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将领传略

孙蔚如 (1896—1979)

孙蔚如(1896—1979)，名树棠，字蔚如，以字行。陕西长安县豁口村(今属西安市灞桥区)人。幼年随父辈读书。1910年，考入咸长初级实业学校。次年，转入长安高等小学学习。在此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孙蔚如曾协同陕西革命军进攻西安城内的清兵，参加了西安起义。1913年，进入西北大学预科(该校旋改为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学习。同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5年夏从该校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科班员。曾参与测绘关中地区各县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历时3年。1916年，孙蔚如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8年2月，孙蔚如参加陕西靖国军，在左翼总司令曹世英部下任职。同年8月，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所部第二支队第一营连长。1920年春，孙蔚如率领4个排，击败甘军陆洪涛部喻升一标之众于旬邑县清水塬。

1922年春，孙蔚如调往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任第五营副营长，旋任营长。同年3月26日，率部参加了在乾县铁佛寺截击甘军陆洪涛军火之战。同年4月22日，杨虎城所部在兴平与马嵬镇全歼直系军队第二十师阎治堂两个营。此役，孙蔚如两臂负伤。同年5月，杨虎城率部北上陕北。孙蔚如则先后就医于凤翔、三原等地。同年秋，孙蔚如经河南、河北前往北京，在同仁医院治疗臂伤。伤愈后经山西太原等地，赶赴陕北榆林，出任杨虎城部团附。1924年初夏，杨虎城创办安边军事教导队，孙蔚如担任队长。同年7月，孙蔚如曾为安边军事教导队军营撰写楹联:“绝塞风高柳营春暖;青郊试马虎帐谈兵”。此联被传诵一时。

1924年11月，杨虎城被任命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下辖两个支队。孙蔚如任第二支队参谋长。部队随即南下关中，于12月抵达耀县。同时，安边军事领导队改编为教导营，随军南下，营长由孙蔚如兼任。1925年8月上旬，担任第二支队参谋长兼第二游击支队司令的孙蔚如率部击败甘肃军阀孔繁锦部，占领了千阳、陇县县城。同年8月22日，杨虎城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之职，孙蔚如担任该师第二游击支队司令。

西安反围城斗争期间，孙蔚如所部驻守镇嵩军的主攻方向东城一带，大小战斗，几乎无日稍歇。7月22日，镇嵩军以赏金数万，选拔敢死队员300余人，每人给银洋500至1000元重赏，配备云梯50架，在重炮掩护下登上东北城墙。孙蔚如亲率所部与敌拼死肉搏，血战竟日，这就是著名的东北城角爬城战。是役，给镇嵩军以重大杀伤，粉碎了镇嵩军的强攻企图。孙蔚如在西安反围城期间，曾作七律《坚守长安》一首，诗中写道:“惊心风雨倍凄其，万众忧煎不继炊。菜色载途怜饿殍，马肝充实悯兵饥。孤城血战经年纪，半壁河山力转移。忍痛同仁争最后，援军在望会舒眉。”

西安城解围后，孙蔚如在1927年1月21日至26日召开的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监察委员。同年2月，杨虎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稍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孙蔚如任参谋长。同年5月，东出潼关时，调任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师长之职。随后，参加了豫东会战，在程大庄战斗中，孙蔚如以步兵一营和师部手枪连，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阻敌三昼夜，使之不得西进，从而为第二集团军总部调集重兵，歼敌于兰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年10月，杨虎城所部进驻安徽省西北部的阜阳地区太和县，进行休整。

1928年2月，杨虎城离开部队，前往南京。4月下旬，杨虎城前往日本考察和养病。杨虎城离开部队时，指定由孙蔚如代行军务。孙蔚如在主持第十军军务期间，曾获悉该军的部分共产党名单，即将这些共产党员以“编余军官”的名义，给资护送到安徽与河南两省交界处，让他们“自寻出路”，从而保护了这些共产党员。之后，孙蔚如率部队先后移防砀山和山东单县。同年11月，杨虎城部队被改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任师长，孙蔚如任第三旅旅长。在杨虎城未回国前，由孙蔚如代理师长职务。1929年1月，杨虎城回到部队后，即奉命率部剿灭刘桂堂(刘黑七)、顾震诸匪。孙蔚如指挥所部，旬日之间，即歼灭大多数土匪，并攻占了日照、诸城、临沂、莒县等县县城。

