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民大众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普通的老百姓都盼望着结束人类的敌对、矛盾、冲突，而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家园。但历史总不能尽如人意，在战争中并肩作战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却为了战后的果实分配闹得不欢而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从此开始。
杜鲁门总统主持制定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则为早已沉重的铁幕又涂上了一层阴暗的色调。
尽管这个以国务卿马歇尔命名的庞大计划名闻遐迩，但有关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1947年3月12日，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日子。因为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出席了美国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他首先要求拨给希腊和土耳其4亿美元的援助，以便使这两个国家免受赤色的传染。接着，他便发表了那篇极为著名的演说，其中的内容以后被概括为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按照美国式的标准，断然把世界上的生活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有自由选举，代议制政府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各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则完全相反，屈从于少数人的意志，借助了恐怖主义，有框框的选举及个人生活受到压制的生活方式。 杜鲁门要求美国人要把他们的利益扩展到整个世界，他们必须“协助自由之人民维持其国家完整并反对任何助长独裁政权之侵犯性运动”。他进一步直接了当地说：“此点亦即承认，加强自由人民之独裁政权，无论其为直接或间接侵略均足以贻害国际和平及美国之安全。”
在杜鲁门的眼里，世界不过是美国的代名词而已，他给美国披上了神圣的救世主的外衣，在这个漂亮外衣的掩护之下，马歇尔计划出笼了。
战后的欧洲正处在混乱、饥饿、暴力相互混杂的处境中，经济崩溃，政治动荡，民不聊生。丘吉尔首相痛心地写道，欧洲是“一座废墟……一个瘟疫和仇恨的孳生之地”。
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此忧心忡忡，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描述了欧洲的悲惨状况之后，向杜鲁门政府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美国袖手旁观的话，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而且肯定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国务卿马歇尔在访问欧洲之后，受到更直接的震动。他更担心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的崩溃，会使人们丧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共产党可能会利用人们的不满，煽动起仇恨的情绪，最后夺取政权。马歇尔回国后立即建议杜鲁门尽快研究对欧洲的政策。
事实上，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利于美国方面的情况，杜鲁门都考虑到了。所以，在提出杜鲁门主义的1947年3月，他便指示他的政府工作人员讨论由美国发起的一个恢复经济的全面计划。
在马歇尔的督促下，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开始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欧洲的问题，并按杜鲁门的指示，制订一项可行的行动方案。
5月23日，凯南提出了一份长达13页的备忘录，呈交国务院最高决策人传阅。它指出了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的后果，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着这些民主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共产党人总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这些危机，使美国受害。
但凯南也考虑到由美国人直接提出一份援助欧洲的计划是否合适的问题，因为尽管称为援助，但总有干涉之嫌—“要是由本政府单方面拟订一项旨在使欧洲能够在经济上自立的方案，并由本政府正式地予以公布，那不但效果不好而且也不合适。这是欧洲人自己的事，必须由欧洲人主动地正式提出”。
从这种考虑出发，杜鲁门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步骤。
为了试探美国公众对将要提出的这个计划的看法，5月8日，杜鲁门指示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德尔塔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说。
为争取美国公众舆论的支持，艾奇逊极力渲染欧洲的混乱现状，指出欧洲经济必须依赖美国的重要性。他把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制度的稳定联系到一起，指出美国必须马上采取援助的措施，否则用以维持人们的尊严、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繁荣所需要的起码的“经济边缘”就会保不住了。
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美国的意图。艾奇逊在去密西西比之前，特意约了三位英国著名新闻机构的记者共进午餐，向他们讲述他将要发表的演说的重要性，并特别指出它对欧洲经济的复兴、发展和统一的作用，还向他们保证杜鲁门总统正在制订一个积极的援助计划。
这样，关于杜鲁门政府将要制订一项援助欧洲的计划一事便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了。但杜鲁门政府却没有作出更具体的表示。
