,是在马化龙(1805—1871)之后才开始出现分化的,一开始是在甘肃的张家川出现了分别以马明心四世孙马元章(1853—1920)为首的北山门宦和马化龙之孙马进西(1868—1941)为首的南川门宦,两人在世时,又分别在宁夏奠定了西吉沙沟和吴忠板桥另外两个门宦的基础。马元章之后,从沙沟门宦中又分化出了以马继武为首的新店子门宦。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沙沟门宦继续分化,出现了“301”和“陈家沟”两个分支,尤其是陈家沟支派的出现,导致了与沙沟门宦之间的大规模的武装械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近几十年来,又有云南以周泽群(自称沙沟四爷马震武之子)为首的周派和吉林(哲赫忍耶第三辈教主马达天被清廷发配途中于1817年殁后葬于吉林,为“船厂太爷”)某个势力也在试图向宁夏境内发展,另外还有吴忠市同心县石炭沟村某些人称信奉“鸡蛋教”(系蔑称)的人也打着哲赫忍耶的旗帜在独自活动。

回族伊斯兰教的虎夫耶门宦内部比较分散,有大小几十个支派。早期在宁夏传播的有凉州庄、鲜门和通贵等门宦。凉州庄门宦的创始人是甘肃定西大湾太爷马方,传至甘肃凉州庄太爷马栋(1822—1898)时,在甘、宁、青一带传教。马栋殁后又传甘肃景泰县路塘洪家庄洪寿林,即宁夏洪门创始人。洪寿林收同心周兆仁(殁于1948年)和海原丁万明(殁于1949年)为海里凡,他们后来各自独立发展,周兆仁传马百华(殁于1992年),再传马玉武;丁万明传王进录。凉州庄太爷马栋在宁夏传教时还另外传过三个人,一位人称李老太爷(1818—1908),名讳不详,系海原县城镇北城人;一位人称硖门老太爷,此人当是海原兴隆乡炭窑村“炭窑爷”田树旺(1868—1993);还一位是同心虎太爷虎进西(1900—1975),祖系同心县预旺乡王家脑人,后迁居海原县原罗川乡北梁徐塘村,三系后来均呈独立发展之势。宁夏虎夫耶鲜门的始祖是青海西宁的鲜美珍(1661—1739),第四辈继承人鲜向晖殁后先在西宁建黄花台拱北,后又迁建宁夏固原古城挂马沟拱北。第六辈开始在青海和宁夏两地传教,青海乐都为鲜美凤(殁于1959年),宁夏固原为鲜玉贞(殁于1956),宁夏一支的传教中心除固原古城挂马沟外,还有西吉硝河浅岔。宁夏虎夫耶通贵门宦的创始人是甘肃平凉的桥店马,此人名讳不详,收银川通贵人马金贵(殁于1938年)为弟子,并在此建道堂,由此得“通贵”之名。马金贵曾收平罗县惠北乡西润村人马万吉(殁于1950年)为弟子,此人约于1930年突然得“道”,吸引了一些追随者,与通贵分庭抗礼,一度对簿公堂,但最终因“奇迹”失灵而自消自灭。(www.xing528.com)