1929年5月，杨虎城所部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孙蔚如仍任第三旅旅长。9月上旬，杨虎城部队奉命由山东高密开赴湖北老河口。同年12月，孙蔚如率部在豫鄂陕边界的内乡、淅川、紫荆关等地，击败了冯玉祥所辖的第二集团军总部特务师刘汝明所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杨虎城部队进驻河南南阳后，即于当年秋季在南阳城隍庙开办了新编第十四师南阳教导大队。杨虎城亲自兼任大队长，孙蔚如任大队附。教导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共产党员张汉民、赵莘仁、王明分别担任中队长。教导大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连排佐官及骨干分子，共500多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孙蔚如被杨虎城任命为代理南阳守备司令，担负前线军需补给和保障后方安全之任务。9月9日，孙蔚如率部在曹店、南召一带截击刘汝明所部，大获全胜。随后，孙蔚如所部分别于9月22日和9月30日，先后攻克叶县和鲁山县城。该部随即与第十七路军主力部队会师，进攻洛阳。同年10月，孙蔚如就任第十七师师长。在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的进军途中，孙蔚如奉命截击由大荔一线东撤的冯玉祥系军队。杨虎城在10月28日向蒋介石发出的通电中称:“我孙师长蔚如率部俭(俭日，即28日)晓七时将同州完全占领，俘虏千余人，获长短枪七百余支”。此后，孙蔚如所部由大荔一带移防三原。11月12日，杨虎城前往三原，召见孙蔚如，布置驻防与进剿事宜。

1931年1月6日，杨虎城任命孙蔚如兼任陕南绥靖总司令。孙蔚如随即率部进剿在凤翔发动兵变的陕西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甄寿山的旧部杨万青、毕梅轩、苏纪昌等，并先后克复凤翔、陇县等地。此后，第十七师师部即设凤翔。孙蔚如所部赵寿山第五十一旅则向汉中行军，并于2月上旬抵达南郑。

在第十七师师部进驻凤翔后，杨虎城为了加强对部队官佐的培训，成立了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由孙蔚如担任监督，下设第一、第二两个中队。训练班学习期限为一年，毕业后由第十七路军总部统一调配所属部队。同年4月18日，孙蔚如抵达南郑，视察汉中防务，后复返回凤翔。6月23日，杨虎城在凤翔听取了孙蔚如关于陕南及西府地区防务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1931年11月上旬，吴佩孚在甘肃兰州受到新编第十八师师长雷中田和国民党中央派驻甘肃视察的特派员马文车的拥戴，自任“中国国防军”总司令，企图东山再起。蒋介石电令潼关行营代主任杨虎城速派部队入甘平乱。杨虎城即派遣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由陕西西进，命令驻防甘肃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圭璋也率部西进。孙蔚如和陈圭璋两路夹击，经定西一战，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孙蔚如所部又挥师西进，迅速占领了兰州，吴佩孚、雷中田仓皇逃走。甘肃之乱得以平定。甘肃之乱平定后，该省行政无人主持。杨虎城电令孙蔚如暂行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并报蒋介石备案。12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

南京政府在任命孙蔚如兼任甘肃宣慰使的当天，宣布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邵力子迟迟没有到任。1932年5月6日，邵力子通电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职，孙蔚如等任省政府委员。次日，甘肃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同年7月，孙蔚如率甘肃宣慰使署和第十七师师部离开兰州，移驻平凉。9月30日，南京政府命令免去孙蔚如兼任的甘肃宣慰使一职。同一天，宣布任命孙蔚如为陆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而在此之前，杨虎城于同年6月辞去所兼第七军军长之职。随后，冯钦哉被任命为第七军军长。第七军及第三十八军均属第十七路军所辖，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与陕西汉中交界处建立川陕边根据地。1933年2月，蒋介石命令追剿红四方面军进至汉中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与已由平凉移防甘肃天水的孙蔚如第三十八军换防。到4月底，孙蔚如部移驻汉中。此后，孙蔚如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开始与红四方面军进行秘密接触。5月12日，孙蔚如亲笔在绫绢上写下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信。信中写道:“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阉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孙蔚如的这封亲笔信函，由时任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的中共秘密党员武志平送往红四方面军总部。5月31日，红四方面军代表、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在武志平的陪同下，抵达汉中。从第二天起，孙蔚如作为杨虎城的全权代表，与徐以新进行谈判。孙蔚如在会谈中提出以下五点意见:(一)希望红军不要在陕南、川北地区发展下去，应向甘肃地区发展。(二)如果那样做，十七路军愿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三)如果红军仍在川北停留，十七路军绝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至于前哨小的冲突，应视为正常的情况。(四)以当前的形势所限，只能是秘密往来，建立秘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五)十七路军派武志平和红军保持联系，随时传达双方的意见。徐以新允将上述意见向红四方面军领导汇报后再作答复。

