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将领传略-1893至1949

杨虎城 (1893—1949)

杨虎城(1893—1949)，乳名长久、久娃，后名忠祥、，曾用名虎臣、呼尘，后以虎城之名行世。陕西蒲城人。

一

杨虎城于1893年11月26日诞生在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心灵手巧，还会做木匠活，农闲时做一些农具、家具出售，以贴补家用。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含辛茹苦，勤劳操持，维持着这个贫寒的家庭，并将杨虎城和他的弟弟杨茂三拉扯长大。

1903年春，杨虎城10岁时，进入本村的一所私塾读书。两年以后，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辍学。1906年春，他来到孙镇一家饭馆里当伙计。繁重的劳役，使他受到了艰辛劳作的考验;嘈杂的市井，也使他饱尝了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1908年5月31日，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因参加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在省城西安被官府绞死，年仅44岁。父亲的惨死，使这位15岁的少年如五雷轰顶。杨虎城徒步数百里，将父亲的遗体从西安文昌门外的江浙义园运回故里安葬。在迎父归葬的过程中，杨虎城得到了许多父老乡亲和本村“孝义会”的多方帮助，使他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说:“迎父归葬，穷人相帮，使我对三秦父老，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反清抗暴的复仇种子，也开始在这位血气方刚的关西赤子心中生根发芽。

就在这年9月，在蒲城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蒲案”。陕西同盟会支部长井勿幕在家乡蒲城发起成立陕西同盟会教育分会，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民主思想，遭到知县李体仁的残酷镇压，引起陕西和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这场斗争在全国各界的声援下取得了胜利，李体仁被赶走。这一斗争的胜利，成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的“预演”和前奏。亲身经历的这场斗争，对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后来曾这样写道:“我的革命，实由蒲案起点。”

“蒲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中秋节，杨虎城被推举为甘北村及附近村庄自发组织成立的一个抗暴组织“中秋会”的首领。“中秋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为宗旨。一时之间，应者云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200余人的武装力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振奋。12天之后，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起义，成为北方各省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一个省。西安起义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取得胜利，不仅大大动摇了清王朝在陕西和西北统治的基石，也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地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辛亥革命的发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杨虎城迅速投入这一革命洪流之中。他带领“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革命党人组建的“秦陇复汉军”，被编入张云山部向紫山率领的“向”字营，率部转战和坚守于乾州、礼泉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

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杨虎城这位关西赤子久已萌生的革命种子迅速开花结果。他在1925年春所写七绝《乙丑春忆往事》一诗中表白了自己当时的心声:“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事物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漫长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开始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但它却不能革故鼎新，改变政治形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就夭折了。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4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民国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大权转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在此之后，陕西的局势也开始出现逆转，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所侵吞。第二年，杨虎城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乡，继续领导蒲城一带农民的抗税、抗债和抗暴斗争。

当时在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名叫李桢的前清秀才。他横行乡里，催租逼债，包揽祠讼，夺人田产，成为蒲城一霸。杨虎城打富济贫，扶弱抑强，被李桢和当地土豪劣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借机寻衅，缉捕杨虎城。杨虎城决心为民除害。1914年秋，他带着一把短枪，只身闯入李家号房，用枪打死了李桢，随即冲出号房，扬长而去。杨虎城只身闯号房、诛李桢的壮举一时间传遍四乡，追随他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

就在这年秋天，孙镇区区长孙梅臣呈请县知事委派杨虎城为东乡民团团总，管辖东乡12个分联。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宣布复辟帝制，并宣布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反对复辟帝制、拥护共和、讨伐袁贼的巨大浪潮，护国讨袁运动风起云涌。袁世凯在陕西的爪牙陆建章对袁世凯称帝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陕西革命党人加紧联络、筹措枪械，于1916年3月24日发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护国军，并发表通电讨袁(世凯)逐陆(建章)。5月9日，陈树藩在蒲城通电全国，宣布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经过陕西军民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讨袁逐陆战争的胜利。

1919年时的杨虎城

陕西护国军成立后，杨虎城所部被改编为陕西护国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在陕西护国军发动的讨袁逐陆的战事中，杨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划归大荔)、合阳一带，出奇制胜，多次截击陆建章的部队，屡战屡胜，迅速成长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

护国军时期的杨虎城

这在这一年，杨虎城在驻防同州(大荔县)期间，与一位能骑马、善打枪的四川广汉籍姑娘罗佩兰结为夫妻。罗佩兰为杨虎城生育长子拯民、长女拯坤(后改名周盼)。

讨袁逐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陕西带来福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死去。皖系军阀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第二天，陈树藩即率先在全国宣布取消独立，举陕西全境奉还北洋政府。段祺瑞随即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7月，陈树藩又兼任陕西省省长。陈树藩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再加上陕西连年水旱灾荒，为害甚烈，广大民众啼饥号寒，痛苦不堪。

杨虎城夫人罗佩兰与儿子拯民(站立者)、女儿拯坤

陈树藩背叛民国、倒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行径，激起了陕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段驱陈运动在三秦大地上迅速兴起。1918年1月，陕西靖国军在三原成立，杨虎城出任陕西靖国军左翼总司令曹世英部第五游击支队司令。这年4月，杨虎城等部在关山界坊与陈树藩上万人的“八省援陕”部队激战六昼夜，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同年7月，著名革命党人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回到三原，主持西北革命大计。正苦于群龙无首的靖国军各部将领欢欣鼓舞，一致拥戴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杨虎城出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在于右任、井勿幕的领导下，陕西靖国军得以迅速壮大，统辖范围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统治的地区只剩下西安及其以东公路沿线的几个县。陕西进入了靖国军与陈树藩部队两军对峙的时期。杨虎城奉命驻防临潼栎阳镇。

1919年，在驻节临潼栎阳期间，杨虎城奉母亲之命，与蒲城孙镇东街的张蕙兰女士完婚。张蕙兰生育一子，即拯仁。拯仁在西安事变后病故。后来，杨虎城的子女多由张蕙兰抚养长大。

1920年2月，杨虎城鉴于驻地临潼栎阳镇地面狭小，又无险可守，遂率军西进，攻克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一个营。接着又占据扶风等县。兵员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扩编为5个营。

杨虎城与夫人张蕙兰

1920年7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和西南军阀，起兵讨伐已声名狼藉的皖系军阀，只用了短短的四五天时间，就打垮了皖系军阀主力。段祺瑞被迫于7月19日宣布辞职。北方政权逐渐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1921年5月，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任祥盛将军之职，并明令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陈树藩不服调遣，企图以武力抗拒。6月，直系军队阎相文、吴新田、冯玉祥先后率部入陕。陈树藩被迫率部西撤，企图以兴平为中心，以咸阳为前线，依托渭河固守观变。但陈部在直军冯玉祥和靖国军胡景翼部的两面夹击下，一触即溃。陈树藩只带了少数残部逃往陕南，又遭到吴新田部队的进攻。陈树藩只得逃往川陕边界，打出西北自治军的旗号。但不久即失败。陈树藩从此在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阎相文督陕后，恩威兼施，大部分靖国军将领或者被杀，或者接受改编。驻军武功的杨虎城不为所动，仍坚持高举靖国军的旗帜。吴佩孚亲自派一名参议来武功劝说杨虎城接受改编，被杨虎城婉言拒绝。就在这年的8月22日，阎相文因直系军队内部矛盾激化无法应付而服毒自杀。随后，北京政府宣布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

杨虎城在临潼栎阳

1921年9月25日，已接受直军改编、出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的胡景翼(字立生)，召开了有渭北15县196人参加的陕西国民代表会议，并以会议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对胡景翼换旗之举极为不满。他在当年10月，致函时任胡部总指挥的邓宝珊，对此举予以严词谴责:“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血战历年，苦心孤诣，中外共仰。乃闻立生忽受奸人蒙蔽，召集少数无赖之徒，托名国民大会，变更靖国军名义，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1922年3月，杨虎城派队将避居淳化县方里镇的于右任先生迎接至武功。于右任在武功宣布重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驻凤翔，设行营于武功，委任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在武功军民大会上发出铮铮誓言:“既然我们抱定革命的目标，就要抱定革命的人格。我坚决跟着孙中山先生走，把靖国军的旗帜打到底!”

杨虎城出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之后，根据获得的情报，即于3月26日在乾县铁佛寺成功截获了甘军陆洪涛购买过境的一批军火。共截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子弹五六十万发。这些军火的补充，使重建的靖国军如虎添翼。4月，于右任趁直奉战争爆发、直军主力大部东调之际，命令杨虎城和第一路司令李夺两部协力攻取马嵬，相机向兴平、咸阳一带进兵。4月22日，杨虎城部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阎治堂第二十师的两个营。次日，直军全力反扑，杨虎城率部浴血奋战。终因靖国军援军未至，贻误战机，被迫退守武功。直军遂以第二十师为主力，加上郭金榜第二旅及镇嵩军一部，配备大炮40余门，猛攻武功。杨虎城率部坚守阵地，苦战半月而不稍后退。由于甘军东出，对靖国军形成东西包围之势。杨虎城遂被迫于5月5日放弃武功，西撤凤翔，与第一路司令李夺会合。5月11日，杨虎城与于右任相会于凤翔田家庄。如今的凤翔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就是当年杨虎城第三路司令部的驻地。

杨虎城与于右任相会后，权衡当时形势，认为对靖国军极为不利。为了保存一点“西北革命的种子”，杨虎城表示可以率部北上榆林，并请于右任南行，向孙中山先生请示机宜，敬待后命。5月29日，杨虎城率部由凤翔田家庄出发，经麟游、礼泉、乾县、三原、富平、耀县等地，进入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防地。于右任也于5月31日离开凤翔，经四川成都前往上海。于右任和杨虎城离开后，靖国军李夺、麻振武两部势单力薄，被镇嵩军刘镇华收编。陕西靖国军至此最后失败。

杜斌丞

塞上重镇榆林，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镇守使署所在地。井岳秀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杨虎城这位蒲城乡党的到来不无疑惧，但碍于同乡之谊，井岳秀同意将杨虎城所部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子高为团长，下编三个营，分别驻守在定边、安边、延安一带。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寓居榆林，加上他当时身染伤寒，重病缠身，胸中的郁闷之情可想而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自己当时的心情“抑郁寡欢”，“烦闷不已”。

杨虎城在榆林养病期间，结识了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杜斌丞是陕西米脂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虎城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和民主进步思想，两人一见如故。经杜斌丞介绍，杨虎城又结识了当时任榆林中学教师的魏野畴。魏野畴是陕西兴平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毕业回陕，先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后应杜斌丞之邀，出任榆林中学教师。魏野畴宣传的新文化、新思想，使杨虎城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与杨虎城结识不久之后，魏野畴于1922年秋季离开榆林，前去北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刘天章、李子洲等发起成立了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并创办了《共进》半月刊。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魏野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虎城与魏野畴从相识到相交，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思想倾向与作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会议，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彻底改组国民党。在此之后，南方的国民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蛰居榆林的杨虎城指派姚丹峰和马克斋东渡黄河，南赴上海。在于右任的引荐下，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姚丹峰将杨虎城一封用绢帛书写的报告书面呈孙中山先生，并详细汇报了杨部转战的情况。孙中山对杨虎城的英勇斗争精神深表嘉许，并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养精蓄锐，以待后命。孙中山还希望杨虎城能“出外休养”，赴上海面谈。1923年1月，姚丹峰、马克斋带着孙中山和于右任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函，返回榆林。杨虎城因大病初愈不能远行，加之部队立足未稳，尚有许多要务需要他亲自主持处理，难以成行。杨虎城权衡再三，遂写信说明此意，派姚丹峰再次前往上海，向孙中山先生面呈此信。孙中山先生见信后，表示同意，希望以后有恰当时机再邀杨晤面。在以后的岁月里，杨虎城常常为自己终究未能当面聆听孙中山这位历史伟人的教诲而抱憾不已。

魏野畴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宣言指出:“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会议的召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姚丹峰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孙中山接见了姚丹峰，并亲自批准，为杨虎城办理了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的党员证编号为“军字01009号”。

杨虎城在政治上坚持追随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的同时，深感加强部队训练、培训骨干力量对进一步扩展部队力量的重要性，他在命令部队整训期间，决定成立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1924年初夏，安边军事教导队成立。教导队队长由中校团附孙蔚如兼任，学员有120多人，大都是从陕北、关中各地招考的青年学生。共编有3个排。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为部队中的指挥骨干。

安边军事教导队的教育训练主要是军事，分为课堂、操场、野外三个方面的教育和训练。课堂教学主讲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筑城学、陆军礼则、内务规则等。操场训练主要操练基本动作和射击、刺枪、拳术等基本动作。野外训练则主要是战斗演习和筑城作业等。

二

就在杨虎城蛰居榆林，养精蓄锐、整训部队的时候，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双方投入兵力达42万人之巨。以冯玉祥为首的直军将领，在战前即与奉系军阀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倒戈反直。10月23日，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北京政变”致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冯玉祥与张作霖合力夹击吴佩孚，打垮了直系军阀主力。此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等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是会议，以“更新政局”。在“北京政变”的影响和各方面的推动下，井岳秀将所部改编为陕北国民军，并组成前敌总指挥部，杨虎城任前敌总指挥，下辖高双成的第一支队和李子高的第二支队。

杨虎城在榆林

1924年11月，杨虎城率部队从榆林南下关中，途经绥德时，著名共产党人、时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的李子洲，在绥德东门外组织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为杨虎城举行了迎接大会。李子洲还与当晚下榻四师校内的杨虎城进行了晤谈。经过与李子洲的接触和畅谈，使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杨虎城还应李子洲的邀请，为全校师生作了一次生动的讲演。

1924年12月，杨虎城率部队到达耀县，并设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于此。

在陕北国民军南下关中的同时，担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奉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密令，东出潼关，攻打河南。1925年2月22日，酝酿已久的豫西战争爆发。交战的双方是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所部和建国豫军憨玉昆部及刘镇华部。豫西战争导致统治陕西达三年之久的刘镇华政权迅速垮台。4月30日，段祺瑞政府任命吴新田接任陕西督军。杨虎城南下关中后，指挥部队打败了驻扎在大荔、澄城一带的镇嵩军部队，在渭北一带站稳了脚跟，前锋所向，直指渭河南岸的西安城。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从3月24日至31日，北京市民和全国各界代表70余万人公祭孙中山先生。驻军渭北的杨虎城派人专程赶赴北京，为孙中山先生敬献挽联:“推翻四千年专制，百度维新，正为同胞谋福利;创造五大族共和，壮怀未竟，倍伤吾党丧元良”。4月15日，陕西国民议会促成会在西安举行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5月1日，杨虎城在耀县举行追思大会，隆重悼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这一追思大会成为轰动陕西的一件大事。

曾长期担任陕南驻防军总司令的吴新田作恶多端，民愤甚大。早已声名狼藉的他在担任陕西督军后，立即在陕西全省激起了一场日渐高涨的“驱吴运动”。5月4日，吴新田所部第二十八团三营官兵，在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制造了因踢球琐事引发的殴打一名中学生的“五四惨案”。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推动了陕西“驱吴运动”的迅速高涨。在这一浪潮中成立的陕西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的领导下，广派代表前往渭北各县，发动驱吴运动。驻耀县的杨虎城部队和驻渭北的甄寿珊部队分别南下，进击吴新田部队。在豫西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国民军西进潼关，直逼西安。7月15日，吴新田连夜西逃，由眉县、凤县一带进入秦岭，后又龟缩汉中。第二天，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和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进驻西安，开始了国民军主政陕西的时期。

杨虎城所部在追击吴新田部队的过程中，缴获了德国造克虏伯大炮10门，炮弹数十箱及大批军用物资。杨虎城的部队遂进驻宝鸡虢镇。此后，杨虎城利用缴获的大炮，开始组建炮兵营。

国民军进驻西安后，孙岳于1925年8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军务督办，李虎臣被任命为军务帮办。杨虎城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所部第三师，杨虎城任师长，师部设在虢镇。1925年年底，孙岳奉调离陕，前往河北。次年1月，李虎臣接任陕西省军务督办。

杨虎城在率部驻防耀县期间，即以随部队南下的安边教导队为基础，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杨虎城亲自担任校长，共产党人魏野畴出任政治部主任。由杨虎城亲自派遣赴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毕业后返陕的唐嗣桐任教练部部长，刘子潜任总队长。学校下设三个队，每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另外还设一学员队。全校共有学生500余人。三民军官学校从1925年7月开始招生，8月，三民军官学校在耀县文庙内正式开学。学校的政治教育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社会进化简史”等。学校的军事课程则以黄埔军校的军事科目为基础。三民军官学校从创办到结束，历时一年有余，为杨虎城部队培训出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

