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青年的进步成果-《凯丰文集》简介

寄语北方青年

前进的青年倒退的教授

对于北方青年运动的希望，已经在《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那篇文章内，将我们基本的意见提了出来。在那篇文章内对于青年方面的要求是团结统一，以抗日为方针，以民主为方法。对于指导青年者的要求，是不要扩大青年内部的分歧，帮助他们化除宗派成见。

在最近的事实来看，北方青年的大多数，确有长足的进步。如今年的纪念五四运动，虽因杨立奎陶希圣吴葆三等教育界败类分子，指使志成中学的童子军向爱国的学生殴打，他们仍以坚忍的态度，不还一手。这是表示他们的伟大。他们并不以个人的流血为计较，而以国家的存亡为己任。这种伟大的救国青年的热忱，能不使那些下流无耻的教授含羞吗！

北平为中国文化的古乡，素执中国学生运动的牛耳，在中国民族觉醒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传统。但是像今年五四纪念的事件，是中国学生运动中的第一次。从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第一次，一方面从所谓大学教授居然组织打架，而打的又是爱国学生。所谓大学教授也者，顾名思义都知道是组织教育的。而像杨立奎陶希圣吴葆三这样的下流教授，竟以组织打架代替组织教育，这还不是中国教育界的奇耻大辱吗？这还不是中国学生运动中的第一次吗？

也许陶希圣先生领悟了中国的俗话：“不打不成人，棍子底下出好人。”所以他的教育青年的方法，也如从前私塾内最顽固的老先生一样。在它的五四演词中说：“今天我们打得好，应当打，打死一个少一个。我们在未死之前，要和他们奋斗到底。”可是陶希圣先生还在大公报上大谈其“思想界的民主”呢！当陶先生批评思想界没有民主时，他说：“到如今一开口总难免一套谩骂，谩骂之外，并没有折服别人的理论。”陶先生既感觉到唱保卫马德里曲的是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何以不能用自己非残余的西班牙主义的理论去折服别人？陶先生不止“一套谩骂”而且来“一顿毒打”，这恐怕不仅是陶先生的“市侩招字”而是陶先生的金字招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男盗女娼。”这种虚伪的教授，讲的是思想界的民主，做的又是江湖打手。

陶先生曾在北平实报上做了一篇论文说到：“我们中国的坏处，在于中年人不负责任。中年人马马虎虎，把社会弄糟了，却叫青年人来着急。”我想这几句话恰好是说中了他自己。

另一方面学生青年却以伟大的人格，不与流氓式的教授计较，而以理服人。这一回事情是表示学生青年的伟大，这难道不是中国学生运动中的第一次吗！如果在前一些时，在学生中发生殴打，而另一方面不还一手，这种事情是很少有过的。

这回事情表示北方青年是在大踏步地前进。因此在五四纪念事件后，被难的同学获得全国前进舆论界的同情，各处学生组织被难同学后援会，陶希圣的“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亦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被难同学家属提出的控诉书，亦为当地地方法院受理。

驱逐教育界的败类分子

北方青年应坚持既定的方针，即是以抗日为方针，以民主为方法，继续地努力，以达到青年的团结统一。这是抗日的重要条件。但是根据五四纪念事件的教训，应当提醒北方青年更大的注意，高度的警觉。在青年团结统一的前面，还有许多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是教育界的败类分子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青年的团结统一。因此要打开青年团结统一的难关，必须首先肃清教育界的败类分子。像陶希圣杨立奎吴葆三这一流人物，实不配为人师表，而且也是教育界的最大耻辱。北方青年应不惜用一切努力，把这败类分子从北方教育界中驱逐出去。这不但是北方青年的职责，而且是整个北方教育界和一切前进教授的职责。要保持北方教育界的光明，实有清算这些败类分子的必要。如果是一个堂堂的大学，以教育青年自居，则应自动的解聘像陶希圣杨立奎吴葆三这类的流氓教授。如果是一个卓卓有为青年，以学习为职责，则应自动地拒绝像陶希圣杨立奎吴葆三这类流氓教授。

驱逐教育界的败类分子，于青年的学习当然增益不少。中国的古语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虽不能说是有完全的真理，这已是说明青年择师的重要。驱逐教育界的败类分子，于青年的团结也当然增益不少。青年的不团结，当然不能否认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原因。但是就是有这些原因，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之下，也是有可能求得团结的，其所以不能迅速达到团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败类分子拨弄是非，挑拨离间，组织新学联，纵使学生殴打，以求达到个人的目的，而把学生当作工具。

北方青年的团结，新旧学联的统一，不驱逐这些败类分子是做不到的。我想并不是新学联的同学不愿意统一，而是操纵新学联的这些败类分子要分裂。我想更不是新学联的同学要打架，而是操纵新学联的这些败类分子指使殴打。