在双方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后，徐以新于6月5日离开汉中，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汇报。孙蔚如在徐以新6月24日再次返回汉中后，再次与他进行会谈。双方达成秘密协定如下: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双方的友好往来应该是秘密的;二、互不侵犯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各守原防，不向对方攻击。三、红军在第十七路军防区内采购一些日常用品，第十七路军应予以保护，并建立秘密联络点和秘密交通线。从当天起，红四方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秘密协定正式生效。同年12月20日，孙蔚如就进一步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事宜，致信武志平。孙蔚如在这封署名“小兄知名不具”的密信中写道:“西光兄(指红四方面军——引者注)，此刻即不得意于东，可否能与我们协同一致向西北方面进展，作打开国际路线之工作。倘有此决心，吾弟不妨前往谒西光兄一谈究竟。不然互不侵犯两方业已订立，惟宁羌(今为宁强)、镇巴方面，彼方常欲窥视。兵戎相见，各有损伤，殊无味也。”

1933年12月，孙蔚如(左三)与杨虎城(左二)、赵寿山(左一)等在汉中机场合影

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的三项秘密协定，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北线解除了后顾之忧，而第三十八军的力量也得以保存。双方建立的秘密交通线和联络点，也成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互通所需物资的渠道。

1935年2月3日至22日，红四方面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历时20天的陕南战役。陕南战役重创了第三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孙蔚如对红四方面军违背互不侵犯协定之举困惑不解。他在1952年11月所写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后来，张国焘背约进攻南(郑)褒(城)，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曾起一度波动。”

1935年11月，孙蔚如率第三十八军移防三原、韩城、合阳一带。1936年1月23日，孙蔚如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36年8月间，孙蔚如所部移防县、洛川、甘泉等地。就在此期间，孙蔚如从杜斌丞先生处得知当时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的孙作宾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汇报工作的情况后，即在西安红埠街家中约见了孙作宾。孙蔚如对孙作宾说:“你去陕北苏区，希望能给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先生捎个话，我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

毛泽东在听取了孙作宾关于在第十七路军中工作情况的汇报后，于9月3日致函孙蔚如。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施)洛(川)，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贵方民团与敝方之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付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写道:“虎城先生即此致意。”随后，孙作宾带着毛泽东写给孙蔚如的信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返回西安，并在红埠街孙蔚如公馆当面转交给孙蔚如。

1936年11月14日，日本“德化”特务机关策动汉奸组织的“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向绥远发动进攻。驻绥远的傅作义部队奋起还击，于11月18日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绥远抗战的胜利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援绥运动。就在当天，孙蔚如致电杨虎城，表示全军将士愿捐薪慰劳绥远抗日将士。电报指出:“日本伪军匪众，大举犯绥，前方将士，于雪虐风餐之中，尽卫国守土之责，忠勇奋发，感人殊深。此次绥东战事，关系大局，凡我国人，咸殷敌忾，本军官兵，谨以一日所得薪饷，捐助绥军，略表慰劳之忱，敬祈转汇为感”。这封电报于11月20日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在陕西和西安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五间厅。12月6日下午，孙蔚如奉命前往五间厅，听取蒋介石的“训导”。12月11日，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确定发动兵谏之后，孙蔚如奉杨虎城之命，再次前往五间厅，拜见蒋介石，以进一步确定蒋介石的“行止”。当天晚上，孙蔚如应杨虎城之召，前往止园别墅，与杨虎城、赵寿山、孔从洲等商议了西安城内军事行动的方针和步骤。随后，孙蔚如等又随杨虎城前往新城杨虎城公馆，进一步与李兴中等确定了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杨虎城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协助自己安排第十七路军所属各部布防及向西安城与附近地区集结地调动。子夜时分，张学良率王以哲等将领来到杨虎城公馆。张学良跨进公馆内室后，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孙蔚如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不会出卖朋友。”当天凌晨，孙蔚如一直在被作为西安事变临时指挥部的新城公馆内，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指挥兵谏的军事行动。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临时西北军委下设参谋团，孙蔚如为参谋团成员。12月17日，临时西北军委会宣布组成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