1926年1月20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攻击，并发出讨冯通电。直系军队遂兵分三路，向驻守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发起进攻。岳维峻由于治军不严，指挥失当，败退豫西。岳维峻急电李虎臣，请求支援。李虎臣遂率部东出潼关。但当他赶到豫西时，岳维峻所部已在灵宝、陕州一带全军覆没。李虎臣遂与刘镇华所部开战。由于寡不敌众，被刘镇华数万部队团团包围。李虎臣仅带随身警卫经山西返回渭北，3月27日，回到西安。野心勃勃的刘镇华被吴佩孚于4月2日委以“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名义，卷土重来，反扑陕西。同时，甘肃督军陆洪涛等已被吴佩孚收买，与刘镇华遥相呼应，使刘的气焰更加嚣张。刘镇华不战而取潼关，迅速占领关中东部各县，对西安形成合围之势，古都西安岌岌可危。

在广东国民革命军即将准备出师北伐，全国大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形势下，坚守西安，不仅关系到陕西局势的安危，也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此形势下，中共西安地委派遣魏野畴前往三原，协助杨虎城等于3月29日至30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西安的军事部署。在陕的国民军二军、三军将领杨虎城、卫定一、田玉洁、甄寿珊等出席了会议。刚刚返回西安的李虎臣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李虎臣辞去陕西军务督办职务，通电下野。会议推举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保境安民。在井岳秀未到西安前，由杨虎城代行帮办职务。会议于3月30日发出通电宣布:对于侵犯陕境者，“立即讨伐”。4月15日，杨虎城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本师留一个旅驻守三原、泾阳，主力驰援西安。

4月17日，刘镇华率领的10余万镇嵩军已从城南、城北两面对西安城实行了包围。在此关键时刻，杨虎城率部于第二天进入西安，参加守城战斗。杨虎城在《丙寅季春痛感时艰偶作三月初五入长安城时》的七绝诗中写道:“万姓倒悬我心忧，满地烽烟何日收。联合民众撑危局，扫尽群魔定神州。”

当时驻守西安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虎臣部3000余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5000余人;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2000余人，守城部队共计1万余人。而围城的刘镇华率部的镇嵩军达10万余人。双方兵力为1比10，力量对比悬殊。5月19日，守城各方将领召开联席会议。杨虎城提议取消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名称，一律改称陕军。会议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驻防泾阳的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第二天，李虎臣和杨虎城分别宣布就职。这时，刘镇华部队已于5月15日攻占了西安与咸阳之间的重镇三桥镇，对西安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西安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城斗争。“二虎守长安”，成为陕西近代革命史上的历史佳话。

当时的西安城内，有10余万居民，守城部队有1万余人。反围城战斗打响后，西安周边一些郊县的难民蜂拥入城，以求避难。城内人口骤增数万，耗资甚巨，城内粮食出现紧缺。粮食供应的极度紧缺，造成了军民争抢粮食的现象屡屡发生。杨虎城一面以国民革命精神教育部队，一面严令各部营长以下军官不许征粮，凡私自征粮者立即就地处决。他甚至亲自下令，处决了闯入民宅抢夺粮食的师部一名副官和一名营长，这才使得混乱的秩序得以初步稳定。

在坚守西安的斗争中，李虎臣和杨虎城宣布成立西安城防司令部和军警联合处，对守城部队也进行了周密部署。杨虎城部守卫东城东关、北城北关，李虎臣部守卫南城南关，卫定一部守卫西城西关。守城指挥部就设在位于西安城西北角的喇嘛庙。为了鼓舞军心，振奋士气，杨虎城还向全军发出誓言: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敌人攻进城，我们上钟楼还要干;如果钟楼也守不住了，我们就一起自杀。杨虎城就在这年的端阳节，也就是公历6月14日，写下一首感怀诗:“民贼恶毒毁国土，虎将携手坐帝都。与城存亡不退步，策应北伐真丈夫!”在守城最为艰难的10月，他又挥笔写下一首七绝:“长安困守余薪胆，不寐中霄望斗牛。扫去枪出水火，青铜剑血染仇雠。”这些气壮山河的诗作，显示了杨虎城誓与西安共存亡的万丈豪情。

西安城的守卫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在长达8个月的守城战斗中，守城部队多次与刘镇华部队发生激战，其中著名战斗有东关防御战、小雁塔争夺战、东北城角爬城战、西北城角诱敌战、大白杨和潘家村突围战。在守城战斗中，杨虎城的部将孙蔚如、姬汇百、冯钦哉、赵寿山等，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敌拼死肉搏，给镇嵩军以重大杀伤。其中在6月进行的小雁塔争夺战更为激烈。6月15日，杨虎城所部向已占领了小雁塔这一西安城南战略要地的镇嵩军展开反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持续了4昼夜。在将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小雁塔失而复得者5次。最后，杨虎城所部终于将这一战略要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7月22日，刘镇华在多次攻城失败后，又拨赏金数万，选拔敢死队员300余人，每人给以500至1000元大洋的重赏。这些亡命狂徒在重炮掩护下，依靠50架云梯爬上东北角城墙，杨虎城部队拼死抵抗，血战竟日，终于将攻城的镇嵩军敢死队员基本歼灭，保住了西安城东北角。

在西安反围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与国民党陕西地方组织密切合作，共渡难关，为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共产党人在反围城斗争中展示出的高风亮节和大无畏精神，使杨虎城等守城将士备受感动，极大地振奋了他们与西安城共存亡的决心和信心，也使杨虎城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杨虎城后来在回忆西安反围城斗争时曾这样说道:“西安守城能坚持八个月之久，主要是我军官兵有声援北伐军的革命意志，有人民大众的支援，有进步力量的扶持。”

艰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有力地策应了中国南方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在广州举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全面开始。北伐军横扫两湖，进军东南，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把战线推至长江流域。直系军阀吴佩孚不仅不能从已陷入泥潭的镇嵩军处得到任何支援，反倒有畏首畏尾之患。北伐军迅速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9月6日和7日，吴佩孚的老巢汉阳和汉口先后被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也被重重包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以极大的震动。冯玉祥在被迫下野后，赴苏联考察。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三次致电冯玉祥，请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李大钊还请当时正住在北京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秘密前往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在此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蔡和森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刘伯坚，也开始做争取冯玉祥回国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劝说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冯玉祥于8月17日离开莫斯科，乘火车东返。冯玉祥等穿越外蒙古，于9月16日抵达绥远省五原城。第二天，国民军主要将领召开会议，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国民军联军誓师大会在五原广场隆重举行。冯玉祥宣布就任总司令职，并率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慷慨激昂地宣读了誓词。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授旗监誓。

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接受李大钊的密函建议，决定“固甘援陕，取晋图豫”，制定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除一部分兵力牵制奉军以外，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宁夏、甘肃东进，一路由榆林南下。两路部队合兵后全部入陕，以打通出兵潼关，进军中原的路线，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率部25000余人，由陇东东进，经县(今彬县)长武大道向西安方向攻击前进，于10月初进抵兴平。于右任在此后不久也由甘肃回到三原，随即成立国民军第二、第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部于三原，成为除固守西安以外部队的陕军领导中心。在援陕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杨虎城、李虎臣和卫定一等指挥部队乘机出击，里应外合。刘镇华的镇嵩军在内外夹击之下，狼奔豕突，全军溃退。11月28日，被围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胜利解围。

西安军民在内无粮秣、外乏援兵的情况下，困守孤城，以战死和冻饿而毙者多达5万余人的沉重代价，赢得了反围城战争的胜利。这是千年古都亘古未有的浩劫，也是西安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胜利。当援陕军吉鸿昌率部队由西安西城门率先入城时，受到了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的西安市民的欢迎。饥寒交迫的守城士兵大多已站立不住，只能坐着举枪致礼。在当时的西安城，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迟开五天，饿死半城;迟开十天，全城饿死”。由此可见当时西安城面临的危急形势。

在西安军民反围城斗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者杨虎城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了西安，前往渭北农村隐居。杨虎城的部队也开到渭北一带休整。

就在杨虎城坚守西安城的困难日子里，他的妻子罗佩兰不幸于1926年10月24日在三原因肺炎去世，年仅24岁。杨虎城在西安解围后，在三原为罗佩兰设立灵堂，以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杨虎城不辞而别的消息使11月30日进驻西安的于右任十分震惊。于右任在12月26日致杨虎城的信中恳切地说:“望即日命驾，共商一切”。于右任还感慨地为罗佩兰写下挽联:“有灵为我促杨虎，多难思君吊木兰”。杨虎城的出走也使即将入驻陕西的冯玉祥颇感踌躇。他于1927年1月15日在甘肃亲笔致函杨虎城，促其返回西安。1月26日，冯玉祥由甘肃抵达陕西后，与于右任多次派人寻找杨虎城，但都没有结果。2月4日，于右任再次致函杨虎城，并亲笔抄写了孙中山先生遗嘱，随信送上。于右任在信中写道:“今日之大问题，即是西北革命怎样完成工作，怎样对得起陕西人民。啼饥号寒之声，遍于关内外。三原何乐，竟卧一虎，真是怪事。然则秦民罪孽深重矣”。于右任在信中还特别指出，是中山先生“遗嘱催弟出山，与我无涉也”。于右任先生语重心长的规劝，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嘱托，深深地打动了杨虎城。2月9日，杨虎城回到西安，重返陕西政坛。

关于这次微服避居的原因，杨虎城后来解释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勉强完成坚守西安这样的政治任务，已经算是高限度的发挥了作用，到这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寥寥数语，展示了杨虎城将军不居功自傲的磊落胸怀。

西安解围后，由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发起，组成有各界人士31人组成的陕西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以悼念和埋葬在围城斗争中死难的5万军民。筹委会选择位于西安城东北角的一处空地，负土掩埋死难者。共挖了两个大墓冢，东冢埋葬男性遗体，西冢掩埋女性遗骸，称之为“陕西革命军民殉难合葬冢”。人们后来称之为“万人冢”。掩埋死者遗体工作从2月7日开始，历时近半月之久，至2月20日始告结束。2月25日，陕西各界在墓冢南侧的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冯玉祥、于右任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西安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杨虎城、李虎臣在反围城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杨虎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为公祭大会送上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这幅挽联后来在陕西广为流传。杨虎城所写挽联虽然仅仅16个字，但含义深邃，耐人寻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虎城守城8个月的复杂情感，以及他对死难军民的愧疚心情。

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联军入陕，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冯玉祥的要求，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调派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冯玉祥部工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和北方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驻陕总部在积极推行各项改革，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发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同时，还举办各类学校，培养大批基层干部和军事政治骨干力量。1927年3月10日，隶属于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与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领导的中山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所被誉为“西北最高革命学府”的高等学校是在原国立西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共产党人刘含初任学院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兼总务长。学院分设组党、军事政治、农民运动、妇女运动、行政人员养成五个班及劳动夜校，共培养学员1000余人。同年3月，中山军事学校开始筹建，5月12日正式上课。这所被称为“第二黄埔”的军事学校，由共产党人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军事总教练。这所学校只招收了一期，培养学员400余名。

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持续高涨的形势下，杨虎城统率的部队于1927年1月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杨虎城任总司令。2月12日，杨虎城在西安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之职。

三

就在国民革命运动大踏步前进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秘密勾结，公然叛变革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集团的叛变，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成为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的消息传至陕西后，陕西各界立即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声讨活动。1927年4月25日出版的《陕西国民日报》发表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会发出的讨蒋通电，并发表社论，严正指出:“打倒蒋介石便是护党。”

4月26日，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联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杨虎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杨虎城任军长。5月1日，冯玉祥在当时的西安红城广场，也就是今天的新城广场举行宣誓就职总司令仪式。5月5日，冯玉祥率部东出潼关，讨伐直系和奉系军队，以策应武汉国民政府发起的第二次北伐战争。

杨虎城1927年于河南军中

5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在三原军部驻地举行拥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大会和阅兵式。5月下旬，杨虎城亲率第十军主力部队由渭南出发，东出潼关，开始东征。出关之际，杨虎城心潮逐浪，激情满怀地写下一首七绝诗:“虎卧关中十数年，困守长安气连天，拔剑东出潼关去，不捣黄龙誓不还。”

杨虎城率部队东出潼关后，所向披靡。7月上旬，杨部在河南商丘虞城县的马牧集与直鲁联军展开激战，打退了张宗昌指挥的6个军的多次进攻。终因外无援兵，遂退守归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

就在杨虎城与直鲁联军在马牧集激烈交战时，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至此，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此之前，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举行特别会议。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即开始在其辖区陕西、甘肃和河南进行清党。但是，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平民将军”，冯玉祥并没有在清党分共上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而是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7月19日，冯玉祥将全军政治人员一律解职，加以“甄别”。

在一片清党分共的白色恐怖之中，杨虎城对冯玉祥“清党”的命令并没有盲目服从，在他统率的第十军内的共产党员受到了保护。曾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也就是在同年8月来到了杨虎城的部队之中。

1927年10月，杨虎城率部队由归德来到安徽省西北部的阜阳地区太和县。军部设在太和城内的天主教堂。在此期间，共产党员南汉宸、蒋听松、曹力如等先后来到杨虎城的部队中担任要职。在杨虎城的默许下，以南汉宸为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和以蒋听松为书记的中共太和县委相继成立。特委和县委的办公地点就设在第十军的政治部。11月，杨虎城在第十军内开办了“太和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南汉宸任校长，魏野畴兼任政治指导员。学员包括部队中的连、排级干部及在当地招收的知识青年，共400余人。学校的课程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在此前后，杨虎城向中共皖北特委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据中共河南省委署名“王子和”于1928年1月9日所写致中共中央关于杨虎城部目前状况的信中所说:“杨(虎城)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于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欢迎”。由于种种原因，杨虎城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有被批准。

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

就在杨虎城部队驻屯太和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在太和城内的福音堂举行了结婚典礼。这一天是1928年1月22日，恰逢农历丁卯年除夕。谢葆真是西安人，生于1911年。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前线工作团。当时谢葆真担任第十军政治处下属的宣传队队长。谢葆真与杨虎城的结合，得到了中共皖北特委的批准。曾参加了杨虎城与谢葆真婚宴的南汉宸回忆说:“在宴席上有个同志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他(杨虎城——引者)坦率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她;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说:俺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革命到底，白头到底，大家共同干杯!以后我们每次到他家找谢葆真商议党的工作，杨(虎城)总是借故避开”。

谢葆真在与杨虎城结婚后，共生育了七个子女，即儿子拯中、拯亚，女儿拯美、拯英、拯汉、拯陆、拯贵。

1928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任命杨虎城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命令。随后，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电令，杨虎城离开第十军，于2月22日到达南京。杨虎城离开部队时，指定由曾担任第十军参谋长的第二师代师长孙蔚如代行军务。

杨虎城到达南京后，并没有见到蒋介石。他游览江浙一带的湖光山色后，来到上海。1928年4月下旬，杨虎城化名“呼尘”，携妻子谢葆真等，乘坐日本长崎丸号客轮，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杨虎城先后在神户、东京等地参观游览，对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启动战争机器，把侵略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具体和直观的了解。

杨虎城和谢葆真在日本东京

在杨虎城离开安徽太和之前，蒋介石派反共大同盟的韩振声来到太和，以“劳军”为名，一方面拉拢杨虎城，一方面要求杨虎城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杨虎城坚辞:“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拒不受命。在此情况下，南汉宸在杨虎城离开部队的同一天，也离开第十军，转到地方搞地下工作，到亳县、鹿邑、柘城联系红枪会组织，发动农民，准备开展暴动。之后，魏野畴等也离开第十军，转到地方工作，2月9日，中共临时皖北特委成立，魏野畴(化名韦金)任书记。

新成立的中共临时皖北特委于4月9日组织发动了阜阳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以及暴动准备工作不足，暴动很快遭到失败，魏野畴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杨虎城后来在得知魏野畴牺牲的消息后，对这位曾与自己共事多年、并结下真挚情谊的共产党人深表痛惜。南汉宸回忆说，在杨虎城1930年11月回陕主政，他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有一次，我得知魏野畴同志的老母和妻儿生活困难，乞讨度日，就派专人把他们接到西安，安置在教场八号，先给了老人家50元的生活费，后又由杨虎城、杨明轩、潘自力等发起捐款救济。”

就在杨虎城旅日期间，同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占领奉鲁联军盘踞的济南。5月3日，由青岛开赴济南的日军第六师团与北伐军发生冲突，日军遂肆意扩大事端，借机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使身在日本的杨虎城更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他在日本东京期间，曾致信于右任先生，坚定地表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干净，树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议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批准了杨虎城要求入党的请求。由于得悉杨虎城当时正在日本，中共中央于10月9日由上海发给中共东京市委的信函，就直接发往日本东京。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杨虎城入党问题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中共中央还要求中共东京市委负责人与杨虎城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行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当不是一个行动的口号而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加入就派回国来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不应给某个同志以固定时期的修(休)养。”由于路途遥远，当中共中央的批准信函由上海送达日本东京时，杨虎城已经回国，“执行加入手续”已无从谈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杨虎城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却始终怀着崇敬与向往的心情，他和共产党人的友情也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而终生不渝。

