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庆祝他的六十寿辰

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

全世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伟大的领袖、被压迫民族最忠实的朋友——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是他的六十寿辰。全苏联的人民、全世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被压迫民族，在这位伟人的六十寿辰日，将要举行盛大的庆祝！

庆祝这位领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领袖！

庆祝这位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领袖！

庆祝这位领导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领袖！

庆祝这位领导和帮助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领袖！

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继承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向前发展，在新的环境下、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论点新的经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实践。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马克思死后，最伟大的理论家是列宁。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及列宁的其他学生，乃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他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用新的经验来丰富了它。”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已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获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

斯大林伟大的功绩，就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受机会主义一切流派——托洛斯基主义、布哈林派、民族主义分子等等的危害，并在与这些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阐扬了列宁主义。

第一，斯大林在阐述列宁主义时，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简短的定义中，说明（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继承性，（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不可分离的统一。

同时，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中心内容说：“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它的出发点，它的基础，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也把列宁已经提出的原理加以发挥：“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是大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以这个胜利有可能为出发点，因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的和飞跃式的性质，帝国主义内部那种引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灾难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同时斯大林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以更详细地说明。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和国家的问题。斯大林阐明列宁的原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地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是无产阶级用这个政权：第一，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镇压内部和外部的反革命；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盟；第三，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关于在共产主义下是否保存国家的问题，斯大林根据新的环境指出：“是的，会保存着。如果资本主义包围在那时还未被消灭，如果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在那时还未被铲除。”“不是的，不会保存着，而会衰亡下去。如果资本主义包围在那时已被消灭，如果它在那时已由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斯大林彻底地解释了列宁在一国内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说明在一国内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同时说明没有世界其他各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国内不能完全地保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同时，在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之下，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第五，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斯大林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党的学说。这就是关于政治路线与组织工作的相互关系，关于挑选、教育、提拔和分配干部的科学的组织，关于审查执行工作，关于与混入党内的敌人作斗争的方法，关于警觉性，关于精通布尔什维克主义。

第六，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整个哲学基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都有新的贡献和新的发展。在为《联共党史》第四章而作的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就是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哲学在一切主要的方面作了一个最彻底的解释。

上述这六点，就是斯大林在新的环境下，在新的条件下，用新的经验，用新的论点，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同样，在殖民地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也一样地光辉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作的分析和估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生存的时代，都是深刻地研究过中国问题和极大的注意中国革命。这由于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以后，中国这个拥有巨大人口和广大领土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残酷地掠夺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的源泉，不但用掠夺中国以维持它本国的反动，而且也维持整个世界的反动，同样也就维持中国内部的反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不仅动摇在中国的各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且也将要动摇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

马克思说：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近代工业制度的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的炸爆发这种危机。当它传到英国国境以外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在大陆上引起政治革命。”（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

列宁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要依赖这种情况，就是俄国、印度、中国构成绝大多数的人民。而正是这种大多数的人民，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被卷入解放斗争。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关于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问题，是不能有丝毫疑惑的。在这一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马克思和列宁在不同的时代中指出了中国革命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www.xing528.com)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如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一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所给予的宝贵的指示，就是最光辉的榜样。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以及因资本主义侵入而开始引起变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那么列宁和斯大林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下半殖民地以及开始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正是从这种认识中，斯大林同志定出了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和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因素、特点、性质、任务和前途。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存的时候，当时是中国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当时中国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有深刻的估计。在列宁生存的时代，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代。列宁对于义和团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有深刻的估计。斯大林同志对于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的国内战争，以及从“九一八”日寇侵略中国及由此而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都有深刻地估计。从那时候起，正是中国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上次大革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

要能正确地决定中国革命所应采取的政策，首先要求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深刻地估计。从这种估计中才能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确定中国革命的政策，才能预见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

斯大林同志正是在这一切问题上都有英明地分析和估计。他曾经在有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说：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事实：一、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及帝国主义在财政上经济上的统治；二、封建残余的压迫，因军阀制度及官僚制度的压迫而加深；三、无数百万工农群众反封建官僚的压迫，反军阀制度，反帝国主义斗争日益增涨；四、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薄弱。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它畏惧革命运动的发展；五、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及其在广大劳苦群众中间的威信日益增涨；六、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相临近。”