回族伊斯兰教的嘎德忍耶门宦也是由众多联系松散的支派组成,在宁夏主要有九彩坪、齐门和明月道堂等。九彩坪门宦的传教中心在海原县李俊乡的九彩坪,创始人为云南马(殁于1721年),他是第二辈道祖,第一辈道祖为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第七辈封印道祖为杨保元(殁于1873年)。杨保元之后门宦首领不再称道祖,而称“老人家”、“当家人”或“掌门人”。九彩坪作为传教中心的地位正是杨保元在世时确定下来的。九彩坪门宦内部近些年出现了分化苗头,宁夏的二十里铺拱北(负责人马生理已遭“驱赶”)和青海方面的一些教众大有独立发展之势,第三代当家人李德贵于2008年去世,接替者为一名年青的修道者穆凤梧,人们担心这一势头会更为加剧。宁夏的嘎德忍耶齐门创始于清末,门宦在第五辈老人家马德明(同心人,殁于1956年,一说1950年)时最终形成,但在他之后便分为三个支派:一是余明林派,以固原七营梁家堡为中心;一为海正发(殁于1998年)派,以固原石羊村为中心;一是罗思荣派(殁于1963年),以海原陈堡为中心。宁夏的嘎德忍耶明月道堂,是民国初年甘肃兰州马灵明所创灵明堂的一个分支,由原籍河南孟县的皮毛商人马仁甫(殁于1960年)在固原三营华平梁修建“明月道堂”而得名并获得传播。宁夏的嘎德忍耶还有一个支派,即文泉堂,又称“撒拉教”,为甘肃临夏马文泉所创,以其原来主要在青海循化撒拉族人中传播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初,文泉堂委派专人(称“那依布”,前后有于善清和马世林)负责泾源和平凉等地的传教事务,撒拉教由此传入宁夏。这一支派的传入,由于在虎夫耶洪门所属地区也有传播,所以曾引发过两个教派之间的冲突。近年来,负责人马世奎去世后,文泉堂已分化为两部分在活动,其中,一部分的中心在临夏广河文泉堂清真寺,由马良义负责;另一部分的中心在临夏市西郊寺,由马穆哈麦老人家负责。宁夏文泉堂属马良义系统。

从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看,引发教派分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只是国外伊斯兰教已有教派分化和分歧的反映,如,回族伊斯兰教总体上都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四大门宦除了都属于苏非派外,还具体受国外的纳格什板迪耶、嘎德忍耶等的影响,伊赫瓦尼与赛来菲耶则与瓦哈比派有某种渊源关系。有的则是原有教派内部矛盾演变的结果,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教派上层的分裂,而且,教派(门宦)分区代理人(哲赫忍耶的“热依斯”、虎夫耶的“海里凡”、嘎德忍耶文泉堂的“那依布”等)或骨干成员的势力坐大并谋求独立发展则是很重要的原因。有的则是由管理上的分工而引发的,如嘎德忍耶鲜门实行宁夏和青海分工管理的情况。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教派的分化一般都与一些重要宗教人士的个人利益、名誉、抱负甚至是“野心”有某种联系。所以,教派分化的结果,往往不是解决原有的矛盾,而是更加激发矛盾,导致残酷的教派冲突,具体表现在如教义教法、搬请阿訇、送埋亡人、干尔麦里等事务上,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宗教的正常发展,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深刻的教训。

如何处理回族伊斯兰教派分化、分歧和矛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清朝政府曾试图取缔过新兴教派门宦,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回民的反清运动。如今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对本地新出现的教派门宦,采取的是表面上不予理睬实际上绝不承认的态度;对外来向所属领域传播者,则尽一切努力挤压其在本地的传播空间,也只是起到了表面效果,地下传播仍然难以阻止。实际上,认识到宗教发生分化乃是宗教固有特征这一情况,以上做法显然都不会是根本有效的。教派分化本身是很难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有效干预的,但是,对于教派分化带来的不稳定现象,加强依法管理却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当前强调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治教的情况下,转变观念是很重要的。教派分化必然引发矛盾,甚至导致激烈冲突,这是事实。因此,做周到细致的工作,防患于未然,尽量不使分化发生是应该也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是,对于那些内在矛盾确实已经激化,新的势力已经坐大的情况,却不可以一味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干预,这时默认其各行其教,也许不失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这起码是可以探讨的办法。事实上,历史曾经作出过这样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导现有宗教或教派理性地看待宗教或教派分化现象,哪怕他们本身就是分化的受害者,也要权衡得失,审时度势,采取宽容的态度,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宗教信仰毕竟不是谁可以垄断的事情,而宗教也同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是要发展变化的,其中就包括教派分化。当前,深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宗教事务民主管理,不是仅指政府与宗教之间的事,也指宗教内部、教派之间的事。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是不允许有什么专制和特权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的一些合理的做法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在新形势下还应该得到肯定,也应该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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