1928年10月，杨虎城所部第十军移师山东单县一带。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将第十军点检缩编为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仍任命杨虎城为师长，下辖三个旅。杨部留守陕西的部队也调往单县，编入该师。这时的杨虎城部队处境艰难，更由于主帅远在异国，遂出现了不稳的迹象。为了稳定这支拥有15000余人的部队，蒋介石和冯玉祥分别发函发电，敦促杨虎城回国。担任代师长兼第三旅旅长的孙蔚如也派姚丹峰等前往东京，恳请杨虎城回国，主持军务。杨虎城“为了团体的利益”，遂启程归国，于11月16日回到上海。随后，他来到南京，拜访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

1929年2月，杨虎城由南京径赴泰安，面见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请示任务并商谈部队供给问题。随后，又直趋临沂，返回所部。当时，暂编第二十一师因长期困守和艰苦行军，造成部队纪律松懈，补给困难和士气低落。杨虎城在返回部队的第二天，即集合全体官兵训话，要求官兵严守军纪，保境安民，恪尽军人天职。随后，杨虎城就在部队中开展了全面整顿训练。他规定官兵必须每天凌晨五时起床，点名后举行朝会。在一次朝会上，师参谋长王一山因迟到被罚立正，使全体官兵受到很大震动。一些团长和参谋也因违规被处罚，甚至罚跪。杨虎城的“铁腕”整训，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士气大振。杨虎城还狠抓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迅速得以恢复。对部队中存在的吸食烟毒的恶习，杨虎城毅然下令，严厉查禁。但一些毒瘾甚深的官兵积习难改，暗地吸食。杨虎城亲自带兵搜查，查出第三旅九团团附刘某的烟具，遂立即扣押，并当众以违抗命令罪将其枪决。从此，部队中人人戒惧，烟毒得以肃清。经整训之后，杨虎城部队军容改观，战斗力得到加强。杨虎城提出的不扰民、不害民、爱护民众的口号得到严格执行，没有发生过任何扰民害民的事件。杨虎城将军在临沂驻屯期间的亲民、爱民、护民事迹，至今仍在当地广为流传。

当时在沂蒙山区，匪患猖獗。惯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拥有人枪六七千之多，以莒县、日照为活动中心。张宗昌残部四五千人，在顾震率领下，盘踞诸城一带。两股匪徒互相策应，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为害一方，百姓恨之入骨。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屡次派队进剿，均告失利。孙良诚遂将剿匪重任委之于杨虎城部队，令其从速进剿，以解倒悬，并自愿供应部队进剿期间的军需粮秣。一贯以保国卫民为己任的杨虎城在整训告一段落之后，遂进军剿匪。为了分化刘桂堂和顾震，杨虎城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遂派人与顾震协商，约以各不相犯。在以一营兵力留守临沂后，主力兵分三路，直趋莒县，进剿刘桂堂。2月21日，杨虎城部队攻克夏庄，毙匪甚众。部队遂乘胜追击，于22日拂晓开始强攻刘桂堂重兵防守的大店镇。激战竟日，于当晚攻克大店镇。刘桂堂匪部大败溃逃。杨虎城又命令部队乘胜追击，在大店镇以北的桃源，给反扑之匪众以迎头痛击。匪部伤亡惨重，逃向莒县县城。杨虎城命部队乘胜追击，直扑莒县县城。刘桂堂因精锐丧失殆尽，军无斗志，与杨部略一接触，即行溃散，刘桂堂在纵兵焚掠莒县县城后，只身仓皇出逃，连眷属也遗弃不顾。

大店镇之战，杨虎城予刘桂堂匪部以重创，共毙匪280余人，生俘60余人。杨虎城部队也阵亡官兵42人。在这年的4月7日，大店民众自愿捐出九亩半土地，安葬杨部阵亡官兵。民众称之为“杨军林”。杨虎城在这里亲自竖立起一通阵亡官兵纪念碑，以寄托悼惜之情。

杨虎城部队在痛歼刘桂堂匪部后，以战胜之余威，进剿盘踞诸城的顾震匪部。顾匪仓促抵抗，一战即溃。杨部势如破竹，进占诸城。杨部遂跟踪追击顾匪残部于七十里铺和王台村，彻底打垮了顾匪余部。顾震只身逃往青岛，又潜回大连。顾部残匪分头逃窜，不久即作鸟兽散。

在杨虎城部队进剿顾震匪部时，刘桂堂匪部又死灰复燃，在当时属莒县，今属诸城的北杏镇一带为非作歹。杨虎城遂命所部攻占北杏。刘桂堂匪部除少数负隅顽抗者被击毙外，其余大部被俘。刘桂堂见大势已去，带了两名贴身卫兵，化装潜逃。

杨虎城所部在旬日之间，将盘踞胶东多年的两股积年惯匪肃清殆尽。冯玉祥听到杨虎城所部连战皆捷，来电嘉奖。电文中有“吾弟此次进攻胶东，战必胜，攻必克，进展之速，以致电报无法投递”之语，杨虎城部队进兵之神速，由此可见。

1929年1月1日至25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并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利收归中央;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和海军总司令部;各军静候原地改编，各军官静候编遣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调动与任免军事长官。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实力的计划引起桂系军阀和西北军、晋军的警觉。3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三月有余，桂军最后失败，被蒋介石改编。

蒋介石在对付桂系军阀的同时，也决定削弱冯玉祥的西北军势力。4月，蒋介石制定了《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及战斗序列》。早已与蒋介石结下积怨的冯玉祥遂于5月中旬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力反抗蒋介石，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蒋介石对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先后倒戈。对冯玉祥心存戒惧的杨虎城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率部拥蒋。5月14日，杨虎城前往南京，面谒蒋介石。杨虎城所部暂编第二十一师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杨仍任师长。

蒋介石在成功分化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后，决定西进讨冯。5月23日，国民党中央第14次常务会议决议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并革除其中央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职。24日，国民政府明令查办冯玉祥。当天，何应钦、刘峙等联名发出讨冯通电。面对蒋介石的内外压力，冯玉祥揆度时局，不敢贸然应战，遂于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27日，通电下野。蒋冯第一次军事之争就此偃旗息鼓。

杨虎城部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后，仍驻防胶东。下设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和一个补充旅，师部并直辖炮兵营、特务营、手枪营、工兵营和机关枪连。全师共有14000余人，配备有枪支1万余支和野炮、迫击炮等。当年8月，蒋介石电令杨部南下湖北老河口，以屏障武汉。

在杨虎城部队主力陆续抵达湖北花园车站后，杨虎城奉蒋电令，于10月5日赶赴南京。蒋介石要杨虎城率部改开河南南阳，以抗击集结于豫西的冯玉祥部队。蒋介石问杨虎城有无决心固守南阳，杨虎城坚定地回答说:“南阳要失，除非师长阵亡。”

1929年10月，杨虎城率部队进驻河南南阳。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战略要地。杨部驻防南阳后，隶属第三军总指挥刘峙麾下。刘峙并任命杨虎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接管南阳所属各县行政。杨虎城上任之后，下令整顿税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为了肃清当地匪患，杨虎城派遣第三旅第七团团长赵寿山攻破了刘小黑为首的2000人股匪盘踞的邓县诸寨。又派遣第三旅旅长孙蔚如率第八、第九两个团，清剿了邓县之西庙沟一带的数千土匪。从此，南阳所属各县盗匪潜踪，民众方能稍事安居。

杨虎城在指挥部队肃清匪患的同时，还亲率幕僚人员，骑马踏勘守备要点，构筑防御工事，为固守南阳打下了基础。

杨虎城得知南阳第五中学筹备设立的高中部，由于被指为教育专款的契税一项被挪作他用而无法开办，遂将整顿税收后保留的契税收入，全部拨给第五中学，用以开办高中部。南阳一地，从此始有高级中学之设立。杨虎城还任用共产党员宋绮云和蒋听松等，接办了《宛南日报》，以推行民主进步之思潮。杨虎城在南阳办报纸，兴教育，关心百姓福利，铲除黑恶势力，使南阳一带政行令肃，风气焕然一新，深得百姓拥戴。

杨虎城在进驻南阳后，还在城隍庙开办了新编第十四师南阳教导大队。杨虎城亲自兼任大队长，下设四个中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连排官佐及骨干分子。

冯玉祥在1929年5月27日通电下野后，避居陕西。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军事之争中脚踩两只船的阎锡山，于6月7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北路军总司令之职，并要求其出兵配合蒋介石部队讨伐冯玉祥。阎锡山决定诱冯入晋，以控制冯玉祥。6月21日，冯玉祥到达山西运城，阎锡山前往介休相迎。冯玉祥被安排住在太原郊外的晋祠。冯、阎合作，使蒋介石深感不安。蒋介石遂许诺委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并送重金贿赂阎锡山。阎锡山于是与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共同对付冯玉祥。7月初，阎锡山以冯玉祥住晋祠甚为不便之理由，诱骗他移住五台县建安村，将其软禁。

8月1日至6日，南京政府召开编遣实施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痛陈裁减兵员之必要。会议通过的《编遣实施会议闭会宣言》规定，全国军队由200万人以上缩减为80万人。《宣言》还提出，不实施编遣为“反革命”、“假革命”。阎锡山、冯玉祥和东北军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加剧了蒋介石与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各派军阀人人自危。

阎锡山在冯玉祥授意部将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南京政府指挥，并与蒋介石频繁接触的情况下，深感形势于己不利，遂于中秋之夜前往五台县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大计。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策动下，第二编遣区将领宋哲元、石友三、孙良诚等27人于10月10日联名发表反蒋通电，公开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并列举了蒋介石十大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誓不与独夫共存，谨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第二天，南京政府下令讨伐西北军。12日，西北军由宋哲元代理冯玉祥的总司令职务，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向河南进攻。15日，蒋介石派五路军队讨伐西北军。蒋冯第二次军事之争爆发。

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主力部队在豫西开战后，冯军刘汝明等部出紫荆关，沿浙川、内乡一线，向杨虎城防守的南阳步步紧逼。杨虎城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主动迎击。刘汝明屡战屡败，节节后退，退回陕西商洛一带。杨虎城部队于12月4日攻克紫荆关，准备进攻商洛，打回关中。正在此时，忽接急电，中原有警。杨虎城遂率部回师南阳。

就在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之争以冯玉祥的失败而告结束之时，担任南京政府讨逆军第五路军指挥的唐生智突然倒戈反蒋。于12月1日与宋哲元等75人联名通电反蒋，蒋介石与唐生智之战爆发。

唐生智为了拉拢杨虎城，在其反蒋通电中将杨虎城列入，并派人联络杨虎城，任命他为第九军军长。杨虎城一方面秘密优待唐生智派来的说客，使之不与外界接触，另一方面命自己部队驻武汉办事处代表晋见蒋介石，以静观事态发展。

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曾一度与唐生智结为联盟的阎锡山、石友三纷纷反唐。杨虎城遂于1929年12月30日，亲率部队主力，从南阳奔袭唐生智总部的大本营驻马店。当时，天降大雪，路途泥泞。杨虎城督促部队顶风冒雪，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行军100多公里，于31日傍晚赶赴驻马店以西10多公里处的沙河店，发起对驻马店的突然袭击。杨虎城亲临前线督战，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经一夜苦战，在第二天凌晨占领驻马店。是役，俘唐生智部队参谋长晏勋甫，缴获大炮五六十门，轻重机枪数百挺，步枪数千支，子弹10余车，其他军用辎重堆积如山。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唐生智接到驻马店遇袭的报告后，立即派出两个师回援。杨虎城急派冯钦哉率第一旅出城迎击，并命第二游击支队绕到敌后，与冯钦哉旅两面夹攻。终因敌众我寡，在血战一昼夜后，杨虎城部队在重压之下退入城内，杨虎城在大军逼近的形势下，镇定不乱，指挥部队发起反攻，终将进城之敌歼灭殆尽。这时唐生智大军已由前方撤回，与杨虎城部队在确山遭遇。在冯钦哉正感势孤力单之时，国民党中央军蒋鼎文、顾祝同所部跟踪唐军，陆续逼近。在杨虎城部队和中央军的前后夹攻下，唐生智主力腹背受敌，无法支持，遂绕过驻马店向东溃退。唐生智本人则潜入天津租界藏身。1月7日，唐生智通电下野。蒋唐之战，以唐生智的失败而告结束。

蒋唐之战中的驻马店一役，杨虎城率部出奇兵奔袭，且以寡胜众，打垮唐生智主力，使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来电嘉奖，并拨发奖赏10万元。接着又明令将杨虎城部新编第十四师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任命杨虎城为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随后，杨虎城率部回师南阳，加紧整训。

1930年3月8日，阎锡山与冯玉祥在山西太原达成谅解，决定一致反蒋。3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鹿钟麟等53名将领联名通电讨伐蒋介石，并推戴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戴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任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冯玉祥在陕西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分别宣布就职，远在辽宁沈阳的张学良没有表态。5月11日，蒋介石下达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从此爆发。

中原大战的爆发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余万，伤亡达30余万之众。

在中原大战中，杨虎城率领的第七军担负了平汉路以西地区的攻防任务。蒋介石为了鼓励杨虎城为他效力，在第七军原有第十七师一个师番号的基础上，又先后给第七军新增了两个师的番号，即第七十一师、第五十八师。杨虎城遂委任孙蔚如、冯钦哉、马青苑分别担任各师师长。7月18日，蒋介石又委任杨虎城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河南舞阳宣布就职。

在中原大战爆发后，为交战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张学良，一直持观望态度。蒋介石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许诺张学良给予除东北以外的北平、天津、河北和胶东地区的统治权，并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遂于9月18日在沈阳发表拥蒋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随后，张学良派12万东北军入关。东北军入关，使整个战局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已胜券在握。

蒋介石在阎锡山部队退守黄河以北，冯玉祥主力部队集中于郑州外围，准备与阎军协力作背城一战的形势下，调集部署在平汉路一带的五路大军，共同向陇海铁路西段沿线发起进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除少数部队留守南阳外，其主力部队直逼洛阳。杨虎城指挥部队以正面佯攻，加强两翼的战略，三路大军并迸，攻克龙门。龙门守军匆忙退守洛阳。杨部遂一鼓作气，进围洛阳，杨虎城在洛阳关帝庙主持召开全军团以上主官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分析了交战双方态势，决定对洛阳守军葛云龙师和洛阳警备司令徐俊卿予以政治解决。杨虎城派出参议入洛阳城见葛云龙、徐俊卿，晓以利害。葛云龙等见大势已去，应允归诚。正在这时，蒋介石电令杨虎城西开潼关，直捣冯玉祥在陕西的根据地。西进潼关，打回关中，对大部分都是陕西籍的杨虎城部队将士来说，无疑是多年夙愿，全军士气空前高涨。部队遂沿陇海铁路西进。10月9日，洛阳守军被随后赶至的何成浚部改编，洛阳被蒋军占领。10月15日，兼程疾进的杨虎城部队越过陕州，逼近潼关。

就在杨虎城部队迅速西进途中，10月24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10月29日，南京政府正式下发委任状。就在杨虎城的委任状尚未下发的10月26日，杨虎城部克复关中的东大门——潼关。10月27日，杨部进驻西安，冯玉祥苦心经营数年的陕西后方总基地，顷刻瓦解。11月1日，杨虎城进驻西安。这时，距杨虎城1926年5月东出潼关，仅过了4年零5个月的时间，杨虎城的部队已成长为一支实力雄厚、羽翼丰满的武装力量。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告国民通电，声言“讨逆”战争基本结束。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4日，阎锡山宣布取消设在太原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阎锡山退守三晋。冯玉祥地盘全失，西北军全军覆没，余部被东北军改编。冯玉祥部队的后方总司令兼代理陕西省主席刘郁芬于11月10日在天津发表通电称:“兹幸三秦治安负责有人，遂于上月25日脱离陕境，退让贤能，副我素愿。”

四

杨虎城返回三秦，主政陕西，受到了陕西各界的热烈欢迎。杨虎城希望组织一个开明进步的省政府。蒋介石为了稳住杨虎城，在审查陕西省政府委员建议名单时，除增加CC派的李范一为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原名单呈报的教育厅厅长李百龄改任政府委员外，其余均未作变动。曾长期与杨虎城合作共事的共产党人南汉宸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南汉宸

在杨虎城回陕之前的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陕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全省全年夏秋两料，几乎颗粒无收。素有“天府之国”之誉的八百里秦川，几乎寻找不到一点绿色，赤地千里，满目凄凉。据1929年11月统计，全省死亡达250万人，外逃40多万，灾民达535万多人。全省人口锐减至860万人。整个三秦大地饿殍遍野，尸骨累累。无路可走的饥民四处挖坟掘冢，变卖殉葬品，以度灾荒。奇灾大荒带来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大片农田荒芜。1930年12月，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回陕视察灾情。他在返回南京后，于1931年1月19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指出，陕西灾荒之惨，“实近三百年来所仅有也”。于右任说:时至今日，“被灾区域，麦子下种，不过十分之二”。“农村不特破产，无人烟者比比皆是”。

