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文化界息争庆幸：《凯丰文集》带来成果

为北平文化界“息争”庆幸

因“五四纪念事件”而引起的北平文化界和学生间的纠纷，实在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前进道路上一大不幸！本报会有所论评，并对于殴打学生的行为，不能不伸张正义，以为效尤者戒。作者曾经屡次指出，负有指导青年的责任者，不应当扩大青年内部的纠纷，而应当设法弭救之，使青年在团结统一救国的前题（提）之下，团结统一起来。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团结统一，国共两党亦在重返合作，而青年学生界复有何理由要分裂呢？可是“五四纪念事件”的纠纷，恰好又是由于指导青年者的另一方面某些人，从中鼓起殴打，事后复在报纸上大肆吹嘘，因此不能不认定这类人物，不配指导青年，应予正义舆论之制裁，而促其自省！

经过差不多两个月，忽接到北平6月24日电讯：“北平新旧两学生团体，过去因意志不同，故迄无一致行动。近经人调解，完全统一，双方均在拥护和平统一与救亡工作原则下，共同努力。今后平市学运，或将有强力之表现”。读了这一则新闻之后，使我们喜出意外，希望平市学运统一，能成为事实。

不久又接读《北平新报》登载《调解的经过》和陶希圣先生的论文《再论息争》，因此北平文化界的息争和学运的统一，确已显露一线曙光。我们为这一前途庆幸！更愿努力促其实现。在国难当前的今日，我们的责任是在“团结统一，抗日救国”，凡能减少国内一分摩擦，则必能增加一分抗日力量，则团结统一的范围必能扩大而渐趋巩固。

因此北平文化界的息争和学运的统一，在团结统一、抗日救国的前进道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文化界和学生们能本此主张，继续贯彻，则定能收更大的成果。当然，我们应当说明，所谓“息争”是化除冲突，所谓“统一”是为着救国。这正如陶先生所指出的：“我们要求各方息争，并不是把一切争执都息了。必须止息的争是行动的冲突，不是理论与主张的敷陈。我们希望各团体能够一面发扬主张，一面容忍合作。为了这个政府对于民主的推行，是有责任的。”（《再论息争》）我们主张息争，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更无争论，不是的。每人思想的自由，思想的信仰仍是保留的，仍是可以争论的，但是这理论上思想上的争论，也即是说以理论战胜别人，而不是意气凌辱别人。这种争论，应当是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殴打谩骂的方法，因为殴打谩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有民主讨论才能把问题弄清楚，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民主讨论能使各方面都拿出自己的主张来共同商讨。凡是没有鲜明的主张的人，阴谋性的团体，或是带汉奸性的团体如托洛斯基派，他们就惧怕这种讨论的。这也正如陶先生所说：“我们要求各方都能拿出来共同商讨。愈是隐蔽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别人的话头，愈不能取信别人”。

如果陶先生这些话，说的是与做的一致，言论是与行动一致，那么我想陶先生这些言论是能够同意，可是因为过去有许多的事实，在陶先生还未具体表现于行动之前，我们还在等待着陶先生的行动证实。因为过去陶先生的言论是民主思想，行动则是殴打谩骂，因此我们更望陶先生这一回必能言行一致！

我们对于指导青年的原则，还是要各方面不要做分裂运动，不要扩大青年内部的纠纷，而要引导他们到团结统一的道上来。更要求过去对于左翼的青年的谩骂，如说他为共产党利用，被别人牵线等等的污辱应当停止。我想左翼青年都是有头脑的，有思想的，他们不会为人利用，也不会被人牵线，他们只是出于思想的自由与思想的信仰。间或有个别的青年越出极端，也不过因为一时的误解，或由于青年的急性病所促成。这些青年是纯洁的，是热情爱国的。也正如陶先生所说：“在抗敌的准备和行动上，纯洁的“左”倾青年始终是国家和民族最可靠的力量的一支。如果他们能够认清的话，他们决不会寻找有利于敌邦的道路。引导‘左’倾青年走上救国道路，最切要的方法是民主制度的推行。政府如能给与（予）各种倾向的思想家，青年和壮年，以充分的言论自由，使他们能够公开地讨论国策，贡献意见；如能集合各种倾向于一个救亡图存的共同目的之下，便可以化斗争为合作。即令还有少数利用民主制度来化团结为斗争的人，也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了。”(www.xing528.com)

如果陶先生能在“五四纪念”的会议上，以如此坦白的态度，而接受旧学联所提出的统一的建议，就决不会有“五四纪念”的不幸事件。这已是过去了。我们只希望今后陶先生在行动上能如此做。

这些纯洁的“左”的青年，早是走上了救国的道路，而且站在救国的前线。他们一般的救国的热忱，是值得尊敬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错误的，如果陶先生指出他们去的“不加入× ×阵线者是汉奸”，这当然是他们中个别人的幼稚，一时的错误。又如在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他们个别中发生悲愤，这也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没有经验，也是一时错误，都能纠正的，而且已经纠正了。

可是正因为纯洁的“左”倾青年中，有发生这种幼稚病的现象，一些另有企图的人们，如托洛斯基派，正在利用这些错误和幼稚病，来达到他分裂青年运动的目的，达到他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目的，如最近在燕京大学所发生的事件。也正如陶先生在独立评论上所指出的“他们正在利用陕北问题解决后青年‘左’倾分子的烦闷来发展党势。他们不得不标出更‘左’的纲领，不得不做出更‘左’的行动，藉打倒国民党来吸收党众。因之有些人（托派——凯注）比某党（共产党——凯注）更左，是势所必然的。如以不反国民党政府为条件而容许他们公开，他们只有单纯孤独的党干部来公开了。”（二三七期）

因此，文化界的息争和学运的统一是为着救国，那么在反对汉奸团体上，也应当有合作的必要。可是事实却不然，国内许多的舆论界，须明知托派的汉奸作用，早已证实于苏联的审判，托洛斯基指示其党徒不要妨碍日本占领中国，后又证之于日本贵族院的演说，日本军部关于远东的情报从托派方面取得，最近又证之于山西日本特殊工作的报告，收买中国的托派。可是有些人还企图用托派如津贴托派的刊物，登载托派的论文来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求达减低中共的信仰。其实，这是非常之愚笨的，一个受汉奸攻击的政党无论如何不会减低威信，犹之乎一个与汉奸接近的团体无论如何不会提高他的威信是一样。

我们认为陶希圣先生最近的言论，是向团结统一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言论是一回事，而行动又是一回事。陶先生如能从言论表现于行动，我想北方青年是不会因“五四纪念事件”而怀旧怨的，也不应怀旧怨的。只要陶先生的言行一致，我想北方青年一定能推诚合作，而达到完全统一。

载《解放周刊》1937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