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谐家庭之日用:俗之齐治
伊斯兰教所关心的家庭，自然是穆斯林家庭;也正是受伊斯兰教及其他因素影响，穆斯林的家俗家风有其不同的特点。甚至，即使就穆斯林家庭自身而言，也会由于地理环境和地方文化特点的不同，显现出百里、十里的差异。那么，传统回族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家俗家风是什么样的呢?家俗家风固然体现在家庭的各个方面，但是，却更主要地寓义于“民常日用”之中，即家庭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刘智讲道:“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第有合义不合义之殊，则有宜行不宜行之事。”[27]正是出于对家庭的日常生活行为的“合义不合义”、“宜行不宜行”的解释、规定有所不同，传统回族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家庭的要求才有所不同，从而显现出自己的特点。刘智又讲道:“居、用、服、食，民生处世之常，贫、富、贵、贱一也;安、利、卫、养，真主命人之禄，智、愚、贤、不肖等也。人虽有贫、富、贵、贱之不同，而终岁营谋者，不过欲全此四者而已;主虽有恩、威、赏、罚之不同，而今世诞育者，不过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济己济人之功，赖以成全，讵复有余望乎哉?”[28]人生之所欲者，只在居之安、用之利、衣之卫、食之养，人欲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所以，民用日常关乎人的道德修行不浅也。
(一)居之安
居以求安为上，居安之道为近仁、执义、非其邻不宅。刘智讲道:“居近仁，专言卜居者，必择仁里而居也。处执义，则兼出处而言，筮仕必以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非其邻不宅，谓既居矣，而邻非正人，则去之，以就于正也。近仁，则观法思齐，日进于高明矣。执义，则不为苟禄，而致谨乎进退矣。非邻不宅，则洁身远举，不为秽俗所累矣。”[29]居有居家、居官、安宅三种，原则是居家以仁，居官以义，安宅以正。
(二)用之利
用以取利为上，取与之道亦为仁与义。刘智认为，财利二字，为民所贪，亦民命之所寄，因此，要求取财以义。“财货取与，皆节以礼义，则无利欲之挠，而争端息矣。”对于普通的士、民、工、贾而言，“爱物利民曰仁，取与以道曰义”，对于为官者而言，则是“仁者，疏财以合众;不仁者，分众以聚财。”刘智反对搞苛捐杂税。他又讲道:“圣人之于民业也，最严交易而加利，恐欺弊由此起耳。”买卖宜诚实、公平、公正，不可“一、同类之物，兑换而有差;二、同类之物，借偿而有差;三、同类之物，当赎而有差;四、同类之物，因美恶不等，交易而有差。”[30]亦是不取不仁之财，不义之利。(www.xing528.com)
(三)衣之卫
冠服有常制，自然不可逾礼而行。《天方典礼》讲道:“服有常制，制有常级，非其位，不服其服。”刘智亦讲道:“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杀、分中裔、别贵贱，圣人制之，垂天下万世而不容易也。”[31]衣的作用，在于防御冷暖，遮蔽身体，但此所言，则超出了这一范围，而成了社会等级制度的象征之物，所以，体现了刘智思想深受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影响。
(四)食之养
食以养性为上，因关乎性，其与居、用、衣相比较，意义更大。食养之道为善与洁。刘智讲道:“饮食，所以养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则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恶，则滋我之恶性;彼之性污浊不洁，则滋我之污浊不洁性。饮食所关于人之心性者大矣。”万物皆有性，饮食之物亦有性，人之饮食，不仅在于果腹充饥，而更在以性养性。刘智借“圣人”之言又讲道:“圣人曰:‘一口不洁，废四十日功。’”所以，在饮食上，伊斯兰教的规定格外细致，可食可不食皆有具体说明。刘智的《天方典礼》一书，也专门“分上下两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详明，学者审之，勿谓一饮一啄之细，非成己成物之基也”。在不可食之物中，尤其是对酒和猪肉的禁忌为严格。[32]
刘智所讲的善行，虽是借助伊斯兰教的信仰提出来的，但是，由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居、用、服、食之道，不外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二字。当然，这二字他已用伊斯兰教的信仰重新加以解释了。另外，对于包括履行天道五功和遵守人道五典在内的所有善行而言，关键并不完全在行为上，而是在心态上，即在是否具有“敬事”的心态上。“然敬者，事之本;事者，敬之用。心敬，而后事成;其事不敬，虽事犹不事也。故敬以事君，则忠;敬以事亲，则孝。敬于视、听、言、动之间，则循规蹈矩，自不至无所持循，而失于非礼矣。”[33]是故，“敬则无往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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