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美国国会批准了肯尼迪政府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肯尼迪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巨大胜利，在缓和美苏关系、减缓冷战的紧张空气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同时，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好评，总统的地位和声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
条约的签订首先涉及到的是苏联这个核大国，要进行艰苦的谈判，在草签之后，只有取得国内各个阶层的支持，并最后由国会通过，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整个谈判、草签及最后的批准过程中，总统都积极参与并自始至终地把握着每一阶段的发展，灵活地控制着整个局势。他一边与粗暴的反复无常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进行耐心的对话、解释，一边与国内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别周旋、获取他们的支持。从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略到这位著名的总统充沛的精力和他那纵横捭阖的谋略手段所具有的无穷魅力。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取缔在大气中、水下及外层空间进行的核试验，它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限制核武器的发展和扩散，一方面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空间。
自从人类的科学进步到利用核能作为毁灭人类的武器时代，人们便对原子弹充满了恐惧。但在冷战中，核武器却成为互相遏制、互相威胁的有力手段。
从50年代开始，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问题。从1958年到1963年的5年期间，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或日内瓦18国裁军委员会等正式的场合上，或者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如外交人员的私下接触、国家元首之间的函件往来等方面，都在讨论限制军备、裁军及禁止核试验的问题。
但这类的讨论或谈判多半是毫无诚意的，因而往往演变成马拉松式的无休止的拖延，以至直到肯尼迪上任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日内瓦的会谈处于僵化状态，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裁军主张也备受冷落。
还在竞选运动中，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裁军和控制军备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前后矛盾，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计划。他向选民们保证他的政府将在裁军及限制核试验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取得重大的突破。
1961年1月，肯尼迪上任伊始，即任命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具体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任命约翰·麦克洛伊为总统关于裁军和控制军备的私人顾问。麦克洛伊是资深的政府官员，也是有名的共和党人，这一任命一方面让人看出总统对这一问题的严重关注，同时也使他的政策不带党派的色彩，容易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
接着，麦乔治·邦迪被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是研究禁止核试验方面的著名专家。总统还任命前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实验室主任杰罗姆·威斯纳为总统的科学顾问，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关于裁军和控制军备政策的著名批评者。
在肯尼迪的带领下，新的班子成员立即展开积极的活动。从1961年3月到8月进行了5个多月的谈判，但没有取得肯尼迪希望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苏联人坚决反对美国人的这一立场，即必须把“国际检查和监督制度”看作是“任何裁军协定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8月30日，苏联宣布恢复核武器试验。9月1日，试验了一系列新试验中的第一个核武器装置。
苏联的做法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震动。美国国内反共浪潮再次高涨，要求进行核试验的压力不断增大，总统的政治顾问也劝肯尼迪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立即恢复核武器的试验。肯尼迪认为这会激化矛盾，使谈判更加难以进展，他主张寻找温和的外交手段。
9月3日，美国和英国联合向苏联提出一项建议，缔结一项制止在大气中进行核试验的协定。
但苏联拒绝了这个建议。肯尼迪于是宣布美国将恢复地下及实验室的核试验。
虽然两国的核试验已经恢复，但日内瓦的谈判仍在进行，到1962年1月，谈判破裂了。在国内的压力下，4月23日，肯尼迪宣布美国恢复进行大气试验。
冷战的空气再度浓重起来，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似乎不会有什么希望了。肯尼迪没有沮丧。他一方面与英国谋求一致的行动，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就禁止核试验的计划及对莫斯科采取新做法的形式和时间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助手们检讨了整个计划，寻找可以促成谈判继续进行的途径和苏联人能够接受的条件。
到7月末，美国提出了一个较为简明的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还要求在苏联境内设立监督站或就地检查。
8月27日，美国在日内瓦以条约的方式向苏联提出了上述的建议，苏联再次拒绝了。赫鲁晓夫指责肯尼迪政府企图欺骗世界舆论，并认为有限的禁止核试验是不适当的，因为它虽然禁止其它方式的试验，却在实际上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了，它只能导致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增加核战争的威胁。
肯尼迪没有料到莫斯科会采取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态度。但他没有因气愤而停止努力。他继续和他的顾问及助手们研究可行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方案。
12月份，苏联在裁军委员会上表现出和解的迹象。12月19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专门谈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位总理作出了诚恳而果断的姿态：“总统先生，依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永远停止核试验、取消这些试验的时候了。”他还亲切地向肯尼迪表示，为使美国国会批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苏联可以每年接受两三次检查。
虽然肯尼迪怀疑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并对他提出的每年两三次的检查感到不满，他还是在一周以后的回信中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他赞成赫鲁晓夫的提议，并且“感到鼓舞”。肯尼迪不愿放弃任何一次机会。
1963年1月，在肯尼迪的积极建议下，美苏两国的专家重新开始了技术性的讨论。这些会议进展不大，还受到共和党人及其它反对派别的指责和诽谤，但总统不为所动，继续进行他的计划。
