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发表了对全国的广播讲话，宣布美国将停止对越南部分地区的轰炸。这一决定是美国逐渐从越南战争的巨大漩涡中抽身出来的关键性一步，得到了美国人民及世界舆论的良好评价。5月份，美国与北越的和谈在巴黎开始。
约翰逊这一决策的经过，颇为错综复杂。其中牵涉到政府及国会内部的各个观点矛盾的派别，还有国内不断高涨的反战声浪，美国军方人士主战派的大肆叫嚷等等。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约翰逊的态度远远不是明朗的，有时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残暴激烈，有时又似乎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进行调节，走一条折中的道路。然而，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可以看出约翰逊的含糊其辞并非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表现，他是在寻找可以作出决策的最佳机会，这种机会大概需要几个方面的密切结合，例如：公众的舆论、军事形势的变化、对立双方力量的消长等等。
早在1964年的竞选总统运动中，约翰逊便对选民许诺不再扩大越南的战争，但形势的发展却使美国越陷越深。
在肯尼迪当政期间，美国进入越南的主要是文职技术人员和军事训练人员。但不久，军事人员便开始大批地进入了，到1963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已从最初的几百人上升到1.6万多人。
1964年初，五角大楼开始筹划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活动，而且一项秘密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开始，其中包括：U-2型高空间谍飞机的飞行侦察，南越突击队的小规模偷袭，对北越公民的劫持，美国海军沿北越海岸进行的情报活动等等。5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对越南北方的94个潜在目标进行轰炸的计划。6月，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担任西贡的美国军事使团指挥官。威斯特摩兰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和顽固的反共分子，积极主张扩大在越南的战争。
8月，“北部湾事件”的发生，使越南战争迅速升级。
事情的起因是出于美军的故意挑衅，企图收集情报。7月30日，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一队南越海军突击队到北部湾（又称东京湾）执行一项代号为“34A行动计划”的秘密作战任务。同时，美国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8月2日，“马多克斯号”与北越的鱼雷艇发生遭遇战。8月3日，美国的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也投入战斗。
8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以此为借口决定对北越进行报复性的打击，决定进行空袭。他们计划是进行64次轰炸，轰炸的对象是94个目标中的鸿基、义安、清化等地。
此时，后来被称为“鸽派”（指反对扩大越南战争的人）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表现出理智的倾向，他要求在檀香山的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夏普海军上将弄清北部湾事件的真相。但给夏普的轰炸命令已经正式发出，没人理会这个小小的国防部长的建议。
决定作出之后，约翰逊才把国会的16位领导人召到白宫，通知他们，并要求国会作出决议，支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8月5日，64架美军轰炸机从属于太平洋舰队的“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北越的广溪等4个鱼雷基地。在这次轰炸中，有35艘北越鱼雷艇和一座油库被炸毁。
在轰炸的第二天，即8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就约翰逊总统的决议进行了秘密意见听证会，并起草了一项决议案。8月7日，众议院以400票对0票，参议院以81票对2票通过这一决议，授权总统在越南战争中，可以采取包括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一切必要手段。
越南战争迅速升级了。
1965年2月，“波来古事件”使美国军队更大规模地卷入。北越的军队袭击了在波来古与归仁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军队宿舍。以此为借口，美军发动了代号为“滚雷行动”的连续性轰炸，3月，为保护现港空军基地，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美军的驻越人数达到2.7万人，6月，美军进一步增多，达到7.4万人，到1965年年底，已达19万人。
在这一年中，约翰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犹豫。
1964年的11月，他曾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扩大对北越进行轰炸的主张。但1个月之后，他又批准了一项报复性空袭计划。
1965年4月，约翰逊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进一步战争，并将给北越以经济援助。12月，他同意长期停止轰炸，并再一次对北越作出友好的表示，邀请北越参加共同开发湄公河流域的工程计划。同时，他派出总统的私人代表到世界各地进行外交活动，向全世界各个国家保证他是真诚地希望和平的。但由于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太苛刻—建立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北越始终没有坐到谈判桌前。
