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宗法社会曾长期以君父统治为秩序象征，以忠孝为齐治家国的根本原则，以“内圣外王”为儒家政治的理想境界，传统回族伊斯兰教受其影响也对这些内容有所全面反映。传统回族伊斯兰教政治伦理思想的这一特征，也有其自身宗教上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国的回族穆斯林在教义学上一般都遵奉逊尼派(所谓“正统派”)教义，在教法上则遵行“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哈乃非教法学派，而这两者又都以遵奉“圣人”为其重要特征，以穆罕默德为最后的圣人(使者)。传统回族伊斯兰教因之称其教为“圣人之教”，称穆罕默德为“至圣”，并以“圣贤治世”为其忠君思想之实质内容。
(一)君权神授
在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基本上是一个不反社会现实的宗教，其倡导维护我国统一君主制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前所述，王岱舆强调的国必有君还不是其全部思想内容，因为，有君而不忠君，国家社会照样会发生动乱。所以，“忠君”才是其更强调的，这体现着对神意的顺从，而这个神意又落实为“君权神授”。根据传统回族伊斯兰教的造物论，现实社会中的人及其权利、义务、地位都是造物主安排的。与之相一致，君王万人之尊的地位和统治国家的权利，也是造物主给予的。王岱舆讲道:“既此便知君不能自君，有君之者;父不能自父，有父之者;师不能自师，有师之者。若君能自君，人人尽思帝制，无下役矣;父能自父，人人尽期嗣继，无绝灭矣;师能自师，人人尽欲贤智，无愚陋矣。以微渺之身，而欲味(昧)造化天地君亲师之真主，漫无分别，礼乎?非礼业!”[38]岱舆很钟爱礼，他希望人们各安其位，不要做非分之想，尤其不要以人意对抗神意，否则，社会秩序就会受到破坏。而在现实社会中，这个礼的最高代表，无疑是君王，而使其为最高代表者，则是造物的真主。不过，“君权神授”作为一项原则，其所包含的，不尽是授予权，也有剥夺权。这样，才能更充分体现神的权威。
从逻辑上讲，与“君权神授”理论相一致，君臣关系也理所当然是造物主安排的，这样，神意才能贯彻到底。可是，传统回族伊斯兰教似乎并不这样认为。王岱舆讲道:“非比君臣父子，不过时节声名，其实不能自主。何也?间有子贤于父，臣转为君，国家成败，互相反复，盖因同类故耳。”[39]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的事物。这如何理解呢?又:“及至此间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师生之礼，盖有不同，何也?因有始终不易，及半途更变者，故有先合而后离，或外亲而内疏。夫始终不易者，原契于先天;表里不一者，唯合于时节。且如师生之礼，原由于未受业时，与途人何异?及其受业，因师有教诲尊高，则生有领受卑下，自兹以前，无尊卑也。以是观之，君臣父子师生之尊卑忠孝，本于仕养受业耳。其仕养受业，即关切，即因缘也。”[40]君臣、父子、师生等关系，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都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这里没有造物主意志的体现。所不同的是，这层关系一旦缔结成功，便有了尊卑之别。君、父、师因其位尊，在关系的缔结与维持方面，必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故文武之职，必由于君;子孙之名，定出于父祖。”[41]实际上，以王岱舆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只是针对具体的人和具体关系而言，若作为一般现象，恐怕还是不出神意之范围的。
尽管具体的君臣关系不是造物主安排的，但是，“君权神授”却不容置疑，也不容许受到什么威胁。“设人中一人，自称与天子同尊，遂与其抗礼，其罪可免乎?”[42]不过，为了使社会统治秩序不致遭到破坏，君与臣在维护双方关系方面，都承担一定的责任或义务，也是应该的。“非若君义臣忠，父慈子孝，互相补报之比也。”[43]确定了双方面的责任义务，也算是对君臣关系的一种协调吧。
(二)理想之君