赫鲁晓夫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弯。3月份，他对美国《星期六评论》大发牢骚，他说他受了西方国家的骗，他本来以为他们会接受他的每年3次就地检查的建议的。他坚定地表示莫斯科绝不会再作让步。
肯尼迪依然锲而不舍。4月24日，肯尼迪与麦克米伦联名致信赫鲁晓夫，要求开始高级会谈，肯尼迪在信中让这位反复无常的总理相信，西方的态度是真诚的。赫鲁晓夫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恢复了与肯尼迪的书信往来，并同意在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热线电话，以便加强联系。(www.xing528.com)
到5月底，赫鲁晓夫依然坚持顽固的不妥协的态度，双方的会谈陷入僵局。这回，肯尼迪真的感到失望了，他说：“我不抱很大希望，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年达成协议……恐怕魔鬼就会出笼，我们也就无法再把它抓回来了。”
尽管悲观的情绪笼罩着他和他的助手们，他仍然设法与苏联达成协议。他决定，为减少紧张的对立局势，在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结束后就停止新的试验。
经过周密的策划，肯尼迪决定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战略。
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一次重要的演说。这是肯尼迪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次演说之一，其宗旨是摆脱冷战，促成新的和谈的进行。
他要求美国重新检讨对冷战的整个立场和态度。他指出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那便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他尖锐批驳了那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提出一切问题都可以由本来解决。最后，他着重强调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
这篇演说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一致欢迎和赞扬。欧洲的新闻界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献之一”，作了高度的评价。各大报刊借此机会，掀起了一场反对战争、向和平进军的宣传攻势。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赫鲁晓夫的态度缓和了。7月2日，他在东柏林发表谈话，表示放弃苏联的一贯坚持的强硬立场，即部分禁试条约必顺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一直是部分禁试条约 的主要绊脚石。
同月，肯尼迪派具有丰富谈判才干的外交官艾夫里尔·哈里曼副国务卿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哈里曼是前驻莫斯科大使，有同俄国人打交道的多年经验。而且，由他作团长也实现了总统与国会的协议，即同苏联的会谈由国务院负责承担，这会取得国会的合作。
事实上，肯尼迪控制着谈判的所有重要的环节，他指示代表团不能过早地透露自己的立场，以免破坏成功的希望。他亲自监督发给代表团的所有函电，代表团也必须随时向总统报告他们的进展情况。
3个核大国的正式会谈于7月15日在莫斯科拉开序幕。7月25日，草签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条约的草签意味着肯尼迪的初步胜利，接着，他便全力以赴地展开活动，争取在国会顺利通过。
7月26日，即条约在莫斯科草签的第二天，肯尼迪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请求参议院迅速予以批准。他力图让公众相信，部分限制的危险并不大，特别是同无限制试验的风险相比，要安全得多。
8月，肯尼迪向国会发出咨文，正式请求批准这项条约。对于如何向参议院提出的问题，总统也作了精心的安排，对那些出席作证的人的出场先后顺序进行了认真的推敲。让那些拥护这项条约的证人先出席，以便加强正面的效果，而推迟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作证的时间，这样能减弱反对意见的影响。
肯尼迪充分而有效地运用了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争取公众的支持。他在每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都独烈 要求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他频频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请求公众的理解和拥护。他动员报刊、杂志大量发表文章，宣传这个条约的重要意义。
他积极支持拥护这一条约的民间团体的活动。这样的团体主要有：公谊会争取国家立法委员会、世界联盟主义者联合会、争取明智的核政策委员会等。而其中最活跃又担负了最重要职责的是拥护禁止核试验公民委员会，这是一个两党性的私人组织，由市民、工业、教育和劳工各界知名的人物组成，其任务是动员公众支持这一条约。他们雇佣了一个广告公司帮助进行宣传和协调工作，创造有利的政治气候。肯尼迪经常对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面授机宜，告诉他们去与什么样的企业或参议员接触，如何去说服持有不同意见的参议员。
这些团体不仅动员一般的公众，而且试图影响决策层的主要成员，他们与态度友好的参议员保持密切的联系；给徘徊不定的参议员写信，坚定他们的态度；帮助持赞成意见的议员草拟讲演稿；向参议院大量散发热烈支持这一条约的政府官员或议员的讲演。他们的这一系列活动对条约的最后通过起到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肯尼迪政府还大力争取科学界人士的支持。在9月16日参议院辩论这一条约的时候，52位科学家联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明星报》上刊登大幅的广告，呼吁议员们投票赞成这一条约。他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有很强的说服力。
军方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在政府的努力下，主要的军方领袖如三军参谋长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尽管有的是勉强同意，在9个地区司令官中，有7人赞成。
这些活动，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可以从民意测验中显示出来。
7月份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在被访问的人中，只有47％的人对即将开始的禁试谈判无条件赞成，其余的53％或有条件赞成，或反对，或不确定。但到9月份，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9月1日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要求回答的人们中，81％的人赞成禁试条约，只有8％的人不赞成，其余的人则是有条件的赞成。
参议院的大会辩论于9月9日开始。为争取参议员们的支持，肯尼迪组织了一个跨机构的小组，与个别有影响的参议员保持密切的接触。他关注着辩论的整个过程，亲自与那些犹豫不定的参议员进行会晤，或打电话给那些态度暧昧的议员，争取他们的支持。在遇到较大的阻力时，他在不牺牲主要原则的前提下，作出有限的让步。他努力使政府官员的意见协调一致，以避免出现可能被利用的分歧。
9月24日，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这个条约，肯尼迪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肯尼迪总统在条约从草签到通过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他灵活机动地采取了多种谋略手段，或针锋相对，或妥协让步，或主动出击，或以静制动；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或小心谨慎，悄悄行动……可以说，肯尼迪的纵横捭阖之术已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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