在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美军加强了地面进攻，也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美军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1966年1月，约翰逊认为河内的答复排除了任何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下令恢复常规轰炸。到1966年年底，在越南的美军已达到38万人。
美军的战略意图是企图通过大规模的轰炸和投入更多的兵力彻底摧毁北越的军事力量，但他们却没有料到以胡志明为首的民主共和国是如此的坚强，美军的大量投入根本对掌握了熟练的游击战术的北越军队无可奈何。
五角大楼最初的估计是，只要大规模的轰炸持续6—10个星期，便能让胡志明的代表坐到谈判桌前来。然而，北越军人似乎坚不可摧，到1965年3月底，五角大楼沮丧地承认，轰炸并没有“延缓南方的崩溃”。对于这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军方及一大批国会和政府的“鹰派”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轰炸不够沉重及军队的投人不多造成的，他们提出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要求。这些人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集团，如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总统的两个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和麦乔治·邦迪。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战备小组委员会也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
总统、白宫中的文职人员、空军及一些国务院的官员，则持中间立场。
只有少数的几个政府官员感到美国应该调整整个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他们对美国在越南的前景感到悲观。同那些强硬而狂热的“鹰派”相对，这一小撮人被称为幻想破灭的“鸽派”。
1966年10月14日，麦克纳马拉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第一次提出关于大大削减军事援助的申请，他建议约翰逊应该“为较长期的战争而坦率地进行约束”，而不应该再执行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消耗战略。
1967年春，随着战争的拖延，社会上的反战情绪更加高涨，国务院及五角大楼的“鸽派”力量迅速增强，他们着手制订一项新的建议，最主要的一点是中止对20度线以北的北越地区的所有轰炸。
5月初，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将一个具体要求把轰炸缩减到20度线的文件送交总统。这一要求显然比麦克纳马拉上一年10月的建议—“缩小轰炸运动作为走向谈判的可能步骤”—更为具体化了。
5月19日，麦克纳马拉与麦克诺顿一起草拟了一个尖锐的文件，向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容忍这种不谐和的音调，他们重申扩大战争的要求。
5月3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纳马拉进行了严厉的驳斥，认为他的建议“会把我们向南越派遣军队的理由和过去两年内我们的大部分努力全都给否定了，不再有完整的理论根据了”。
而约翰逊没有介入这次争论，他静观着双方的争斗。
6月，约翰逊总统在新泽西葛拉斯堡罗会见了苏联总理柯西金，尽管这次会见的意图不明确，但会见的本身就给“鸽派”带来一线希望，他们再次提出减少轰炸的建议。
总统依然没有表示他的态度。麦克纳马拉被迫孤注一掷了。
7月，在参议院战备小组委员会上，他第一次公开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辩论。他认为轰炸对北越的作战能力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他说，除非美国转到旨在灭绝北越人口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对北方进行空中战争只不过是“对北越的继续侵略贴上一张高价的标签而已”，他没有看到任何材料，说明河内能够由于被炸而跑到谈判桌前来。最后，他宣布坚决反对扩大空战，他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管多么诱人，这种办法在我看来似乎是幻想。追求这样的目标，不仅是无效的，并且将给我们的人员和我们的国家带来风险，因此我不能建议这样做。”
小组委员会对麦克纳马拉的论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击，10多位军事领导人重申他们的扩大战争的主张，使这位势单力孤的国防部长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到1967年的秋天，公众对越南战争的批评有增无减，指责日益激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政府的越南政策越来越不满，一些地区已出现了游行、示威和骚动，尤其是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的反应空前强烈，知识分子们的批评更为尖锐。
敏感的约翰逊立即作出和平的姿态。
9月30日，总统宣布了一个圣安东尼奥方案。这个方案建议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只要这一做法能够迅速导致有成果的会谈，同时对方也不利用这一机会扩军备战。但美国要求北越必须停止对它在南方部队的一切补给，胡志明当然无法接受这个蛮横的条件。(www.xing528.com)
