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凯丰文集

论目前救亡运动中的几个迫切问题

一、目前救亡运动中的严重现象

中国共产党当着全国性的抗战一开始，就向全国人民和政府当局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并发出警告，指出目前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虽然这一纲领和警告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和重视，但是政府当局并没有了解到中共这一纲领和警告的深切意义。因此还是继续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多方限制和统制民众运动。这是造成最近在各个战线上军事的失利的主要原因。这一痛苦的教训应当使政府当局来深刻的冷静地想一想，如果不根本地转变目前对民众运动的政策，是很难转换目前的严重的局面。如果再固持成见，将要使民族国家蒙受莫大的损失。

当然国民党中也有不少开明的人士，感觉到须要改变对民众运动的政策，改造军队与改革政治机构，尤其是在前线直接指挥抗战的某些军官中深刻地感觉到国民党十年来政治上的失败，军队不能打仗，民众不能动员，所以他们提出要恢复北伐时代的政治工作。这是非常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来观察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在抗战的实践中，在前线和后方都给他们以深切的教训。

目前救亡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现象，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要起来参加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是当局政府限制民众的救亡运动；一方面是前线作战军队感到没有群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当局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恐惧；一方面是许多的人要想参加救亡工作而没有工作做，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占据抗敌后援会的机关有工作而不去做。这种严重的现象当然是反映出旧的政治机构与老办法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抗战任务。

因为目前救亡运动中表现出这种严重的现象，于是有人喊出“民众力量赶不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这种议论是否正确呢？我们能不能说现在的民众救亡运动落在军事抗战的后面呢？我想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现在全国民众的救亡运动，是“九一八”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潮。这次军事的抗战正是在全国民众的救亡运动的推动与压力之下进行的。因为全国民众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全国都为抗战的空气所压倒。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开始了全国的军事抗战。就在这次抗战中我们也看到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尤其是在前线上的民众自动地参加抗战。因为政府当局不但没有采取开放民众运动，帮助民众运动和组织民众运动的政策，反而采取限制民众运动，抑制民众运动和统制民众运动的政策，因此使广大的高涨的民众运动不能发挥其作用。政府当局不愿意把军队与人民结合，不愿把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我们能够把这些责任加在人民的身上吗？我们能够责备人民没有起来吗？不能的。因此，我们与其说是“民众力量赶不上军事力量”，不如说是旧的政治机构与老办法不适合于新的抗战任务。

正因为某些人只看到目前救亡运动中的严重现象，而没有去把握产生这种严重现象的根源，于是也有人在说这次上海的民众的运动不如上次“一·二八”战争时的积极。其实这也是不合事实的。上次“一·二八”战争时，上海的民众确是英勇地起来援助了十九路军的抗战，难道这次上海抗战，上海的民众就不愿起来援助吗？不是的。上海的民众是在积极地起来参加上海抗战，但是却受到上海政府当局的限制、抑制和统制，使他们不能尽量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上次“一·二八”战争时，上海“民众反日会”是由上海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的。他不是官僚的机关，不是包办的机关，不是空头的机关，他是群众的机关，他是民主的机关，他是工作的机关。虽然那时的民众反日会受到中国的和租界的当局的压迫，但因为他是群众的机关而不是统制的官僚机关，所以他能冲破这种压迫，而取得半公开的地位，进行认真的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战。

现在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产生的。他是由上海市党部，地方协会，以及一些买办所组织起来的。他是一个官僚的机关，统制的机关，空头的机关，不但不进行动员民众的工作，反而到处阻碍民众自动地参加救亡运动。在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出现以前，上海早已有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各地各职业团体的抗日救国会。但是自上海抗敌后援会出现后，藉统一救亡运动为名，依靠官场的力量，将以前存在的一切抗日救国会加以取缔，禁止活动。结果上海民众的救亡运动在上海抗敌后援会的统制之下，都被禁止了。但是上海抗敌后援会从来没有认真进行一点救亡工作，不但如此，据说内部还有个别的买办分子反而接济日寇以粮食，并收买流氓充作汉奸。像这样的抗战后援会怎样能够去担任救亡的动员呢！