1937年1月1日，杨虎城在西安西关飞机场举行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官兵参加的阅兵式，抗议南京政府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孙蔚如参加了阅兵式。就在这一天，孙蔚如以西安戒严司令的名义发表元旦广播讲话，表达了西安军民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强信念。

1月5日，南京政府发布会令:杨虎城、于学忠“革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出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电，表示接受“革职留任”之处分。同一天，孙蔚如也发表通电，宣布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

孙蔚如宣布就职之后，由于当时西安局势动荡不定，未暇顾及省政府工作，省政府日常政务由秘书长杜斌丞主持。2月15日，孙蔚如在陕西省政府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指出:“兄弟自通电就职，因正在进行和平过程中，未能常来省府，殊觉抱歉。此二周中，省府及各厅处工作，赖诸同仁共同负责，得以照常推进，深感欣慰。”2月25日，李宗仁、白崇禧给孙蔚如发来贺电，祝贺他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贺电指出:“敬悉荣膺简命，主政三秦，奠和平统一之基，励抗敌御侮之志，国赖中流砥柱，人怀西北长城。特电驰贺，伫候新猷。”(www.xing528.com)

3月20日，孙蔚如第一次主持召开陕西省政府临时行政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今天是陕西省政府召集临时行政会议开会的日子，是本席和列席聚首一堂，商讨省政的第一次。”孙蔚如指出:“今次召开行政会议，自系为集思广益，尽量商讨，并听取报告起见。将来会议的结果，并拟为陕西省政上树立一个一年期间的行政计划，分开步骤，踏实的做去。首在安定地方，澄清吏治，整理财政。其次则推进教育建设，发展生产，提高文化，都是这一年之内，希望相当做到的事件。”

孙蔚如作为一名爱国将领，在主持陕政期间，积极支持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主运动，在陕西作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建设诸方面，颇多建树。

从同年3月25日起，孙蔚如兼任陕西省保安司令。5月7日，南京政府命令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第十七路军番号，保留第三十八军建制，仍由孙蔚如任军长。

孙蔚如原定6月24日前往上海，为即将前往欧美考察的杨虎城送行。因当时陕西局势错综复杂，难以脱身，特派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前往上海，为杨虎城送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孙蔚如迅速派出第三十八军所辖的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奔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

9月18日，陕西各界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大会。孙蔚如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自由独立的神圣战争，大众要深切认识，扩大宣传，使大多数人民，个个有深刻认识和决心，兴奋起来，和敌死拼，争取最后的胜利。”

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免去孙蔚如所兼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任命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6月21日，孙蔚如的国民革命第三十八军被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

同年7月，孙蔚如部开赴华北前线。7月16日，蒋介石电令，由第三十一军团承担中条山脉各隘口防守任务及确保黄河东岸之茅津、大阳、永济各渡口。7月18日，孙蔚如致电蒋介石，请求将第十七师(欠一旅)及第一七七师之第五二九旅归还建制。7月22日，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批准将以上部队归还第三十一军团建制。随后，孙蔚如指挥部队在保卫永济之战中，予日军以重创。

1938年11月，第三十一军团被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和川军第四十七军。

孙蔚如所部在驻守中条山期间，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他在1952年11月所写的《自传》中回忆说:“至1940年冬，先后击退日寇所谓‘扫荡中条山’战争者11次，内以1939年6月6日战役为最激烈。是役也，就孔(从洲)旅获得敌之作战命令，而知敌以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七师团之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山炮第一联队，并附有轰炸机38架之山口集成飞行队，分九路进犯我九十六军之一七七师陈式玉、三十八军之独立四十六旅孔从洲等平陆、茅津、大巨、二十里岭一带防地，激战十日夜，我卒恢复原有阵地，予敌重创。”

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得知第四集团军中条山获胜的捷报后，喜不自禁，填词《天净沙·赠孙蔚如总司令》:“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孙蔚如于同年秋季，在山西平陆写下七律《烈烈金风》。诗中写道:“烈烈金风荡寇氛，中条立马日将曛。”“待看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奏大勋。”