什么样的君王才是理想的呢?答案为“内圣外王”，就是由“圣人”来当君王。传统回族伊斯兰教坚信，只有圣贤之人才行圣贤之事，而治国就是一件很大的圣贤之事，所以，必须圣贤之人才胜任。王岱舆讲道:“上智者履仁义，循灵性之人心，亦莫过齐家治国，忠孝而已;惟正大者遵明命而体无己之真心，总是指迷归正，为主而已。”[44]这里，上智指贤人;正大指圣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贤人能够治国，但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认主，只有圣人能认主。他又讲道:“圣智能若凡愚，凡愚必不能似圣智。”[45]按此，则圣人也可以治国，唯独凡愚之人，既不能治国，也不能认主，他们生来就是被统治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穆罕默德之后将不会再有圣人出世，所以，现实中真正承担治国重任的，也恐怕只有依赖贤智之人了。(www.xing528.com)
无论是圣人也好，还是贤者也好，起码都要做到以下几点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
一是忠。忠，就是忠主。在我国传统社会，“忠”、“恕”二字历来都被当做安邦治国的两大法宝。但这个忠，是臣下对君主的忠，对君主本身则没有什么要求。传统回族伊斯兰教则不然，其所讲的忠，首先是要求君主要忠，这个忠，是忠于真主的忠。王岱舆讲道:“真者，化灭诸邪;忠者，斩除万有，此为人之大本也。……尊独一无二主，方谓之真忠”[46]。忠于真主的忠，不能给予其他，这是“真忠”，也是做人的根本。又:“须知大本真忠。始自天子。”真忠必须由君主做表率。“自斯已下，认己修身，忠君事亲，处夫妇，交朋友，治国齐家，莫不由是本而发，舍此别图，则有歧路之悲矣。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其源清，而无不清矣。”[47]有君主对真主的忠，才会有臣民对君主的忠，只有君臣上下都忠，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父，才符合伊斯兰为君之道。
二是恕。恕，就是恕人。王岱舆认为，一个恕人的君主，首先应须做到君人先君己，他讲道:“即以君王任重而位尊，亦必始于当身之国土，所以身乱，则国必乱;身治，则国必治，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是故圣贤君己，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48]王岱舆相信，一位君主，只要他能把自己管好，就一定能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君己大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具备“智才之勇”:“故勇有二品:曰智才之勇，曰血气之勇。夫智才之勇，能伏自性，则和气滂流，无不被其德泽;血气之勇，力伏万人，盖一时威势，不过惧其法度。”[49]君主要先于律己(“伏自性”)，后以律人，谓之“智才之勇”，即动用智慧，而不是耍威风，来使人服从自己的领导。其次是化人先化己:“经云:‘尔先化己，然后化人，不然尔岂不自愧乎’。常有生平劝化，未能开示一人，或有偶闻一字，便即力克自己，当是时不待言而人自化焉。”[50]这里，化是劝化、化导义。想要劝化别人，首先得自己把各方面的事情做好，如此，不待言而他人自化了。再其次是忍怒:“或曰:‘天地间所最惊恐者何?’曰:‘惟真主之怒耳。’‘将何以免乎?’曰:‘尔之怒不加于人则免矣。’真主谕前圣曰:‘凡所见物，尔当食之。’是时遥睹一物，形大如山，其色玄黑，遂奉命举意而食，其物渐近渐小，及其相接，仅可一口，竟尔吞服，其味甘美，究竟不知其为何物。复谕云:‘此即尔之怒也’。始初纳之至难，果能啖之极美。”[51]忍怒非是一件易事，如果作为一位君主他能做到，确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王岱舆又讲道:“须知圣贤啖怒，正于能罚而不罚，非若人己相当及卑下比也。何也?人己相当，或受亏而息怒，多因省气省财;若卑下之忍，虽欲报而不能报，惟无奈而已。其怒皆非本意，岂若君长之宽容，由于洪量之自止哉。盖圣贤之容忍如大地，凡诸秽物莫不倾之于彼，及其发露，无非红翠馨香，非世俗之微器可比伦也。”[52]恕人，要求君主对自己严格还是一个前提，它的真正内容自然是宽恕别人，在王岱舆看来，君主尤其要体谅百姓。他讲道:“圣云:‘尔等须体量群下，彼此皆是真主造化，彼之身命，与尔等一同，喜怒自亦不异，凡己所不能受者，切勿加之于人，不然在后世取公之日，真主与我即其知证也。’”[53]君主必须体量百姓，原因是君主与百姓在造物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末日审判时也都难逃公道。王岱舆还讲道:“君王故尊，莫非人类，其所有知识与众不异。”[54]君主并不是什么专门的统治人才，因为他们的知识也与百姓是一样的。