这能够责备上海的民众吗？不能的。这只能责备上海抗敌后援会，只能责备上海的政府当局，只能责备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因此上海前线抗日的军官不满意上海地方协会，不满意上海抗敌后援会，不满意上海市政府，不满意主持党务工作的某些人物，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当然的道理！因为这些党务工作人员只坐在洋楼大厦，高谈阔论，而完全不了解抗战的实际情况。

因为目前救亡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严重现象，也有些人在叫喊“民众没有组织”。这是正确的吗？不，不正确的。并不是民众没有组织，民众到处都在自动地组织起来。但是由于当局对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却到处都在取消民众组织。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各职业团体的救国会都被取消了，西安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各地各职业团体的救国会也被取消了。难道这能责备“民众没有组织”吗？这只能责备当局不要民众组织！

上海某军官，发出下列的议论。他说：“在这次抗战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我们因为途径不熟，要找一个老百姓作向导都找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竟误入了敌人的防线！至于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我们的电话一天要修十几次，有的时候甚至于误了指挥！假使民众预先有组织，非但汉奸可以在老百姓严密的组织之下不能站脚，其他如保护交通，帮助运输，作向导，作间谍，不知能够给军队以多少的方便。我们北伐出发的时候，民众对我们的帮助，真不知有多少。这次我们为民族的生存抗战，照理民众应比北伐时更兴奋，更勇敢，但我们竟看不见一个老百姓，使我们军队感觉十分的不方便，连要一包盐非要到上海去买不可。但运输工具又如此缺乏。假使诸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我们情愿不要所有的慰劳品，因当地民众的帮助，实比诸位冒险跑来送慰劳品好得多。”

这里很明显地看到：第一，统制民众运动的恶果，不能使民众自动地参加救亡工作；第二，前方作战部队急需民众的帮助，而上海抗敌后援会则从多方面去限制和阻碍民众帮助前线；第三，当某军官发表他的谈话时，他只把组织民众的责任委诸别人，他没有想一想自己在前线对于战区民众的组织负有什么责任。至于军队纪律的不好，自然也是老百姓逃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当局政府对民众运动统制政策的结果，使大多数愿意参加救亡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好做，而少数的人占据抗敌后援会的机关有工作不去做，因此也有人发出“没有工作做”的怨言，因而感到时局的“烦闷”。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当然国民党统制政策，使愿意参加救亡工作的人们受到许多的限制，但是以上海如此之大，中国如此之广，救亡工作如此之多，抗战工作如此之急，我们能说没有工作做吗？国民党的统制政策当然是限制救亡工作的开展，但是并不能从此作出结论，说救亡工作完全不能进行。只要把握着正确的救亡方针，加以不怕艰苦，不怕麻烦地到处去活动，到处去工作，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去开展救亡工作，哪里会没有工作做呢？

产生“没有工作做”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没有把握住正确的方针，因此不能去找得正确的道路来改变当局的统制政策。或者是由于怕艰苦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因此只在上层的机关中兜圈子，而上层的机关又为少数的人所包办。如果能艰苦地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哪里会没有工作做呢！

二、统制政策是开展救亡运动的基本障碍

我们早已指出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是目前抗战中最大的危险。如果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没有全国广大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要使全国广大人民都来参加抗战，不开放民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全国抗战已经在进行，全国团结统一亦已初步成功，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争取抗战的胜利。现在再没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开放民众运动了。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抗日救国还是有罪的，遭受各种压迫。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政府亦已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因此抗日救国动动也就成为合法的运动了。但是政府当局始终还没有了解民众运动在抗战中占着决定胜负的意义，始终还是惧怕民众的救亡运动。公开的压迫民众救亡运动既成为不可能，于是采取统制民众救亡运动的政策来限制救亡运动的发展。这种政策是目前抗战中最严重危险，使抗战有遭受失败的可能。

自上海抗敌后援会产生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成立抗敌后援会。如果这些后援会确实吸收民众参加而且认真地做救亡工作，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这种抗敌后援会既不是由群众产生的，又不允许群众参加，而且还要去强迫取消原有的群众的救亡组织，这种举动确实违背目前抗战的方针。如上海抗敌后援会产生之后，既不允许群众参加，又不做救亡工作，反而要取消原有的民众的救亡组织。西安抗敌后援会也是一样，强迫地把群众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会取消，企图用这种统制的政策来限制民众动。这种政策既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教，同时也是违背中央政府抗战的方针。

