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青年者的期望-凯丰文集

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

北方青年们！

要写《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的原因，不外下列三点：第一，北方是中国国防的前线、北方是中华民族危机的焦点，北方的人民尤其是青年最直接地受到亡国的威胁和痛苦，日本的铁蹄与汉奸的狰狞交叉地踏在北方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背上；第二，北方青年的革命的传统使北方青年成为每次民族运动的发动者。由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保持他的发动者的地位；第三，不能不是因王芸先生在今年的《国闻周报》上所发表的寄北方青年的信所引起的，而在这封信之后，又引起许多北方同学的反响、提出许多问题。因此不能不趁此机会，就王芸先生和北方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而发表一点意见，并愿与北方同学们趁此机会来讨论今后在抗日救国问题上的任务。

虽然，所写的只限于北方青年，并欲以此志愿同样所望于全国青年者亦然。

一、北方青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途径

产生北方青年革命思想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革命传统与北平向来是操中国文化的牛耳这些不说外，我想最近这一次民族运动的发动，尤其是从1935年“一二·九”以来、不能不是因为日本侵入华北，给了北方青年掀起民族运动高潮的直接的客观的原因。因为国内一般的革命运动和国际的和平阵线又更加刺激着和影响着北方青年思想的前进。北方青年中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和前进的教授热心救国，更加坚定了北方青年在百折不回的艰苦中奋斗，使北方青年的思想和行动，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个雄伟的先驱及支流。

从“一二·九”后到西安事件以前，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一般的是在统一的一致的行动下进行着，经历过“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宣传团到民间去的艰苦奋斗、向华北军警的耐心工作、野外的军事演习等等。在这一时期中北方青年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模范的工作方法。大体上这一时期是在全国前进思想界的影响和前进政党的口号之下进行的。而在这一时期中的中心问题，则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北方青年内部没有斗争，北方青年本身没有烦闷与矛盾。不是的当然不是的。那时北方青年内部还有极少数的分子，虽然他们本人还是要“抗日”，要“救国”的，可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

“他们爱护政府是对的，但是他们常常是盲目的信赖，无批评不理智的崇拜与爱护，却是不对了。”

“他们对于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及各校学生会无理智的攻击。他们常常把共产党三字加到一个热情救国的头上，他们在西安事件中持着武力讨伐甚至动净西北各部队的见解。他们对于政府许多错误的设施盲目的辩护，他们对于政府的领袖常常是神化的崇拜。他们也同样的轻视不理甚至压迫一般民众一般青年公正的意志。他们总是辨不清事实，眼光太短，气魄太小。”（《国闻周报》十四卷七期十四页）

但是在那时他们的力量很小，不但不能制胜北方青年前进的思想，反而被前进思想所钳制，北方青年运动是在与这种保守观念的斗争中而胜利的发展起来的，使当时的青年运动不至分裂，而保持统一的一致的行动。

那时北方青年本身的烦闷与矛盾，即是由于当时政府方面对日的继续退让，对学生运动的压迫中而发生的，因此有些青年觉得无出路，表示一时的消沉，这正如石林先生的信中所写的：

“在今日这种情况之下，现就又不能改善，处处予人以失望，甚且变本加厉，青年忍无可忍，自然要果决地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了。这不仅是一个救亡的问题，而是拿救亡来做出发点，以期旧社会的迅速死灭，新世界的加速诞生。”“然而社会给我们的呢？除掉威胁压迫，阴谋捣乱，从没有过正当的指示，还说我们浮动，说我们怕读书，说我们被人利用，我们还有什么好说。有谁知道许多有为的青年，就在这种社会刽子手下，而失望，而消极，而颓废，惨酷的被埋没了呢？”

那时的北方青年运动正是反抗外来的压迫，同时反对内部的烦闷消沉，在这种矛盾的解决中而使北方青年运动，在这一时期内螺线式的向前进展。一直还是保持着它的统一的一致的行动。