杨虎城回陕之际，11月1日在西安城东十里铺受到了各界代表的欢迎。杨虎城发表讲话指出:“陕省善后问题，第一要务即是救济灾荒，还要父老兄弟们帮助虎城，一致向中央呼吁，恳请拨发大批赈粮赈款，救济我们陕西受苦受难的穷同胞”。11月14日，杨虎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为陕西灾民请命”电，电报提出:“务恳政府悼念孑黎，迅拨巨款，俾资赈济，感戴同深”。第二天，杨虎城又致电国民党三届四次全会，再次为陕西灾民请命。在杨虎城的再三恳请下，国民党三届四次全会决议发行陕灾公债800万元，旋经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在各方的努力下，先后向陕西灾民发放救灾款数千万元。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聊胜于无，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

面对兵连祸接的三秦大地和灾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杨虎城深感责任重大。他在11月1日西安各界举行的洗尘宴会上致答词说:“今后怎样建设新陕西，这是各位父老和虎城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都要责无旁贷，更不要把虎城当中央任命的官看待，要当自己的子弟看待，要站在父兄的立场上，尽量地指导才是”。

12月1日，杨虎城公布了《政见商榷书》，提出了治理陕西的八大政纲:一、救灾去荒;二、肃清土匪;三、澄清吏治;四、振兴教育;五、整顿交通;六、兴办水利;七、免除苛捐杂税;八、完成地方自治。

李仪祉

杨虎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旱灾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几经争取，把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请回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李仪祉是杨虎城的蒲城同乡，年长他11岁。他曾留学德国。学成回国后，从1922年起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他踏遍三秦大地，对省内各大河流进行踏勘调查，著有《论引泾》、《勘测黄渭航道报告》等科学论著。李仪祉一心想为三秦水利建设作出贡献，但苦于经费无着，夙愿难偿。杨虎城在举荐他就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时，他还身兼多职，正奔波于浙江、天津等地。李仪祉从杨虎城的盛情中看到大展宏图、一了夙愿的希望，遂欣然赴任。上任之后，他即起草了《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并着手付诸实施。经杨虎城多方筹措，引泾工程于当年12月就开始动工兴建。12月7日，杨虎城在泾阳沟儿嘴举行的开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并表示要“尽力兴办”诸事，为同胞谋利益。

在杨虎城的鼎力支持下，李仪祉精心设计，精心组织，沿线民众全力以赴，投入施工，使泾惠渠工程进展顺利。1932年6月20日，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及放水典礼隆重举行。当地群众扶老携幼，挤满两岸，海内外各界名流也应邀参观。至此，“渭北荒废之区得以重沾膏润”，受益面积达到50余万亩。泾惠渠一期工程竣工后，又开始进行第二期工程，第二年全部完工。泾惠渠至此可浇灌土地70余万亩，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水利设施。1935年12月，杨虎城亲自撰写了《泾惠渠颂碑》，以记载泾惠渠的修建经过及发挥的效益。他在碑文中写道:“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秦人望云，如今始遂，年书大有，麦结两穗”。

泾惠渠工程竣工，初战告捷，使杨虎城倍感振奋。1932年冬，杨虎城决定开始兴建引洛灌溉工程。1933年2月，他亲自和技术人员一起，踏勘灌渠路线，并报请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引洛灌溉工程局。在工程施工期间，杨虎城曾多次亲临视察。到1937年12月，洛惠渠部分工程竣工。后来由于铁镰山五号隧洞发生流沙，出现淤堵。直到十年之后的1947年12月，始凿通放水，可浇灌蒲城、大荔一带50余万亩农田。

1934年杨虎城(前排中)陪同宋子文(前排右)视察宝鸡峡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它从西向东以母亲的乳汁滋养着美丽富饶的八百里秦川。如何发挥渭河的灌溉作用，被提上了杨虎城的议事日程。还在泾惠渠施工之时，杨虎城就多次和李仪祉等考察了渭河宝鸡峡段，筹划修建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1933年春，渭惠渠勘测设计开始进行。1934年5月1日，杨虎城专门陪同来陕考察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办事主任宋子文到渭河宝鸡峡段进行考察。随后，渭惠渠工程开始动工。1936年12月，渭惠渠一期工程完成。杨虎城欣然命笔，为渭惠渠放水典礼写下题词:“清渭汤汤，导源岛鼠。人定胜天，水利用普。致力沟洫，功绍大禹。嘉惠无疆，美哉斯举”。又过了一年，到1937年12月，渭惠渠工程全部完成。渭惠渠全长140多公里，可灌溉农田50余万亩。

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引石头河水以灌溉的梅惠渠工程于1936年10月动工兴建，至1938年6月完成，可灌溉岐山、眉县一带农田30余万亩。

杨虎城支持完成的关中水利工程，使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初步解除了旱灾的困扰，为抗日战争期间关中作为全国战略后方基地之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倍加重视，密如蛛网的渠道骤增数倍，灌区迅速扩大，关中平原真正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抚今追昔，人们更加怀念为关中水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杨虎城将军和李仪祉先生。倘若他们在天有灵，亦当含笑九泉。

整顿交通是杨虎城主政陕西的八大政纲之一。杨虎城莅任之后的1931年12月，陇海铁路通车至陕西潼关。杨多次与南京政府交涉，铁道部遂决定陇海铁路由潼关向西延伸至西安，并成立了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1932年11月，陇海铁路潼西段动工修筑。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杨虎城多次亲临筑路现场视察，并调派部队支援筑路工程。1934年7月，陇海铁路通车渭南。当年11月，通车临潼。12月，全长132公里的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正式建成。12月27日，西安车站正式售票通车。1935年1月，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动工兴建，1937年3月1日正式通车。杨虎城还筹集财力、物力、人力，从1935年起，动工兴建咸阳至铜川的支线铁路。陇海铁路潼关至宝鸡段和咸阳至铜川铁路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陕西的经济发展。

杨虎城在抓铁路建设的同时，对公路建设也给予高度重视。1934年6月23日，杨虎城亲自主持了西安至兰州公路开工典礼。西兰公路的建设主要由第十七路军工兵承担，沿线驻军也参加了筑路劳动，从而加速了筑路进度。1935年5月1日，西兰公路建成通车。在杨虎城支持下，还先后修通了宝鸡至南郑公路、阳平关至安康公路、长安县的东西公路、西安至南五台公路等，极大地改善了陕西公路的滞后局面。

位于西安西郊的原西安飞机场，在清末时期曾是清军的大校场。杨虎城主陕以后，将这里开辟为机场。1931年3月，中国和德国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此设西安民航站。当时仅有一条长800多米、宽100多米的土质草皮跑道，设施简陋，仅能供小型飞机起降。西安机场的建成填补了陕西航空事业的空白，从此，陕西拥有了空中交通。

1936年时的杨虎城

1932年3月6日，南京政府宣布将西安改称西京，定为陪都。此后，在全国各界“开发西北”的呼声中，杨虎城积极支持成立中华实业促进会，并促成南京当局，延聘国内各方面专家和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40余人，组成陕西实业考察团。从当年8月至10月之间，考察团分南北两路，行程2500多公里，对关中、陕南和陕北几十个县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写成《陕西实业考察》一书。对这样一部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陕西资源典籍，杨虎城十分重视，在1933年初为本书题词:“系维西北，蕴含宝藏，货弃于地，亟待发扬。群贤济济，振袂启行，跋山涉水，饱受风霜。搜罗宏博，记载赡祥，目弘纲举，热心提倡。促进实业，决胜商场，裕我财用，跻国富强”。

杨虎城主陕期间，还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大批国内及华侨实业家先后来陕兴办实业。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西京机器厂、西京国货公司、大华纱厂、西京电厂等一大批企业和商业公司在西安和陕西落脚，标志着现代轻工业、重工业和商贸业在陕西的奠基。

在杨虎城的支持和多方努力下，陕西省长途电话局于1931年春成立。仅仅6个月之后，全省架设的电话线路达到765公里，通话县达23县之多。陕西信息闭塞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善。就在这一年间，杨虎城还决定陕西省政府拨款100万元作为本金，成立陕西省建设银行，从而促进了金融流通。

杨虎城不仅在经济建设上负重前行，在万般艰难中造福三秦，而且十分重视陕西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杨虎城深感人才与知识的重要。他曾经说过:“要知道人类生存竞争，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识”。在他的感召下，李仪祉、杜斌丞等专家学者和进步人士汇集西安，为陕西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虚怀若谷，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就是对当面指责自己的人也能容忍与诚恳相待。

杨虎城莅任之初，陕西的教育事业一片凋零，亟待振兴。于右任先生在1930年12月回陕视察灾情返回南京后曾讲话指出，陕西教育备受创伤。“乡间学校完全毁坏，不入城市不见学生”。蒋介石在审查陕西省政府组成人选时，增加了CC派的李范一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李范一到任之后。只顾安插亲信，监视进步学生，不仅谈不上发展教育事业，还借故封闭了绥德师范、凤翔师范等几所进步学校。李范一还提出了100多人的黑名单，要求杨虎城予以逮捕。虽然捕人之举遭到杨虎城的拒绝，但陕西教育界人人自危。杨虎城对李范一摧残陕西教育事业的举措十分反感。在他的默许下，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于1931年9月中旬领导西安学生发动了驱逐李范一运动，并列举了他的十一大罪状，于9月17日走上西安街头，示威游行。李范一见势不妙，只得引咎辞职，于9月22日离陕而去。随后，杨虎城任命李百龄为教育厅厅长。杨虎城认真听取和采纳李百龄等教育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在保证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工资、倡导学术自由、扩大招生人数等方面竭尽所能，从而使濒临绝境的陕西教育事业出现了复苏的景象。

1932年秋季，上海劳动大学准备内迁。杨虎城闻讯后，即赶赴南京，请于右任先行协调，希望将该校迁址陕西。经于右任等陕籍要人多方斡旋，南京政府决定将该校迁址武功县的张家岗。杨虎城亲自踏勘校址，购得校用土地500亩、试验田8000亩，并划出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畜牧区和2万亩的秦岭林业区。在杨虎城的积极支持下，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教育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成立。

杨虎城回陕之后，出资在故里蒲城县孙镇甘北村创建了本村第一所完全小学，并命名为“私立模范小学校”。学校招收本村及附近的儿童入学学习。1934年，杨虎城又将该校改名为“私立培民小学”，以示培养民众之意。近80年来，这所学校虽然迭改校名，变更校制，但一直未中断办学。在1993年11月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该校正式改名为“蒲城县孙镇培民小学”。

1931年初，杨虎城听到家乡孙镇小学因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的消息后，当即拨出一笔专款，用于学校的教学。以后，杨虎城还专门为该校拨款购买了一批教学用的标本、仪器。这些当年的标本、仪器大多保存完好，向人们默默地倾诉着杨虎城将军重视教育、造福桑梓的赤诚之情。杨虎城为学校题写的“教、学、做”三个大字，作为学校的教学方针，言简意邃，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1934年，杨虎城已不再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他便带头捐资并广泛募捐，在蒲城县创办了尧山中学。他还为学校制定了“教学救国”的校训。当年10月27日，尧山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学校题词，邵力子、张继等出席祝贺。为了表示对学校的重视，杨虎城还把自己的长子杨拯民送到该校就读。

杨虎城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还十分重视选派有志青年出国留学。1932年9月，他在陕西省教育厅召集的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陕西僻处西北，文化落后，无论如何，须派人到外地及国外留学，造就专门知识”。从这一年起，他先后资助了一批青年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留学。这些青年学成回陕后，对推动陕西的文化教育和各项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潘自力、王炳南、李敷仁、江隆基等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饱受兵祸和天灾之祸的陕西，医疗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为了改变陕西缺医少药的局面，杨虎城从1931年起先后支持建立了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医院——陕西省立医院，还设立了西北制药厂。他还聘请著名医疗卫生专家石解人担任省立医院院长，聘请著名药学专家吴子实、程楚九主持西北制药厂的研究和制药工作。西北制药厂的建立，结束了西北地区不能制造西药的历史。1932年夏季，陕西省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霍乱疫病，其来势之猛，死亡人数之多，危害之烈，是有记载的陕西传染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杨虎城动员全省公私医务工作者，全力投入防治和抢救，并从地方军政费项下专门拨出一笔款项，用于霍乱疫苗的研制和生产。第二年，就用自制的疫苗预防注射，有力地控制了霍乱在陕西的流行。

杨虎城非常重视地方志编修事宜。莅任之始，他就改组了陕西省通志馆，仍然聘任曾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宋伯鲁任馆长，总纂续修陕西通志。宋伯鲁1932年8月去世后，由副馆长王军亭代摄其事。1934年12月，付梓刊印，共224卷，杨虎城欣然为志书作序。

历来尊重知识的杨虎城回陕后，对陕西省图书馆的工作也全力支持。在他主持下，陕西省政务会议于1931年7月6日讨论公布了《陕西省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明确了省图书馆的职责和章程，并开始使用卡片目录检索借阅图书。还新开辟了“儿童阅览室”、“抗日图书研究室”等，开始实行开架阅览，进一步密切了图书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杨虎城还主持建立了尧山中学勿幕图书馆、阿房宫电影院等公共文化设施。

五

在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之际，南京政府于1930年11月13日在潼关设立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西北行营，顾祝同任主任，杨虎城任副主任。由于西北行营驻潼关，故习惯称之为潼关行营。

1931年7月18日，原西北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河北石家庄发表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通电。蒋介石此时正忙于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解除后顾之忧，蒋介石遂于7月20日任命张学良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商震、顾祝同等率部，配合张学良部队讨伐石友三。在中央军和东北军南北两路的夹击下，石友三部队很快被击败。8月8日，兵败后退入山东的石友三在德州发表通电，声明解甲归田。余部归韩复榘指挥。

顾祝同等部队东调后，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代理潼关行营主任。从此，杨虎城获得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个省的军事指挥权。

同年9月18日夜，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久蓄侵略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寻找借口，悍然对中国军队驻地沈阳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十几万大军大都不战而退。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

9月23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呼吁“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并表示:“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唯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杨虎城发表《为双十节阅兵告官兵书》和《对官兵训词》，响亮地提出:“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是要我们每个同志要切记，而且要奉行的。”

就在这年11月初，被北伐军打败后一直潜逃四川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打着“兴国军总司令”的旗号，率领其所谓八大处及几百人的卫队，由四川北部进入陇南。吴佩孚沿途对各地军政人员滥发委任状，收编队伍。吴佩孚于11月7日到达兰州后，受到新编第十八师师长雷中田和国民党中央派驻甘肃视察的特派员马文车的欢迎和拥戴。吴佩孚企图以兰州为根据地向外发展，东山再起。

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即电令潼关行营代主任杨虎城速派部队入甘平乱。杨虎城于11月14日发表《告甘肃民众书》并调兵遣将，派遣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由陕西西进，命令驻防甘肃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圭璋也率部西进。孙蔚如和陈圭璋两路夹击，经定西一战，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又挥师西进，于12月10日完全占领兰州。甘肃之乱得以平定。

12月11日，经潼关行营批准，由孙蔚如任主任的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成立。12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孙蔚如兼任甘肃宣慰使。同一天，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932年1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西北行营建制，另行组建西安绥靖公署。同一天，杨虎城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2月，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安新城正式成立。杨虎城在西北的军事指挥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杨虎城为了继续争取经略西北之权，报经行政院批准，于同年3月7日，委派在甘肃颇有声望的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委派续范亭为绥署驻甘行署参谋长。

新城黄楼

杨虎城的部队进驻甘肃，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在蒋介石暗中派人策动下，驻防甘肃天水的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于9月4日发动“天水事件”，公开叛变杨虎城。

杨虎城接到“天水事件”的消息后，一面派杨子恒部由甘肃平凉向天水迅速开进，一面亲自前往陕甘交界处的陇县，亲自指挥平息“天水事件”。由于处置得当，“天水事件”被迅速平息。“天水事件”的发生，使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产生了芥蒂。

蒋介石为了将其势力进一步渗入西北，于1932年12月将自己的心腹、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所部以进剿红军为名，由豫西调入陕南汉中。1933年2月，胡宗南部由汉中入甘，进驻天水、陇南一线。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从此在西北打下了根基。