5月28日，威廉·克莱顿再次会见马歇尔。他认为美国应迅速行动，而不能再拖延下去，他指责上层的决策人物对欧洲的破坏程度估计不足。马歇尔当然也同意必须立即行动的主张，但他对这个计划所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还未考虑成熟，是仅限于西欧，还是扩展到整个的欧洲大陆。他更担心俄国人会插手进来。那样便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马歇尔主张不要过早地透露计划。
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次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
这次演说似乎有些突然和神秘色彩。除了总统及艾奇逊、克莱顿等少数人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谁会想到国务卿会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什么有关政策的演说呢？而且，这样重要的内容事前也不进行宣传。但艾奇逊却在演说之前及时地通知了他的3位英国记者朋友，告诉他们这次演说的重要性，并督促他们演说一发表就立即用电话把全文告诉伦敦，并作出安排，让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尽快得到一份完整的文件。(www.xing528.com)
这是一篇简短却有力的内容丰富的演说。在阐述了美国的意图之后，马歇尔声明说，美国愿意同任何“乐意协助恢复工作”的国家进行合作，这样的国家当然是指苏联。马歇尔清楚，这样的提法是有风险的，它会招致国会中极左势力的反对，但杜鲁门坚信，这样的反对会从另一部分温和派的拥护中获得补偿。同时，这也避免了以后对美国的指责，即认为美国应对欧洲的分裂负责任。
欧洲国家立即作出热烈的反应，各国的代表齐集巴黎。让美国人担心的是，莫洛托夫带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也来凑热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但这一担心不久便消失了，莫洛托夫很快撤回了莫斯科。
7月份，16个欧洲国家组成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草拟了一项欧洲经济复兴大纲，并制订了一个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以配合美国的援助。
马歇尔的演说发表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阿瑟·危登堡立即提议任命一个非党派的委员会，对此事提出意见。范登堡是个在参议院里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没有他的支持，便很难通过援助方案。但他是反对杜鲁门政策的主要人物，这样的委员会可能会起消极的作用。意外的是，杜鲁门接受了范登堡的建议，组成一个由农业、工业及劳工界杰出人士参加的总统委员会，研究援助的性质、目的及范围方面的问题。这给人一种杜鲁门在与范登堡合作的印象。
但抵制的倾向依然存在。
7月22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议员克里斯琴·赫脱提出的议案。并依据这个议案成立了一个负责研究对外援助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称为赫脱委员会。
11月25日，赫脱根据去欧洲调查的详细情况和经验，向众议院提出一个法案，要求制订一个长远的欧洲复兴计划。
但杜鲁门不满意赫脱提案的内容，他指示国务院承担这项任务，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制订计划。
12月10日，杜鲁门的计划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查尔斯·伊顿提交众议院进行审议。
为使这一计划顺利通过，杜鲁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杜鲁门在公开的场合多次称赞范登堡，说成立总统委员会的主意是他出的。马歇尔也对朋友们说：“只要争取到了范登堡的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取得大踏步的前进就有了保证”，因此他多次私下会晤范登堡，向他阐述杜鲁门计划的重要性，并说总统希望他能促使国会顺利地行动。
杜鲁门还对其他的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做出积极的姿态。向他划。他还亲自写信给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要求他们做好尽快对该计划采取行动的准备。
在杜鲁门的不懈努力之下，赫脱计划被冷落了，他被告知不要再作积极的考虑。而同时，众参两院开始听取对杜鲁门计划的意见。
1948年3月13日，参议院结束辩论，以压倒多数批准了杜鲁门的计划。范登堡不负厚望，在争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妥协。
3月31日，众议院也以329票对74票的悬殊比例通过了这一计划。
在争取政府人士支持的同时，杜鲁门也进行了细致的民众工作。
这一长远的战略计划开始于艾奇逊5月份的那次演说，接着是6月份马歇尔的哈佛演讲，到9月份，杜鲁门公布几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达到了高潮。这些报告表明美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实施这个计划，这促使公众舆论接受援助的思想和方案。
美国的一些民间组织，如农业、工业、企业及工会方面的组织也积极支持这个方案。在杜鲁门政府的帮助下，1947年夏成立了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公民委员会，以便更好地组织、宣传对援助计划的支持。
杜鲁门也积极争取到新闻界的合作，通过他们广泛地展开舆论宣传，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支持这一计划。当时的各大报纸以及其新闻记者都把马歇尔计划当做最重要的大事来加以报道。
很少有人看出表面上才具平常、貌不惊人的杜鲁门竟有如此谨慎、细致、长远的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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