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民主革命家，著名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他为美国的独立事业及整个人类的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801年到1809年间，杰斐逊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杰斐逊既是一个思想家、学者、贤人式的总统，又是一个敢于把自己的思想付之于实际中去的优秀政治家。
1776年，在起草了《独立宣言》之后，杰斐逊便回到自己的庄园里，过起了隐居生活。
但独立战争并没有结束，美国人民还需要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华盛顿等人的一再邀请下，他再次出山，担任公职。
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了，华盛顿当选为总统。
这时，正任美国驻法公使的杰斐逊被召回国。杰斐逊对政治感到厌烦，法国大革命也使他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去进行深入的思考。于是，他再次提出辞职的请求。
但经不住华盛顿的执意挽留，他只能出任国务卿。同时，美国民主理论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也是华盛顿的好友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在关于民主等一系列从理论到实际的重要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他任职期间，这一分歧表现到政治主张上，就更为明显了。
杰斐逊相信人类的理性，确信政府的目的只在于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如果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只能导致暴政的出现，因而他提出联邦与州、地方的分权制。相反，汉密尔顿则不相信人的理性，他认为大多数人是盲目的，不能听任他们自己作主，而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反对分权制。
经济方面，杰斐逊热爱土地，喜欢田园生活，希望美国能发展有个人最大自由的农业社会。汉密尔顿则极力倡导振兴工业和商业，主张建立国家银行，以鼓励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
外交方面的分歧则尤为突出。杰斐逊的思想深受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拥护法国的大革命，是个地道的亲法派。与汉密尔顿正相反，在所有问题上都倾向于英国，而坚持反对法国。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在大多数的争论中，华盛顿都站到了汉密尔顿一边，采取了杰斐逊极为不满的政策。
比如，在英国发动了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之后，杰斐逊立即主张美国应该援助法国。但在汉密尔顿的建议下，华盛顿则采取了中立政策。
1793年底，冲突终于以决裂的方式解决了。杰斐逊坚决拒绝了华盛顿的诚恳挽留，愤而辞去国务卿的职务。
他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在他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过上了隐居生活。他早就对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时正好重操旧业。他每天认真地耕耘他的庄园，研究植物的生长规律。他声称已丧失了功名之心，乐于过一生的淡泊日子。
但是，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已。实际上，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早在1792年的夏天，反对汉密尔顿学说的人便组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全国性的政党，他们自称为共和党人。而杰斐逊被公认是这个新政党的领导人。(www.xing528.com)
他通过书信这一秘密的方式继续从事他的政治活动。他与他的好友麦迪逊、马兹等人书信往来极为频繁，他在信中不断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关切着国内的重大变化，为他的政党出谋划策。
1796年，民主共和党推选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与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竞选总统。杰斐逊终于再次步入政坛。
选举的结果是，亚当斯比杰斐逊多获3张选举人票，当选为总统，杰斐逊为副总统。
副总统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闲职，虽然名声很大，但没有实权。杰斐逊上任后，依然保持着超然的态度，表示无意过问政治，也不参与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埋头于自然科学以及抽象的哲学，而且颇有建树，使人感到他真的钻进了象牙之塔。
他却悄悄地从事着幕后的策划，鼓动共和党与联邦党的斗争，抨击现任政府的政策。
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外国侨民法》和《镇压叛乱法》就遭到共和党人的坚决抗议。杰斐逊以其犀利的文笔为肯塔基州议会起草了攻击上述法案的决议，严厉指责联邦政府侵犯州权，摧残人民主权的权利。这两份文件传颂一时，成为抨击联邦党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杰斐逊。
同时，杰斐逊加紧活动，做好了一切竞选的准备。
1800年，杰斐逊的阿伦·伯尔再次被民主共和党人提名为候选人。与纳翰·亚当斯和查理斯·平克尼将军竞选第三任总统。
联邦党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诬蔑杰斐逊是一个异教徒，有消灭宗教的企图；对他的亲法主张也大肆抨击。
但杰斐逊提出的口号“权利平等和民权自由”更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当时的美国民主制度正经历着较大的改革，即由贵族阶层的民主向普通的全民的民主过渡，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杰斐逊的主张正好是这一历史趋势的理论体现。
在杰斐逊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联邦党人失败了，杰斐逊战胜了亚当斯。
但杰斐逊的竞选伙伴阿伦·伯获得了与杰斐逊同样多的选票。
最后，经过众议院的裁决，杰斐逊被选为总统。
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第三任总统。
1804年，他竞选成功，得以连任。
1808年，他再次被共和党人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为了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被一个伟大的权威所破坏，为了给后人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相信使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是好的制度而不是辉煌一时的领袖，他坚决拒绝了对他的提名，回到了弗吉尼亚的庄园。
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过着真正的隐居生活，钻研哲学，直到182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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