第十七路军举行阅兵仪式

蒋介石在向西北逐渐渗透的同时，对陕西日渐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密切关注。1932年4月，蒋介石的重要谋士，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打着“开发西北”的旗号，来到西安。戴季陶此行的真实目的是探测杨虎城对时局的意向和压制陕西抗日救亡运动。戴季陶来到西安后，提出要对学生训话。杨虎城怕出乱子，以西安没大学，都是中小学生，恐怕听不懂戴院长的“高深理论”为由，力图劝阻。但戴季陶执意要进行训话。4月23日，经杨虎城同意，由省教育厅发出通知，决定25日在民乐园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请戴季陶训示，要求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地下党组织决定趁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决定，得到了杨虎城的暗中支持，他期望给戴季陶的嚣张气焰以迎头痛击。25日下午，戴季陶在民乐园对3000多名学生发表讲话，大讲中庸之道，而对抗日问题却只字不提。学生们难以忍耐，不断递条子质问:“日本侵占华北，政府为何不管?”戴季陶对学生的质问不予理会，反而口出狂言:“陕西学风不好”。学生们十分气愤，纷纷起立发言，一时会场大乱，“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戴季陶!”的口号声不断响起。有的学生拾起碎砖破瓦向讲台猛掷。戴季陶在军警的保护下狼狈地从后门逃走。满腔怒火的学生们随即焚烧了戴季陶乘坐的小汽车。当天晚上，西安学生团体紧急决定，第二天全市各校总罢课。4月26日，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镇压，有10余名学生被打伤，100余人被捕。这一事件被称之为“四·二六惨案”。事件发生之后，西安学生为营救被捕的同学，坚持斗争，发表宣言，向外地发出快邮代电，公布事件真相，以求声援。关中一些地方的学生也纷纷罢课。在学生的压力下，当局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声名狼藉的戴季陶只得于5月20日悄悄地离开了陕西。陕西学界的抗日爱国热情，更激发了杨虎城不忘国耻、抗日救国的信念。

1933年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陷于日寇之手。在此后不到10天，热河全省陷落。在全国上下纷纷要求抗击日寇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8日抵达石家庄，以惩处失职的将领。第二天，蒋介石为平息民愤，决定让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辞职下野。报国心切的杨虎城3月10日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出师，参加抗日。杨虎城的满腔热忱，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托词拒绝。杨虎城报国无门，失望而归。就在这次杨虎城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对杨虎城在陕西用人不当，颇有微词。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更趋紧张。

1933年5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命令。杨虎城仍保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但他的一部分部队又被蒋介石借改编之名，脱离第十七路军建制。

就在杨虎城被解除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当日，原西北军统帅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召集旧部，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拥众10余万。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心大振。但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却视同盟军为“土匪”，先后调遣16个整师15万人的武力进行“围剿”，并对同盟军进行收买分化。冯玉祥在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宣布将察哈尔省的军政大权交与南京政府任命的省主席宋哲元办理，并宣布取消同盟军旗号。同盟军余部1万余人则在方振武、吉鸿昌的领导下，高举“抗日讨贼军”的旗帜，转战于长城一带。在蒋军和日军的联合进攻下，“讨贼军”于同年10月中旬最后失败。

杨虎城1932年在西安新城

在此期间，杨虎城奉命于5月初派遣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率部队前往河北，参加长城抗战。同年10月，第七军回师陕西。

同年11月，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内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推动下，联合李济深等抗日反蒋势力，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举起反蒋抗日旗帜，发动福建事变。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建福州召开。会议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为主席。同一天，以第十九路军为主的“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也宣布成立，蔡廷锴为总司令，兵力7万余人。

福建事变的爆发，在全国引起强烈的震动。杨虎城听到这一消息后，即指派与第十九路军有关系的童陆生等人，秘密前往福州，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童陆生等在福州受到了李济深等事变领导人的接见。李济深希望童陆生转告杨虎城将军，能与福建方面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童陆生等返回西安后，向杨虎城汇报了福建方面的意向，从而更坚定了杨虎城牢记国耻、共赴国难的决心。

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即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在蒋介石调集的15万大军的三路进攻下，加上蒋介石采取策反收买，第十九路军的一些重要将领反戈投降，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最后失败。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步步地向关内迈进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反蒋抗日的活动却一次次地经历了从崛起、活跃到最终失败的轮回。这一现实使杨虎城深刻地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领导抗日救国，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作为一名爱国将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不抗战，国家民族就没有出路，他和他的第十七路军，也必然没有出路。他在困惑迷茫中寻觅着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出路。

杨虎城对部队官兵训话

1934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三周年。这一天，杨虎城在位于西安新城的绥靖公署操场举行了国难纪念日阅兵活动，并且下令在绥署大门外公开挂出了“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横幅标语。当年的11月28日，是坚守西安反围城胜利八周年纪念日。为了鼓励将士团结一致，杨虎城特地制作了一批佩剑，赠送给参加过西安反围城斗争的将佐。佩剑上刻着八个字:“众志成城，杨虎城赠”。杨虎城在这一天，还在陕南南郑县各界举行的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八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同一天，他还发表了坚守西安胜利八周年纪念告本路军官兵书，再一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准备用热血和头颅来抵御外侮的决心。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在当时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的陪同下，开始了对中原、西北、华北十多个省的“巡视”活动。10月12日，蒋介石乘坐专列由洛阳抵达渭南车站。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到陕西。随后，蒋介石视察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检阅了第十七路军部队，并在西安民乐园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精神训话”。陪同蒋介石的张学良也是第一次来到陕西，他向杨虎城赠送了自己的戎装半身脱帽像，以作留念。蒋介石等于10月17日离开西安，先后前往甘肃、宁夏等地巡视。至10月20日，蒋介石由宁夏银川飞抵西安，继续在陕西视察。10月22日，蒋介石乘火车离开陕西，前往洛阳。

1935年4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授予杨虎城二级陆军上将军衔。就在这一年的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杨虎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断给杨虎城加官晋爵，并没有消除杨虎城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不信任。相反，随着岁月的磨砺，却更加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信念。1936年10月10日，杨虎城在庆祝“双十节”时，特地为《西京日报》题词:“勿忘国耻”。11月28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大会主席台下寓意深远地悬挂着写有“岳色河声”四个大字的牌匾。杨虎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城与守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杨虎城还号召:“要继续坚守西安的精神，坚守国土!”杨虎城坚决抗击日寇，洗雪国耻的报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六

杨虎城自从投身辛亥革命，就一直紧紧地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理想而奋斗。杨虎城的蒲城同乡、曾担任过陕西靖国军总指挥的井勿幕曾对他说过:“我们都是跟着孙中山先生走”。这句话成了杨虎城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杨虎城更是身体力行，竭诚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以魏野畴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失败以后，杨虎城感到十分苦闷。在彷徨与求索中，他表明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杨虎城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他在明知谢葆真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却毅然决然地与之喜结连理，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共同走完了人生旅程。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杨虎城踏上了一条联共之路。尽管这条道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杨虎城的后半生。也正是走上这条联共之路，才使这位具有强烈爱国民主思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最终找到了自己在历史星空中的坐标和位置。

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靖国公园向官兵训话

杨虎城回师潼关，主政陕西后，很希望组织一个开明进步的省政府，以造福于连连遭受天灾人祸的三秦父老乡亲。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不问政治倾向，只要有真才实学就敢予起用，也善于起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出生于1895年的南汉宸是山西洪洞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并担任过冯玉祥国民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南汉宸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前往苏联参观访问。杨虎城部队驻防皖北太和期间，南汉宸和魏野畴一起，帮助杨虎城办起了军事干部学校，南汉宸担任校长。杨虎城在1930年10月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因军务缠身，无法即刻西行，即派人邀请正在河南的南汉宸，委任他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令其先进西安，代他筹划省政府事务。此后，南汉宸积极协助杨虎城，在陕西政务和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更加得到杨虎城的尊重。

杨虎城还先后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共产党员，其中有警卫团团长张汉民、第四十二师一二四旅旅长武士敏、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西京日报社社长蒋听松、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等。对于这些有志青年的共产党员身份，杨虎城的心里是清楚的。这批人才的起用，使陕西政局和第十七路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日益得到强化的形势下，这一局面的出现和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1年春，他在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团长，驻防旬邑职田镇，从事秘密兵运工作。在准备起义时，因计划泄密，不幸被捕，随后被押往县。南汉宸获悉后，立即与杜斌丞一起设法营救。在经过杨虎城默许后，刘志丹被秘密释放。随后，刘志丹又投身于新的斗争。

杨虎城主持陕政，陕西进步力量活跃、民主空气浓厚的现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的特务头子宋志先曾慨叹说:“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蒋介石也不断电令杨虎城，要防止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通过行政院电告杨虎城，竟说南汉宸是共产党员有据。杨虎城托病不复。南汉宸为了不给杨虎城添麻烦，主动请辞。11月间，南汉宸离开西安，杨虎城赠金相送，并建议南汉宸去日本避难。南汉宸遂经天津前往日本。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杨虎城所部不得不参与堵截入陕的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但他又不愿在内战中损耗自己的实力。担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的杜斌丞先生便建议杨虎城派人与红四方面军秘密联络。1933年5月4日，杨虎城致信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第三十八军参谋的武志平，要他协助孙蔚如进行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工作。信中写道:“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杨虎城的这封密信由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王宗山带往汉中，面交武志平。

经过双方的商谈，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于6月4日达成了互不侵犯的三项秘密协定，并从6月24日起正式生效。这一秘密协定的达成，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北线解除了后顾之忧，而第十七路军的力量也得以保存。双方建立的秘密交通线和联络点，也成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互通所需物资的渠道。

杨虎城对第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秘密协定后的情况十分关注。1933年12月15日，他由西安乘飞机前往南郑，以视察陕南军政及经济状况为名，督促进一步落实协定。12月20日，杨虎城在目睹了陕南无战事的局面后，在杜斌丞的陪同下，由南郑飞返西安。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进军汉中，发动了陕南战役。陕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至22日结束，历时20天。红四方面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在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率领下，先后取得宁强(宁羌)、阳平关、新铺湾、南郑褒城等战斗的胜利，陆续解放了宁强、勉县，占领了略阳县的部分地区，并建立了宁强、阳平、勉县、南郑等四个县的苏维埃政府。

陕南战役的胜利，为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沉重地打击了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部队的主力。

杨虎城对红四方面军违背互不侵犯协定，发动陕南战役感到困惑不解，也使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波动。

1934年11月16日，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红二十五军在冲破了东北军九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和“围剿”后，经豫西地区，于12月8日进入陕西省的洛南县。随后，红二十五军先后攻克了宁陕、佛坪、镇安、洛南四座县城，创建了豫陕边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后，蒋介石多次严令杨虎城予以围追堵截。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驻湖北的第四十四师一三○旅入陕，归杨虎城指挥，配合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陕西警备第二旅和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围剿”红二十五军。2月23日，蒋介石电令委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剿匪”第三路总司令，委任杨虎城为第三路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官，总司令不在前敌时由副司令代行其职。2月24日，杨虎城在西安通电就任第三路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官之职。当月27日，杨虎城命令将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改组为陕西警备第三旅。

杨虎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接连遭到打击。3月5日，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5个营在蓝田葛牌镇被歼。3月10日，陕西警备第二旅在洋县华阳镇被击溃，旅长张鸿远负伤。4月9日，陕西警备第三旅(缺第八团)在九间房(时属蓝田县，今属柞水县)被击溃，警三旅伤亡惨重。旅长张汉民等共产党员被俘，后被错误杀害。7月2日，陕西警备第一旅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被歼灭。“追剿”红军的接连失利，使杨虎城进一步认识到，参加内战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停止内战，参加抗日才是第十七路军的唯一出路。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先后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并决定要把反帝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随后进行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战役结束，毛泽东来到县(今富县)东村。他在致信东北军将领，希望双方订立协定的同时，又于12月5日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乃闻阁下之孙(蔚如)、冯(钦哉)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俱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俱见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曾在第十七路军从事过兵运工作的汪锋，被指派为中共中央特使，专程前往西安，将这封信件面交杨虎城。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汪锋在西安新城黄楼见到了杨虎城。杨虎城不认识汪锋，也不了解汪锋的真实身份。他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给自己的亲笔信函后，其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自不待言。但信中“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这一句话，将反共分子唐嗣桐和共产党员张汉民相提并论，不能不使杨虎城有所疑惑。他怀疑汪锋的来历，也怀疑这封信的真假。于是，他一方面款待汪锋，一方面派人去天津，寻找一直与他有秘密联系、当时正在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工作的南汉宸，请他派一名中共党员前往陕北，核实汪锋的真实身份。

汪　锋

杨虎城指派陕西省政府科长崔孟博前往天津，与南汉宸进行联系。而就在此前，南汉宸也约自己的好友、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兼第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的申伯纯，希望他向杨虎城提出红军与第十七路军沟通的办法。崔孟博到天津后，适逢南汉宸不在天津。中共北方局便派担任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的王世英与崔孟博一同前往西安。

王世英随崔孟博于1936年2月初来到西安。杨虎城在与王世英的秘密会谈中，表明了自己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并请王世英返回陕北，问明汪锋的真实身份。杨虎城还约王世英返回西安后再次会面。几天之后，王世英作为“第十七路军高参”，汪锋则以“中央大员赵仲远”的化名，在杨虎城的周密安排下，离开西安，前往陕北。2月中旬，王世英和汪锋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王世英到达瓦窑堡，即东渡黄河，前往红军东征前线。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隰县大麦郊地区召开常委会议。王世英汇报了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还汇报了他在2月间与杨虎城达成的四项协定:(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在听取王世英的汇报后，中共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

王世英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介绍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张闻天在会议上指出，杨虎城能在其内部保存我们的同志，这在国民党军阀中“是很少的”。我们可以诚恳地同他谈判，“困难可设法同他解决，表示对他好意”，“他受威胁时可配合行动”。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会议决定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的工作。

会后，王世英返回西安，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杨虎城，并请杨虎城注意搞好和东北军的关系。

同年2月间，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曾担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会主席的王炳南由德国回到西安，在杨虎城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王炳南回到西安后，杨虎城在三原靖国公园与他密谈了整整两天。随后，又将王炳南安排住在自己的止园别墅。

经过汪锋、王世英和王炳南等多方面的工作，使杨虎城对与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有了明确的认识，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确立。在双方部队的接触地带，已实际形成了停战和互不侵犯的状态。

同年8月13日，毛泽东第二次致信杨虎城。这封书信全文如下: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施)洛(川)，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王炳南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张文彬带往西安。张文彬于8月26日到达西安。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密谈。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达成了三条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区)方(面)国家贸易的流通。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C.苏(区)方(面)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军驻军的(粮)食(草)料等必需品的购买。3.建立军事联系。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

杨虎城在9月6日晚与张文彬密谈后，又指派王菊人、崔孟博二人，于9月7日与张文彬一起，具体商定了实行口头协定的办法。此后，张文彬作为中国共产党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常驻西安，其公开身份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www.xing528.com)

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信杨虎城。信函全文如下:

张文彬

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览，银样腊枪头可恨复亦可笑。

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师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急需，仅以奉者二也。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面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泉)肤(施)道上抢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

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复。朔风加厉，为国珍摄。

王菊人

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由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的李涛专程送往西安。当李涛由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赶到西安时，已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从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将军是十分信赖的，因此才向他提出“暂借三十万元”以资军用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杨虎城的谨慎小心，直至此时，中共中央与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无线电通信尚未建立。

七

1935年9月，蒋介石在红二十五军已进入西北苏区，中央红军也正北上陕甘的情况下，决定将东北军主力调入陕甘进行“围剿”。9月13日，张学良由武昌乘飞机抵达西安。而东北军除留第五十三军主力驻守北平外，其余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及独立第一○五师、独立第一一五师，于9月先后开进西北地区，与已于当年6月开进甘肃的第五十一军会合，准备对红军进行“围剿”。10月2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西北“剿总”除指挥东北军以外，还节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朱绍良的第三路军及青海马步芳部，总兵力约在30万人左右。其辖区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

杨虎城(前左)陪同张学良(前右)步出西安飞机场候机室

令蒋介石十分恼火的是，在西北“剿总”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之际，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就于10月1日，在甘泉以北的劳山、湫沿山一带，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歼灭了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4700余人，师长何立中毙命。蒋介石接到劳山战役失利的报告后，匆匆忙忙于10月8日由四川飞抵西安，召集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部署陕北前线“剿共”事宜。11日，蒋介石飞往洛阳。13日，又飞往山西太原，把在陕北前线参加“剿共”的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和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召至太原，与阎锡山一起，共同策划实施对西北苏区的“围剿”。

张学良来到西安后，杨虎城曾请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暂时居住。不久，张学良就租用了位于西安城东门内的金家巷5号院，作为副司令长官公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张公馆。在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共同努力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协调下，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步得以好转，实现了和平共处。而杨虎城与张学良这两位被蒋介石推上了内战战场的将军，也由最初的相互猜忌，逐步成为患难之交。

1936年三四月间，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澜波的指导和帮助下，由地下党员孙达生、粟又文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分别撰写了三篇文章，合印为一本小册子，取名《活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联共、抗日和拥护张学良”的口号。这本小册子封面上绘有已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东北地图。取名《活路》，也就是说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继续打内战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活路》的印刷，得到了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支持。杨虎城让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的王惟之具体负责《活路》的印刷工作，并再三叮嘱，一定要严守秘密。《活路》共印8000册，其中6000册交给东北军，2000册交给了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对《活路》这本小册子十分重视。他曾对机要秘书王菊人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们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