统制政策是开展救亡运动的基本障碍，不改变统制政策是不能使救亡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统制政策的危险是要使抗战有遭受失败的可能，不改变统制政策就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www.xing528.com)

在抗战时期中，在某些方面的确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统制的政策，如对财政经济的统制，对国防生产的统制，对外贸易和对外汇兑的统制，而且在这些方面均应采取统制政策才于抗战有利。但是民众运动就不能采取统制的政策。如果对民众运动采取统制的政策，那就要使抗战遭受失败。为什么对民众运动不能统制呢？

因为第一，民众运动的对象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物品。他是有思想的，有意识的。如果把民众当做“阿斗”，当作死的物品而加以统制，那就不能发挥民众的力量。第二，因为过去的民众运动是在压迫政策之下，如果在抗战中又来一个统制的政策去代替过去的压迫政策，那就不能使民众积极地来参加抗战。

有人说对民众运动可以进行“合理的统制”。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说对财政经济各方面的统制，须要是合理的统制，如果是胡乱的统制也是有害的。但是对民众运动就不能适应“合理的统制”。“合理的统制”只是统制的程度和方法的不同，但是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则是一个样。因此对民众运动的“合理的统制”也是不能采用的。

我们反对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是不是不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呢？不是的。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我们赞成民众运动的统一，而且我们早已为实现民众运动的统一而努力，因为民众运动的统一能够增强抗战的力量。但是统制政策与统一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能借口统一而进行统制。民众运动的统一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个共同纲领之下，来共同行动。这种统一运动是能使民众运动更能广大的发展，不拘组织的名称，不拘组织的形式，化除门户之见，由民众自动地组织起来，在一定的纲领之下，为着争取抗战胜利的目标共同前进。统制政策是削弱抗战的力量，是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是没有共同的目标，是没有共同的纲领，在少数人包办之下，包而不办之下，用一个笼统的名称，取消民众的民主，自立门户之见，结果不但是使民众运动不能发展，而且是更加使民众运动走上分裂。因此统制政策不但不能帮助民众运动的统一，反而助长民众运动的分裂。

上海抗敌后援会就是想借口统一而进行统制，结果并没有使上海的民众运动统一起来，反而增加上海民众运动的分裂。因为上海抗敌后援会不是由群众产生的，不允许群众参加的，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实际的工作，只是官办的，强迫取消其他民众组织，而进行自己的统制。西安抗敌后援会也是一样，当着与西北救国联合会进行统一时，在报纸上公布了共同纲领，但第二天就来否认这一共同纲领。它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西救”，它以为这样就可以统制西安的民众运动。其实它这种不顾信义的行动，恰恰只是表示西安抗敌后援会的破产。而且这种不顾信义，破坏团结统一的行动，在抗战中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失去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风度。这种行动也是与中央政府的抗战方针，与中央政府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精神相违背的。西安抗敌后援会的这种行动必然要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应受到中央政府的谴责。

由这些事实都可证明统制政策与统一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以为反对统制政策就是反对统一运动，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赞成统制政策却是破坏统一运动。所以要赞成统一运动的必须反对统制政策。

三、把广大的民众争取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广大的民众争取到民族统一战线下来，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抗战中去。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怎样才能争取广大的民众到统一战线中来呢？

第一，实行对民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即是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就是开展广大的民众运动，而不是取消民众运动，也不是限制民众运动。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要开展广大的民众运动，必须坚持民众运动的独立性。民众运动的统一，必须在一定的纲领之下才能进行。这种纲领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不妨碍与不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在民众运动的统一已经实现的地方，在共同纲领之下坚持独立的群众工作。在没有成功的地方，更应坚持独立的群众工作，来争取迅速实现民众运动的统一。反对那种无原则的统一，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民众运动的统一，而是助长统制政策，使统制政策更能延长时日。要达到民众运动的真正统一，就要改变统制政策。因为统制政策是歧视其他一切救国团体，是自立门户之见，是狭隘的宗派主义，是固持一党一派的成见。有些人说：“大家似乎并不是不救国，而只是要救自己的团体。”这种意见确是对“大家”的侮辱。不是“大家”要救自己的团体，只有主张统制政策的人才是要救自己的团体，把自己团体的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国家的利益。