从西安事件发生以后，北方的青年运动就开始了一个破绽！这个破绽是于北方青年运动不利，也是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利的。即有所谓极“左”派与极右派的互相攻击，互相排斥，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在青年中是少数”，大多数青年“他们的态度及心理是一致的”。极“左”派坚持不主张释放蒋介石先生，极右派则坚持主张武力讨伐。这种破绽的发生，不应当责备一方面，而应当责备双方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面的主张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是使日本“渔人得利”。极“左”既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件中坚持主张和平解决。我想极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国民党整个立场，因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开明的人士都主张和平解决。这只能是说明他们双方的幼稚行动，正是表示青年的暴燥（躁），而缺少阅历世故。如果双方面真是都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为重，则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自当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为重；则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自当容易化除，而使北方青年运动重归于统一的一致的行动。我想他们之间也没有理由不能不来化除这种误会，因为今天国内和平统一已告初步成功，国内更大的政党都能开始携手合作，难道他们之间的误会就不能化吗？！如果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一个青年的政治家，难道他们就没有政治家的风度吗？而且客观的环境也非合作不可，难道华北的危机减轻了一点吗？田光程先生在《最近学生界严重问题》的一文章说到“互相破坏、互相倾轧、互相殴打”。王永兴先生的文章内说到甚至互相谩骂，你说他拿卢布，他说你拿法币，这当然已经失去了政治家的风度，而变成了阴谋家和王婆骂街。政治家应当讲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是对的。谁的道理不对，谁就是不对的。如果双方的道理都不对，那么双方都是不对的。据说又有新旧学联的组织互相对立。这种情形恰好只能拆散中国人民的团结，而于日本有利，或给某些下流的政客作为利用的工具。应当在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在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上，而使北方青年运动在统一的一致的行动下进行。

我想负有对于青年指导责任的人们，不应抹杀这种事实，也不应夸大这种事实，更不应挑起这种事实。王芸生先生在寄北方青年的信中，站在指导青年的地位，想引导北方青年走向团结，可是王先生在指导北方青年“团结御侮”的方法上，还有许多欠妥的地方，值得商量的地方。王芸生先生鼓励北方青年前进，说“我们现在只有觉得更奋发的，自然不该消沉；我们现在只有更积极的，自然不该失望”（《寄北方青年》）这是很好的、正当的、必需的。但是必须指出怎样去奋发，怎样去积极的途径。王先生想把北方青年运动内部发生的破绽，而单纯的归咎于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所遗留下来的作用”，似乎“最初他是为骗人的，结果必首先骗了自己”。我想共产党是不怕自我批评的，不但党内的自我批评，而且也欢迎人民对于共产党的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詈骂，不管批评的本身有多少真理，共产党都是愿意倾听、考虑与接受的。共产党在西安事件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正是与北方青年中大多数的意见一致的。王先生也在《四寄北方青年》中征引了长江先生《动荡西北大局》一文。我想王先生应当看到长江先生的全文，而且也应当看到长江先生《西北剪影》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长江先生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各大报记者第一个先到西安的。在他的论文中已有公正的批评，是全国人士共知共晓的，而且事实也已明证是这样。至于王先生征引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三寄北方青年》为证据，这又缺乏客观的分析。上海的共产党对西安事件从未有过任何文字的表示，而中共现在就根本无所谓“上海中央局”。也许有这种传单为某方所伪造。因为共产党到现在还不是合法的党，对于这种伪造是无法负责，譬如最近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所散发的冒牌共产党的传单，这是众所周知。如果有不明事实者，以此而责骂共产党，那又到何处去伸冤呢？

吴绛枫先生在给王先生的信（三寄北方青年）中也已把共产党对西安事件的事实说得很明白。吴先生的态度完全是客观的，他的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赞同的。我想王先生应当更客观地来读吴先生的信。我要说这些话，并不是想抹杀在共产党员中还有少数的个别的党员还保有“左”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这种倾向我们的党倾其全力去克服，但我也毫无理由来把北方青年中极“左”派的分子来武断说他们是共产党或者是“受了骗”。以同样的原因，我也毫无理由来把那些极右的分子，说他们是受了日本的挑拨或者是受了日本的收买。我只能说他们双方都是幼稚，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缺少世故阅历，而多于情感冲动。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引导到“团结御侮”的路上来。否则将使一方面跑到更远的极端，或者使双方面都向两极端跑。这于北方的青年运动不利这也是于中华民族不利。我完全同意王永兴先生对大多数无成见的青年所提的号召：

“在北方青年混乱局面中，你们是挽狂涛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左派右派的胡闹固然错了，你们看着事情坏了而不管是更错了。你们的意见常是公正的，而你们又是多数。你们应该奋起，应该负责任。北方青年能否团结，关键就在你们。”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北方青年哪！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我们该自爱惜，该自珍重。”（《北方青年的回响》）