《活路》小册子印完不久，这本小册子的印刷和运送经过就被这年3月刚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侦悉。晏道刚曾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晏道刚约杨虎城去南院门西北“剿总”总部。在谈话中，晏道刚对杨虎城先谈了一些陕北前线的军事情况，接着说，江西“剿共”时，何敬之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虎城对晏道刚旁敲侧击的话十分警觉。他随后立即命令密查《活路》印刷及运送的各个环节。经过侦查，发现有两名工人形迹可疑。在审讯后，确认这两名工人是混入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印刷厂的特务。杨虎城立即下令将两名特务关进军法处监狱。

在蒋介石严令追查《活路》的情况下，张学良一面将高崇民悄悄送出陕西，一面向蒋介石呈报《活路》小册子是高崇民的个人行为。由于高崇民不是西北“剿总”的职员，蒋介石也无可奈何，这一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活路》印发后，不仅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总政治部也曾翻印了这本小册子，作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

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基督教堂内举行了彻夜会谈。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会谈使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时隔一个月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于5月12日晚再次在这里举行会晤，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合作关系得以确定并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多次向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提出的“改造部队，准备抗日”的建议，被提上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议事日程。6月15日，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的军官训练团正式开学。由于训练团团址位于长安王曲镇，所以称之为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教育长由王以哲担任。从第三期开始，则由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担任。总队长为缪贗流。学员为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连以上军官，每期学员500余人，每期两个月。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这两支部队中大多数军官的一致心愿。

1933年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新城举行运动会

杨虎城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视察

杨虎城(前排右四)、邵力子(前排右五)与第十七路军官兵在新城广场

就在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由于这一天是8月29日，29日在韵目代日中称为“艳日”，事情又发生在晚上，故被称之为“艳晚”事件。这天晚上，国民党中统特务在西北饭店将曾参与领导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的东北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宋黎突然抓捕。在押解途中，第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将宋黎救出。杨虎城闻讯后，指示绥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向张学良通报了宋黎遭绑架又被第十七路军救出的消息。张学良立即派人将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学良得知还有东北军数名军官也被特务逮捕的消息，十分恼怒，遂于30日凌晨派副官长谭海率领全副武装的卫队，包围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被关押在此的马绍周、关时润二人。还搜查出了中统局密令逮捕刘澜波、宋黎、孙达生、粟又文等地下党员并押解南京处置的文件。

“艳晚”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张学良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邵力子的矛盾。张学良在“艳晚”事件后，曾致电蒋介石，对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事自请处分。当时正在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在批复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此后，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被保释出狱。“艳晚”风波遂告平息。“艳晚”风波虽然在表面上得到平息。但国民党特务关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内部“不稳”的密报，却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焦虑和不安。蒋介石不动声色，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即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北。这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聚西北地区。10月18日，蒋介石指使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一路总指挥朱绍良，命令其所部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从21日起，由东、南、西三个方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发动进攻。

10月22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等陪同下，由南京飞抵西安。蒋介石第三次入陕，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他一面加紧部署，调集军队以武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一面又令邵力子按照左宗棠平定“回乱”的办法，草拟《告西北民众书》，妄图用“剿”、“抚”兼施之措施，解决西北问题。施政之余，蒋介石还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游潼关，登华山。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在华清池召见了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了“剿共”计划。随后，又分别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们面授“剿共”机宜。当天下午，蒋介石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进行视察，并在训练团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训话”。蒋介石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介石在讲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蒋介石的这个“训话”引起了在场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军官的极大不满和愤慨。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当天晚上，张学良在王曲召集参加训练团受训的东北军军官和队长讲话。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

蒋介石1936年10月27日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

10月29日，蒋介石一行乘专列离开西安，前往洛阳。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当天上午9时，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介石举行祝寿活动。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徐永昌、刘峙、商震等政界、军界要员出席了祝寿活动。蒋介石在祝寿会上发表了洋洋千言的《五十生日感言》。祝寿活动结束后，张学良与阎锡山拜见了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但却遭到了蒋的拒绝。蒋介石竟声严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讲话。蒋介石在讲话中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在场的人都明白蒋介石讲话的矛头所指是张学良，都向一同站在台下听讲的张学良张望。张学良却神色自若，稳如泰山。此次洛阳之行，在张学良的记忆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21年之后，他在台湾写下了《杂忆随感漫录》，其中这样记述说:“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

张学良由洛阳返回西安后，曾和杨虎城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从台湾高雄西子湾写信给蒋介石，谈到了这次和杨虎城谈话的内容。张学良在信中写道:“迨至(学)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虎城)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反问(学)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虎城)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无疑更加深了张学良进一步请缨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11月14日，德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向绥远军发动大举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11月16日，又克复德王所部盘踞的百灵庙。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度攻势作战。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在这一情况下，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于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示:“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衍，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身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12月2日，蒋介石的批复从洛阳传到了西安。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批示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在此之前，蒋介石在洛阳居间谋划，将“两广事变”期间南调的30万大军大部北调，屯集于平汉路、陇海路之间待命，准备进发西北地区。蒋介石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机场，将100余架新购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伺机而动。11月17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太原，对阎锡山予以安抚，策动其“剿共”。18日，蒋飞返洛阳。第二天，他又飞往济南，策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参与“剿共”，并要韩向驻守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11月28日，蒋介石又由洛阳飞往张家口，对傅作义进行慰问和安抚，并介绍了其“剿共”部署。

经过在洛阳30多天的精心部署，蒋介石于12月4日上午9时40分乘专列离开洛阳，当天下午4时抵达临潼火车站。这是蒋介石在1936年内第二次来陕，也是他从1934年10月以来的第四次入陕。关于这次来陕的目的，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写道:“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

蒋介石到临潼后，仍设行辕于华清池，并下榻于五间厅。

在蒋介石到达华清池的第二天，有蒋的“布衣宰相”之称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即前来拜访。张季鸾向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介石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分歧论调。”就在当天，蒋介石还召见了从兰州赶到西安的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

从12月6日起，蒋介石在华清池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驻陕各部将领。在寒暄之余，最主要的仍然还是“剿共”大计。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他在华清池“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

就在这次召见中，张学良向蒋介石强言“直谏”，并和蒋介石争论长达两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并发表了训话。他在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做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张学良于12月8日清早即来到杨虎城止园公馆，与杨虎城商议，让杨虎城再次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行“面谏”。杨虎城的“面谏”，同样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对杨虎城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我已叫邵(力子)主席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蒋介石还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话已至此，杨虎城只得离开华清池返回西安。蒋介石的态度，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能不考虑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命运。当天中午，杨虎城返回西安后，即前往张公馆，与张学良商议对策。张学良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

12月9日，蒋介石亲笔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要他“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在密函中还特别叮嘱邵力子:“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12月12日出版的《大公报》，以《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为题，刊发了该报驻陕记者的专电。这则消息全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请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就在蒋介石致函邵力子的当天，西安学生近两万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请愿活动。张学良在劝阻学生前去临潼向蒋介石直接请愿之后，于当晚前往华清池，再次向蒋介石“面谏”，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8日商议决定扣留蒋介石后，即开始调兵遣将，周密部署。从12月8日起，张学良先后召见了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一、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军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分别向他们布置了任务。

张学良调兵遣将，杨虎城也周密部署。他派人前往临潼送信给许权中，要他速来西安，共商大计。许权中抵达西安后，即被杨虎城任命为陕西警备二旅副旅长，协助旅长孔从洲指挥部队。

12月9日，杨虎城命令警备二旅从当晚即开始进行夜间演习。杨虎城严肃坚决地命令孔从洲:“按中央军系统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一命令，警二旅采取不同形式连续两个晚上进行演习，不仅摸清了中央军系统军、警、宪、特机构的分驻情况，并相应部署了警戒兵力。

在蒋介石第四次入陕之后，时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蒋鼎文飞抵西安。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陆军二级上将陈调元也于12月10日来到西安。时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的陆军中将万耀煌当时屯兵于咸阳一带，也被召集来西安。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方震则于12月11日前来西安，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这些军政大员与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一起，都被安排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一时之间，西安城内高官云集。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白莲榭设宴招待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驻陕各军将领，并商议“进剿”红军计划。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杨(虎城)、于(学忠)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杯觥交错之间，正孕育着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

12月11日晚11时以后，张学良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发动兵谏事宜。随后，他即和于学忠等前往新城杨虎城官邸。

在此前后，杨虎城先后将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第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召集到止园别墅共商大计。经过商议，决定由孔从洲、赵寿山前往新城绥署驻地，与绥署参谋长李兴中一起，拟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方面的军事计划;命令警备二旅孔从洲部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驻扎的宪兵连和西郊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的任务。同时决定该旅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除东南一隅以外其他街口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名武装警察时，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火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中央军。命令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协助营长李振西指挥。并决定，这个营归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驻扎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武装的任务。随后，杨虎城与孙蔚如也来到新城。杨虎城听取了赵寿山等拟定的军事计划，表示同意，并当即任命赵寿山为西安方面战斗行动的总指挥。杨虎城还决定，次日成立西安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省会公安局局长。并指示孔从洲要掌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防止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

西京招待所

当晚12时左右，张学良和于学忠等来到作为兵谏行动指挥部的新城杨虎城公馆。随后，杨虎城和张学良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这时，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公元1936年12月12日，农历丙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在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下，12月12日清晨6时许，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头在临潼和西安同时采取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临潼方面的扣蒋行动由东北军承担。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打响了捉蒋行动的第一枪。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骊山虎斑石的石缝中发现蒋介石。这时，已是12日上午8时左右。

与临潼扣蒋行动发起的几乎同一时间，战斗在西安城里也打响了。担任西安城防司令的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和副旅长许权中指挥所部，迅速解除了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驻省政府的宪兵连和西郊飞机场的驻军武装，并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作战飞机。炮兵营负责西安火车站方面警戒任务。警备第三旅则奔袭咸阳，解除了万耀煌所部第二十五军两个团的武装。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及西北饭店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其中以西京招待所为重点。到上午8时，西安城内的战斗全面结束。

在临潼扣蒋行动和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西安街头出现了无数张刚刚印好的“号外”。这份编号为第一号的“号外”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为题，其全文如下:“(一)为停止内战，已将蒋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晤。(二)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四)此后国是完全决诸于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在临潼骊山虎斑石被扣的蒋介石，被送往新城，住黄楼东厢房。

当天上午，由张学良和杨虎城领衔，向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各省主席、各绥靖公署主任、各地军界领导人，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和各学校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对时局宣言》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飞机场

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了事变发动的经过，并希望派负责人前来协助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和各地实力派领导人，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原委、经过和主张，希望得到理解和响应。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撤销西北“剿总”，改设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临时军委会设在南院门原西北“剿总”所在地。

临时西北军委会成立后，即于当天决定重组陕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时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任命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任命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并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随后向陕西省政府职员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经过及重要意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布手谕，将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和陕西省各级法院及其他各军事政治机关所押之政治犯，一律开释。三天之后，即12月16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释放政治犯。张学良、杨虎城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通令》下发后，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被释放。其中仅西安一地被释放的共产党员就达180余人。

杨虎城向陕西省政府职员训话，左下侧为杜斌丞

12月14日下午4时许，蒋介石在黄楼会见了杨虎城。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杨虎城的第一次会面。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当天晚上，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

为了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于当天在西安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

第二天，杨虎城也在西安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杨虎城在讲话中表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地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地感谢。”

12月16日，为了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发起的西安各界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召开。会场的主席台上方，醒目地悬挂着写有“八项救国主张”的横幅，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主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会后，又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杨虎城在演讲中指出:“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的同胞就不要忘记了先烈的伟大精神。大家都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和随行的罗瑞卿等一行九人，于12月17日黄昏，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由延安飞抵西安。张学良将周恩来一行安排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在用餐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于当晚24时发出。周恩来在电报中汇报了西安的局势，以及与张学良议定的策略。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提出:“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虎城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虎城)。”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派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园别墅拜会了杨虎城。这是周恩来与杨虎城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在同杨虎城的会谈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介石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会见时，周恩来还就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

杨虎城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卓越才华和人格魅力。周恩来的从容镇定、办事果断、工作效率之高，都使杨虎城深感敬佩。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曾对一位共产党员说: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见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却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来人。我想他一定在看电报的同时就在考虑处理的办法。他办事这样认真细致，令人钦佩。

12月19日，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离开南京，抵达洛阳。经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取得张、杨的同意后，宋子文于12月20日上午从洛阳飞抵西安。宋子文下飞机后，即被接往高桂滋公馆，与蒋介石相见。其随员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12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不顾三秦大地雪花飞舞，仍然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举行会面，从而了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目的，并得到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息。当天中午12时30分，宋子文即乘飞机离开西安，并于当天下午5时飞返南京。

12月22日上午11时，宋子文、宋美龄乘坐的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下午2时抵达洛阳机场。在作短暂停留后，又重新登机，于下午5时到达西安机场。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到来，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和南京当局代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了现实。

在宋子文和宋美龄抵达西安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电文中说: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电报建议中共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

宋子文在当天下午5时到达西安后，即在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在场的还有蒋鼎文、戴笠。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在第二天向宋子文提出一份具体建议。随后，宋子文前往高桂滋公馆，拜见蒋介石。蒋介石让宋子文和宋美龄一同去和周恩来会谈。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蒋介石要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四项条件:“(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介石还要宋子文向周恩来转告他的以下意见:“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果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孙中山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23日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宋子文提出了具体建议。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这一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另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十七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即八项救国主张中的前四条:(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就在这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谈判地点在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会客厅。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了六项主张:(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继续进行谈判。谈判主要就改组政府、撤兵、释放七君子和释放蒋介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就在这天下午，秦邦宪和叶剑英抵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会见了宋美龄。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恩来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随后，周恩来还礼节性地会晤了蒋介石。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西楼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尽管取得了成果，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和承诺，但是，西安方面在何时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起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关于这次会见时所谈的内容，周恩来和秦邦宪在12月25日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汇报说:“蒋(介石)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来说，12月24日的圣诞平安夜，是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之中度过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高级将领对释放蒋介石一事所表现出的强烈抵触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本人感到担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西安诸人中，对昨日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关于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与张学良的分歧，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回忆说:“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被周(恩来)将杨(虎城)说服”。

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悄悄离开玄风桥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蒋介石临别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回南京。接着就出示了他写给杨虎城的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柱国)、王(以哲)、缪(贗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随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等登上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当晚，飞抵洛阳。

杨虎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十分敬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龙云的电报中表示:“此间文日(12日)之举，纯为促请蒋公立起抗日，已经向国人一致声明，最近蒋公已于此间主张业经完全容纳，定于即日实行。副座(张学良)遂于有日(25日)陪同飞洛(阳)，本日去(南)京。汉(卿)公此种伟大精神，令人叹服。”

12月25日，张学良从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虎城照蒋介石之意释放被扣压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1937年1月，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了在西安飞机场被扣的军用飞机。

12月26日中午12时20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由洛阳飞抵南京大校机场。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八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态度立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2月27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全文发表了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并标明是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训词》称:“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同一天的《中央日报》还发表了蒋介石26日晚上发表的书面谈话，谈话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两天之后，蒋介石为西安事变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作出决议，予以“慰留”。当天，蒋介石再请辞职。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表示对蒋介石请辞一举，“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

与此同时，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的闹剧，也拉开了帷幕。张学良在26日到达南京后，住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当天下午，他根据蒋介石的口信，写下了一封认罪的信函，信函表示:“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过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第二天夜晚，张学良致信杨虎城，信中写道:“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为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我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行，少数不清密知可也。”

蒋介石在收到张学良26日所写的信函后，遂于28日将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希望对张学良“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2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举行会议，就审理张学良作出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烈钧任高等法院审判长。李烈钧在会上指定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鹿钟麟为审判官。

12月31日上午10时整，高等军法会审在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张学良在庭审时神色自若，侃侃而谈，使庭审一度无法进行。在经过暂时休庭又重新开庭之后，法庭又进行了短暂的审讯，随即宣布判决，将张学良以“暴行胁迫”上官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中午12时，审判即告结束。

十七路军举行阅兵式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一幕“闹剧”谢幕仅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当天14时，蒋介石就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呈文一同送达国民政府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的判决书。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元旦，南京《中央日报》以《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并褫夺公权五年，即呈国府核定》为题，刊登了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还以《蒋委员长请予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为题，刊登了蒋介石向国民政府的呈文。当天上午，尚在休新年假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将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的呈文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随即向军事委员会发出指令，全文如下:“令军事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一日，法字第17892号，呈一件，为呈送高等军法会审判张学良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一案卷，送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核原判罪行尚无不合，应准照判执行。原卷发还，判决书存。此令。”1月4日，新年假期期满，国民政府在林森主席的主持下，于当天上午11时召开第22次会议，通过决议，特赦张学良。会后，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从此，张学良在所谓“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