三是公。公，就是公道，对于君主而言，则是公道治世。王岱舆讲道:“须知治乱之要，惟在公与不公，虽天下皆异端，亦无妨于治也。法枉行亏，则必不可治也。故圣云:‘人间公道，即真主之天平，凡人以公治世，将来取公之日，自无不公之极罚矣。”[55]君主行公道，是末日审判时为自己讨公道的前提。王岱舆又讲道:“是故圣云:‘凡诸君长，若无太过不及，惟以公平治世者，去此而升静天，登于光明宝座，居于至上，俯视诸天，其乐无可逾焉;枉法者去此而堕下极，拘于黑暗禁狱，陷于万苦之中，其难亦无可逾焉。’切思任性不公，取快于一瞬，自不知犯真主之怒，公罚于永久，悲哉。经云:‘凡事以和缓则整齐，以强暴则破碎。’故正人以公为道，以和为美也。”[56]君主的统治不仅有道义可担，而且有审美可言，这就是要“和”，“和”即和缓、和顺、政通人和的意思。
传统回族伊斯兰教所讲的公道，赏罚公道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王岱舆讲道:“缘夫赏善罚恶，乃治世要术，非此则尽几于禽兽矣。须知赏一善，可以德泽天下;罚一恶，可以平定国家。法正，则赏罚皆仁;不正，则赏罚皆暴。”[57]王岱舆重视以法治国，主张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但前提是要“法正”，即法律要公正，执法要公道。王岱舆又讲道:“所以杀中有慈，慈中有杀，不可不知也。凡以法令森严，便谓不慈者惑矣。即如忠孝为人之本，坐谈之间，莫不自许，若非经历危难，其不易之诚，将何以证焉。是以圣贤载道，舍一身轻若鸿毛，自不拘于赏罚，理当感谢洪恩，岂敢须臾迟缓;常人载道，行一善重如山岳，固绳之以法律，勉彼践迹圣贤，更使脱离苦海。微细参之，仁慈之至，孰有愈于此乎?”[58]虽言法不避圣贤，但圣凡之区别对待还是要的。法可以促使百姓效仿圣贤，从而起到劝善阻恶之作用，即“自古经教，劝善未尝不赏，沮恶未尝不罚”[59]是也。从王岱舆的一系列论说看，传统回族伊斯兰教的理想君王或仁君，不仅是一位道德仁君，还应该是一位法制仁君。
(三)理想国
传统回族伊斯兰教的理想国自然是伊斯兰教国。不过，在我国历史上，汉族儒家文化历来占据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同其他信仰一样，或者是民间信仰，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信仰，都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国教。大概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王岱舆在他的著述中，从来都没有提到要在我国建立伊斯兰国家。然而，这不等于说王岱舆没有这方面的向往。因为，他讲过:伊斯兰教“凡命人笃信者，莫非真理;命人力行者，莫非正务;其所禁止者，莫非异端僻行或犯义之事”[60]。既然伊斯兰教如此完美，如此受王岱舆推举，以之治国难道不是他的首选方案吗?王岱舆还指责儒家道:“皆缘不明三纲外之大纲，五伦外之大伦耳。唯正教之五常，仁为感念真主之造化;义为代理真主之普施;礼为拜谢真主之恩赐;智为辨认真主之独一;信为全信真主之明命。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皆自此源而发，莫不互有所归焉。彼来无所始，去无所归，虽仿佛纲常，依稀伦典，岂能如正教始终渊源之无尽哉!”[61]儒家只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讲人的前世与来世;王岱舆则认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还有真主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主张人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且在三世中都受真主的主宰，所以，主为人纲乃是至大之伦，至大之纲。这样的话，若以伊斯兰教来置换儒家之三纲五常，不也是很美的一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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