这是真正的北方青年的回响。我们预祝这种回响成功！更望极“左的”青年，回头与大多数站在一起前进！极右的青年则用力赶上去。北方青年运动全国大的团结的之下，团结北方青年的自身！这就是北方青年运动发展的途径。

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来团结

我们要北方青年自身的团结，而反对分裂，并不是没有原则，也不是没有目的。要是一个团结没有原则没有目的是办不到的。北方青年的团结原则和目的就是为着抗日救国。抗日救国是目前最积极的任务和工作。抗日救国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每个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心目中最关切的问题。

北方青年团结的基础就是抗日救国。这里说到政府应当怎样帮助青年团结和挽救青年的分裂，我完全同意田光程先生所提出的三点：第一，积极地卫国抗敌；第二，外交公开；第三，学生组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国闻周报》十四卷四期十三页）(www.xing528.com)

但是王芸先生对于北方青年的指导，却把青年最关切的抗日问题，作了不妥当的回答。当石琳先生在给王先生的信中着重的提出抗日问题时，王先生给抗日问题以如下的回答：

“抗日这个口号与对日不抵抗是相对的。抵抗是动物的本能。凡是动物对于横暴的侵袭没有不抵抗的。我以为‘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就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政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我们根本问题是建国问题——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问题。”（《再寄北方青年》）

王先生虽然在回答石琳的信中说到“这封信可代表一个青年观念的典型，它有痛切的烦闷，纯真的情感，在愤懑中曾失掉自信”，但是王先生却把青年最关切的“抗日问题”认为是消极的，把目前最中心的抗日问题“认为是枝叶的”。因为王先生不能给青年最关切的问题，给以妥当的解答，这样不能不使青年发生失望，而使王先生的指导也难发生效力。

至于说到“抗日”与“救国”的关系，我们毫无理由来同意王先生的意见。“团结建国”的口号是王先生首先提出的，但是王先生把建国的程序颠倒了。因为中国今天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首先受着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危机，要建国则必须先救国，如不进行抗日救国，则中国无法建国。王先生把对外的中心问题，转移为对内的建国问题，这是不适当的。田光程先生在论《如何建国》的文章内，有许多和平统一的卓见是可取的，但也没有说明建国的先决条件在救国，中心的问题在抗日。《大公报》社论（2月25日）《今后的建国精神》一文内，对于国内和平统一的许多意见，也是可取的，但是说到“中国建国的新精神，应为建国而非为对外”，这同样是忽略了中国所处的客观的地位。这种见解不但与全国人民全国青年的意见相反，而且也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团结御侮”的国策相反。王先生把“团结御侮”降低到“团结建国”，把全国人民最关切的问题降低到消极的地位，把中心问题降低到枝叶的地位，把对外的问题转化为对内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心问题仍为“团结御侮”而非“团结建国”。

中国的建国问题基本是在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如果没有这一点，则任何“建国”都是没有意义的。侵略者首先日本决不会让我们来和平地“建国”。因此，只有握着中心的根本的抗日问题，解决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问题，这就是建国，才能建国！只要心无成见的人，我想这种问题都可以明白的。

如果看清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是抗日救国，那么北方青年的团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是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团结的巩固要在不断的批评内部的动摇、妥协与投降的趋向，并排斥真正的汉奸和日本的密探，但不能把汉奸的名义轻易地加到青年的头上去，应极力地说服每一个即使就是一时走入汉奸圈套的分子。我们的青年应当是以理胜人，而不是以气胜人。以理胜人者则常胜，以气凌人者则必败。真正的汉奸在中国人民内部只占绝对的少数，可以说是万分之一，甚至是十万分之一。他们是孤立，是恶臭的，因此他们也不敢公开地活动，有时也还带着“抗日”的面具来破坏抗日。虽然他们是孤立的，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力量。正因为他们有日本的援助，还在支持残局挣扎，以图获得某些中立阶层者的同盟，只有在青年内部树立确当的关系，才不致给敌人以有机可乘。

愿北方青年以抗日为重！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三、在民主的基础上来团结

北方青年团结的方法，应当以民主为原则。一切的意见，应当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一切的争执，应当听取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一切的组织，应由多数人的选举。过去无论哪一方面把多数人意见置之不理，凡有加以压制者，这是不对的。统一的一致的行动，只有统一的一致的意见才能达到，而统一的一致的意见又只有取决于民主才能获得。要获得统一的青年运动，只有民主的发展才有可能，任何单方面的包办，都是违反民主的原则，而必然会引起内部的分裂。青年的组织，学生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因为它包括各阶层各党派与非党派的青年和学生。要是这种组织内部没有足够的民主是不能发展的，是不能存在的。