“鹰派”的呼声再次高涨，麦克纳马拉处境艰难。
11月28日，约翰逊宣布麦克纳马拉将离开政府去担任世界银行总裁。
战争的规模继续扩大。到1967年底，在越南的美军已达到50万人。尽管军事上的进展并不顺利，伤亡人数不断增多，财物的耗费日益扩大，但军方人士仍然欺骗舆论，一再声称战事的进展迅速。威斯特摩兰将军回到美国，到处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宣称战争的局势已经根本转折，“在1968年，我们的胜利成果将比1967年增多很多倍”。
这些自欺欺人的谎言，很快被第二年春天越共的凌厉攻势所击碎。
1968年1月31日，越共的军队同时对顺化和西贡及附近的几十个城镇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大使馆和美国的军事基地也遭到攻击，尽管美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夺回了顺化，但越共却占领了更广阔的农村地区。
为掩盖春季攻势可能带来的对美国公众心理上的压力，军方继续隐瞒事实真相，他们说这是越共的最后一次挣扎，威斯特摩兰宣称共产党的策略是自杀性的，他们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
但军方也被这次攻击的猛烈程度所震惊了。2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进行全国总动员的建议，要求征召更多的军人，以求更大的胜利。
约翰逊虽然也宣称美国决不妥协，而要坚决地打下去，但他却谨慎地对待军方的建议。因为春季攻势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到2月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实的情况，国务院、国会、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里抱怀疑和悲观态度的人不断增多，正如当时的《纽约时报》所说：“幻想破灭的浪潮不仅波及国会中的骑墙派、报馆和企业组织，并且还涉及政府的上层。”“鹰派”的内部也第一次出现分裂的迹象。
1968年2月下旬，约翰逊决定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去西贡同威斯特摩兰进行会谈，讨论他在春季攻势后的军事需要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春季攻势提供了一个要求扩大战争的机会，他们希望重建美军的战略储备，扩大轰炸，执行一项夺取越南军事胜利的策略。惠勒正是带着这种野心勃勃的计划去西贡的，他相信约翰逊总统也会支持这个计划的，因为约翰逊的公开言论是与军方一致的。
2月23日，惠勒在西贡向华盛顿发出一份电报，声称军事形势正在逐步得到改善，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兵力由于铺开的面太宽而显得单薄，要求迅速而大量的增援，提出增派20万人的部队。这一计划使白宫大为震惊，因为实现这个计划，便意味着战争的美国化了，所有的开支将大大增加。
2月28日，惠勒回到华盛顿，向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解释他的计划。
约翰逊明显地犹豫了，但他没有表示他的态度。同一天晚些时候，总统任命了一个越南问题特别工作组，由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为主席。总统要求这个小组审查惠勒一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研究它在内政方面的影响。
克利福德一直是现行越南政策忠实的支持者，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坚定的“鹰派”人物，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早在1967年8月，他便对政府的越南政策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春季攻势更使他的这种怀疑加深了。
在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克利福德要求扩大审查的范围，认为中心的问题是，不是应不应该再派20万军队去越南，而是如果继续执行目前在南越的方针，能否取得成功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激烈的，很快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增援威斯特摩兰，加强军事实力，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另一派的观点针锋相对，认为应设法开始新的谈判，拟订政治妥协的计划。
3月5日，克利福德把特别工作组的建议送交总统。这个建议颇为令人感到迷惑，它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都肯定了现行政策，并同意给威斯特摩兰增派20万部队。只是在最后才坦率指出工作组对轰炸政策意见不一，而没有提到走向谈判或和平的新倡议。
这时，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3月9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3月10日的《纽约时报》报导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提出的要20万军队的要求，更使民怨沸腾，人们相信政府正在考虑使越南战争进一步升级。
3月12日，众议院21位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限制美国在越南进一步卷入。18日，139位议员又发起一项议案，要求国会立即审查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
