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智谋艺术：艾森豪威尔与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

1954年，印度支那半岛上越南与法国的战争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面临一次是否发动一场战争，以支持法国的困难抉择。

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密切配合下，艾森豪威尔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于成功地在临近战争边缘的危险时刻果断地撤退，避免使美国再一次卷入可能毫无结果的混乱之中。

从杜鲁门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便给同胡志明的越盟（独立同盟）军队作战的法国部队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到了艾森豪威尔期间，由于战争的日益扩大，这种援助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到1954年，美国已为法国承担了80％的战费，达10亿美元之巨，成为美国对外援助中最大的一项。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不惜代价而支援法国，是由于对朝鲜战争还心存余悸，而且越盟的军队还是共产党人胡志明领导的。艾森豪威尔很清楚，这个胡志明将军与红色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支援。如果能够依靠法国的军队把胡志明赶出越南，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便又多了继续进行冷战的筹码，而美国人不必要冒着侵入他国领土的恶名，像朝鲜战争那样，陷在旷日持久的泥泞中难以自拔。

大概是法国人不愿意让艾森豪威尔感到他的钱白花了，便故意让他知道一些能使他高兴的但不很准确的“好消息”。

有情报说越南的实际统治者保大皇帝是个民族主义者，而且颇具领袖的才干，他领导的独立政府很受越南人民的欢迎，对越南进行着有效的统治。但实际的情况是：保大皇帝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的政府也完全由法国人控制，是个腐败的傀儡政府，越南人民恨之入骨。

法国的情报部门还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些足以使他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战况，说胡志明将军的部队在法国军队的打击下，已丧失了主要力量。

这些毫无根据的情报竟使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洞察秋毫的将军信以为真。

1953年年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法军在其总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的指挥下，对胡志明的军队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势。

让艾森豪威尔感到灰心丧气的是，风云一时的纳瓦尔将军被胡志明的军队打得惨败，法国军队被包围了，他们龟缩在奠边府的堡垒群里，作最后的顽抗。

法国人不断地求助于艾森豪威尔，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军事上的。美国军方及一部分议员也提出了出兵的主张。

1954年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那个地区的热战。因此，我所批准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保此类事情一定不会发生。”

艾森豪威尔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符合以下3个基本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才有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即：

1．根据国际法拥有这种合法的权利；

2．自由世界的舆论都表示赞成；

3．美国国会赞成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不愿朝鲜战争的恶梦再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深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艾森豪威尔不愿进行干涉还有着另一个目的，1954年11月，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如果他和共和党作出了出兵的决定，必将遭到人民的厌恶和遗弃。此时的美国人不再有狂热的扩张的激动，朝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他们，他们要的是稳定与安宁。

但越南的局势在日益恶化，法国军队在胡志明军队的重重包围中苟延残喘。如果法军在奠边府彻底崩溃，不仅法军士气衰落，无力再战，而且将会迅速撤出印度支那。这种后果的影响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法国，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国家都将受到沮丧情绪的感染，这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

1954年3月下旬，法国总参谋长保罗·伊利将军访问了华盛顿。

在公开的场合，伊利将军显得踌躇满志，信心十足，似乎对法军在越南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但在私下与美国军方及政府要员的谈话中，伊利则流露出不安的情绪，他带来的前线消息，越发加重了美国官员们的忧虑，他们更感到美国有出兵的必要。

3月21日，伊利将军同美军三军参谋长正式讨论了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援助问题。他们同意增派运输军队的工具，再提供25架B-26轰炸机，而没有涉及到派出地面部队的问题。

3月22日，伊利将军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进见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指示雷德福，向法国提供它需要的任何物质形式的援助，特别要采取步骤以减轻胡志明的军队对奠边府的压力。

尽管艾森豪威尔作了积极的表示，态度热烈恳切，但没有作出伊利将军期待的决定，这使这位法国总参谋长深感失望。

但雷德福将军却极力主张进行干涉。他提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奠边府周围的敌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袭击；从中国南部的航空母舰上及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派出60架左右B-29重型轰炸机，打击围城的军队；他还打算动用美国的空降部队。

3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艾森豪威尔也勉强同意，但他重申了前述的条件，即如果没有美国的盟国及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这个计划便不能实施。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一言未发，似乎并不支持。

但3月29日，杜勒斯便在对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公开鼓吹进行干涉的必要性。他指责中国干涉越南的独立发展，并赞扬法国让印度支那各国独立的政策，接着他坚定地表示，美国将完全支持法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最后，这位反共老手激昂地指出，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如果此时不行动，将来便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即便现在要冒很大的风险。

然而，敏感的观察家很快便看出，杜勒斯只是在高谈阔论而已，当然其中包含了对共产党中国的警告，也鼓舞了法国人的士气，似乎还意在让美国人民做好开战的准备。但在行动的方法上，他却没谈到雷德福的方案，而是说要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www.xing528.com)

4月3日，经过艾森豪威尔的批准，杜勒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便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通报雷德福的方案。