北方青年前面的任务，应当将各种不同的青年的学生的组织联合起来，在民主的基础上结成联合战线。这是进到北方青年团结统一的方法。王芸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否定的意见，反对联合，反对联合战线，提出抽象的统一。这当然不能帮助指导北方青年的团结，还足以拆散他们的团结。

北方青年不但本身要发展民主，而且要为着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奋斗。青年内部的民主是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的获得不能分离的。当国内和平统一初告成功之时，国内中心之点，即在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和国内政治民主的改革，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正是与抗日不能分开的。国内有些舆论把民主提到第一，而把抗日放到次要地位，这是不适当的。我们争取民主是为着抗日，而抗日又必须实现民主。

国民党三中全会已决定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北方青年应关切的注意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应积极地提出修改的意见，并应引起全国舆论界来注意这问题，并依照孙中山先生演词“学生须赞助国民会议”的遗教，而争取青年学生团体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的权利。现在存在的新旧学联的对立，应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商量，订立谈判，而归于联合。这种商量和谈判的条件，首先双方应当取消互相攻击，取消互相毁谤，站在团结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依据民主的方法，而使北方的青年运动达到统一。

四、北方青年的责任与态度

北方青年站在国防的前线，所担负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他的中心的任务自然不言而喻的是“抗日救国”。但抗日救国并不是一个空的口号，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工作内容。王芸生先生认为“抗日这两个字”、“是有限制的”，“更不能概括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值得商量的。处在今天，做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做一个觉悟的中国人，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懂得中国是被日本正在灭亡着，挽救这种灭亡就是“抗日”。“抗日”虽不能概括一切工作，但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是为着抗日，譬如拿教育和读书来说，我们必须是为着抗日，因此全国教育界都主张“国防教育”。又如拿经济建设来说，我们必须是为着抗日，因此王先生自己也主张应该先建设国防工业，这是很对的，我们目前经济建设，应当是“国防经济建设”。诸如此类，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是为着抗日。

因此北方青年在抗日救国之下的责任是许多的，是重大的，举其大者，则有（一）团结青年一致抗日；（二）宣传组织民众到抗日的运动内来；（三）加紧自身的国防教育（政治的、军事的、技术的）。

要做到这些工作，青年的方式与态度是很重要的。青年的特性是热情的、合群的、勇敢的、直率的、急燥（躁）的。因此也容易发展到他的坏的一方面去，就是冲突的、烦闷的、骄傲的、直觉的而缺理性的，一时的而缺忍耐的。对于青年的特性，我们应当从多方面的来估计，“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即是发挥他们的积极的好的一方面，而砥砺他们的偏向的坏的一方面。

因此，我们对左倾的青年愿意贡献我们的期望。左倾的青年他们的思想是前进的，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而且我们希望这些更加前进，更加积极。他们是青年运动中的火车头，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者，但决不能以此自傲自大，目空一切。而更应当虚心的，诚实的。对于一切不明了者、思想迟钝者，以及反对者，耐心地说服。与他们在一处，时常保持与他们的联系，以便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车头只有驮上成百累千的车箱（厢）时，它才有意义。前进的青年只有率领成千累万的青年时，他才有意义！我们不主张“青年老成”，但是我们也反对“青年枉为”。青年应当用理性来驾御热情，这就是说青年做事，应当思索，根据客观的现实去思索。青年应当用忍耐去驾御勇敢，这就是说做事应当慎重，已经考虑周到的事情，应当勇敢的去做！

对于右的青年，我们的劝告是：去掉保守性，这恰好是坏的成年中劣性在青年中的影响，青年是富于进取的，“迎头赶上去”！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他们也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态度，固持自己的成见是不好的。社会常是进步的！许多人士常骂青年不应参加政治。对于这些人我们也得劝告，不应夺青年这种生活。孙中山先生常说：“学生应当做大事，不应做大官”。你们自己做大官，反不让青年做大事？青年应做大事！

所望于北方青年，在国难当前的今天，在国防前线的阵地，应当百倍努力，团结北方青年，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争取民主权利，以期迅速地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载《解放周刊》，1937年5月1日