但约翰逊的公开立场仍然是严厉而坚定的。3月17日，在对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全国农场主协会所作的讲演中，他攻击那些主张采取审慎的地面战略的人，他要求举国上下都作出努力，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在3月19日对国务院的一次讲演中，他再一次声嘶力竭地为现行的越南政策进行辩护。
到3月20日，约翰逊似乎变得有些犹豫了，而且正向退却的方向转化。他同意了克利福德的建议，召集高级顾问小组会议，讨论春季攻势以后的形势和对越南的政策。同一天，他会见了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戈德堡，他请这位大使把他提出的停止轰炸的建议提交给高级顾问小组，而仅仅5天之前，总统还对这一建议火冒三丈，声称决不会停止轰炸。3月22日，约翰逊宣布召回威斯特摩兰。同一天，他通知他最亲密的顾问，他将就越南问题发表一次演说。
3月23日，约翰逊的演说起草人哈里·麦克弗森向总统提出建议，停止20度线以北的一切轰炸，同时，只要河内在非军事区表现得比较有节制，并且不进攻西贡或其它主要城市，美国就将停止一切轰炸。据麦克弗森说，总统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是积极的。但他并没有作出决定，依然动摇不定。
3月25日，高级顾问小组在白宫开会，美国对外政策权势集团的高级人士全部出席。大多数人已明显地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感到不安，以前的一致意见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开始寻找收缩战争的办法，也有人主张完全退出战争，只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依然主张强硬路线。
3月26日下午，小组同总统会见，报告讨论的情况。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汇报说，小组认为，现行政策已走进死胡同，除非投入无限制的资源，否则不能取得成功，美国大多数人民已不再支持这项政策，因而需要重大改变。
邦迪是美国越南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一直是坚定的“鹰派”，主张强硬路线，他的巨大转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总统会改变态度。3月28日，克利福德与国务卿腊斯克等人商议修改总统预定在3月31日发表的演说稿，此时的讲稿仍然是挑衅性的好战的讲话，它反映了腊斯克和罗斯托的看法。克利福德坚决反对这个讲稿，他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篇战争演说，而是一篇和平演说。
腊斯克立场顽固，似乎毫不动摇，他不相信减少轰炸会使河内满意。当克利福德宣称：权势集团，主要是工业、金融和商业的领导人物已转过来反对战争的时候，腊斯克才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最后，腊斯克同意由麦克弗森草拟另一份讲稿，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总统。
麦克弗森兴奋异常，干了一个通宵，起草了一个“和平”讲稿。3月29日，约翰逊显然已决定使用后一个讲稿，到正式发表之前，又进行了5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使讲稿越来越带“鸽派”的倾向。
3月31日晚上9时，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他一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演说，他宣布美国将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退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
长期以来，约翰逊是一直在竭力地走一条中间的路线，他一方面继续派遣部队并打击北越，另一方面又抵制“鹰派”的过分要求：逐步增加轰炸，在海防港布雷，使用原子武器，增加大量的部队到敌人投降为止。同时，他也压制先是以麦克纳马拉，然后是以他的后继者克利福德为首的幻想破灭的“鸽派”的要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鼓吹停止轰炸、无条件停火和立即谈判，甚至单方面撤出美国的军队。
他必须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地应付这两方面的压力。与此同时，外部的抵制也日益使他感到为难：公众支持的显著下降，各种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的不满，知识界、教育界的尖锐抨击，新闻报道报刊评论的冷嘲热讽把他逼到必须作出决策的地步。
但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约翰逊并没有立即作出有利于任何一方的许诺，不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总统的手中，但他必须考虑如何使一个重大的有转折意义的决定能让矛盾的各方都能平静地接受，像是水到渠成，而不致因自己的任何偏向导致决策层的分裂。
在最后的阶段，总统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私下地进行着排除障碍的工作。当克利福德工作小组的讨论明显超出了被允许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越南政策时，他实际上默许了这一行动。按他后来的解释，他给了克利福德比较广泛的权限，去探讨现行政策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在以后的日子，他也与克利福德保持着联系。
约翰逊终于达到了从混乱中撤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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