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后，杨虎城最初还希望张学良能在三五日内安全地返回西安。但是，随着蒋介石的食言而肥，这种希望逐渐化为泡影。越来越大的压力压上了杨虎城的双肩，他的面前也出现了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作为一名政治手腕颇为高明的国民党领袖和中央军统师，蒋介石向来惯于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利诱和胁迫，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冯钦哉与杨虎城公开决裂。

在第十七路军内部不稳的情况下，杨虎城更感到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即提出让南汉宸回陕西工作的要求。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1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当时正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汉宸:“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接到指示后，南汉宸于12月25日离开天津，起程赶往西安。到西安后，他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的重要助手。

1936年12月29日杨虎城致陕西各县县长函

12月29日，杨虎城发表了致陕西各县县长的信函，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阐述了今后的施政方针，信函由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以电报形式发出。信函指出:“虎城追随委座(指蒋介石)十年于兹，爱戴之诚，始终如一，实不易因其一时政策之错误而自误以误国家，故毅然决然与副座(指张学良)发动此举，只求有利于国家，效忠于领袖，至个人功罪生死均弗计及”。信函还指出:“离陕之前，(蒋介石)曾向虎城表示具体主张如下:(一)明令中央入关之各部队自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材，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与虎城负其全责。并谓，由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信函还要求:“唯现值抗日救亡工作开始之际，实为非常紧急时期，各县施政方针，当以如何增加民众爱国意识，如何维护民众爱国运动为前提。”

1937年元旦，杨虎城在西安西关操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抗议南京政府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在阅兵式开始前，杨虎城发表演说，号召官兵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官兵参加了阅兵式。

这一天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学良将军的《告东北将士书》。

当天的《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杨虎城将军的《告官兵书》，指出:“昨日的奔腾迅速得使人吃惊，一转瞬间，又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元旦了。在惨痛的回溯中，打开过去的历史看一看，几乎全都是血与泪写成的一幕内战剧的演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难的严重，更增加了国家民族覆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愈益紧迫，反而我中华民族的意志也日形消沉，交相点映出这东方老大的古国的没落与悲哀。”《告官兵书》还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写道:“假若中华民族还有一个人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一天不死，我相信中华民族终有复兴的一天。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爱国运动的造谣与诡计，也只有更加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爱国心的激发，更加紧密的站在一致团结的路上，为求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向帝国主义者作更大的努力奋斗而已。”

也就在这一天，已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料理其兄蒋介卿丧事并“休假”“以资调摄”的蒋介石，一面派戴笠前往张学良被关押处，“追问西安火车事”，以便恢复陇海路交通，另一面又精心筹划着西安事变后的陕甘政局变动问题。四天之后，也就是1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议定了陕甘善后事宜。在人事方面: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在军队驻地划分上，规定: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等部，分驻潼关、朝邑、渭南、咸阳、宝鸡以达天水一带;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原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卫旅移驻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宁县、长武、县等县;孙蔚如第十七师移驻甘泉、县、中部、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军，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地;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师，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以前之原位置。关于军饷问题，则规定:原由中央发饷之各军饷粮，由中央照原领实数，统一发给，在西安设军需分局办理。

而在此之前，根据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即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就达12个师。蒋介石企图以大军压境之势，迫使西安方面屈服。

在南京当局调集重兵进逼西安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策，指示已前进到甘肃陇东庆阳一带的红军主力部队继续南下，进入关中，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密切配合。1月8日和9日，红一军团抵达耀县、三原一带，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红二方面军也进驻永寿、长武一带，红四方面军到达旬邑一带。

面对南京当局的横暴压力，西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部署。1月4日，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了三方面联合作战方案: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依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此方案由周恩来于当天报告中共中央。次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同意。

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这就是著名的“歌电”。气涌如山的“歌电”开章明义地指出:“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之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就在这一天，杨虎城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返陕，电文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爱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为国惜才，仁言利薄，城等闻之，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赦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始殆法令尚有所拘，因牵制钧座爱才之本意，尚恳钧座始终爱护，续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之公权。……务恳促令早日返陕，主持一切。”

1月7日早晨，蒋介石从浙江奉化致函尚被幽禁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的张学良，信中写道:“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正)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张学良在接到复兴社特务头子戴笠转交的这封蒋介石写给自己的信以后，即致信杨虎城。张学良在信中写道:“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多有不合其意，兹由奉化(发来的一月)七日早晨之函，委座也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寰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争，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

在致函杨虎城的同时，张学良还致函于学忠及东北军其他将领。

1月9日，与张学良私交甚厚的东北知名人士王化一和吴瀚涛携带着张学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由南京飞抵西安。王化一还随身携带着一封蒋介石致杨虎城的信。蒋介石在信中要杨虎城和各将领息兵待命，并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待条件。王化一和吴瀚涛抵达西安后，住进了西安招待所。当天晚上，他们在新城杨虎城公馆拜见了杨虎城，面交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给他的信。第二天，王化一和吴瀚涛再次前往新城拜见了杨虎城，杨虎城在谈话中表示:“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面交换过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杨虎城还表示:他本人对个人去留毫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可以出国考察。第二天上午，王化一和吴瀚涛离开西安，飞返南京。

在王化一、吴瀚涛由南京飞抵西安的当天，也就是1月9日，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发起，西安10多万军民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学、兵大会。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武装游行示威活动。杨虎城将军的夫人、共产党员谢葆真作为陕西省妇女协会的负责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并走在妇女队伍的最前列。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反映了西安军民反对南京当局挑动新的内战，坚决要求联合抗日的坚定信念。

1月13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提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并由戴笠交给已于当天抵达奉化的张学良。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两种方案:“一、东北军驻甘(肃)，杨(虎城)可留若干(部队)驻西安，或驻三原。中央军驻潼关、西安、咸阳。二、杨(虎城)驻甘，东北军驻皖、豫。于(学忠)调皖绥(靖公署主任)，皖(省政府)主(席)由余推荐人(选)。”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奉化亲笔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将领。信中写道:“一、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为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当天晚上，张学良还另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马占山、于学忠、王以哲等。1月15日，米春霖携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飞抵西安。周恩来获悉后，即与杨虎城商谈，提出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当天晚上，周恩来、秦邦宪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万万火急”电，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电报说:“米春霖携蒋(介石)、张(学良)函，大意为友张(学良)决不能即回，敦劝此间接受中央命令，至军事善后，可于张(学良)之二方案中任择其一，至于张(学良)之政治主张，可于三中全会公开讨论。”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职。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同时，通电还提出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并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当天中午，杨虎城派其驻南京代表李志刚，于学忠派鲍文樾，分别作为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谈判代表，与米春霖一起由西安飞往南京，并前往奉化同蒋介石进行谈判。

第二天，西安方面的谈判代表李志刚、鲍文樾携带谈判方案在奉化面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学良)正，杨(虎城)、顾(祝同)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东北军驻宝鸡到武威，第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运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对西安方面提出的方案，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

1月21日早晨，杨虎城和于学忠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前一天返回西安的李志刚携杨虎城给蒋介石的信前往奉化，表示接受蒋介石提出的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移定后再行动。(二)潼(关)宝(鸡)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州(今彬县)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许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

1月23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提出的要求允许张学良回陕的建议明确予以拒绝，并强调潼关以西军事问题与顾祝同直接谈判。

就在这一天，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为避免爆发新的内战，派出米春霖和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前往潼关谈判，表示愿接受中央命令，但同时提出三项要求:(一)在张、杨各部及中共撤退时，由国民党中央军及张、杨两部各派10人组成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二)张、杨部队撤退时，请借伙食费若干;(三)张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兰公路上，杨部酌留少数在西安。对这三项要求，顾祝同全部允诺，并决定先借给张、杨部队一个月的伙食费，同时组成由南京中央军及张、杨各派定人员参加的视察团。随后，杨虎城于26日正式表示接受南京中央的命令，并依据蒋介石提出的善后办法，将所部撤至渭北指定地区。

就在这时，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为代表的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了。他们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思想比较激进，但有时容易形成偏激。他们自下而上地发起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决一死战。他们认为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派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少壮派的义愤之情得到了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同情和支持。一时之间，少壮派的激进做法在西安占了上风。

1月27日晚上，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等50余人，来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大客厅，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并要红军支持。面对着气势汹汹的少壮派，周恩来耐心细致进行了解释。周恩来还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张学良)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周恩来的耐心劝说并没有说服少壮派，他们一再坚持要求周恩来要有所表示。周恩来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

就在这天深夜，南汉宸赶到张学良公馆，向周恩来汇报说，孙铭九等已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其中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南汉宸还汇报了杨虎城在当天凌晨和自己的谈话。这天凌晨3点，杨虎城亲自来到南汉宸的住所，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一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再也不要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恩来)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月29日，东北军40多名团以上军官和幕僚在渭南第一○五师驻地召开会议，决定在张学良回西安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到会的40多名军官在会议形成的决议上签名。主战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

周恩来和秦邦宪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月30日凌晨2时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毛泽东于当天复电周恩来和秦邦宪，电报指出: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介石)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介石)，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就在这天上午，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乘汽车离开西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周恩来在离开西安之前，要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在潼关举行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中央军的谈判。31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祝同，红军驻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到30万元的经费。李克农随即前往潼关，参加潼关谈判。李克农到潼关后，向顾祝同提出设立联络处问题。顾祝同表示同意红军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随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七贤庄一号院成立，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训练班”。

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在1月30日中午时分抵达泾阳县云阳镇后，立即与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召开会议，研究主战的东北军将领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当晚10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何克全等，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

电报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和平。”在接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的复电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于31日凌晨乘汽车返回西安。

当天晚上，由周恩来代表红军，杨虎城代表第十七路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在南院门大车家巷7号的王以哲住宅召开西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人也参加。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会议结束时，已是2月1日黎明时分。

西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大大出乎东北军少壮派的意料，他们决定破釜沉舟，除掉王以哲和何柱国，2月1日晚上，西安街头贴出了打倒王以哲和何柱国的所谓“除奸”标语。何柱国闻讯后，准备躲入新城内西安绥靖公署总部。临行之前，他曾约王以哲一同前往，王以哲自觉问心无愧，没有同意。

2月2日早晨，应德田和孙铭九以“开会”为名，将东北军的部分中下级军官集合到孙铭九家中。应德田和孙铭九诬陷王以哲等人出卖张学良，出卖东北军，宣布了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计划。随后，他们指派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和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去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并制作了写有“反对和平”字样的黄色袖标，准备得手后在西安举行游行示威。随后，于文俊带人闯入王以哲家中。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见于文俊持枪冲进室内，斥责说:“你们真是胡闹，我是忠于副司令的，你会后悔的。”于文俊不听劝阻，开枪射击，王以哲身中九弹，不幸牺牲，年仅41岁。王一协带队前往何柱国家中，没有找见何，又前往杨虎城新城公馆，要追寻何柱国。由于杨虎城的申斥，王协一等不得不失望而归，躲过生死之劫的何柱国在事后给杨虎城送了一块制作精美的银质盾牌，上刻“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示对杨虎城的感激之情。当天上午，应德田和孙铭九等还指派人员，杀害了原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参谋处处长徐方和曾担任过王以哲的副官、后任交通处副处长的宋学礼等三名军官。王以哲等人被杀害，酿成了充满血腥的“二·二”事件。一时间，西安街头岗哨林立，气氛紧张。

周恩来得知王以哲被害的消息后，悲愤异常。他义正词严地斥责冲入自己办公室的几名东北军青年军官，使他们气焰顿敛。周恩来又耐心细致地对他们进行开导，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随后，周恩来前往南院门王以哲家中，慰问王以哲家属，并帮助料理后事。周恩来又前往新城西安绥靖公署驻地，与杨虎城商议善后事宜，以稳定西安局势。

东北军驻渭南部队在得知王以哲被杀害的消息后，人心浮动。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立即率部自动撤出渭南，开回临潼，并向西安方向布置警戒力量，表示誓为王以哲报仇雪恨。

杨虎城得知这一消息后，于2月3日立即与周恩来协商应变措施。在和周恩来商量后，杨虎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时也慌了，经过三人的彻夜商量，在第二天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引咎自杀;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随即把他们三人的意见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对这三名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有功之臣予以保护。遂派人将孙铭九三人送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总驻地。随后，又将他们送出陕西，前往平津一带。

刘多荃率部队从渭南撤退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他下令逮捕并枪杀了该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这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他并未参与孙铭九等人发动的“二·二”事件，但因与刘多荃有隙，被借机杀害。刘多荃还秘密逮捕了万毅、康鸿泰、何贵等四名有进步倾向的东北军团长。他还下令把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剖腹剜心，致祭于王以哲的灵前。

“二·二”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极大恐惧和不安。早已有不稳迹象的第五十七军一○六师师长沈克和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等，于2月4日发表公开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通电称:“谨率所部，遵照和平办法，分别在周至、眉县、蒲城一带，服从中央，静候命令”。

驻防蒲城一带的檀自新解除了驻蒲城的蒲白澄保安司令部三个大队和杨公馆卫士的武装，扣留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杨虎城得到消息后，立即找来与檀自新有私交的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杨大实，让他设法救出老夫人。杨大实冒着生命危险，亲赴蒲城，终于将杨母平安接到三原靖国公园的沉香亭。

就在此前后，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和警备第二旅团长沈玺亭、唐得楹先后脱离第十七路军。第十七路军内部的分化严重削弱了这支部队的实力。

2月4日，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和真相。通电表示:“际此民族存亡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全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合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尽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

2月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前往三原。董英斌则率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总部和特务团等机构的人员，由西安向县一带转移。

2月7日，西安绥靖公署发布了由杨虎城签署的布告，以稳定西安局势。布告宣布:“当此前线各军复员之际，诚恐各界不明真相，未免惊疑;尤虑奸人造谣，耸惑视听，致滋意外。合亟布告民众，务望各安生业，毋自惊扰。倘有造谣惑众者，一经查出，定予究办”。

2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宋希濂从当日起兼任西安警备司令。第二天，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顾祝同进驻西安后，提议由他、孙蔚如和于学忠、何柱国派出三名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以办理交接事宜，杨虎城于2月14日返回西安。

在杨虎城返回西安的当天，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会谈中，周恩来劝杨虎城要加紧巩固和训练部队及地方团队，加紧团以下的工作。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88人。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指出:“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电文还提出“五项要求”，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提出:“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决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电文最后指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事业。”中共中央的通电发表后，得到了全国各界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鹿钟麟等1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杨虎城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于学忠没有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但他们在会议开幕的当天，联名提交了题为《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材、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案》的提案。提案提出的八项办法是:一、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士，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志士。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提案还阐述了提出八项办法的理由，最后指出:“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办法建其始基。谨陈管见，提请公决。”

历时八天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22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定将“武装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会议还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对日让步如果超过忍耐的限度，只有抗战一途”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会议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就表明，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及蒋介石态度的有所改变，国民党已经开始接受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东北军骑兵军军长、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何柱国于2月17日前往浙江奉化雪窦山，拜见了被幽禁的张学良，向张学良汇报了“二·二”事件的经过和东北军的近况。张学良于当天致信杨虎城，信中写道:“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愤世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张学良在信中还深情地表示:“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3月2日，东北军发表《致西北同胞告别书》。从3月3日起，东北军开始陆续撤离陕西、甘肃，向河南、安徽、江苏一带开拔。一个月之后，已到达江苏淮阴的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兼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

蒋介石在命令东北军东调豫皖苏、撤出陕甘后，又先后让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传递信息，要杨虎城主动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9日，杨虎城在杭州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谈话中一面表示自己“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一面又大骂张学良给杨虎城听，以收到“敲山震虎”之功效。3月30日，蒋介石再次同杨虎城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杨虎城当面只好答应。3月31日，杨虎城第三次晋谒蒋介石。

1937年4月，杨虎城(前排左七)在新城黄楼前与各界人士合影

杨虎城于4月2日中午返抵西安。第二天，他即致电蒋介石:“此次赴杭请训，深蒙殷勤教诲，心感无已，今后决照钧座指示各点，切实奉行。”在蒋介石的重重压力之下，杨虎城被迫表示辞职。4月21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表示:“职前次赴杭聆训，蒙钧座恳切指示，自当拳拳服膺，不敢有违。并当完全以钧座之意旨为依归。”电文还说:“现在(西安)绥靖(公署)正赶办结束，月内即可竣事，职拟下月来沪晋谒钧座，请示一切。”4月27日，杨虎城正式向蒋介石发出请求辞职电。电文称:“乃以才疏智短，丛集愆尤;复以去岁西安之事，因虑民族之沦胥，遂昧行为之操切。纵钧座鉴其愚诚，原心略迹，仍将策励夫铅钝;在职则顾念纪纲，惩前毖后，何以自解于袍泽。兹幸赖德威恩意沦陕，部曲缩编就绪，善后诸凡就理，何敢以待罪之身，忘陈力之义。思维再四，惟有恳请钧座俯鉴赤诚，恩准辞去本职，俾得退思补过，攻苦绩学，来日方长，报国未已。”4月30日，蒋介石两次复电杨虎城，表示:“所请照准，并派兄出洋考察军事。”5月1日，蒋介石致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并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杨虎城辞职既准，则其西安绥靖公署与十七路军名义，似应明令撤销，其手续及方式如何，请兄等妥商施行。”5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和第十七路军建制。原第十七路军所辖的第三十八军保留番号，西安绥靖公署部队也被编入第三十八军。第三十八军下辖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以及教导团、陕西汉中保安团、黄龙山屯垦大队等。

杨虎城将军辞职并即将出国考察的消息传开后，西安各界纷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将军送行。

5月27日上午10时50分，杨虎城由西安机场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上海。前来机场送行的西安党政军和各界人士达万人之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为杨虎城献上锦旗:“为民族解放奋斗到底!”西安二中的师生打出了“拥护抗日领袖”的大型横幅标语。在全场“欢送杨将军”、“抗日万岁”的口号声和欢呼声中，杨虎城不断挥手致谢，高呼:“同胞们，朋友们，再见!”