杜勒斯在这个小组会议上表示，总统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两院联合决议，授权总统在印度支那使用海军和空军力量。接着，他暗示说：“也许光是通过这么一项决议本身，就会使动用武力成为不必要的。”这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杜勒斯的态度。

在雷德福介绍了他的方案之后，国会议员们进行了讨论。当他们得知，如果美军的空中袭击不能达到目的的话，将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即美国将更深入地卷入一场战争的时候，大部分议员表示反对。他们怀疑空中打击的有效性，认为美国单方面的干涉是不可取的。

这样，雷德福的方案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但小组会议主张杜勒斯先征求一下盟国的意见，看哪个国家愿意与美国一道进行“联合行动”。

4月3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了采取联合行动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的干涉行动必须是联合行动的组成部分，而联合行动应包括菲律宾和英联邦等其它东南亚的自由国家在内。

在杜勒斯为争取联合行动而努力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再一次发出威胁的信号。

3月31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绝不会坐视印度支那的形势不管，因为美国政府已经作出了将要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泛滥的承诺。

4月7日，为了再一次加重恫吓的分量，强调越南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有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他说：“你砌起一排多米诺骨牌，然后推倒第一张牌，看看它对最后一张牌有什么影响。可以肯定地说，这最后一张牌很快也会倒下。因此，只要一开始崩溃，就会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4月16日，副总统尼克松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讲话：如果“印度支那的局势要求美国派遣军队去防止那个地区被铁幕吞噬的话，政府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派出军队”，即使它的盟国不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也要干。

而艾森豪威尔的真正意图却在和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暴露无遗：“人们为你的讲话吵成一团，那很好嘛，因为它唤醒了这个国家，让大家知道印度支那的局势多么严重。”看来，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巧妙安排，尼克松的讲话既是一种有力的对共产党的威胁，同时，也是用心良苦的“试探气球”，为了挑起更广泛的争论，而争论的结果使艾森豪威尔很满意，这无异于使他摆脱了一个压迫—他并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的目的不出兵干涉，而是国会不同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为争取联合行动而去欧洲的杜勒斯也像他希望的那样，并不顺利。英国人不支持美国的做法，不愿意扩大战争，而法国也因弄不清美国的真实意图而态度暧昧。

这样，艾森豪威尔同意出兵的条件便不具备了。

4月18日，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尼克松的讲话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政策有什么新的变化，他的意见与总统、国务卿的意见是一致的，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不大，但法军更不可能从印度支那撤出。

4月19日，为了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上述立场，杜勒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杜勒斯说，美国“不大可能派遣战斗部队到印度支那去，而且连讨论也不必讨论法国有可能撤出印度支那这种纯属臆测的说法”。或许是为了防止有误解产生，杜勒斯声言，尼克松的讲话是非正式的，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不能代表总统和美国政府。

4月20日，杜勒斯明确地告诉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行动一事既不迫在眉睫，也不在被考虑之列。

这件事似乎就此平息了。但风云突变，使艾森豪威尔刚要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法军在奠边府的形势更加恶化。亨利·纳瓦尔将军写信警告法国内阁说：如果不立即进行空中支持，法国守军就维持不了多久。4月23日，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上，向杜勒斯通报了奠边府的严重局势，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杜勒斯与英国外交部长艾登进行了会谈，艾登坚决反对军事干涉的做法。

4月24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再次做出准备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只要英国同意，美国国会可在4月28日之前通过一项授权总统在印度支那使用海军和空军的决议。

在杜勒斯的热烈催促下，艾登立即请示丘吉尔首相，丘吉尔认为不能对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进行军事援助，因为有限的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而且还极有可能把全世界推向一场大战的边缘。他认为应该设法加强法国在日内瓦谈判中的地位。

4月25日，英国内阁举行全体会议，一致支持丘吉尔的主张。正如艾森豪威尔预料到的那样，除非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经过尝试后已宣告失败，否则，英国人肯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此时，美国政府内部仍有主战的呼声。当雷德福把英国人的主张传到华盛顿的时候，副国务卿史密斯没有同杜勒斯商量便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制订了一个新的方案，美澳新公约组织将授权美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便避开了英国是否参加的问题。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这一主张，这个计划也宣告失败。

4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国打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任何新步骤支持法国之前，先看一看外交活动在日内瓦能起什么作用。

至此，喧嚣了两个多月的战争危机终于消失了。在这期间，有两次临近了战争的边缘，但艾森豪威尔都巧妙地绕了过去。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很好地掌握了“走钢丝”的技巧，在危险的左摇右晃中保持平衡。他放出烟幕，作出战争的姿态，人们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他一方面似乎推着战争的轮子渐渐地走上轨道，但又暗中破坏了通向战争的途径。

杜勒斯的描述精彩地道出了艾森豪威尔的处事艺术：

“为了取得和平，你总得冒冒险，就像在战争中你非得冒点险一样。走到边缘而又不至发生战争的本领是必备的技艺，如果你掌握不好，就非打起仗来不可。假如你想从边缘逃开，假如你害怕走到边缘，那你就完蛋了。我们不得不坚定地正视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