这是在上一次大革命时，斯大林同志对于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事实所作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斯大林同志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存在着两条发展的道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使中国革命可以更容易地实现第二条道路，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可是由于在中国帝国主义的以及中国内部的反动力量的强大，中国革命在胜利的道路上要遇到更大的困难，更多的挫折叛变。因此，当时斯大林同志在中国革命者的面前，提出争取第二条道路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根据这种事实，指出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与普通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就是1905年俄国革命也不相同。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它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是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个巨大潮流的汇合。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民族解放革命。这个革命把它主要的锋芒去反对在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首先，这些就是它与1905年俄国革命的区别。事情在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主要工业命脉，铁路、制造厂和工厂、矿山、银行等等，处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由此可见，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起着优势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这两个因素在中国社会中互相结合互相信赖。

“这样，在中国现时的革命，是两个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的运动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潮流的汇合。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汇合。”

从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性质、任务和前途的深刻而英明的认识出发，斯大林同志最光辉发展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榜样。斯大林同志坚决地击毁了托洛斯基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把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降低为关税自主的运动，否认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不懂得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上次大革命的教训时，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原则，给了光辉的解释。说明了列宁主义在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些基本出发点，就是：第一，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严格地区别起来；第二，列宁主义对于指导各个国家革命运动的策略原则及这些原则的运用。

关于第一个基本出发点，斯大林同志曾经说：

“是在于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别国人民的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及附属国家（即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地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情，那里的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那里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那里民族的因素当作解放斗争的因素是不存在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革命又是一回事情，帝国主义压迫别的国家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同样不能不撞着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阶段上，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民族的因素当作为解放而斗争的因素，是革命的因素。不作这种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第二国际同道者的道路上去。”（《国际状况与保卫苏联》）

从列宁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问题的这个基本出发点，斯大林同志指出一种形式的革命与另一种形式的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异，由此得出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应采取的正确政策。

从这个基本出发点中，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的各个发展的阶段，并且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给了明确地分析，指出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的特点。斯大林同志在整篇文中——《时事杂评》《国际状况与保卫苏联》，在论中国的一段中，特别地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原则发挥了。这两篇文章，每个中国革命者，共产党员应当深切的予以研究。

关于第二个基本出发点，斯大林同志说到列宁主义的三个策略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共产国际在为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制定领导的指示时，应当计算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特点；第二个原则，各国共产党应当利用最小的可能来保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巩固的，不可靠的；第三个原则应当计算到这个真理，就是对千百群众的政治教育，仅仅只有宣传和鼓励是不够的，还必需群众自己本身的政治经验。”（《时事杂评》）

斯大林同志在运用这三个原则到中国革命问题上来时，首先，他指出必须估计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道德的特点，必须把共产国际总的原则与各国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联结，必须把共产国际总的原则适应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以便使共产国际总的原则容易实现。笼统的机械的搬用别国的经验，公式主义地提出中国革命的策略，这都是与列宁主义的原则相违背，必然要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前面站着许多强大的敌人，要打败这些敌人，必须要有正确的经过考虑的政策，善于利用敌人营垒内的每一空隙，善于找寻自己的同盟者。革命的先锋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引导到革命的阵地上来，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他指出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从一个口号到另一个口号的更换，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上证明这些口号的正确。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5—1927年大革命及以后的年代中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挥的基本的论点。

当1931年“九一八”日寇开始对中国新的军事进攻时，斯大林同志以无限地愤怒谴责了日寇对中国的进攻，指出日寇侵略的结果，只会加强中国人民对于奴役者的仇恨，加强中国人民进行谋独立的战争，并指出日寇对中国的战争是不会有前途的。

斯大林同志在以后中日关系的每一个发展中，都给了明确的分析。斯大林的这些预示，在中国人民两年以来英勇的抗战中完全地证实了。

中国抗战以来，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以最大的帮助。这正是证明苏联的存在和强大，正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更容易胜利的保证。

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寿辰，学习斯大林同志的理论。

载《群众》1939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