因此新旧学联的统一条件，必须决定在驱逐这些败类分子的工作做到怎样。应动员整个的社会舆论，首先是前进的舆论界，对于教育界的败类分子作无情地攻击。同时与学校内学生们驱逐败类分子的努力相配合，务必把这些败类分子赶出教育界！

目前新旧学联的统一问题，无须乎特别的强调，因为并不是新旧学联的同学不愿意统一，而是这些败类分子从中挑拨。目前也还谈不到新旧学联怎样来统一，因为现有的条件还不够。而目前应当特别强调的是驱逐教育界的败类分子的问题。把这些败类分子赶出教育界之后，新旧自易归于统一。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一刻放松对于那些受败类分子影响的学生说服的工作。这是一刻不能放松的，因为驱逐那些败类分子与说服受其影响的学生，是两件事情然而是一件工作。

怎样把救亡运动推向前进

华北处在紧张的空气中，第二个“九一八”将在华北爆发。这是无疑的事实，时间的长短可不必去计算。但是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动作来看，冀东察北的厉兵秣马，在华新事件的制造，近卫广田的登台，英日重开谈判，由这些事实来看，第二个“九一八”是要很快地到来。在这种严重的北方的局势之下，华北的青年应当警觉地起来，需要有必须的准备，需要有预先的准备，不要弄到“临时抱佛脚”，以至事变发生，弄到手忙脚乱。这些事先的准备，总的来说就是要把救亡运动推向前进。根据第一个“九一八”的经验，尤其是根据现在华北民众和军队救亡的热情，我们可以断言，在第二个“九一八”中，日本的侵略者将要遭受不可想象的抵抗。这种抵抗不管是自发的或有组织的，都要比第一个“九一八”时不知大若干倍。中国政府如能出面正式的抵抗，则将是大规模抗日战争的开始。如果政府不出面正式的抵抗，这种民众的自发的抗战，也非嫩江的抗战所可比拟。因此北方青年不管将来的抗战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都应事先准备到军队中去，或者组成新的军队。如果抗战开始是自发的，由于青年们的事先的准备，而可以更快的结束自发性而走上有组织性。我们不愿意北方青年，尤其是学生们，再蹈东北大学的故辙。东北大学学生们的失算，就在于他们只准备把学校向关内移，而没有准备学生们自己到民众中去，尤其到留在东北的部队中去。那时还有北平好移，现在再无他处好移了。这当然是北方学生，尤其是平津学生值得领悟的教训。

中国要抗战，而且要胜利，没有大数量的与民众结合的军队，是不可能的。这种大数量的与民众结合的军队从哪里来？就是从青年中来的。没有青年就没有军队。但是有了青年，也还要有必要的条件才能组成抗日的军队。这些条件就是（一）青年与军队结合；（二）青年学习军事；（三）使军队与民众结合。在日本强盗侵略紧急的前面，小视军队的工作，小视青年本身的军事训练，在目前特别危险。(www.xing528.com)

这是把救亡运动推向前进的基本问题。当然这只是基本问题，不做这基本问题是不可以的，只做这基本问题也是不可以的。要把救亡运动推向前进，要实现目前北方青年应付严重的时局，还有许多的方面要努力。

在民主的方面，要尽极大的努力。在上次我们只说到青年应在民主的基础来团结，同时也提到青年内部的民主是与全国人民的民主不能分开的。现在我们来重申争取全国人民的民主问题。民主的问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生活问题。胡适之先生说：“民主政治是幼稚团的政治”。这只是表示他对于民主的意义，一窍不通。这里应当分别清楚两件事，第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主的政治，与第二被压迫民族内争取独立解放的民主政治。当我们说议会政治是历史上过期了的，这只是对苏维埃制的民主来说才有意义的。虽然苏维埃制的民主高于议会政治的民主，但是议会政治的民主又不知好过法西斯专政多少倍。当胡适之说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当然他不是想赞成苏维埃的民主，他却是想用来维护某种的个人独裁。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议会政治在历史上是过期了的，但是在反对法西斯的专政上，他是进步的。

在中国来说，情形又不同了。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不但不是幼稚政治，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极大的进步，中国政治的极大的进步。因为中国经历着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又经历着廿余年的军队割据与个人独裁，经历着百余年的半殖民的地位，如果中国获得独立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的前进，而且是伟大的前进。不分别时间空间，不分析历史的发展，不分析具体的情况，笼统地说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这只表示对于民主政治一窍不通。

王芸先先生则“主张逐渐的推行民主政治”。他的理由是：“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公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天的缺点。”（《六寄北方青年》）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逐渐”地推行民主政治的理由。第一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太短，这当然有些曲解历史。从戊戌政变以来，中国就开始了民主思想运动。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奋斗，都是为民主运动。中国至少已有半世纪以上的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果还说太短，不知王先生的历史尺度以何时才为足够。但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的生活，却要求民主制度。第二说“民主的公民教育”和“识字的公民”太少，试问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又何能有民主的公民教育？在民主的政治下进行“民主的公民教育”，不更容易而且更快吗？识字的公民太少，不正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吗？第三说“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我们的国家社会”，这不正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吗？如果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不更容易铲除他们支配包办国家社会吗？