1939年秋，孙蔚如为即将开办的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填词《满江红·立马中条》，作为干训班班歌。词曰:“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伐鼓。怒臶裂:岛屿小丑，潢池耀武，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金瓯缺，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剿绝天骄伸正义，扫除叛逆清妖蛊。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日当午。”1940年1月，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开学，孙蔚如亲自兼任班主任。他还为干训班题写班训:“忠、勇、诚、义”。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共开办了两期。

1940年11月，第四集团军奉命南渡黄河，调防河南西部偃师、巩县、池水、荥阳一带，守卫黄河河防。此后，孙蔚如指挥部队先后参加了1941年10月间的广武地区之战和1944年4月至6月进行的河南战役。

1944年9月20日，孙蔚如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的孙蔚如

1945年2月27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从西安发出密电，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汇报了他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的谈话内容。周子健在电报中说:“据杜(斌丞)老说，孙(蔚如)对我方态度近有转变。彼过去谈到我们时总认为是不守信义，与缺乏作为之一群。彼与杜谈到我们时，承认我们有办法，只有我们才能将中国的事办好。杜当时即问孙:为什么改变过去的看法?孙即举了河南战争前后情形，以作说明。他(指孙蔚如)说:蒋(介石)的军队在河南，不敢阻击敌人的进攻，到处遭受老百姓的反对。我们(四集团军——原注)亦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亦不大拥护我们。可是，共产党到了后，能很快将老百姓组织起来，收复失地，取得人民的真正拥护。同时，他们答应不到我们防区活动，而能守信，这是我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周子健电报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2日，毛泽东在电文上向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作出指示:“请你们约束部下，勿侵犯孙蔚如部利益，并和孙部妥为联络交好。”

1945年5月，孙蔚如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6月20日，孙蔚如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7月，孙蔚如到达湖北恩施防地，正式就职。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受命担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在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19天的时间内，孙蔚如部共解除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大将所属之21万日军和10万伪军的武装。9月17日，孙蔚如在抵达武汉的当天，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武汉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今于沦陷七年后，在一片胜利欢迎中，我们回到这光荣的、历史的重镇，自然百感交集，自然是无上的兴奋。”

同年10月3日，孙蔚如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孙蔚如任副主任。1947年初夏，武汉行营改组为武汉行辕，孙蔚如仍任副主任。1948年8月19日，孙蔚如被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即赋闲在家。同年年底，携家眷由南京迁居杭州。1949年初，蒋介石隐退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孙蔚如和于右任等曾联名上书李宗仁，呼吁释放杨虎城，但却没有结果。同年4月中旬，孙蔚如以经上海前往台湾为名，由杭州潜居上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孙蔚如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孙蔚如于1949年12月来到北京。次年春，孙蔚如全家移居北京。到北京后，孙蔚如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50年8月，孙蔚如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13日至23日，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孙蔚如当选为副主席。

孙蔚如和夫人在家中

1951年，孙蔚如携家眷返回陕西。同年12月24日，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召开，孙蔚如副主席在会上作了协商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1952年8月，孙蔚如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孙蔚如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考察。回忆起1924年与杨虎城率陕北国民军南下关中途经延安的情景，他挥毫写下《七律·再游延安》:“三十年来一往还，延安不复旧延安。名称圣地开新运，功济劳人得主权。韩范雄风成往事，金元战迹只荒山。和平精神从今始，马列精神万古传。”同年11月17日至26日，陕西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孙蔚如再次当选为副主席。

1953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孙蔚如被任命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1月，孙蔚如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二总分团副团长，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和朝鲜人民，历时两个多月，孙蔚如在此期间曾写下了《七绝·慰问朝鲜》:“一战功成扫劫尘，和平大力信无伦。载将祖国全民意，来慰中朝敬爱人。”

1955年2月25日至3月2日，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孙蔚如为副主席，排名副主席首位。在1958年7月28日至8月3日召开的陕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孙蔚如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1963年12月，在陕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孙蔚如再次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蔚如被冲击，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1977年12月24日至30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孙蔚如当选为副主席。1978年2月，孙蔚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孙蔚如还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83岁。孙蔚如的骨灰安放在西安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