目前民众运动中最严重的错误，或者是等待民众运动的统一因而放弃独立的群众工作；或者是进行无原则的统一因而放弃独立的群众工作。这两种倾向都是表示对于民众运动的正确方针的不了解，表现在只在进行上层的统一而放弃下层的群众工作，表现在把群众的救亡运动服从于少数人包办的抗敌后援会，而不能用独立的群众运动的力量去改变包办政策和统制政策。

第二，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群众救亡运动的基础。没有广大的群众作为救亡运动的基础，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充实的。恰好在这一方面是目前统一战线最弱的一点。虽然统一战线的政治影响是无限的扩展到全国，深入到各阶层中去了，他们都认为目前挽救中国最好的方法，是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把千百万的民众组织在统一战线之下，还要经过深入群众的工作。

目前群众工作中的危险，正是忽视深入群众的工作。有些人发表这样的意见，以为“只要找领袖人物，而不要找二流人物”。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对于开展群众的救亡运动与深入群众的工作是极大的阻碍。这种只注意上层的勾搭，而放弃下层的动员，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严重倾向。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由于不了解正确的民众运动的方针，不能进行艰苦的坚持的群众运动，以为只要上层一弄好就“万事大吉”。他不懂得没有广大群众的压力，上层统一是弄不好的。他不懂得如果没有群众力量，就是上层统一弄好了，也是不巩固的不充实的。

第三，动员群众的力量来改变政府当局的统制政策。要改变统制政策，只有根据上述的两点，即是坚持独立的群众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把广大的群众组织到救亡运动中来，才能使统制政策逐渐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被克服过来。有些人说现在只要“保持原有的系统来救国”就够了。这种人的意见完全是不懂得就是因为原有的系统不适合于抗战的任务，而且这种意见也是不愿意去用一切方法来改变统制政策。这种意见是助长统制政策的延长。因为这些人对于统制政策没有尽一切力量去使之早日结束，而满足于现状，于是又发出“少号召多建议”的议论。这种观点对于开展群众运动也是有害的。多建议当然是好的，但是要看建议能否实行。如果建议不能实行，那么就是一百个一万个最好的建议也是没有用处的。建议要能实行，必须要具备一个能够采纳建议的行政机关，即是要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机关。这种政府机关必须是采取开展民众运动的政策。所以改革行政机构，开放民众运动是先决的条件。如果以为现在连开放民众运动的号召都不要，那是非常错误的。现在就是因为政府还没有开放民众运动，所以应当特别加紧地号召开放民众运动。号召当然不一定要多，但是万不可少。因为号召是一种工作的方针。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号召变为实际的行动，要把号召变为群众的号召，为群众所了解。现在政府当局就想用允许建议的态度来“安慰”人民对于统制政策的愤怒，于是在抗敌后援会内设立设计委员会，作为专门建议的机关，甚至在政府内也设立咨询的机关。这种咨询的清谈机关，对民众运动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助长统制政策。

因此在目前要改变统制政策，要使国民党及早地结束这种政策，而转向开放民众运动方面去，必须坚持地把工作的中心放到发动群众运动上面去。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去改变统制政策。

最后，因为最近在各个战线上军事上的失利，必然会引起一些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尤其是某些亲日派汉奸分子，从卢沟桥事变以后久已为全国抗战的空气所压倒，不敢抬头，在今天抗战遭受失利和困难的情形之下，必然又会利用机会来进行反对抗战，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企图用目前抗战的失利来证明“中国无力抗日”的理论。现在就有这样一种议论：“我说中国要两年以后才能抗日，现在的失败，不是证明我的话吗！”也有这样一种议论：“我说了中国不能抗日，你们硬要抗，现在不是失败了吗！”他们用这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掩盖他们的汉奸的理论。他们正利用目前的困难，来达到他们作投降妥协的勾当，因此目前须特别加紧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民族失败主义事实上是对日寇的投降主义。

我们应当承认目前抗战，由于政府当局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是遭受了暂时的失利，但这不是最后的失败。只要政府当局迅速转变抗战的方法，即是把目前的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开放民众运动，马上就能转变目前不利的局面为胜利的进攻。只有坚持抗战到底，采取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使中国独立自由解放。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发展广大的群众救亡运动，改变政府当局的统制政策，揭露失败主义的面目，这是开展群众救亡运动的关键，也即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保证。

载《解放周刊》193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