所谓“逐渐”，当然只是“推延”。

王先生又说到：“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是统一的，建设的，而不是分裂的，破坏的。”这当然是同意。但是中国目前所要求的民主，不仅是统一的建设的，而最基本的是抗日的，民族独立的。民主政治与民族独立是不可分离的，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果不获得独立解放，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犹之乎一个奴隶是不会有自由是一样。

北方青年应当把争取民主的问题，把民主政治与民族解放的关系弄清，抓住全国人民所关切的民主问题，为着实现全国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不能小视民主，人们常有两种偏向，一种只要抗日抗日，而忽视民主；一种只要民主民主，而放弃抗日。这两种偏向都是不对的。应当把抗日与民主，即是把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紧紧地联系。当然这两个东西的联系，不是表示在“抗日不忘民主，民主不忘抗日”的公式上，而是看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决定哪个是主要的东西。譬如在目前的阶段上，应当以争取民主为中心，作为准备实现对日抗战的工具。

人们说，有些人不感觉到民主的兴趣。这是把民主了解抽象化了。真正的民主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譬如说人民要抗日，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这些抗日的人民是不是感觉民主的需要，当然是的。譬如说农民没有地种，工人没有饭吃，是不是感觉民主的需要，当然是的。民主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就是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要有地种，对于工人来说就是要有饭吃。民主对于全民族全国家来说就是国内政治的改革，民族独立解放。如果是真正的民主，有哪个人不感觉到兴趣！有哪个关在监牢里的政治犯，不愿意得到释放的！如果是抽象的民主，口头叫民主，而监牢里仍充满政治犯，这样，当然就是监牢里的政治犯，也不会感觉到“民主”的兴趣。

抓住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这是把救亡工作推向前的一环。

在唤醒民众的方面，要尽极大的努力。应当承认北方青年在这一时期内在唤醒民众的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使华北的救亡运动不断地前进。同时也应当承认在唤醒民众方面，远远不及北方时局的发展所要求的程度。唤醒广大民众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是战胜日本强盗的基本的工作。这是经常要做的，一刻不能放弃的工作。要把救亡运动继续的从青年学生中推广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中去。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但是不打破这个难关，又有什么办法把救亡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上面这些，都是切实的准备对日抗战的步骤。如果是因为要做这些实际的工作，有人认为这是“新准备论”。这是非常错误的。准备民众，准备力量，进入抗日的阵线，这不是“新准备论”，这是革命政党忠实于革命事业的责任。

因为提到有人反对“新准备论”的问题，所以又不能不在抗日与准备的问题上说几句话。抗日当然是要准备的。一般地反对准备，这是抽象的提出问题，而且也没有具体的解答问题。如果要抗日而不准备，这只有一切空谈家才做得到，这也是避免在抗日前进道路上一切艰苦的实际工作的遁词。我们应当加速地准备，切实地准备。这种准备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把准备当做避免抗日的遁词，以为需要长时期的准备，以为没有准备好就不能抗日，口头上高谈准备，实际上一点准备没有，这种“准备”当然需要反对，而且我们曾经反对过现在仍是反对这种无期的准备和虚伪的准备。因为它不是在准备，而是用准备来搪塞抗日的责任。也有一种准备万能的说法，这就是“团结建国”的思想，他以为用不着抗日，只要自己准备好了，日本自然不敢侵略。这种思想实与长期准备没有出入的。

过去南京政府空谈长期准备，实际上的准备很少，因此不能不引起人民对它的怀疑，对它的反对。就是它现在的准备，也还不明朗化，因为准备至少需要有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需开放民众运动，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准备民众的抗日力量。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改革国内政治，澄清吏政，驱逐汉奸。第三发展国防工业和训练抗日部队。在前两问题上完全没有着手做，在后一个问题上虽然做了一些，也还不够。

如果南京政府就在这三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上来准备抗日，我想全国人民是不会反对的，也不应当反对的。国难当前，时局严重。我们应当了解日本强盗是不会让我们慢慢地来准备的。它也不会让我们准备好了的。它要进行破坏我们的准备。因此，我们应当加速地准备，切实地准备，以便在任何时候可以应付发生的严重局势。

我们对于抗日与准备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不是“新准备论”，也不是“旧准备论”，只是每个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的责任。一般的提出反对准备的问题是抽象的，也不能解答实际的问题。应当分别清楚哪些人想用准备以搪塞抗日的责任，哪些人是想用准备以求得抗日的胜利。原则上拒绝准备，这是最愚蠢不过，等于在敌人的前面坐以待毙！

载《解放周刊》1937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