当天下午16时，杨虎城飞抵上海龙华机场，受到了在沪的陕西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937年6月，于右任(前排右一)、邓宝珊(后排右二)等在上海与杨虎城(后排左一)合影

杨虎城在离开陕西之前，曾致书中共中央领导人，其中写道:“虎城日内虽离陕远游，重洋万里，深感依依，但在抗日战线上，原作永远之朋友。诸先生爱护国家之忠诚，实所钦佩。尚希益加努力，促进抗日实施。虎城异日海外归来，重履故国，抗敌力量，当必有更进于今日者。斯则临别赠言之微意，所盼于诸先生者矣。”

6月16日，国民政府发出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6月25日，曾与杨虎城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老战友赵寿山、孔从洲等来到上海，为将军送行。第二天晚上，杨虎城在和战友们的谈话中，回忆了第十七路军成长的历史。杨虎城动情地说:“双十二事变的发动，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杨虎城说:“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临别时，杨虎城深情地嘱托说:“兄弟，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杨虎城的一席肺腑之言，岂料竟成了他对战友们的最后赠言。

6月29日，身着陆军二级上将礼服的杨虎城从上海黄埔港码头登上美国“胡佛总统号”轮船，起程出国。与将军同行的有他的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和参谋、译员、秘书等五人。杨虎城在登上轮船前，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杨虎城在谈话中表示:“此次奉命出国考察军事。在个人方面，当拟对于实业及农业等等多加考察，借作将来开发故乡之准备。”杨虎城的谈话，充分表达了这位三秦赤子始终高度关注故乡建设的一腔赤诚。

九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借口寻找一名“失踪”士兵，向北平城外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起攻击，并炮击卢沟桥。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7月8日傍晚，正乘船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杨虎城，从同船的一位美国旧金山华侨侨商的口中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感到异常激愤。他用宋子文临行前送给他的专用电码本，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真相，并表示，国是如此，不胜令人愤慨。第二天晚上，抵达夏威夷檀香山的杨虎城接到宋子文的复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7月11日早晨，杨虎城在檀香山接到宋子文的第二封电报:“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虎城立即向宋子文发出急电:“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就在这一天，杨虎城还分别致电王炳南和孙蔚如，表达了回国抗战的愿望。7月14日，杨虎城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第三天，他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邵力子和孙蔚如，希望返国抗战。7月17日，他接受了旧金山《金山外报》等报纸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关于中日冲突会不会继续扩大这一问题时，杨虎城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乃一有计划之侵略。我国政府人民今再不能容忍，事件必将扩大。”7月22日，杨虎城接到宋子文复电，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俟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第二天，蒋介石也复电杨虎城，要他“继续考察”。

杨虎城、谢葆真与儿子拯中在英国伦敦

杨虎城报国无门，只得继续在美国考察。他先后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

8月4日，杨虎城乘坐法国客轮“诺曼底号”离开纽约，并于8月9日抵达英国伦敦。此后，杨虎城先后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进行了考察。将军每到一地，都以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抗战为第一要务。8月15日，杨虎城在巴黎出席了旅法华侨举行的抗日大会，并发表了演讲。杨虎城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对日的抗战，是被迫而起的抗战。目前我国虽未一切准备好，可是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迷梦，除了抗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8月31日，杨虎城在德国柏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对中日战争的前途作如何估计”这一问题时，杨虎城坚定地回答:“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绝对属于我们的。”杨虎城在仔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危机后，明确指出:“中国国内各界在抗战未开始以前，各有各的意见;在战争既开始之后，全国上下便只有一条路，即是——全民抗战到底。这就是我们抗战最后胜利的把握。”9月25日，杨虎城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说:“中国反对侵略者的胜利将是远东和平最好的保障，也将是欧洲和平的最好的保障。”

9月28日，杨虎城在法国巴黎接到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9月26日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关于八路军取得平型关战役重大胜利的捷报，使杨虎城异常兴奋。他当即复电朱德:“二十六日电奉悉。激战杀敌，举国同欣，谨电驰贺”。

身在异国的杨虎城时刻关注着全国抗日战争的进程。10月中旬，正在法国巴黎的杨虎城收到了宋子文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值此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宋子文的来电使杨虎城振奋不已。10月22日，杨虎城向宋子文发出一封长达200多字的电报，陈述了自己在国外近4个月的行程及活动。第二天，他又分别致电蒋介石、于右任、孙蔚如，述明了自己归国的行程和时间。

1937年8月20日，杨虎城(左侧站立者)在法国比央古华工招待会上发表演讲

10月29日，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等一行，由法国马赛乘坐法国客轮“哲利波号”启程回国。11月19日，“哲利波号”抵达新加坡。杨虎城受到当地华侨和抗日团体的热烈欢迎。11月21日，抵达越南南方的西贡市。杨虎城在当地华侨举行的欢迎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抵达香港。第二天，杨虎城应邀前往香港同济中学，向师生们进行演讲。这也是杨虎城将军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讲演。杨将军在讲演中说:“我国目前已发动全民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均须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今日忠勇之士鏖战沙场，今日之后继者，乃在全国青年。今日在座同学，均为负有此项使命者。余谨以至诚，愿各位同学努力读书，惟须读活书而不是读死书。以民族解放等问题为研究，以抗战作教科书，则民族必可复兴，胜利必属我也!”

11月28日，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嘱其到江西南昌面谈，第二天，宋子文由上海飞抵香港，与杨虎城同住半岛酒店，并且与他长谈。

11月30日，杨虎城和宋子文由香港九龙机场飞抵湖南长沙。当晚12时20分，又由长沙乘火车前往武昌，于12月1日午后2时30分到达武昌。杨虎城一下火车，就被前来迎接的戴笠接到了位于胭脂坪的湖北省政府招待所。

12月2日，戴笠陪同杨虎城由武昌飞抵江西南昌，住进了位于二纬路一号的戴笠办公处。从此，杨虎城就在戴笠的“照顾”下，失去了自由行动的权利。而答应在南昌与杨虎城晤面的蒋介石，却始终没有露面。在南昌期间，杨虎城曾对陪同他的第十七路军老部下王根僧表露过自己的报国之情。杨虎城说:“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

1937年12月10日，戴笠以南昌城经常遭日机轰炸，不安全为理由，将杨虎城由南昌城内迁至南昌郊区梅岭，住进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别墅。第二年5月，戴笠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杨虎城转移到长沙东郊的朱家花园囚禁。杨虎城到达朱家花园后，与他私交甚笃的戴季陶以“探视”为名，前来劝杨虎城“悔过”。杨虎城不为他的花言巧语所动，义正词严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戴季陶碰壁而归，对人抱怨说:“杨虎城态度很顽固!”

1938年1月，已回到西安的谢葆真得知杨虎城将军失去自由的消息，遂决定前去探视。1月14日，谢葆真和杨虎城的次子杨拯中由西安飞抵湖北汉口。三天之后，由汉口乘船前往江西九江，又转赴南昌。谢葆真和杨拯中到达南昌后，不仅没有见到杨虎城，反而被关押起来，从此失去自由。

当年8月，杨虎城又被押往湖南益阳桃花坪。直至此时，杨虎城始与夫人谢葆真晤面，并从此被囚禁在一起。

1938年10月，杨虎城被押解到贵州息烽玄天洞。从此，杨虎城在此被囚禁达8年之久。1941年春，谢葆真在这里生下了幼女拯贵。

1937年11月27日，杨虎城(左五)在香港与友人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遭到了可耻失败。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一洗百年屈辱。

被囚禁在贵州息烽玄天洞的杨虎城将军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不禁喜极而泣。他常常仰望苍天，希望能得到准许自己恢复人身自由的消息。

1946年1月10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1月1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指出，张、杨两将军“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出席会议的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的赞同。7月16日，杨虎城被秘密转押到重庆歌乐山有杀人魔窟之称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将军被安排住进了杨家山的一幢平房内，将军的夫人谢葆真被分开囚禁。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自从失去自由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情不断加重。1946年底，谢葆真开始用绝食的方式抗议狱中的非人待遇。在杨虎城的一再要求下，监狱的管理者被迫于1947年1月20日将谢葆真送进陪都医院治疗。第二天上午，在两名所谓的“外请医生”强行输液一个小时后，谢葆真气绝身亡。这一天，是丙戌年最后一个节气——大寒，也是丙戌年的除夕。谢葆真这名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36岁。

谢葆真的牺牲，使杨虎城悲痛欲绝。他在夫人的遗体前整整守候了三天。谢葆真的遗体火化后，他又将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用白绸子缝成的骨灰袋中，并装进一个作为骨灰盒的木箱中。从此，杨虎城日夜与夫人的骨灰盒为伴，即使夜间，也要放在枕边。

1947年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办公厅主任的朱绍良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朱绍良调任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到任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往杨家山，对杨虎城说，只要他承认错误就可以获得释放。杨虎城正气凛然，坚定地说:“我有什么错误?我一生做的事对得起中华民族。历史会证明是我错了还是蒋先生错了。蒋先生不释放我，我也死而无憾。”朱绍良劝说不成，只得拂袖而去。

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以退为进，蒋介石遂于1月21日发表“引退”公告，并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同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自即日起代行“总统”职责。1月24日，李宗仁下令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

李宗仁要求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的命令下达后，曾担任过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立即从上海前往奉化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如何执行李宗仁的命令。蒋介石回答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军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去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杨在重庆的目标太大，马上将他秘密移押贵州。”蒋介石还要毛人凤对李宗仁的命令“置之不理”。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于2月上旬，将杨虎城由重庆杨家山秘密转押到位于贵阳市郊的黔灵山麒麟洞。

杨虎城遇害处

就在这年的8月24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由广州飞抵重庆。他在重庆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要使重庆再度成为反共产主义的中心。蒋介石到重庆后，命令毛人凤迅速将重庆各集中营的“囚犯”予以清理，并要毛人凤将杨虎城押回重庆秘密杀害。

9月6日晚，杨虎城等人被从贵阳押回重庆，来到了位于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杨虎城等被押到戴公祠时，已是子夜时分。就在“戴公祠”的会客室里，杨虎城和他的次子拯中先后被杀害。随后，刽子手又在戴公祠的警卫室里，先后杀害了杨虎城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以及杨虎城年仅8岁的幼女拯贵、宋绮云夫妇年仅9岁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随杨虎城将军入狱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在随后的重庆渣滓洞“一一·二七”大屠杀中，也惨遭杀害。

刽子手们在杀害杨虎城父子后，将他们的遗体埋入戴公祠门外的花坛中。为了毁容，他们又残酷地将镪水浇在杨虎城父子的面部。

杨虎城将军牺牲时，正值壮年，年仅56岁。

重庆各界追悼大会会场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获得解放。根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第二野战军和重庆军管会的负责人在进入重庆的当天，就开始寻找杨虎城将军的下落。通过对被抓获的中美特种合作所特务的突击审讯，得到了杨虎城将军已被杀害的消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日，根据被俘特务的口供，在戴公祠门外花坛里挖掘出了杨虎城父子的遗体。之后，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杨拯中、杨拯贵、宋振中、阎继明、张醒民的遗体也先后被发现。

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将军的家属发出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杨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介石的囚禁长达十二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终遭残害，举国闻讯，同伸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今日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怀沙屈子千秋烈，为国捐躯一世豪。杨虎城将军身陷囹圄12年，最后竟惨遭杀害，思之令人愤懑，念之催人泪下。将军以身殉国的噩耗传到西安，陕西省和西安市立即成立了由38名各界人士组成的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12月24日，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担任主祭，西安各界13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杨虎城将军活动。

1950年1月15日上午，重庆各界1000多人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杨虎城将军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追悼大会。第二天下午，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以及其他死难者的灵柩从重庆嘉陵江畔的磨儿石码头被缓缓抬上庆华轮，经长江三峡，于1月24日运抵武汉的汉口。1月25日，武汉各界举行了公祭大会。

1月30日，杨虎城将军的灵柩经河南运抵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西安各界人士在西安火车站举行了迎灵公祭。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致悼词。公祭仪式结束后，杨虎城将军的灵柩停厝在他当年驻节处——新城广场，接受社会各界的吊唁和祭奠。

西安各界设立的杨虎城灵堂

2月7日，首都各界人士200多名代表齐聚位于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礼堂，隆重公祭杨虎城将军。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献了花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出席公祭大会并题词:“为中国全民族的解放，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奋斗至死，坚贞不屈，其光荣永垂不朽。”

就在这一天，西安各界1万余人为杨虎城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军的灵柩由新城广场起灵后，沿途15公里的路途上，迎灵和祭奠的群众人山人海。杨虎城将军的陵园位于长安县韦曲乡杜甫祠西侧。这里得地高爽，枕少陵原而望终南山。与杨虎城将军共同长眠于此的有他的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幼女拯贵，还有他的老部下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宋绮云的幼子宋拯中，以及将军的副官阎继明、随从张醒民。

在杨虎城将军壮烈殉国44年之后，将军的夫人张蕙兰女士以90高龄，于1993年2月7日在西安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张蕙兰女士一生节烈奉献，至亲至孝，毕生关心杨虎城将军的革命事业。她的遗体安葬在杨虎城将军陵园。

一位从关中平原普通农家走出的少年，投身于时代的大潮中，英勇搏击，并成长为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杨虎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业绩，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誉，也成为矗立于中华民族亿万大众心中一座巍峨的丰碑。

毛泽东与杨虎城虽然从来没有谋面，但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12月的一年之间，曾三次亲笔写信给杨虎城将军。他对这位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爱国名将念念不忘。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时曾亲笔写下一段批注，表达了对杨虎城的思念之情。武则天时期，担任司刑丞的徐有功因多次犯颜谏诤，遭到周兴、来俊臣等谄媚之辈的诬陷，要武则天杀掉他。武则天不仅没有批准，还起用他为左肃政台侍御史。《徐有功传》记载说:“有功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阅读至此，毛泽东有感而发，挥笔写下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是毛泽东对杨虎城等人为中华民族而英勇献身伟大精神的高度评价。

西安各界为杨虎城举行葬礼

195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曾亲自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过程的周恩来总理因为从11月17日起，将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亚洲七国，便决定提前举行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11月16日，座谈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周恩来还动情地说:至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位牺牲了，一位囚在台湾，他们是千古功臣。

1983年12月6日，汪锋(前右一)、王炳南(前左一)和孔从洲(中)等出席纪念杨虎城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

五年之后，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于1961年12月12日晚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宴请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亲朋好友以及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周恩来发表讲话，回顾了西安事变的史实，追忆了他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友谊，赞扬了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伟大义举。参加招待会的张学良的四弟、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思将军在给周恩来总理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含着眼泪说:“我的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加缅怀杨虎城将军。在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之际，首都各界于1983年11月26日举行了纪念大会。与此同时，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杨虎城将军画册》，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12月6日，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在将军生前的西安止园别墅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馆名。

1991年12月11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西安事变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加思念张学良将军，更加缅怀杨虎城将军，更加敬佩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义举。张、杨两将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

200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杨虎城将军的敬仰与缅怀之情与日俱增。1989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安，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3年11月，在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陕西省和西安市各界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一尊青铜铸造的杨虎城将军戎装雕像矗立在革命公园。当月，由西安事变纪念馆举办的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止园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对杨虎城将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把杨虎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杨虎城以身殉志、壮烈牺牲后的60多年岁月里，数以千计的研究者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杨虎城，有关杨虎城的回忆录、传记、年谱、画册、研究论著数以百计。对杨虎城将军的研究方兴未艾，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涌现。

杨虎城将军为人民生，为人民死，以革命始，以革命终，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有大功于国家民族。杨虎城将军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事业，正如日中天，愈来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倘若将军在天有灵，也当含笑于九泉之下。杨虎城将军为国家为民族所建立的伟大功绩，将永垂史册!

秦岭峨峨，黄河汤汤，千古功臣，万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