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问题解决进展不足

四川问题

一、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曾一度紧张的四川问题，终于因日本侵略的有加无已，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浪潮，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向国内和平统一政策，已略呈缓和气象，南京政府解决川局的六项办法，虽未曾披露，不知其详，但就近日各报所载，不外“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撤退某几处的川军，并在某几处不再增加川军，”与六项办法同时进行的，南京方面则又扶植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作为牵制刘湘之用，就上面这些情形看来，南京政府对于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上，还多是采用过去的传统办法，偏重于军事的压力和地方间的分化，这虽能弥战于一时，但终非妥善之措施，这只能使中央与地方间嫌隙的加深，造成中央与地方间矛盾的周律期，而使中央与地方间矛盾的不可终日。

我们认为合理的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必须从民主的改革内政着手，首先中央政权应认真的准备抗日战争，真正的实现民主制度，过去一时期内中央与地方间的冲突，均由抗日问题而发动，在有些地方政权的发动确是由于真心抗日，如福建事变、西安事变者然：在有些地方政权的发动，则以抗日是为掩盖，而以挑拨为内幕，如两广事变者然，如果中央政权确立明确的国策，第一对外抗战，则真心抗日者自必趋向于中央政权，而假冒抗日者亦必遁迹，而失其借口；第二对内民主，则真心抗日者自必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假冒抗日者则无以自圆其说，而且在民主制度之下，各方意见既可公开，有所争论亦宜取决于公，而消除许多阴谋诡计，自必减少中央与地方间之隔阂。

以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而论，即有明确的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的国策，也不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但易于消除这种矛盾，则自无待言，前一时期地方政权的发动均在抗日问题上；那么如果南京政府采取明确的国策，而达到国共合作后，则地方政权的发动将主要的会在反对“容共”的问题上。但这种反对中央政权的发动，将失去任何中国人的同情亦属无疑，而把他自己放在汉奸的地位上，这种地方政权的发动是很难成功的。如日本最近策动的五省联盟，就是以反对“容共”相号召，终于只能昙花一现。

二、(www.xing528.com)

四川省的不统一更有甚于中国全国的不统一者，以四川一省而论，“小诸侯”相互割据，防区制度林立，不断的相互战争，民元以来，四川约有五百次以上的混战。横征暴敛更有甚于中国任何一处。苛捐杂税不可以名目记，田赋预征已达民国七十年，这些情形就是造成连年的灾荒，而以今年的田灾为尤甚，使四川人民处于人间地狱，人类相食，要解决川灾，则必须澄清四川政治，消灭防区割据，消除蜀中混战，取消苛捐什税，认真赈济川灾，真正贷款农民。可是南京政府对于解决川灾问题，除拨三百万戊种公债而外，未闻其他任何办法。我们姑无论三百万戊种公债是否能抵押一百二十万现款，假定即使就是能十足押现款三百万，以三千万嗷嗷待哺之灾民，杯水车薪又何济于事，何况中国办理赈务者，又素以贪污闻！

不但如此，还倒行逆施，今年四川又将发行一千五百万元公债，盐斤加税，以全年计将增加七百万元盐税，这使川民将何以聊生！

谁要认真想解决四川问题，谁就应当先从四川的政治经济着手，而首先则以解决四川的民生问题为急务，挽救将死未死的灾民则尤为急务，如果谁想解决四川问题以取得地盘为满足，则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于川民何所补益！

载《解放周刊》，193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